“盘旋式游击”——战争海洋中弱小者的游泳术

兰旭子

　　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盛,断四经。--《据奇经·八阵总述》

　　毛泽东曾形象地把战略战术比作战争海洋中的游泳术。在自然的海洋里,只有采用自己最擅长的游泳姿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胜似闲庭信步”，同样,在战争的海洋中,要不被火海铁流所吞没而到达胜利的彼岸,就必须选择最适合自身优势发挥的作战形式和战略战术。彭德怀认为，盘旋式游击,正是弱军在战争海洋中求得生存发展的“游泳术”。

在我军初创时期,彭德怀就指出,盘旋式游击,是红军唯一良好的战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进一步强调:“为欲达到长期地消耗敌人的力量,惟一的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应成为整个抗战的重要部分”。即使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彭德怀仍然认为“游击战是当前我军作战不可少的部分” 。只有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配合,游击战和阵地战的配合,不断以游击战袭扰敌人、分散敌人、消耗敌人,才能帮助正规战造成有利条件,最后战胜敌人。

游击战争之所以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决定的。对此,彭德怀在许多论著中作过深入的分析。主要观点是:

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力量必须有一个长时期的积蓄和锻炼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式也必然经过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在革命力量还不足以与敌人进行正规战争较量时,游击战争必然成为我军作战的主体形式。其二,中国革命战争是最广泛和最彻底的人民战争,这一性质要求战争形式必须与之相适应。而“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 ;其三,中国幅员辽阔,而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敌人对各地区的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间,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 ;其四,“中国道途交通不便,尤其是西南各省多山,我们的部队轻便,行动敏捷,敌则反之”。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游击战争最辉煌的成就,创立了一整套人民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彭德怀游击战思想,其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

在军事对抗中,应以何种作战形式及战略战术迎击对手,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和战场的实际情况。彭德怀在分析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发生的基础和根源时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这就决定红军只能采取避实就虚、避大击小,逐步消耗敌人和壮大自己的作战指导原则。1929年彭德怀在总结平江起义后一年多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红军游击战应“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 。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彭德怀正是运用这种避实就虚专击小敌的手段与强敌作战,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如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敌后游击战中尽管一次作战歼敌在千人以上的屈指可数。但通过近10万次(99847次)的大小作战,歼灭日伪军达 110多万人(其中日军40多万人、伪军70多万)。

　　一、只打弱小之敌,力避与敌主力作战

彭德怀认为,当革命军队处于弱小的发展时期,不具备同敌人打大仗的力量。因此,不同敌主力交战,专打小敌是游击战争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1936 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将对红军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作了详尽的阐述,提出了“红军力量所系的十条作战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在作战的指导思想上,不打没有优势的仗。游击战的特点是进攻,而进攻目标的确定却必须建立在打得赢的基础之上。彭德怀提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在同敌军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平江起义后,面对十倍于己之敌对红五军的“会剿”,彭德怀即确定了一次作战“消灭白军一个营为目的,尽量避开打硬仗” 的作战方针,正是用这一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三省的“会剿”。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比一次更凶恶疯狂的围攻和“扫荡”,且不断变换战术。敌人从“长驱直入、多路围攻”到“四面包围、分进合击”;从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到集中重兵、铁壁全围,但均告失败。这是因为,无论敌人怎样变换招法,朱德、彭德怀始终坚持力避硬战,只打弱敌的原则。在敌人采取多路进攻时,我只以部分兵力(一路)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牵制敌人,主力跳出敌包围圈,选择有利机动的地区隐蔽待机,当出现有利战机时,集中主要兵力歼灭敌之一路。日军在有了几次挨打的教训之后,为不给我军歼其一路的机会,变过去围攻时的长驱直入到逐步推进,大力修道路,设据点,企图以这些新的点线来分割我根据地,尔后再分区“清剿”,各个击破,以实现面的占领。敌人在兵力的部署和使用上,采取先集中后分散,即“扫荡”开始时,首先集中主力四面包围,分进合击,并建立新的点线,尔后高度分散部署兵力,依托点线进行所谓的“神速机敏的讨伐”。对此,彭德怀指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集中对敌之分散。即在敌开始“扫荡”之后,避其锐势,我主力分散转移,到各路“扫荡”之敌侧后,打击敌人,切断敌后方补给线,以主力一部与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于内线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当敌分兵转入建立新点线,采取高度分散部署时,或敌在我根据地内难以立足实行撤退时,我则集中兵力,逐一摧毁敌之据点或在敌撤退中选择好打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执行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的结果,不但敌人围攻、“扫荡”被我粉碎,敌人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消耗,而且使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力量不断增强,到 1939 年,八路军开辟的华北敌后根据地已成为抗击在华日军 2/5 以上兵力的广阔战场。

二 、坚持流动作战,力避攻坚与“恃险死守”

避免打阵地战,是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游击战是分散流动的作战形式。流动性和无固定作战方向和作战战线,是游击战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弱小军队之所以不会被强敌消灭的护身法。彭德怀认为坚持这一作战指导原则,就是要避免打势均力敌的消耗战,尤须力避对敌坚固防御阵地的攻坚战和为防守某一地区的“恃险死守”。

彭德怀所阐述的上述思想,是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弱军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可是对此当时的许多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是认识不清楚的,他们总是超出自己的实际能力去企求不可能的胜利,结果往往损失惨重。土地革命时期的进攻安福之役,就是一惨痛的教训。

1929年7月初,彭德怀出席了中共湘赣边特委、永新县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和与会多数同志主张夺取安福城,只有彭德怀清醒地认识到刚整编不久的红五军还不具备这个实力。他分析敌情指出,安福虽然不大,但城墙高,又很坚固,不易攻克。我一旦攻城,敌必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而我力量较敌薄弱,无力打援,可能陷入被动。彭德怀后来在回忆这场争论时说:“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灭。” 实战的结果不出彭德怀所料,红军向福安城进攻,在离城30里的红福桥和敌军刚一接触,敌军便撤回城内,红军追至城下,发现有重兵坚守。为避免损失,彭德怀决定原路撤回。在返回途中遭敌三面援军的伏击,经过拼死血战才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是役红五军伤亡 300余人,纵队长贺国中、参谋长刘之志英勇牺牲,纵队长李灿和9名大队长负伤,给红五军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因为没有遵循力避硬战的原则而酿成失败,也正因为彭德怀在作战过程中仍坚持了力避硬战的思想,没有强行攻城,果断撤出战斗,才避免了全军覆灭。

因此彭德怀特别强调:“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像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1930年5月,彭德怀准备以袭击方式攻取新阳。但当他率领红五军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在拂晓前进至新阳城外时,发现敌人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城门上悬挂着一幅“迎击彭德怀”的大标语。当时五纵纵队长李灿看到敌人这样猖狂,坚决要求率领纵队攻城。彭德怀权衡利弊后说:“看来敌人有了准备,硬攻要吃亏”。于是决定只以部分兵力佯攻新阳,以引敌郭汝栋部来援,而将主力迅速撤离至援敌必经之地炭山湾设伏,第二天拂晓,当援敌两个团进入红五军的伏击圈时,彭德怀一声令下,红五军以突然猛烈的动作向敌人发起攻击,将其大部歼之。如果当时不顾敌情的变化,集中主力强攻新阳,不但新阳难以攻克,而且在敌援兵赶到之后,就要陷入敌前后夹击的险境中。

彭德怀还认为,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死守一城一地“御敌于国门之外”也是必定要失败的。他指出，即使是井冈山这样地势险要、工事坚固、群众基础很好的地区,恃险据守都是要失败的。“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敌人军事势力与我们武装力量,众寡悬殊。就敌人进攻井冈山而言，敌人作战时可以换班,消耗子弹有接济,伤亡官兵有补充,有西医诊治,而我们往往都成反比例,很难持久抵御,以致保守归于失败” 。后来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游击部队的“极大有利条件就是优势运动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方面如有错误就意味着灭亡”。彭德怀这些深刻的 见解,是他在极其严酷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从成功与失利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结论。其中影响最深的是突围井冈山。

在1929年初的井冈山守卫战中,彭德怀率红五军的 800余名战士,以轻武器和每人10多发子弹,抗击 20 倍于己的敌人,守卫在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阵地上,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黄洋界、八面山相继失守,情况万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考虑到,如果继续坚守硬拼,不仅不能阻止敌人前进,而且会全军覆灭。他与滕代远当机立断,决定收拢队伍突围。彭德怀率原红五军大部及伤病勤杂人员七八百人从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荆竹山突下井冈山后,经过1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才摆脱敌人的追堵。可以说,如果不是彭德怀果断作出放弃据险死守硬拼而突围的正确决策,就不可能有后来红五军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红三军团。这说明,只有打破恃险死守,才能保存弱小游击部队的有生力量,而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不但失去的根据地可以恢复,而且可以开辟发展新的根据地。

　　三 、“强敌跟追,与敌盘旋打圈子”

在游击战中,由于我之力量弱小,强敌跟追是难以避免的。彭德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如到万分险恶敌人追击不已时,须准备向导多人,分置前卫后卫,利用秘密式的夜间行营,稍至数十里远的地方或至普遍有组织的区域作短期间的休息,并力将消息封锁,勿使泄漏,使敌军失去目标,遗忘去向” 。

新成立的红五军撤出平江后,向湘鄂赣三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东北部转移。9月中旬到达修水以南的铜鼓地区。这时三省的敌人联合行动,“会剿”红五军。湖南何键部陈光中旅进到平江东北之龙门土龙铺、大口段一线;湖北鄂军戴垣进至咸宁、崇阳、通城地区;江西的鲁涤平也从江西派出朱培德主力五个团进至武宁、铜鼓、万载南北两线。敌人气焰嚣张,步步向修水推进。敌人总兵力约3万人,而红五军不足3000人。面对异常险恶形势,彭德怀采取“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经常跳在敌军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 。他率红五军避开敌人正面主力,向万载大桥转移。湖南张辉瓒的三个团突然向大桥我军袭击,敌我众寡悬殊,彭德怀指挥部队向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边界山区转移,湘赣两省敌军尾追过来,彭德怀便利用罗霄山脉北段的良好地形,从土龙山向北沿着幕阜山直插东北的九宫山,又巧妙地西进鄂南。当敌人疲惫地追到鄂南时,彭德怀早已率领红五军向通城、通山前进了。不等敌追到通山,彭德怀出敌意料杀了个回马枪,从敌侧翼折回,向九宫山和修水、武宁间南进。当接近修水渣津时,侦察得知江西省府的一个宪兵大队和“靖卫团”驻在渣津。彭德怀考虑我突然来到,敌人毫无察觉和准备,而我军兵力又超过敌人数倍,可乘其不备,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人。遂命令部队发起突然攻击,守敌猝不及防,全部被歼,无一漏网。红五军攻占渣津,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装备了自己, 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增强了粉碎敌人三省“会剿”的信心。敌人得知渣津失守,气急败坏地向渣津扑来。而彭德怀早已率部撤出,转向罗霄山脉北段以东的大山区修、铜、万边界去了。敌人扑空后仍不甘心,又跟追过来。他们被彭德怀牵着鼻子在崇山峻岭、密林峡谷中艰难跋涉。不但无法找到红五军主力决战,还时常被袭扰,天天都有伤亡减员,弄得疲惫不堪,垂头丧气。敌人被拖到10月中旬,精疲力竭,再也无力和红军周旋。这时彭德怀又率红五军从东北转到西南铜鼓幽居,休息了5天。三省敌人士气低落,不愿再翻山越岭跟着红军打“推磨”战,只得带着满腹无奈打道回府。经过45天的艰苦奋战,红五军终于粉碎了三省敌人的“会剿”,开创了湘鄂赣边界根据地。

红五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