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为珠时间为线 串起广州千年城史

普洱茶家

暮岁十二月踏着万里祥云而来，

驱走笼罩在羊城上空的阴霾，

我走出家门，来到广州博物馆，

观赏“百件文物读广州”专题展览，

上百件造型各异的文物，

都在诉说着它们与广州城的故事，

也串联起广州的“前世今生”。

展品“秦戈”，1962年在广州区庄出土，

内端一面刻有“十四年属邦工□蕺丞□口口”十二字，

十四年为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

看到了这把短剑，

是不是联想起战国时期“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呢？

风萧萧啊！易水寒。

这把南下秦军的武器，

是秦朝统一岭南的重要历史物证。

木胎黑漆，盖面朱绘云纹，

烙印“蕃禺”二字。

史载，“蕃禺”即番禺，

是秦置南海郡的首县，又是郡治所在。

这是岭南地区“蕃禺”这一地名见于考古实物最早的一例，

也是岭南目前所见的最早印章遗痕。

秦代岭南，修筑番禺城，

开启广州的建城历史。

展现了 2200 多年来城市中心始终保持不变并逐步形成生机勃勃，

充满活力的岭南文化。

展品越式“食官第一”陶鼎，

西汉 1953年三元里梓元岗出土。

大大的“圆肚子”它可以盛放几十种食材，

“食在广州”的美名，大概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

展品“芳华苑”铁花盆 南汉。

此花盆为南汉大有四年(931)铸造，

盆体两面铸铭文“大有四年冬十一月甲申朔造”“供奉芳华苑永用”。

芳华苑为南汉皇帝刘岩的离宫，

在今广州城西荔枝湾一带，

是南汉帝王游宴的花园。

南汉是岭南地区历史上第二个地方政权，

以广州为国都，改称兴王府，

此时广州城建进入大发展时期，

进一步提升了广州在岭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展品“蛙形金饰片”和“凤鸟蛙形金饰片”，

来自魏晋南北朝。

蛙形金饰片，很小，直径只有2厘米，

金蟾腹部圆润肥大，四肢弯曲，呈跳跃状，呆萌可爱。

凤鸟形金饰片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

岭南地区自古崇拜蛙，器物上多饰有蛙纹，

这类型金饰片反映了此时期北方移民对岭南地区的影响。

展品六面铜印 南朝 。

台钮顶面刻“白记”二字，

印正面刻“周承公”三字，

四个侧面分别刻“周君时”“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版”“臣承公”。

“白记”是下级对上级陈述意见的奏记；

“白覘”用在叙事的书信中；

“白事”印于姓名后面，专用于书简往来。

晋南朝流行六面印，属私印性质。

展品“部曲将印”铜印 晋代。

“部曲”系汉代官职，

“部曲将”设置于东汉末年，魏晋时期沿用之，

统领部曲的将领称为“部曲将”。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制迅速发展，

因社会动荡，部曲逐渐成为世家豪族的私人军队，

并为主人从事农耕生产劳动。

该印反映此时广州跟北方一样，

以部曲制为地方性军事和生产制度。

展品：广州晋墓出土铭文砖，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出土的砖铭。

砖铭的侧面竖排刻有阳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

最引人注目的是上面所书“广州”二字。

“这是广州历史上“广州”一词的首次现身。

广交分治，在岭南历史上是件大事，

不仅“广州”因此得名，乃至后来“广东省”的出现也与此有密切之关系。

端溪箕形砚 唐代。

该砚由端溪朝天砚石所制，

石质细腻，呈紫蓝色，

砚面后宽前窄，呈箕形，

砚池底部凸出着地，形似足根；

砚底后部有两个梯形方足，

与砚池底部成三足鼎立状。

造型古朴，简练流畅，

属唐代端砚精品。端砚自唐代闻名海内，

为传统文房四宝中的珍品，

但唐代端砚流传甚少，

该箕形砚为现存出土时间最早最完整的唐代端砚，

为研究岭南地区用砚历史提供实物证据。

展品唐代青釉辟雍瓷砚也很有趣。

辟雍最初指周天子所设的大学，

校址环形，于雍水之侧。

辟雍砚的主要特点是砚池围绕砚堂周边，如辟雍环水。

辟雍砚始于东汉后期，发展于唐代，

因唐朝皇帝极力倡导书法艺术，

研习书法之风浓厚，砚台的需求量很大。

随着瓷器制造业飞跃发展，

瓷砚也随之盛行。

展品水军修城砖 宋代。

1972年7月，考古人员在越华路与广仁路交汇处发现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城墙遗址，

墙宽6.6米，

墙基底铺有一层长方形和梯形的红砂岩石块，

上面砌砖墙相夹，中间填塞碎砖和泥土。

一些墙砖上，刻有“水军修城砖”和“水军广州修城砖”等戳印。

这些砖上的“水军”可不是今天网络上洗地灌水的写手，

他们是海军的前身，

他们来自于民、服务于民，

或许他们的名字没有载入史册，

但他们在广州城的建造上的贡献不应磨灭。

展品｢寒涛｣琴 明代。

此琴传为明代哲学家、教育家，陈献章收藏和弹奏。

陈献章又称白沙先生，

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

“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

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

明代儒学由理学转变为心学，

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陈献章以“学贵自得”“学贵知疑”为核心，

开创了岭南第一个成熟的学术派别——“江门学派”。陈献章平生清雅好琴，

常携琴游走四方或与好友抚琴唱和。

无人拨弦，琴音却仿似在耳畔泠泠而起；

展柜无风，长长垂下的琴穗却似可随之轻扬，

让人不禁遥想其声澹澹，

如冬日寒潭，静水深流的境界。

展品贝雕广州百子桥人物故事图摆件 清代。

摆件用完整贝壳雕刻而成，

形如簸箕，外壁素身无纹，

内壁剔地浅浮雕一幅广州城东“百子桥”河道景观。

河涌水波荡漾，蓬船缓缓驶过，

河道两岸有镬耳屋，古庙，栩栩如生。

展现清代广州水道及河岸美景，

极富岭南文化气息。

五羊之城，

在千百年里景观变迁，代有精彩。

展品清陈璞纸本《“观音山”图》横幅轴就让我们看到当时越秀山的风貌。

陈璞与黎简、谢兰生并称“画家三杰”。

观音山是越秀山的主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越秀山被纳入广州城范围内，

广东官员在山麓陆续兴建私家园林、书院学堂、军事设施等，

该区域成为广州城军事要点、文化中心。

画中的观音山颇具悠远之姿，

显然寄托了画家的山林理想。

展品湛若水《圣学格物通》、学海堂的课题、广雅书院的课卷 清代。

湛若水《圣学格物通》成书于明嘉靖七年，

摘录五经、诸子、史书及明圣祖圣宗格言大训等著作文字，

内容广泛，主旨在“明圣学”，

为修身与治国、平天下提供借鉴。 学海堂的课题、

广雅书院的课卷，还原了当时年轻学子问学的热忱。

展品苏六朋药洲品石图卷轴 清代

此画一直印在教育路药洲遗址的墙上，

现在终于见到实物了。

这幅作品尽管充满文人意象，但也写实逼真。

画卷中可见，当年提督学院内的药洲遗址风景怡人，

有亭台楼阁，古木修竹，九曜奇石错落各处，俱有异态，

有曲桥架水绕石，可供近观；

长廊倚墙勒碑，以资稽古，

复有石案陶墩、花草盆玩点缀其中，极有逸致。

据苏六朋题跋自述，

他素好奇石，曾入罗浮揽胜，几不欲返。

又久闻药洲九曜石之胜，

“奈以学院之隔，无由赏玩”，

咸丰甲寅立春前一日，

一位名叫瑞山的官员携友到访苏氏枕琴庐，

酒后提议到药洲一游，

苏六朋闻之神往，于是扔下酒杯，立马起行。

众人前往药洲，

玩石怀古，啜茗闲话，日暮始归。

苏六朋于是感慨道：

“向慕之怀，今日始获生平好古之心也”，

遂于灯下搦管，为瑞山写就这卷著名的《药洲品石图》，

为后人了解清代药洲园林提供了图像依据。

展品清光绪十二年“素心兰室”款抄手砚则是另一种风雅。

砚台一侧由该砚主人陆应暄题“井尔井，田尔田，宜丰年。素心兰室珍藏”，

另一侧由梁鼎芬题“金玉其声，瓦铛其形。浑纯古朴，端洞精英。 光绪十二年梁鼎芬观”。

陆应暄是晚清广州府番禺县人，号素心兰，

著有《素心兰室诗钞》。

梁鼎芬是晚清文学家、藏书家、诗人，陆应暄的番禺同乡，

先后任丰湖书院院长、端溪书院院长、广雅书院首任院长等职，

为“岭南近代四家”之一。

这方朴素的砚台，让我们看到旧时文人之间交游酬唱的一些鲜活瞬间。

广州南面大海，北通内陆，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使其始终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节点，

被誉为“两千年永不关闭的门户”。

海路贸易为广州留下了诸多历史遗存，

追溯这些遗迹遗物与史事，

可以感知先民们在推动海上文明交流中所付出的热忱和贡献，

以及开放、包容、和平、互鉴的海丝文化特质。

展品陶船(复制件) ，

1954年沙河顶汉墓出土的随葬冥器。

乍一看，是一艘小船，

但这只是个微缩模型罢了。

这是一艘内河或沿海航行的客货两用大船。

船分前中后三舱，船尾有望楼，船前系锚，后有舵。

“舵”的发明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

此陶船证实了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提出的伟大推想：

“中国在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就发明了船尾舵，”

比欧洲早了近一千年，

此结论随后被其写入《中国科学技术史》。

展品陶俑座灯 西汉后期。

在广州西汉墓中出土的陶俑坐灯，

造型是一个屈膝席地而坐的裸体男子只手高托灯盘。

托灯之奴裸体，深目高鼻，厚唇腮胡，或有胸毛。

据学者研究，

这类俑座灯的陶俑形象，

可能源自汉代沿海路抵达广州的域外人种，

是当时广州达官富人家内奴仆。

这也反映出了广州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早在汉代就有大量的胡人出现。

展品铜熏炉 ，来自西汉，1956年从黄花岗出土。

这个小熏炉炉体方形，方柄圆座足。

盖面及腹部镂空成“回”字体图案的气孔，

专门用来薰香时散放香气。

出土时炉腹内有灰烬或炭粒状香料残存，

一方面反映薰香已成为汉代贵族生活的一种风尚，

同时也说明当时从海外输入大量燃薰香料，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期的见证者。

展品蓝色玻璃碗，来自西汉中期，

1954年在登峰路横枝岗出土。

深蓝色半透明，

广口，圆腹，平底，

唇下有凹形宽弦纹。

器内壁光滑，外壁经打磨，有朱砂痕迹。

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碗，

但它的身世可一点也不普通。

经科学检测，推测其产自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帝国，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来到广州。

它虽然是玻璃做的，

经过2000多年，依旧完好无损！

展品水晶玛瑙珠串，

来自龙生岗东汉夫妻合葬墓出土。

整串由形状大小不一的玛瑙、水晶、琉璃珠组成，

“色”与“珠”相融，

色彩绚丽，色调丰富，

珠串仿佛静态雕塑，

展现文化和技术的相互作用。

东汉墓葬出土大量珠饰，

表明这是汉代广州先民日常生活佩带的饰物，

应为当时海路贸易的输入品。

展品胡人俑，来自长腰岭唐墓出土。

唐宋时期随着海路贸易的兴盛，

每年都有许多外国商船抵达广州进行贸易，

有不少外国人在贸易季节过后仍居留在广州经商，

其中以波斯、大食等国的阿拉伯商人为主。

这对胡人俑展现了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形象。

展品白釉军持，来自唐代。

这是一个用来装水的瓶子，

有一个专属称呼——军持。

瓶的肚子扁扁圆的，

瓶顶戴着一顶瓜皮帽似的。

军持源于梵语中的音译，

意思就是水瓶。

佛教徒多称之为净瓶，

为礼佛时净器。

唐宋时巩县窑、定窑等白瓷窑场所产军持最受欢迎。

展品刻花卉纹风首执壶，

香港徐展堂先生捐赠。

据说是广州“土著”，西村窑的出品。

北宋西村窑位于今广州市西村皇帝岗，

为北宋时期广州外销瓷生产基地。

这只头顶着奇特造型的瓷壶，

是古代阿拉伯地区流行的器型，

唐代开始烧制，

大多出口至波斯、大食等西亚地区。

背井离乡又回归故里，

见证了当时广州与域外国家的贸易往来。

展品浮雕荷叶形犀角杯 明代。

明清时期，

象牙 犀角、水晶、珊瑚、琥珀、酸枝硬木等货重物料源源不断地从海路输人广州，

并由工匠加工制成精致的工艺品 。

此杯用进口犀角雕刻而成，

撇口，杯口为荷叶状，

内壁阴线刻叶脉纹，

外壁浮雕含苞待放的荷花、荷叶及枝梗，

杯足以镂雕技法雕刻出荷叶及枝梗缠绕等图案。

此器造型浑圆厚重，技艺纯熟，

为明代犀角雕刻艺术中的精品。

展品广彩描金徽章开光风景纹汤盘，

清乾隆。

盘中央为马德拉斯港市风景图，

边沿两侧分别对应绘制中国广州黄埔港和英国普利茅斯港景物。

盘口沿上下绘有拉德伯恩的波尔家族纹章，

为利物浦国会议员查尔斯·波尔而制。

普利茅斯(Plymouth)位于英格兰德文郡，

曾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造船厂，

也是 16-19 世纪英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马德拉斯港(Madras)位于南印度东岸，

163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附近建立贸易站，

至 1652 年，马德拉斯已成为英国在南印度的棉纺织品和手工艺品基地。黄埔港是 18、19 世纪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停泊缴纳货税的地方，

也是中西贸易的重要港口。

三个港口在中英贸易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此盘设计巧妙，

是 18 世纪中英贸易历史的重要见证物。

展品售茶图（通草水彩画）十九世纪。

画中室内二人正在交谈，

室外工人将茶叶装箱。

两旁分别绘有拣选茶叶、筛茶以及炒茶场景。

茶叶、丝绸、瓷器是 18 世纪以来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

这三者也是吸引西方人开启东方冒险之旅的最原始动力。

以三类商品为主题的通草画，

大多成套绘制其生产贸易过程，

成为当时西方社会最感兴趣的商业指南。

广州得益于18、19 世纪特殊的贸易地位，

成为三大商品的输出港，

外销画上大量出现此类题材，

从侧面反映了清代广州贸易的兴盛。

展品“哥德堡号”沉船打捞出水的茶叶，清乾隆。

清代广州是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

粤海关每年征收的茶税约四十万两。

“一口通商”时期，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商港，

各地的茶叶从内河运至广州，再装箱出洋。

1840 年之前每年约有 45万担茶叶，

从广州输往世界各国。

这是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打捞出水的经广州出口的福建白毫茶，

至今色味尚存。

展品瑞典“哥德堡号”沉船打捞出水青花斗鸡纹盘，清乾隆。

2006年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访问广州时赠送广州市市长。

“哥德堡”号是一艘以瑞典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城市哥德堡命名的重要船只。

1739-1745 年间该船曾三次远航广州，

其中第三次航行装载了包括 100 吨瓷器在内的 700吨中国货物回国，

1745年9月12日在距哥德堡口岸约900 米远的海域触礁沉没。

“哥德堡”号装载的 100 吨瓷器中有四分之三是青花瓷，

足见瑞典人对中国青花瓷的钟爱。

展品威尼斯银币，来自东山姚家岗明代韦春墓出土。

这枚银币，直径21毫米，重2.09g。

由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帕斯夸尔·马利皮埃罗铸造发行，通行于 15 世纪。

铸后不久就传入广州，

说明广州与威尼斯有着海上贸易的往来，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币。

现今 世界上仅存两枚。

展品贴象牙人脸彩绘广州风景人物纹故事图折扇 清代。

折扇一面绘有双桃形开光广州风景图，

河道蜿蜒、小船扬帆、两岸群山叠翠，

宝塔民居行人隐现其中，

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间隔处绘有芭蕉形开光庭院人物图。

另一面绘清装人物宴席图，共计 50 人，

为今人留下了珍贵的清代岭南水乡人文风貌及生活情景。

公元前214年任嚣筑番禺城以来，

沧海桑田，朝代更迭，

广州城廓随经济发展，

人口增多及珠江北岸南移不断拓展，至清代城垣及山水格局逐步定形。

两千余年广州城市中心始终保持不变，

在中国古代城市历史上书写了独特的篇章。

两千多年间，广州吸收中原传统文化精髓，

又以丝路港市便利融合外来文化元素，

本地工艺继承传统、独树一帜、名扬海内外。

“广州匠”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精品迭 出，

鬼斧神工的象犀雕刻、

鲜艳华丽的广缎广绣广彩……

不仅屡屡被进献皇宫，

也是风靡 各国王室贵族的奢侈品。

展品象牙镂雕蝠寿宝相花套球 清代。

广州地区的象牙雕刻工艺历史悠久，

西汉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象牙球证明汉代广州已有牙雕工艺。

随着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的兴盛，

各种贵重原材料大量进口，

广州牙雕工艺迅速发展，

形成别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广州牙雕以牙球牙扇、牙舫最具代表，

其中象牙球又被称为“鬼工球”，

因其“鬼斧神工”般的技法令世人惊奇。

工匠将一整块象牙用镂空工艺雕成，至今最高可达 50多层，

最外一层浮雕精细纹饰，

里层为镂空几何图案，层层相套，

每层薄如纸，转动灵活，图像交错隐现，奇巧异常。

展品玳瑁雕庭院人物纹名片盒 清代。

盒身正反两面剔地深雕亭台楼阁、人物、树木花卉等纹饰，

构图繁满，雕工精细。

名片盒是西方社交场合的产物。

清代，随着中西贸易交流，

名片盒是西方社会定制的高端商品，

传入中国后成为文人雅士的时尚品，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展品象牙劈丝花卉徽章纹折扇 清乾隆。

此扇由象牙制作而成。

两侧扇骨剔地浅浮雕菊花枝叶纹，

运用镂空劈丝工艺制成，

雕刻细腻，象牙劈丝细如毛发，

堪称广州牙雕工艺的巅峰之作。

扇面分上中下三层装饰，

上层顶端呈半圆形，镂空团花纹;

中层为劈丝及浮雕缠枝花鸟蝴蝶纹饰，

正中有一盾形开光，内雕折枝花卉及定购者的英文姓名缩写字母。

此类折扇属清代对外贸易中常见的私人定制产品，

可根据不同订购者的需求在扇面中部的通用盾形开光纹章图案内添加个人姓名缩写字母，

体现了广州工匠为适应外国市场的个性化需求、缩短产品定制周期而采取的灵活生产方式。

展品混合骨庭院人物图样板扇 清代。

扇骨选用不同材质的物料雕刻不同题材的图案。

两侧大骨为铜鎏金柳亭人物纹，

其余小骨分别为茜

红象牙雕人物花卉纹、贝雕人物纹、银鎏金累丝烧蓝宝相花纹、象牙雕庭院人物纹、玳瑁雕庭院人物纹、檀香木雕庭院人物纹。扇面彩绘三个开光，

正中为广州风景图，

描绘河道蜿蜒，

一艘广船大眼鸡正扬帆，

两岸群山叠翠，宝塔民居行人隐现其中；

另外两个开光绘庭院人物图，

四周描银绘花篮绶带、乐器、花卉等吉祥纹饰；

另一面绘宴席图，共计 50人，人物面孔用象牙制作粘贴，

服饰用丝绢剪裁贴上。

样板扇即向前来订货的买家展示各类扇骨样板，供其选择，

反映了清代外销扇贸易的订购方式。

展品广彩描金戏剧人物纹章纹椭圆形盘 清嘉庆。

此盘主题纹饰为杨贵妃与高力士。

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中国购买大宗瓷器，

英国本土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也征收高达100%的税率，

为了保住订单，私人定制瓷器的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嘉庆年间的纹章瓷常将中国传统人物故事图与西方纹章结合，

定购者的纹章或盔饰绘制在器沿上方，

清代以前广为流传的文学名著、戏剧故事和文化名人，

如三国演义、西厢记、杨贵妃等纷纷被绘制在瓷器上，随商船送达欧美市场。

广彩描金徽章花卉纹盘 清乾隆。

该盘由法国德·古尔特邦纳侯爵约 1745 年定制。

整器绘工极为精细，

盘沿采用的墨彩边饰出自维也纳杜·帕奇尔瓷厂的设计，

这是一种以交织凸起带状纹饰、格子、卷叶等为主要元素组合而成的巴洛克式纹样。

盘的中部还以“白加白”工艺绘制繁密的卷草花卉作为底纹装饰。

“白加白”源自意大利语，

利用不透明的白色料在白色或浅色釉面加绘图案，

18 世纪初传人广州口岸即被广彩匠人熟练掌握。

采用这种技法的产品工艺复杂、产量少但制作精良，

是广彩制瓷与西方工艺结合、难得一见的精品。

青花广彩徽章龙纹碟 清康熙。

17 世纪末，新航路带来海上贸易的繁荣，

西方航海国家直接与中国通商，

中国瓷器大量出现在欧洲市场，

定制中国纹章瓷的风尚开始兴起。

这是现存年代较早的一件在广州定制的纹章瓷餐盘，

盘中心绘制的是英国乔蒙德利家族与另一家族联姻的纹章。

该盘采用釉下青花绘制的龙凤纹结合铁红描金缠枝花卉纹作为边饰，

体现了 18 世纪 30 年代定制纹章瓷的典型边饰特征，

尤其是青花龙凤纹边饰，

目前仅发现不超过10 套纹章瓷餐具采用，

且均为 1720 年前后定制的产品，

体现了中国外销纹章瓷作为清代私人贸易个性化定制产品，

除展现卓越的瓷器烧制工艺外，

也具有重要的断代参考价值。

展品白色绸缎绣花卉披肩 清末。

广绣大披肩是清代中国外销丝绸中的重要种类，

在西方被成为“中国披肩”，

因其由广州运往菲律宾马尼拉再转运欧洲销售，

又被称为“马尼拉披肩”。

“马尼拉披肩”在继承传统广绣技法的基础上，

创新生产出不同时代各具特色的产品，

其面料、染料的变化(特别是鲜艳化学染料的出现)，以及规格、配色、构图、题材、风格的演变等，

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过程，

又是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鲜活载体。

早期出口的披肩为长方形，

1830年代末开始出现方形披肩。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

流苏和编结持续加长，

到了 20世纪初，流苏长度可达 40 厘米。

早期和中期刺绣的留白比较多，

后来受海外市场审美影响，

纹样中的花卉尺寸变大，

布局越来越满，

早期风行的四角布局已不明显。

到了 19、20世纪之交，

白地或黑地的绣花都很流行，

1856 年英国人发明的淡紫色化学苯胺染料出现之后，紫红色也成为流行色。

展品红色花蝶纹广缎 清代。

1960年代故宫博物院调拨广州博物馆收藏。

红地缎，用白、绿、蓝、黄等色织成花蝶，

构图严谨繁密，色彩艳丽，

为清代广东官员进贡的贡品，

代表了清代广缎的最高水平。

此缎充分体现广缎的地域特色，

其图案、花型设计零碎偏小，

但花纹的轮廓和线条自然工整，繁而不乱；

同时采用反差强烈的色彩，

显得十分炫耀夺目，

渲染出欢乐和热烈的气氛，

其有浓郁的岭南装饰风格。

展品石湾窑陈渭岩制青釉俞伯牙陶塑像 清末民初 。

此像为石湾五大名家之一陈渭岩的作品。

其人物陶塑作品，既体现了石湾陶塑的传统特色，

又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

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构造上，

明显受到西洋人体解剖肌理技法影响，显得细腻传神，

但作品本身始终保持了石湾陶塑艺术古朴、纯真、沉稳的艺术韵律美。

这件文物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展品黑红漆描金人物纹披肩盒、盒架

清代。

由黑红漆描金披肩盒、内套纸盒和黑漆描金盒架三部分组成。

盒盖面正中为红漆描金海棠形开光庭院人物纹，

背底正中绘有人物花卉纹，

并有椭圆形开光，买家购买后可根据自身需要绘画纹章或商标。

盒身正面书“白本桷满花大巾”字样。

内置纸盒彩绘庭院人物图，

人物面孔采用象牙制作粘贴，

服饰也用丝绢剪裁贴上，

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花形开光外绘16个圆形小开光，

绘牡丹、莲花、荔枝、佛手等岭南花果。

盒架呈方形，四直脚，

有牙角，十字枨上置海棠形模板，

四角位饰黑漆描金缠枝纹饰。

展品黑漆描金人物纹游戏盘 清代。

游戏套盒是 18、19 世纪中国外销漆器产品中最为流行的外销种类。

这套游戏盒外层大盒内装 5个长方形小盒，

大小盒盖面中部位置均设一椭圆形开光图案，

内绘定购者的姓名缩写字母“C.M.”。大盒盖面正中绘方形开光庭院人物纹，

方形主题纹饰外另设四花形开光，

内绘圆圈锦地纹，些许红彩点缀其中；

其余地方绘金地卷草花卉纹，

四边饰黑漆描金缠枝纹。

盒身均绘红彩圆圈锦地纹和金地卷草花卉纹，

其中一面卷草锦地纹饰尚未完成描金工序，

可见草稿痕迹。

展品黑漆描金人物故事纹内锡胆茶叶盒 清代。

此类茶叶盒是欧洲女眷们在家中举办饮茶聚会的重要用具，

清代广州行商和各国外商也常选此类茶叶盒作为馈赠礼品。

盒面绘描金人物宴席图，

人物后有一六扇屏风，

上书苏轼《前赤壁赋》名句。

盒身四面饰描金戏剧人物纹，

为《三国演义》张飞挑灯夜战马超的故事，

内置锡制茶叶盒。这种形制的茶叶盒在 19 世纪较为流行，

与早期出现的茶叶盒内部构造有所不同。

18 世纪初因中国茶叶价格不菲，

盒内配备茶叶罐体积较小，

且采用一套两件或多件的组合形式，以满足根据宾客个人喜好对茶叶进行自由混搭饮用的需求。

茶叶外盒可上锁，钥匙多由女主人保管。

从不同时期茶叶盒的规格和配置差异，

亦可看出饮茶风尚传播对中西贸易的直接影响。

展品黑漆描金徽章纹团扇 清代。

英国汉门德家族约1830年在广州定制。

扇面绘有英国汉门德家族与格雷姆(Graeme)家族的四等分纹章，

可判定定购者为两家族的后辈格雷厄姆·汉门德准男爵，

四等分纹章中展现的正是其父安德鲁·汉门德与其母安妮·格雷姆的个人纹章信息。

汉门德家族的两代人分别于1790年和1830 年前后在广州定制纹章瓷餐具及漆器，

留存至今实属不易。

这对团扇制作精美、保存完好，且断代准确流传有序，

是清代中西贸易交流极为罕见的实物例证。

展品外国造木嵌螺钿几何纹首饰盒 20世纪初。

从 16 世纪开始，东亚地区的漆器制品以其光亮无瑕的特殊材质和精湛工艺激发了欧洲数百年的市场需求，

中国工匠很快便顺应西方审美生产出专供外销的漆器及各类家具产品。

嵌螺钿工艺是外销漆器和家具中常见的装饰工艺，

主要用于装饰器物的表面，

器物的外沿也常嵌以各种几何形螺钿边饰。

受进口东方艺术品影响，

欧洲本土工匠开始仿制生产同类型产品。

18 世纪中叶以后，

欧洲生产工艺发展迅速，

小型的首饰盒、游戏盒、文具盒等生产数量众多。

此盒为木胎，外国工匠将贝壳磨制成菱形、三角形、长方形等薄片，

与打磨后的彩石条、木条有序拼接、组合镶嵌于硬木表面，

形成繁密工整的各类几何纹饰。

整盒制作工序繁复，

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工艺融合的例证。

展品广彩西洋人物采樱图盘 清乾隆。

主纹饰西洋人物采樱图为西方顾客来样订烧图案，

源自法国版画家尼古拉斯·庞塞(Nicolas Pince)1775 年根据皮埃尔·安东尼·波杜因的画作创作的版画，

工匠为适应瓷器装饰效果。

简化了景物，并吸收了欧洲油画技法。

该题材先在荷兰流行，

1740-1750 年广彩瓷即出现此题材不同版本的纹样，

不仅展现了广州工匠善于学习、融汇中西的技艺，

也记录了乾隆盛世中西文化交流的轨迹。

展品墨彩人物风景图碟 清乾隆，

主纹饰为渔夫图。

这幅作品描绘了河边垂钓的闲暇田园场景，

1735 年至 1755 年间在中国外销瓷产品中大量出现。

此类专门绘制欧洲绘画或人物主题的瓷器产品其定制成本要比普通产品贵出一倍，

体现了中国外销瓷生产，

从 18 世纪初的纯粹中国风格向顺应西方宙美需求，

逐渐融入欧洲装饰主题和元素的明显转变。

展品广彩人物纹章纹汤窝 清道光。

汤窝是 18 世纪中期随着西方饮食文化发展而出现的外销瓷新器型，

兼具实用和装饰功能，

是餐桌上最能吸引眼球的器皿之一，故其造型和做工较为考究。

中国瓷匠快速适应不同市场的使用习惯和喜好，

吸收欧洲装饰手法，

烧制出椭圆形、长方形、圆球状、仿生动植物形等多种造型。

这件汤窝是英国考尔菲尔德家族约 1825年定制套装餐具中的一件，

绘制精美、保存完好，

连极易散失的托碟亦能保存至今实为难得。

展品铜镀金珐琅瓶变字转花开花钟 清代。

报时之际瓶顶红花盛开，四角绿树转动，

钟底出现“喜报长春”。

广钟造型多为以祝寿、年节祝福等为主题的亭、台、楼、阁建筑或葫芦、盆、瓶等具吉祥寓意的器形，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表面颜色鲜艳的黄、绿、蓝各色透明珐琅与细密繁缛的西洋花纹，

以及大量配置的水法、转花、变花、跑人、转鸭、鸟音等新奇巧妙的变动机械装置，

融中西技艺、文化于一体，

体现了广州与西洋、地方与宫廷制钟技术与设计理念的交流与互动。

展品银鎏金累丝烧蓝山水纹嵌玻璃内胆香水瓶 清代。

内有厚玻璃瓶，

瓶带长方形钮玻璃塞。

瓶周身旋圆纹银累丝，

饰柳亭、松树、帆旗、塔等烧蓝纹饰。

造型别致小巧、线条优美，

融玻璃吹制与银鎏金累丝烧蓝工艺于一体，

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

代表了清代广州外销银器的较高水平。

展品人物肖像象牙细密画 清代。

公元前 2000 年，细密画作为装饰开始出现在埃及的卷物上，

古希腊、罗马也十分流行。

15、16 世纪，

以肖像画为主的细密画成为人们喜爱的艺术品，

细密肖像画日益盛行，

最初主要流行于法国宫廷。

在小块象牙上绘制细密画，

难度大成本高且费时，

清代广州港出售的象牙细密画可减免关税，

深受水手、商人们喜爱，

这类肖像画成为他们在广州期间的纪念品。

展品瓷器包装运输纸本水彩画 十九世纪。

清代广州外销画种类和题材繁杂广泛，

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浓厚兴趣，

其中展现中国代表性产品，

如瓷器、茶叶、丝绸等的生产工艺流程的系列画作，

成为西方人了解相关生产技术的主要来源，

在西方市场备受青睐。

水彩画和水粉画因画幅较小，售价较低，

便于绘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泛题材，

在外销画市场中占有最大份额。

这些系列主题的小型画作大多被合订成册或集装成盒，

以 12 幅为一组(与西方常用计数“dozen打 12 件有关)出售。

展品两广总督的中国龙船油画 1884年，

来自美国友人约翰·科尔·库克先生捐赠。

西方人对龙舟竞渡这项中国传统节庆活动尤为着迷，

为投其所好，外销画常见此类题材。

在这幅描绘中国龙船的油画中，

广东画匠根据中国人的作画习惯，

将绘画的主题置于画面正中，

画面除一艘龙舟外并无其它的场景和人物，

显得静止而缺乏动感，

似乎只是向外国客商展示龙舟题材本身而忽略了龙舟竞技的实况，

这也恰恰体现了外销画，

常作为展示中国风物细节的直观载体，

侧重于满足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特定主题的独特功能。

展品银錾刻纹章菊花纹茶具 清代。

此茶具一套五件，含茶壶、咖啡壶、糖碗、奶罐(饮用时通常搭配瓷质茶杯)和托盘。

各器腹部留出盾形纹章图案，

盾牌内刻定购者的姓名缩写字母。

茶具虽银光熠熠，绚丽夺目，

却让人一望可知，其并非中国人使用的传统茶具。

一百多年前，

它们曾远渡重洋，成为英式下午茶文化中的显贵，

见证了清代广作外销银器畅销欧美的辉煌历史，

也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印记。

展品银錾金累丝花朵形挂饰 十九世纪。

造型优美、轻巧别致，

疑为西方女士服装配饰。

累丝工艺又称“细丝工艺”“花丝工艺”，

是将金或银加工成丝，

再经盘曲、掐花、填丝、堆垒等手法，

制作金银饰品的一种精细工艺。

还有一件非常独特的展品不得不提——清《鸦片的危害》通草画册。

这是来自广州永泰兴的作品。

永泰兴是广州最出名的通草画室之一。

这套画册以“鸦片是怎样让人一步步从富足健康彻底堕落为一个悲剧的”为主题，

面向西方顾客传达了中国人对于禁烟的理由和态度。

这些存藏于广州博物馆的百件文物，

萦绕漫溢其间的岭南文化气息，

给人以无限的遐思和美的享受，

只等你来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