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那些世界语时光

青青柏杨

巴金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许尚未被文学爱好者熟知的是，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巴金的翻译生涯，几乎是与他的创作生涯同步开启的。他累计有数百万字的译著传世。而更鲜为人知的是巴金热爱世界语的情结，巴金对世界语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关注和兴趣。巴金的世界语作品在中国的世界语文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巴金通过世界语翻译的文学作品有近30万字，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巴金毕生热爱世界语，对世界语有很深的感情，支持世界语运动。数十年如一日，他献身世界语事业，为上海乃至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在国内外世界语界享有盛誉。陈原同志评价巴金是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1982年11月，巴金在致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的贺信中写道：“从20年代开始，我就在上海从事世界语活动。在这里，我办过刊物，传达中国人民声音，增进海外读者对中国的了解和同情。我一直把世界语看作沟通人类思想感情的良好工具。我热爱世界语六七十年如一日。我所以热爱世界语，不仅仅是因为它科学、完美、易学、易懂，更由于许多立志学好世界语的人都有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心。”

与世界语85年的不解之缘

自巴金少年时代接触世界语起，他就与世界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在学习、应用、宣传世界语。巴金在《随想录》第四集“一篇序文”中描述了学习世界语的一些回忆，提到他于1920年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英语时，开始接触世界语。当时他还不到17岁，看到上海出版的一杂志上有宣传世界语的文章，很感兴趣，就写了一篇短文《世界语之特点》来宣传世界语，该短文发表在1921年5月成都出版的杂志《半月》第20号上。当时有一名叫高自性的朝鲜人在成都高等师范(四川大学前身)开办世界语讲习班，传授世界语，巴金曾向他学习过世界语。

1924年，巴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念书，每天一小时学习世界语课本。他读完课本，又向上海一家“世界语书店”购买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书店有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仍然每天一小时(或者多一些时间)学习世界语，遇到生字就求助于《世界语英语小字典》，一个字也不放过。他先后读完柴门霍夫的《基础文选》《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柴门霍夫传》等。不到一年，巴金就自如地使用世界语，也能用世界语写信作文了。

1927年1月中旬，巴金赴法国留学，在法国期间与国外世界语者通信。1928年，巴金首次与同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的胡愈之见面。1928年12月巴金从法国回上海，时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索非介绍巴金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并聘巴金为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由学会开办的)教员，之后巴金当选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和常务理事。在此期间，巴金和学会其他同志一起先后编辑学会的世界语月刊《绿光》( La Verda Lumo)。巴金在《绿光》发表过许多文章，比如“En la Malluma Nokto”(在黑暗中) (第5卷第10-12期合刊)，《伏尔加，伏尔加》(第7卷第5期)，《世界语创作文坛概况》(第7卷第1-2期合刊、第3期)，《世界语文学论》(第7卷第7、8、9-10期合刊),《Mia Frateto》(我的小兄弟)(新1号)等。

世界语月刊《绿光》是由上海世界语学会在1922年7月创办的，每月一期，直至1933年年底，共出版了10余年。当时，学会负责人胡愈之负责月刊的编辑、印刷和出版等事务。1932年7月起，巴金和王鲁彦等主编了《绿光》新版。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语月刊《绿光》对推动上海乃至中国世界语运动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同时上海世界语学会还将它与各国世界语刊物做交流，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世界语运动的联系与交往，增进相互了解。

从1928年到1951年，巴金从世界语翻译了数十万字的小说、诗歌、戏剧，把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这是我国世界语者的骄傲。巴金通过世界语翻译的作品主要有俄国斯泰恩堡的史话《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运动略史》、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俄国导演家托戎斯基的民歌《伏尔加，伏尔加》、克鲁泡特金的论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三个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国境之夜》《首陀罗人的喷泉》，罗马尼亚小说家勃拉特斯古·伏奈斯蒂的《加斯多尔的死》、匈牙利世界语作家尤里·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俄国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保加利亚小说家Dobri Nemirov的《笑》等。

巴金撰写的世界语文章和从世界语翻译的作品大部分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所作。上海是我国最早传入世界语的城市之一，上海的世界语运动开展得比较早，发展也比较快。中国世界语界称上海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源地和摇篮。上海世界语学会在1908年成立，是我国最早的世界语团体。1925年上海世界语学会建立上海世界语图书馆，开设上海世界语书店，给当时学习世界语的各界人士很大的帮助。1926年上海世界语学会举办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胡愈之、巴金、索非、陈兆瑛等先后在函校任教。当时全国各地许多青年出自爱国热情，希望通过世界语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以振兴中国，函校为我国各地培养了许多世界语者。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中国世界语运动走上了同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相结合的道路。中国世界语者不仅是以推广世界语为宗旨和追求社会进步人士，而且也是爱国主义者，有的甚至是革命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20多个世界语组织发表宣言，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931年12月胡愈之、楼适夷、张企程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简称“语联”。它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的中国支部。胡愈之为联盟书记。随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涨，“语联”于1936年4月出版了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新闻稿《中国怒吼》(Ĉinio Hurlas)，每月一期(16开)。从1937年10月起，每十天一期(8开)向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发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这是中国世界语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开端。1933年9月“语联”在上海举行了上海世界语协会第二次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纲领性口号“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iberigo de Ĉinio)。这个口号直至抗日战争结束，一直成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指导方针，成为这个时期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主要特征。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同志为延安“世界语展览会”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这个题词对当时和后来在中国传播世界语起了重要作用。

与世界语在一起的岁月

1951年3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巴金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64年6月巴金参加由上海文化局召集的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还有黎维岳、潘逖书、叶纲予、徐声越、先锡嘉、王亚朴等著名世界语者。1965年1月巴金去上海图书馆参观“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这个展览首先是1963年7月在北京展出，陈毅副总理和胡乔木、刘长胜、楚图南等领导先后参观过这个展览。

“文革”中，巴金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在“文革”期间还经常翻阅世界语书刊。“文革”结束后，1978年8月25日，巴金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以德田六郎为团长的日本“《中国报道》之友”访华团，刘火子、潘逖书、先锡嘉、许德基等世界语者参加了座谈会。在1979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理事。

1980年5月11日，巴金与刘火子商谈成立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有关事宜。同年8月，巴金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致辞。回国后，巴金撰写了《随想录四十八》：《世界语》，后把文章作了少许修改，题目改为《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寄《中国报道》杂志社，该文刊登在《中国报道》1980年第12期上。他在文章中说：“经过九十三年的考验，波兰人柴门霍夫创造的Espe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认的唯一的“世界语”了。它已经活起来，不断地丰富、发展，成了活的语言”，“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学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文章最后说：“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问题，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1981年8月，在巴西举行的第6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巴金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名誉监护委员会委员。

1981年12月6日，巴金同胡愈之、楚图南、夏衍、赵朴初、叶圣陶、冰心、叶籁士等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巴金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回顾自己青年时代学习世界语的情况。他说：“将来有一天各民族都懂世界语，那么对于互相了解就很方便了。所以世界语的前途是无限的。”

“我的心总是和你们的心跳动在一起”

巴金身体欠佳，但仍多次给各地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会议写贺信、题词，足见他对世界语的热爱。巴金先后给四川省世界语协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报道杂志社、《世界》杂志等写了贺信，还给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第二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第一届亚洲世界语大会等发了贺信或题词。正如巴金在给中国报道杂志社的贺信中所说：“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写字困难，不能参加庆祝活动。但我的心总是和你们的心跳动在一起的。你们的火也在我心里燃烧，我愿意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选摘自汪敏豪 《 巴金的那些世界语时光》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