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三一堂（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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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拍摄于2021圣诞前夕12月20号，之后进入维修期。在此特别感谢小克勒•李

上海圣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 Shanghai）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原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区。教堂东临江西路，北临九江路，南隔汉口路即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厦。因其红色外观，教堂俗称“红礼拜堂”。

圣三一堂是一座专门为英国侨民中的圣公会教徒服务的教堂。1847年先建造了一座小型教堂。在原教堂失修后，座堂于1866年至1869年参考参考建筑师乔治·吉尔伯特·司各特（George Gilbert Scott 1811-1878）的设计重新建造，外观为新哥特式，亦是上海早期最为庞大华丽的基督教堂。1875年教堂升格为圣公会北华教区主教座堂，1893年在教堂左侧增建高耸的钟楼。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遭到严重的破坏。

图片为1908年的圣三一堂

圣三一堂曾为英国国教会（Anglican, The Church of England）远东上海地区英语圣公会主教座堂、普世圣公宗前中华圣公会教省主教院辖下国际性主教座堂。自2006年开始，圣三一堂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总部附属教堂。历经修葺后的圣三一堂基本关闭状态偶有活动。所以一直有着神秘的色彩。今有幸入内参观

1847-1866

上海圣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的前身为1847年建成的圣三一礼拜堂。在此之前，在上海的英国侨民均在英国领事馆举行礼拜仪式。[1]宝顺洋行（Dent & Co. 又译颠地洋行）的苏格兰裔商人托马斯·查伊·贝尔（Thomas Chaye Beale）购置下教堂所在的地皮并捐献给教会。因圣堂临近英国海外传道会（C.M.S.,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故堂前街道也称为教会街（Church Street），直到1865年才改名为江西路。原普通规模的圣堂质量欠佳，在1850、1851年间大修过一次。在这期间，该堂接二连三地发生一系列不幸：第一任牧师路德溺水死亡，第二任牧师郝博逊从屋顶上翻落下来，1862年，这座圣堂又遭遇强台风的破坏而坍塌，无法继续使用，被迫拆除。

乔治·吉尔伯特·司各特

原教堂拆除后，英国建筑设计师乔治·吉尔伯特·司各特（George Gilbert Scott 1811-1878）设计了新哥特式风格的新教堂。由于司各特最初的设计过于华丽，超过了上海英侨的经济承受能力，加之新堂需要容纳更多的教徒，于是转请当时上海唯一具有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会员身份的设计师威廉·凯德纳（William Kindner）修改了建筑图稿。

1866-1949

1866年5月24日，圣三一堂奠基。1869年，耗银7万两的教堂经历三年的修建后正式启用。圣三一堂仍以新哥特式为主体设计，但其设计亦体现了多种建筑风格的融合。1893年，在圣三一堂的左侧，又增建了一座高耸的钟楼，这座钟楼大大增强了这座教堂的新哥特式意味。钟楼为四方形平面，尖椎形屋顶，四角有4个小尖顶。钟楼内安置了八音大钟，能按着圣诗的音韵敲打。1901年，钟塔塔顶加建了一个尖顶（该尖顶毁于文革期间）。1908年，圣三一座堂开始改用电灯照明。1914年，圣三一座堂内安装了从英国海运来的远东最大的电鼓风管风琴。在1930年代十层以上高层建筑在上海出现以前，圣三一堂的钟楼曾经长期是上海的制高点和最醒目的地标，尤其是对于乘坐轮船进出上海的乘客。

1949-196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部分英国侨民起初并未撤出上海，圣三一堂仍然维持着英国侨民座堂的特色。1951年至1952年，圣三一堂驻堂圣品牧师团，以及英籍教友陆续撤离上海。座堂最后一位主任牧师特里维特（The Very Reverend A. C. S. Trivett）离开上海。

1953年，圣三一堂的英籍业主被通知已经欠下了高额房地产税，于是将圣三一堂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圣三一主教座堂赠予全国三自筹委会；全国三自筹委会又将该堂移交给同一教派背景的中华圣公会。中华圣公会总议会接收圣三一堂后，进行了一次修缮，许多捐款来自于曾在该堂礼拜的圣保罗堂的教友。在1955年教堂修缮工程完工后，举行感恩、祝圣礼拜，圣三一堂成为中华圣公会的总座堂，中华圣公会主教院决议将此座堂定位为上海本地的国际性英语圣公会主教座堂，由主教院主席陈见真主教管辖。

1958年，中华圣公会主教院最后一次会议在圣三一堂举行。之后在献堂献庙的高潮中，附近其他教派的教堂，如山东路天安堂（属于中华基督教会，原由伦敦会开辟）的信徒，也被并入圣三一堂，同时，圣三一堂仍继续沿用圣公宗传统的公祷书。

1966至今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声势浩大的破四旧高潮中，所有宗教活动均被禁止，圣三一堂连同上海所有的宗教机构一同作为“四旧”被关闭，附近江西中路原培成初级中学一些红卫兵受指使纵容，侵占了圣三一堂。圣品人被勒令接受批斗，然后被遣送到工厂、农村进行体力劳动。座堂东北侧最具宗教特色的维多利亚哥特式八音钟塔，其尖顶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标志，被上百名红卫兵用绳索将其拖下，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被在场观看的居民留下了深刻的一幕。几天后，有不明身份的人士进驻，接管了座堂、图书馆、档案楼及全部教牧人员的办公楼生活区域，实施系列查抄并悉数没收。此后几个月里，十四、五岁的红卫兵占据座堂内部圣堂区域，大肆破坏了座堂内的教会设施，教堂内的稀有珍贵的古管风琴也同时被损坏。座堂祭坛前不远处有个通地下室的暗门，主地室内存放着几十座英国侨民教友的骨灰盒亦遭受破坏。

在文革结束后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教堂长期被黄浦区政府征用。

2005年6月6日，上海圣三一堂被归还给基督教机构，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从圆明园路169号迁入圣三一堂北侧的4层附属办公楼（九江路219号），两会负责人季剑虹、曹圣洁迁入办公。教堂计划在修复后重新开放

建筑风格和结构

设计师司各特为圣三一堂设计的外观大体上属于新哥特式（又称哥特复兴式），设计了许多带有哥特风格的元素，如遍布教堂各处的尖券，只是在入口门廊处却采用了半圆券。整座教堂的室内外均采用清水红砖墙面，因而圣三一座堂又俗称为“红礼拜堂”、“英国教堂”。教堂内外两侧皆为尖券排柱长廊；不过并未采用哥特式教堂中常见的束柱，而是采用显著柱帽的单根矮柱，柱帽上面顶住连续尖券拱廊。圣三一座堂的建筑平面符合教堂规范，为拉丁十字式，长约47米，宽约18米，堂身高19 米。后部的至圣所符合圣公会规范，为古安立甘式半穹顶结构。圣三一堂面朝西方，即朝向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

在地处长江三角洲冲击地带，地质松软的上海建造大型工程，首先要解决避免建筑沉降的问题，因此在建造圣三一座堂期间，曾在一千平方米的地基上打下了八千多根木桩。

建筑内饰

圣三一座堂圣堂内为拼花大理石地面，设有拉丁礼祭台、阶梯讲道台、鹰形读经台、洗礼盘（在东北角），均装饰有精美浮雕。座席为靠背穿藤的长椅，椅背钉着捐献者姓氏的铭牌。1914年伦敦管风琴制造商沃克公司（J. W. Walker & Sons Ltd）为教堂制造的管风琴为全亚洲最大。1925年，圣三一堂向英国管风琴制造商哈里森公司（ Harrison & Sons Co）公司定制了一台大型电鼓风发力管风琴，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圣堂经过琴师试奏后，由英方通过海路运至上海。此琴安装在座堂建筑十字交界处近北侧的两排座堂诗班席后方，琴键、琴栓及琴师座位在二层，琴师座位用帘布隔开。风琴共约有2,600根琴管，三排琴键，当时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管风琴，此琴在1966年被摧毁。现座堂修缮后新安装的风琴为罗杰斯（Rogers）制造的四排琴键电子风琴，琴体上方安装了装饰用的琴管，此电风琴靠音响发音。

教堂内观

圣三一座堂的玻璃窗的设计与众不同，既非全部采用白玻璃，也没有全部采用彩色玻璃，而是花白相间，不成规则。

与当年华人教堂的经费很多来自于海外捐助的情形不同，上海圣三一堂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上海当地，其中又包括两大来源：房地产租金；教徒以及社会的捐助。以上两项占年收入的90%左右。上海圣三一堂常年收入概况表（1926、1931两个年度） 圣三一堂的房地产租金来自河南路166号以及上海药房；社会捐助主要来自教徒和汇丰银行、汇丰旅馆业有限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上海电力公司、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及一些外资公司。圣三一堂采取收支公开的财务管理方式，根据详细的帐簿、凭证、收据编制资产负债平衡表以及各种基金收支平衡表，在年度工作报告中，报告堂内的财务账目以及捐助者的名额

牧师介绍现在我们看到的彩色玻璃是由一家有着百年历史专做彩玻徳国工厂到上海来定制的。玻璃彩色保证一百年不变色

圣三一堂在社会活动方面甚为活跃，不仅开办学校，经常举行各种社会公共性质的救济募捐活动、娱乐联谊活动、体育健身活动、演讲会以及各类讲座，以增强信徒的团契精神与凝聚力。1928年，圣三一堂北侧临九江路建造了4层座堂附属英国国教学校的男童校楼。作家詹姆斯·巴拉德（JG Ballard 1930-2006）曾就读于此校，并在其著书《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中提及该学校。 该校现为基督教全国两会总部办公大楼，建筑面积逾4千平方米。

轶事1935年11月23日，电影明星胡蝶27岁，和上海实业家潘有声在圣三一堂举办了轰动一时的婚礼。婚礼女傧相有袁美云、顾兰君，男傧相有周愚、李祖冰，花童有黎铿、陈娟娟。上午先在九江路圣三一教堂由牧师证婚，晚七时在大东酒楼办酒席，亲友及电影界的同行纷至沓来，成为一时传诵之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