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友杨疯子

高原随想

　　杨疯子本名叫杨锋，杨疯子是我们给他取的绰号，去年下半年的一天，他突然死掉了，我伤心了很久。

　　当年我在观天溪民族中学教书，这是一所被逐渐边缘化的学校，学校一直差英语老师，英语也一直是我们学校的短板。有一年，上级领导终于开恩，为我们学校公开招考英语老师。那年他刚好从恩施电大毕业，以56分的成绩力拔头筹考到了我们学校。

杨疯子个子不高，脸黝黑，到学校报名那天，校门口小卖部的老板娘还以为他是哪个学生的家长，直接喊他到仓库里帮忙搬货。其实他当时才21岁。他到我们学校后自然是要教初中英语，我还和他教同一个班级，于是，不久我们便熟识了。

杨疯子不管和谁都谈得来，属于“见人熟”的那种。其实我年长他近十四岁，但说是忘年交似乎年龄差又还不够。

　　我年轻时做事常常特立独行，也是一个不大受领导待见的人，好在我最初工作的十年还是努力工作过的，所代初中毕业班的成绩也曾名列全县前茅，尽管后来老有人常说破历史，但历史真的不是说破就破的。正因为如此，每当后来有人藐视我时，我便会默默怼上一句：劳资也曾辉煌过。这像极了阿Q说的：我祖上也曾发达过。还有什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好汉不提当年勇”这类的话我是听不进去的，因为我本不是什么好汉。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胡侃，好朋友之间聊天，吹牛也是免不了的。当说到我那时教的谁谁很厉害之类，杨疯子突然冒出一句，你莫吹牛，我要是像你教那么多年书，我也遇的到几个好学生。我当时是醍醐灌顶般的醒悟：好学生是我遇到的，不是我教出来的，这的确没什么可以嘚瑟的。互怼，或许也应该是好友之间的常态，我吹牛的毛病，就是他那次给治好的。

杨疯子和我走的越近，有的人就有点不高兴了。有一次，学校一个中层干部找他谈话了，半是出于关心，半是出于警告，说，你刚参加工作，不要和学校有那么几个人合在一起，这样对你对大家都不好！杨疯子后来说，当时听到那领导的话后，他还真的以为我们几个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曾想有意的疏远我们。他说，我这么聪明的人，他们竟然还想骗我，人的好坏我还是分得清的。

　　其实这个事说起来挺有趣的，那中层干部一直管学校后勤，历经几任校长，每次开会时轮到她发言，几乎都是说的学校食堂亏损的事，说是年年亏损，搞的像他们吃了天大的亏。这里得交代一下背景，早年的学校食堂是可以赚钱的，那时最流行的口号就是要把学校推向市场。

有一次开会又说起亏损的事，大家都听得很烦，我便不自量力地就说了句，既然年年亏，那就让别人管啥，让别人去亏去。估计就是这句话，我让他们惦记上了。杨疯子和我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在他们眼里，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当然，杨疯子并没有听从这些所谓的建议，反而和我们这些人越走越近。

有意思的是，学校食堂后来还真的让别人来管了，这个别人就是我。那年，我初中同学到我们学校搞了校长，他要我给他管一年食堂，看看这食堂为什么年年亏钱。我小心地记录每一分开支，仔细地研究每一分开支的合理性，杨疯子也常常加入进来帮我搞采购。校长宅心仁厚，学生食堂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开的好。一年下来，我们不仅赚了钱，食堂的生活水平还上升了几个档次，赚的钱不仅部分弥补了学校经费不足的问题，还给女生寝室添置了两台洗衣机。

　　杨疯子率性真实，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不装，当装成了大多数人的标配，不装的人反而就显得很另类。

那时候的教学，上面对备课的要求很严。对备课要求严，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这里却把备课异化成了写教案，只要是搞教学检查，查教案就几乎成了唯一的检查项目。天都知道，只要是搞检查，几乎所有老师都在赶写教案，大多数教案都是在授课完之后在在备课本上补写的。在我们这里，如果哪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在课后补写过教案，那基本上就可以认定是在装。

我是不屑于去装的，当然杨疯子也不装，这并非由于我的影响，那是他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与我无关，但有的人却不这么想。有一次学校又搞教学检查，检查组的某个人就说了，其实都不需要搞检查，每次就是他们几个不备课，只是杨疯子跟他们合在一起可惜了。

杨疯子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他们是在战术上用假装的勤奋来掩盖他们战略上的懒惰和能力的不足，他们除了所谓的勤奋，几乎一无是处。

我特别认可这句话，感觉只有哲学家才说的出来。

　　这又让我想起了我刚出来工作时在一所小学，教务处夸主任有一次批评另一个叫培的老师，说他的课备的不好，也就是教案写的不好，培老师直接怼他，你夸主任备的课上得了人民日报，但你教的学生的成绩又不得比我的好些。是呀！学生成绩不得好些，你教案写的再好又有何意义；学生成绩不得好些，你再勤奋又有何意义；你一天不研究教材不研究学生，你勤奋又有什么意义？

那时有个老同事，每年在搞年度跟踪考核写个人总结时，他总是写上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他还对此很自得，杨疯子和我对这种人都是很不屑的。其它的事也许可以，唯独教书这件事，仅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是不够的。教学中没有科学的方法，有效率的手段让学生掌握知识，那么这种勤奋无疑是在谋财害命。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时，县教研室的老主任，也是老语文教研员来我们学校检查教学工作，他对我们年轻老师说，备课写教案只要做到三个“一点”就可以了：备课本上记一点，教材上圈点一点，脑海中记一点。然而，后来，教案即使做到了“十点”也是不够的。记得有一段时间，写教案要求包含十四个部分，检查时逐项对照，缺一不可。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反感这种检查，但也有因教书不行，而因教案按上级要求写得所谓的好受到表扬而自得的人，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对于杨疯子这种不羁的人来说，这种所谓的检查，除了挨批，几乎没有第二种结果。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方向错了，那么，停下来便是前进。我们没有这么高的认识，但我和杨疯子都是那批停下来的人。

杨疯子不是一个勤奋的人，但他常常妙语连珠，他教的学生都很喜欢他。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倒不是鼓励懒惰，不勤奋肯定是不行的，我和杨疯子的问题，都是因为太懒惰。但如果只有勤奋，那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90年我在一所小学，一同事布置家庭作业的方式是这样的，语文第一课结束，生字每个写五行；学到第十课，生字一到十课每个写五行；学到二十课，一至二十课每个写五行。还动不动就罚抄学生50遍100遍。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学回家后写作业，常常要写到转钟。这个老师自己也常常以勤奋自居，但几年下来，硬生生把自己的母语课程搞成了学生最不喜欢的课程。杨疯子说，这样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杨疯子头脑灵活，情商也很高。我那时曾经张罗给他介绍女朋友事，但他几次都不怎么上心，倒是那年在去恩施石窑参加女儿会的时候和一女孩对上了眼，并迅速坠入爱河，不久便结了婚。婚后的杨疯子性格并未有多大的改变，仍然是那种我行我素的样子，特别是在领导眼里，依然是那种不太靠谱的人。

因我老婆开店，那些年我常常开车去恩施进货，而我一个人开车又特别容易疲倦，于是我常常邀他作伴，三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话题从来没有穷尽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一个好玩的人，每次我邀他，他也是乐意前往。

　　杨疯子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有一年暑假初三学生补课，一次因时间紧，我开车到学校后下车就冲到教室上课去了，车钥匙也忘在车上。上课中，我突然听到外面有车子非正常行驶的声音，赶忙跑出去看，发现杨疯子开着我的车在操场上转圈，这把我吓得够呛，因为我知道他从没开过车。我冲下楼把他叫停，狠狠地责怪于他，说要是出了事怎么得了。他轻描淡写，说，我跟你出去这么多次，每次我都认真观察了你开车的所有流程，我早就熟记于心了，再说，凭我俩的关系，出了事我也不会要你负责。我虽有气，但也很佩服他的聪明劲。后来他考了驾照，每次和我出门他都主动要开车，我也乐得轻松。

当然，一个有个性的人，注定他的生活道路是不平坦的，对于体制内的人更是如此。换句话说，特立独行有时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婚后的不几年，便开启了称得上颠沛流离的生活模式。

一年的寒假过后，他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调到了离家20公里外的一所小学。本来，工作调动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对他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结婚后，也曾和老婆一起创业，尝试过做很多事情，但情况并不尽人意，当然这也与他懒散，缺乏定力的个性有关。不过当时至少两人在一起，在街上租有一个门面，生计上还是没问题的。当他被调走后，一切便发生了改变。他带着女儿到新的学校去上班，他老婆则独自外出谋事。

　　生活的苦往往只有自己知道，外人是无从知晓的，特别是像这种“半边腿”家庭。

我们这里，把一个在单位上班，一个在农村或自由职业的家庭称为“半边腿”。那时，教师的工资极低，教师中的半边腿家庭往往都很艰难。“教书种田双管齐下，校长老婆两面夹攻”便是半边腿老师的自嘲。我也是典型的半边腿家庭，工作之余也常常帮老婆做事，不对，也是给自己做事。有一次，有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大家对你们工作之余做生意的是很有意见的。我当时火一冒就出来了，直接怼他，你们工作之余天天赌博打牌，打的天昏地暗，难道就没人有意见？

想想，我那时也是太冲动，这里也要感谢所有领导们的大度，没有把我调到哪个边远的学校去，感谢你们的不“杀”之恩。半边腿的家没有照顾，那么家就不像家了，就像杨疯子那样。

　　杨疯子调走的第二年，我们学校又差了英语教师，我想到他的艰难，于是不自量力地去找了我们的领导，希望能把他调回来，我说，即使是为了惩罚他，一年也够了。领导说，那我们几时去他现在的学校去考核一下，看他现在的工作情况，还好就把他调回来。我满怀希望，因为我知道杨疯子到新学校后，代了班主任，工作勤奋，领导、学生和同事们都很喜欢他。

结果调来的却不是他。后来听知情人说，在我给领导说之后又有人打了招呼，于是就演了一出考核的戏。我很佩服我们领导的城府，他煞有介事地带领我们一大帮人假装去考核，觥筹交错后，一切依旧。其实，后来调来的也是我们很好的伙伴，能到我们学校自然也是很好的，我只是对领导的领导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已。

两年后，正当杨疯子在这所学校把人际关系混熟，下决心就在这里待下去的时候，他突然又被调到了镇中心学校的小学部。他从我们学校调走后就没再教英语，而是代小学班主任，教语文。听中心学校的领导讲，他的小学语文课讲的很好，他也常常打电话给我，交流语文教学方面的心得。他情商高，知识面广，加之课讲得生动活泼，因此深得学生的喜爱。

　　有段时间，他爱上了书法，天天练习还发朋友圈，时不时还要给我打个电话，问他写的怎样。那年举办全县中小学教师粉笔字大赛，我和他都参加了，结果我获得了好的名次而他却落榜，他对此很不解，他对自己写字很自负，认为即使达不到我的名次，至少也应该得个入围奖什么的。我告诉他，不要在乎这种类型的评价，你的字写的好与坏也不需要他们来肯定，那个获奖证书的含金量是极低的。为了说服他，我还给他举了我的例子。

我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年，曾参加了各种类型的比赛，也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和荣誉，但时间长了，就没兴趣不怎么参加了。快四十岁的那一年，因听说四十岁后就不能参加这类教研活动了，于是争取参加了全县一个中学语文的说课活动。比赛前要先把资料交给主办方，我进办公室时，正好看到有个参赛者给教研员说，因他要搞职称，请教研员帮忙搞个好点的名次。那教研员看到我进来估计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于是顺便对我说：小陈啊，这次你也好好表现，争取至少搞个二等奖。我说，我现在不搞职称，能搞到什么名次就什么名次。话虽这么说，心想的是我职称还是要搞的，再说，如果名次太靠后也不好意思。于是，开赛后我给五个评委中我认识的一个姓吴的打了个招呼，说，要是我的分数已经进了名次，你就帮个忙，不要让人把我给挤下来了。等待结果的过程中，那评委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搞了第一名，别人挤不掉你了！

我一直对我取得的这个名次很骄傲的，记得我讲的是鄂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一篇文章《舌战群儒》，当时为了下载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这一集的视频，在2G网速下，我用电驴下了三天三夜。

　　我后来搞职称的时候，因差了一个资料，需亲自送到教育部门的职评小组，赫然发现桌子上有一张那次活动的获奖证书，是一个参加职称评定的老师交上来的，获奖者我认识，他从没教过语文，更没参加那次活动，但却有这次活动的获奖证书，名次都和我一样。这情景真是惊掉了我的下巴，他们居然把老师们都非常珍视的这种荣誉当作儿戏。我顺便翻了一下，居然有数张获奖证书都是这个情况。我对杨疯子说，像这种所谓的荣誉，你还会去珍视它吗？杨疯子说，那你怎么没有搞个举报什么的，因为这触及到了你的职称评定这个核心利益问题。我说，为了个人私利去举报人，这不符合我的做人原则。何况这还不是那个老师的错，他也是被绑架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受害者。

杨疯子听到这里，说，那你这次写字比赛获奖是不是也是和评委熟的原因？我说，那还真不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在教育界，好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的。再说，硬笔书法不要过分追求笔锋，你的字，结构是硬伤。 就因为这句话，他便和我杠上了，后来一段时间天天练习，天天给我发微信，要我给他看今天写的字结构怎么样。还好他也没坚持多久，写字水平貌似也没多大的进步。

　　杨疯子调到中心学校后，周末还是经常回到观天溪，其实他在观天溪已没有家，而是回到他丈母娘家里。我常笑他，回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蹭饭和要丈母娘帮忙带娃，他对此并不否认。不过他丈母娘一家人都对他特别好，这我是知道的。

一天，在中心学校工作的老梅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以前发现杨疯子在精神方面是不是有问题。我反复追问，才知他竟然用拳头将学校办公室的玻璃全部砸碎了，搞得到处是血，问也问不出原因，情况似乎难以控制，还说在城里开会的大校长也正在赶回来处理他的事。

得到消息，我赶忙给他打电话，但无法接通。晚上，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今天从老梅那里得知你的一些情况，不知详情。我们几个商定，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尽力支持你。如果是工作上的原因，或许我们还能帮上忙，如果是家庭上的事，或许我们也无能为力。总之，万事需要冷静。

两天后，他终于给我回了短信：的确是家庭的问题，都是我不好……我觉得她太可贵了，想挽留，但无果。再加上工作调来调去，没有安全感，觉得不可靠了，这的确是导火索。

话虽不多，但也足以得出结论：的确是家庭问题，但工作是诱因。

　　因为涉及感情问题，我也就没有再打听和劝说，因为在对待他人家庭和感情的这个问题上，我是有两次深刻的教训的。所以凡是涉及别人家庭的问题，我既不劝合，也不劝离，除非是要杀人。家庭，感情，双方有时候需要找到一种平衡，失衡后，也只有当事双方移动自己的位置，才能重新找到平衡点。而外人的干预，是在移动平衡木下的支点，此时，双方都在动，移动支点只会让双方更加找不到平衡，所以，这种所谓的关心，看似是圣母心，其实是圣母婊。

自那以后，每到周末，杨疯子仍然会回到他丈母娘家里，他丈母娘一家人仍然对他很好。作为父亲来说，他算不上一个称职的父亲，他爱玩，有时候也打牌，出门后常常把女儿一个人丢在家里，也幸好他姑娘很自立，独立生活能力强，小小年纪，自己洗衣服做饭什么都会。为这件事，我没少批评他。有一次他姑娘在我家玩，我开玩笑说，你爸爸又不疼你不管你，你干脆跟到我们，我正好想要一个女儿的。她望了我一眼说，我才不干呢！你又老又丑，我爸爸又帅又幽默。

他女儿聪明，伶牙俐齿，杨疯子也常常引以为傲。我小儿子和她同岁，但在思维上，知识面上完全跟不到她的节奏，我因此常常反思我的育儿方法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杨疯子的精神，或者说神经方面是没问题的，这我知道。他说，自那次事件后，在单位上，所有那些不待见他的人都对他客气了，连领导都常常对他嘘寒问暖，要他有什么困难就只管说。他说他很不习惯，他说，领导对他客气他便浑身不自在。他说，人，有时候真的很贱。我不清楚，他这是在说自己还是说别人。

他在工作上终于走向了正轨，教学上也搞得很有起色，但在家庭和情感上，貌似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一天，他丈母娘找到我，说杨疯子和我关系最好，要我劝劝他，他肯定得听。此时我才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妻子变成了前妻，丈母娘也仅仅是孩子的姥姥了。他丈母娘的主要意思是劝他放弃这段感情，望他不要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来。

他丈母娘一家人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和我们一家也多有交往。尽管我极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但受人之托，还是决定找机会劝劝他。我反复斟酌，想好了切入点，但我的话还没说完，他便打断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保证不会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来。

　　张文宏医生说，不要让老实人吃亏。然而，现实中吃亏的往往都是老实人。杨疯子性情温顺，逆来顺受，从不辩解，更不知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属于“老实人”的行列。他在调入中心学校两年后，再一次被调到更偏远的一所小学。不过，他说这次领导是征求了他的意见的。因为学校暑期后人员有向外交流的指标，中心学校的人都不愿出去，领导希望他帮个忙，一年后他可以选择到乡内任意一个学校。他说，我这个人又不懂得拒绝，就答应了。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貌似是这么个理。一年后，他选择回到了他最初工作的地方——观天溪民族学校。而此时，我已离开这所学校几年的时间，不过，每个周末我都会回到观天溪，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多了起来。

我这人貌似有社交恐惧症，平时能交心谈心的朋友也不多，我老婆也知道我这弱点，所以每次只要是他来找我，她就会支起场子让我们聊天，从不给我安排其它的事情。有时他没来，我老婆也会主动给他打电话，说，你老伙计回来哒，你下午来和他喝酒。他也从不推辞。我们往往从中午聊到下午，晚餐喝酒后又继续，我们从天上聊到地下，从古代聊到未来，既聊唐诗宋词，也聊隔壁老王的姨妹子。我们的话题从来就没有穷尽的时候，每次都要等他姑娘多次打电话催后，他才会磨磨蹭蹭地离开。

　　大约是前年下半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过他。一天，他来找我，我见到他的模样后是大吃一惊，他一改原来不修边幅甚至有点邋遢的形象，西装革履，面貌光鲜地站在了我的面前。之前因他生活不规律，又喜欢暴食暴饮，身材已显得臃肿肥胖，不足1米6的他体重已达160多斤。我特别惊奇他的这种改变，短短一个多月不见，为何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告诉我，他又恋爱了。

有研究表明，男人才是感性的动物，而女性却往往充满理性。我信然。大多数男人在爱情面前是毫无抵抗力的。他说，女友在南方打工，还没见过面，他为了见面时给对方留个好印象，他通过网上推销的减肥方式，一个多月硬生生地减下40多斤。我告诉他，药物减肥，特别是这种快速减肥是充满危险的，特别是心脏承受不了。他说第一个月是最难熬的，但他熬过了。他说他以前的所有衣服都大了不能穿，现在全部买了新的。

　　自那以后，他和我聊天的话题基本上都集中在他女友和与他女友有关的事情上，他的脸上写满了幸福的笑容。这期间他还向我借了几次钱，我还开玩笑说，这么快就准备结婚了？他说还没有，但会很快，这次是要帮女友还房贷，他说女友在州府买了房，而且她还买了很多投资类的保险，按月都需要交钱。我告诉他，买投资类的保险要谨慎，小心上当受骗。但他好像对我的提醒很不屑，不过我随时都能感受到他对未来的强烈期待。

去年的暑假，他的行程安排的似乎有点忙碌，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要我猜他在哪里？每次我都猜他在南方，他都说不是。一会儿说在成都，一会儿说在贡嘎雪山，一会儿说在屏山峡谷，总之就是没说在南方。我本想问他的原因，但一直没有，心想，是不是有什么变故。不过从和他的对话中，又似乎感觉不到。

　　他出事来得非常突然。那天早上我刚上班，就收到原来学校的同事老单发来的消息：杨疯子可能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大吃一惊，还以为是他在开玩笑。

每年暑假结束，学校的所有老师都要去中心学校集训。那天早上，杨疯子和他的同事们相约一起开车去的，但左等右等没等到他。集训开始后他还是没到，领导便安排学校的保安去敲他的房门，也无人应。此时，有人感觉到了蹊跷，杨疯子本来是一个爱热闹又很守时的人，没有理由找不到人，而且电话也不接。于是要门卫撘梯子翻到他二楼的房间去看。他和衣趴在床上，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在我们这里，一个生命的结束，人们总要找出点什么预感的，在事情发生后虽觉意外，但因为有预感，所以也觉得是情理之中。他周围的一些人就把这种预感说得绘声绘色。有人说，他今年光说断头话；有人说，他今年开车竟有两次撞死了飞鸟；还有人说，他今年开车几次爆胎都是纵向爆裂，有一次几乎爆成了两半。但我却从没觉察到什么预感，所以，当我得到消息，便感到特别震惊而无法接受。

　　从县城到观天溪平时一个小时的车程，那天我四十分钟就到了，校园空旷，他的同事们还在中心学校集训，县乡教育部门的领导已先于我赶到，他们已经在处理现场和安排后事。收殓时，我始终都没有上楼，我努力保持平静，直到最后，我都没有勇气走上前去见他最后一面。

坐大夜是在他的老家恩施石窑的龙角坝，我和学校的前同事们一起前往，午后才到。他前妻一家人都在，没看到现女友。我们土家人貌似看透了生死，现场打牌的，说笑的，吆喝的，嘈嘈杂杂。只是，当看到他哭晕的母亲和他嚎啕的父亲，以及他那未成年的女儿时，于我心有戚戚焉。这种情形让我想到了一幅挽联：春归何急潮水汪汪幼子泪，盛年早逝山川幽幽老父悲。

　　我们从他老家出来，已近黄昏，沿途听到的是有气无力的蝉鸣，此时，夏天将尽，只有我知道，蝉的每一声鸣叫，都是因为将要迎来的，是一个悲伤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