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后的人生

曾林

几年前，我曾在一诗友微信群里写了首《伴着时代前行歌-大学之前自述》的古风，叙述了自己从出生到读大学前二十五年的经历。不久，被一位从不相识的诗刊主编看到了，可能以为还可以，便立即将其推上“都市头条”。之后，我又对其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而成了《青春行》放在美篇平台。刚发诗友微信群时，便有几位朋友问我为什么只写到上大学，后面怎么不写？由于考虑到多种因素，我一直没有回应。昨天中午，妻子翻手机时突然对我说，她从网上看到了我的大学班主任江泽慧老师的一篇回忆她家世及与其哥哥江泽民的文章（其实，该文我在几年前就看到了，可能最近由于江泽民的去世，又把这篇文章重新放在了首页上），从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是否要接着写大学及之后经历的诗文这件事。想来想去觉得，如果写，有些敏感话题无法绕过，于是决定不写了。但作为一个交待，今天还是将大学之后的四十一年来所经历的几件小事以及由这几件小事引发的个人感叹吐出来作一个了结，不妨名其曰《大学之后的人生》吧。

我1981年9月进安徽农学院时，已经26岁了。大慨是由于年长，便当了个大班（当年，林学系每年招66个学生，分成两个小班）班长（在高中，大约也由于年长而作了班长）。大二时的一天，系党总支蔡其武书记找我，要求我申请入党。当时，我却一楞，因为我那么大年龄重新求学，其目的本来只在求知并希望走出贫困的故乡到外面看看世界而已，其他没有多想，所以不免感到诧异。但经过蔡书记的一番开导，我还是写了申请。于是在1983年1月便被批准了。大概又因为我比我的同届同学们的经历坎坷些，知道求学的不易与重要，更能自立与刻苦。因此在校期间，每每被评为“双优生”（即“优秀学生干部”、“优秀三好学生”）。一晃便是毕业的1985年，大约在3、4月的某一天，班主任江泽慧老师叫我去蔡其武书记办公室。一坐下，蔡书记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在高校遴选培养“第三梯队”干部，系里有一名额，准备推荐我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也许是求之不得的，但对于一个思想已被固化的我来说（由于家父解放前夕代理过几十天的保长，生在“黑五类”家庭的我又经历过“文革”的遭遇，厌恶从政一直固化于脑），却以自己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为由而谢绝了。当时我还根据蔡书记的要求，推荐了两个小班的两名团支书同学，后来有一名团支书同学被选派。其实当时，也许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适合在大学当个教书匠，而当年学校也的确有一个留校名额。但由于班中一位同学的实际须求，我只好将其埋在心底，至今未有过争取的动机。也恰在毕业前的5、6月间，巢湖地区林业局到农学院去要学生，蔡书记和江老师便把我分配到了巢湖。

一到巢湖，我便在地区林业站工作。不久，因局办公室主任到庐江县缺口区（当时区下面还有乡镇一级）挂职区委副书记，我便去局办公室临时负责了三年。待到林业系统成立森林资源管理机构后，我又被抽去从事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直到巢湖区划调整后来到合肥（在巢湖期间，由于别人工作中一些不协调的原因，我还去地区木材公司工作过四年）。

在工作中，除曾有幸荣获三次全国林业系统先进个人，表明自己还能应付本职工作外，其他实在平淡无奇，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值得提起。但唯能让我难以忘却的倒是几件小事。

一件是刚毕业没几年的一次局党员会上，需要人人发言，我就自己工作的那几年一直干些与专业不太相关的事（如局办公室的杂事，代理出纳，到乡镇搞“双基教育”等）说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希望局领导要让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专业人员学非所用，白白浪费了国家多年的培养。这个看似很正常的发言，却刺痛了某些领导的神经。过些天后，妻子回家说，某领导生气地说我在那次会上一棍子打倒了几个人。可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我的那些话还会打人？

一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当时行政人员和事业人员重新定岗定编，且待遇差别日趋明显。我正好在森林资源管理科负责，出于关心，分管领导征求我意见，欲调我到资源科任科长，开始我一直没有答应。后来，迫于妻子的再三劝说就同意了。不久，局党组在研究人事安排的会上，当提到我的工作安排时，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突然说，“他不愿意当资源科长，要当就当总工。”分管领导接着说，“前几天他还跟我说现在愿意到资源科，怎么又变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会议的一位领导告诉了我那天会上的情况。于是，就在那个周五晚下班时，我特地去了那位主要负责人的办公室质问：“什么时候我说过“不当科长，要当总工”的话，不让我到行政上去可以，为什么造我的谣呢？”他面红耳赤，不知所云。我的情绪也很异常。从此两人便“老死不相往来”。

一件是在本世纪初，承蒙后任新的局领导的关照，曾不只一次就我能否调整到行政上或争取助理调研员之职私下或侧面征求过我的看法，我都十分感激地婉言谢绝了，至今想起来，我还非常感谢他们的关心。

我写以上大学四年和毕业后的几件小事，目的还是为了说明我上面说过的：我重新求学的目的，只为求知并希望走出贫困的故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其他一无所求。如果一开始是一个追求仕途的人，那么毕业时为什么不去“第三梯队”？如果工作后反生了追求仕途的欲望，那么为什么不去求助省里分管组织的孟富林书记①或市里分管组织的郑敬道书记②？而一直坚守着自己那桀骜不驯磊落耿直的个性？难道我真的不懂中华自古就是一个注重人情世故的国度？！

以上所写都是我的首次公诸。朋友们看了也许会说，这有什么好写的？笑话我不能审时度势而一事无成，笑话我不会利用资源而庸碌无为。这些我都认可且确为事实。而在我，倒没有半点悔恼之感，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平庸之人。但我写这篇文字的情怀乃在于表白：作为一个人，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处于什么环境，宁可历尽艰辛而坚贞不屈地为生存谋求“五斗小米”，但不可失去尊严而奴颜婢膝地为仕途乞求“飞黄腾达”！

壬寅冬月十六于合肥

注：①上世纪五十年代，孟富林书记与我的岳父是上下级，住在一起，两家关系非常融洽。即便他在省委副书记或省人大主任任上乃至退休后，每当路过我的岳父母住地，还要问问他们或邀我的岳父去聊聊天

②郑敬道书记和我的岳父一起工作过，关系也很好。记得大约2009年，因森林资源管理上的事，他找我局施宗方局长，当时我也去了。施局长向他介绍我。我说，“郑书记，你不认识我，我的岳父你肯定认识。”当我说了我岳父的名字后，他立即说，“洪老是你的岳父？”告别时，郑书记还紧紧地握了我的手好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