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元旦专辑(3)

刘红霞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这是我十二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曾载在黄寺大院的后代们写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一书中:</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在我近60年的生涯中,和父亲毛烽母亲宁敏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满打满算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过,身为革命军人的后代,我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很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对战友们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所有这些都会让我和我的后代们永生永世牢记。</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豪情抗日</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1938年1月,父亲毛烽刚刚过完虚岁十五岁,就被我守寡多年、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奶奶送到了八路军的队伍里,让他去打日本鬼子。从此,父亲便在战火硝烟中成长。在那个年代,小学毕业的父亲在八路军里已算是个“知识分子”了。所以,他参军不到一年,就到了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为培养部队文艺干部而在太行山开办的前方鲁艺学习,1940年2月又加入到了前方鲁艺的实验剧团。</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1940年的5月,日军在遭到我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后,集结了兵力对太行山区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父亲他们的实验剧团和野政失去了联系。为了突破敌人的重围,他们在前方鲁艺校长李伯钊的带领下,在太行山区与日军周旋。父亲曾回忆说,那时经常一天一夜阖不上眼,吃不上一顿饭,就是不停地走。到了晚上,四面山头都是敌人燃起的篝火,他们要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情势相当险恶。</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敌人的扫荡,使太行根据地的人民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敌人还派汉奸到处造谣,挑拨八路军和群众的关系。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配合动员老百姓参加八路军,实验剧团排演了《模范夫妻》,由谢炳志阿姨和我父亲主演,歌颂太行人民“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英雄事迹。这部戏演出了多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1945年抗大总校文工团全体合影》标红框者为父亲毛烽。</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在实验剧团里,父亲曾经参加过《金花》《反对投降反共》《破草鞋》《荡家恨》等等剧目的演出。听父亲讲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是在一出反战活报剧里演一个日军大佐。他那时还是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土包子”,没见过什么电话之类的洋玩意,所以头次演出一上场就倒拿着电话煞有介事地表演起来,把后台的人笑翻了。还有续九全(从小爸爸让我叫他小狗叔叔)演一个日本小孩,剧中有一句台词:“爸爸,我饿,我要吃面包。”就是这句台词,小狗叔叔怎么都记不住。他个农村孩子,不知面包是啥东西,认为面包就是“包”面的。上台后,他又忘了“面包”这个词了,情急之下说“爸爸,我饿,我要吃面口袋……”当然,后台再一次笑翻,有的人笑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起不来。</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实验剧团需要经常写一些反映部队生活的小剧目,领导认定父亲是块儿搞创作的材料。于是,父亲首先根据自己亲戚好吃懒惰的事写了一个小剧本,很出彩,在当时的部队里非常流行。那年,他才只有16岁。从那以后,在战斗间隙,父亲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和战友们编写了《为谁打天下》《杀敌立功》等剧目。在庆祝朱总司令60岁生日的文艺演出中,已经调到抗大文工团的父亲和武兆堤伯伯演出了他创作的小话剧《赵富贵自新》,台上台下笑语一片。</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情系战场</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1950年,参加完湘西剿匪任务,新婚没多久的父亲母亲就随部队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父亲在志愿军第47军政治部任秘书科长,母亲是他的部下。父亲除了负责起草军党委的重要文件,还主编《政治工作通讯》。</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父亲毛烽母亲宁敏1950年的合影》</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在战斗打响之前,父亲提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的口号,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为了编好通讯,他经常下部队,了解部队情况,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1953年3月,47军在强攻老秃山,当时父亲就随着部队前进,亲眼目睹了战士们的英雄气概:423团3连11班负责为部队开辟通路,连破了几道铁丝网,正准备爆破最后一道时,突击排已接近铁丝网。时间来不及了,11班爆破组的人毫不犹豫扑向铁丝网,把身子压在上面搭起了人桥。突击排含泪从他们身上通过,把红旗插上了主峰,而11班在战斗中有四人献出了生命。于是父亲写下了《四位不朽的马特洛索夫式英雄》一文。</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另外,拉响爆破筒与20多个美国兵同归于尽的418团战士滕桂桥;抱着大石头与美国兵同归于尽的422团连长杨宝山;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握着两颗手榴弹冲入敌群的421团机炮连连长王德山;415团与敌同归于尽的二十五勇士……这些英雄们的事迹都出现在了47军《政治工作通讯》中。父亲在朝鲜3年多的时间内,下到基层部队参加了上百起战斗,他获得了47军政治部第一枚朝鲜“二级独立自由勋章”。</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在抗美援朝的战斗生活,使他在后来写作电影剧本《英雄儿女》时,有了许许多多当年的真实原型做基础。电影剧本中表现的一次次战斗、一位位人物、一个个场景,都融进了他在抗美援朝中的那血与火的日日夜夜,融进了与他在一起浴血奋战的那些战友,也融进了对志愿军情深谊长的朝鲜老乡们……</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后来在谈到他写王成、王芳这些剧中人物时总是说:“要说这部电影的人物原型,根本没有具体的哪一个人,这只是咱们千千万万个志愿军战士和文工团员的缩影……”</b></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离休后一直关心下一代成长,讲传统25年,担任300多个单位名誉校长、德育老师、客座教授、校外辅导员、名誉指导员等职务,累计作传统报告1000多场,听众达100万人次,先后被沈阳军区、总政治部评为“先进离休干部”“离休干部标兵”;被国家民政部等7部委授予“老有所为金榜奖”;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情满边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虽曰幽深,厥美弥佳”这是张衡对于兰草的赞美。兰草终年翠绿,四季吐芳,虽生长在深山野谷、悬崖绝壁,却能彰显出本性之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就十分喜爱兰草。他在昆明军区文化部工作时,我们家院子背阴的地方被他由上往下搭了一排排的架子,上面摆满了一盆盆的兰草,有“豆瓣绿”“虎头兰”“素馨兰”“蝴蝶兰”等等。有些兰草是父亲利用休息时间到昆明附近的大山上挖的,有些兰草则是边防战士们赠送的。每当兰花开的时候,整个院子都散发出阵阵迷人的幽香。</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80年代初的一天下午,有个年轻的部队干部到家里来找父亲。我告诉他父亲还没下班,他说:“我们是怒江军分区来昆明出差的。独龙江连让我们给部长带些东西,你看放在院子里哪儿合适?”我很奇怪,什么东西还要放在院子里?于是就随他到了门外。门口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北京121吉普,车的后开门打开着。我伸头往车里一看,当时就愣在那儿了:车座(121方屁股吉普的座位是左右面对面的)之间的地上摆满了一丛丛带着泥土的兰草。有的兰花已经盛开,有的还在含苞待放。</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这,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道。</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部长前段时间带领军区边疆文化服务队到独龙江连去慰问,战士们说首长那么大年纪还亲自带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后来听分区司令员说部长喜欢兰草,他们就到深山中挖了这些送到分区,非要带给部长不可。”</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调到军区文化部工作以后,根据自己多年搞部队文化工作的经验,知道基层的战士们最需要什么精神食粮。于是,在他的倡导之下,不但给每个边防连队配发了有300多本书籍的流动图书箱,还组建了一支由军区文工团、俱乐部电影队、文化工作站组成的边疆文化服务队,深入边防,为战士们演出、放电影、理发、修理电器。这支边疆文化服务队受到了战士们的热烈欢迎,《解放军报》还曾刊登过他们的事迹。</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凡是边疆文化服务队要去路途遥远、条件艰苦的边防哨所慰问时,父亲都是以身作则亲自带队。就像去怒江军分区的独龙江边防连,当时从怒江州的首府六库到独龙江是不通公路的,往返一次需要七八天的时间。路途遥远不说,还很险要,除了要翻过高黎贡山、穿越旱蚂蟥遍布的密林,还要趟大河涉山溪。而且,沿着怒江大峡谷的羊肠小道,一次仅能勉强过去一个人,脚下就是悬崖峭壁,连跑运输的骡马每次都要用人前拉后推才能过去。到了晚上,人们只能在山上专为歇脚搭建的、四处漏风的小木屋里和衣而卧。当时已年过半百的父亲硬是和年轻的队员们一起徒步跋涉,路上还常常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带领大家一路高歌着前进……他后来曾自豪地对我和妈妈说:“当年冯牧同志进独龙江才四十来岁,我现在算是军区进独龙江年龄最大的人了!” 不过,我和妈妈都看见了,由于长途跋涉,他双脚的脚趾甲全部都脱落了。</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父亲率领文化工作队深入边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最喜欢的工作就是下基层。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除参战部队外,军区不允许像父亲这样级别的干部到最前线。在他的一再要求下,被特准去战地进行鼓动工作。他将电影《英雄儿女》放映给前方将士们观看,用主人公王成那惊天地动鬼神的革命英雄主义来鼓舞战士们的爱国主义斗志。他钻猫耳洞,和战士们拉家常,讲战争年代革命前辈的英雄业绩。</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到了罗家坪大山的主峰阵地,看到因给养没能及时送上阵地,战士们经过激战后,身上所穿的军装早已破烂不堪。他马上打电话向昆明军区政委刘志坚汇报了这一情况。很快,军区后勤克服种种困难就将给养送上了前沿……</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我记得,当某集团军胜利完成任务下撤后,给父亲送来了好多战利品,有缴获的苏式匕首、钢盔、吊床等等,还有好几箱越南产的纯菠萝汁罐头饮料。这个集团军还集体向军区给父亲请功。</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父亲1981年带队到前线慰问演出(郑重拍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事隔三十年后,时任某集团军的团参谋长、后任沈阳军区的司令员在军区党代会上见到父亲时,恭恭敬敬地给父亲敬了个军礼说:“老首长,您还认识我吗?……”</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其实,在当年的总政文化部,下基层是老传统了。在我印象里,父亲经常出差,什么新疆了、兰州了,什么福建前线了、长山群岛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69年,他到昆明军区思茅军分区当副政委,更是把下基层这个传统发扬光大。毫不夸张地说,思茅军分区的每一个边防连队他都到过,而且连前哨排、前哨班基本上也都跑遍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退休前任《解放军报》的总编辑当年是思茅军分区的宣传干事,他常常和父亲去边防前哨。有一次他随父亲下前沿回来后和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们到了一个边防哨所,可官兵们实在拿不出什么好吃的招待,很是发愁。父亲看见战士们种了很多南瓜,就说:“我最喜欢南瓜稀饭,吃它就行!”吃饭时,父亲捧着一大碗南瓜稀饭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还边给战士们讲当年毛主席朱老总在井冈山上吃红米饭南瓜汤的故事。看见父亲吃得那样香甜,战士们可高兴了。当父亲他们离开后,这个哨所赶快用电话通知下一个哨所“毛副政委要去你们那儿了,他最喜欢吃南瓜稀饭!”于是,就这样一个哨所、一个哨所的往下传,此次下边防期间,父亲他们吃了整整一路的南瓜稀饭……</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有感于边疆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落后,以及边防战士们的艰苦条件,极力想帮助他们改善这种困难状况。于是,我们家厨房后边的小院成了父亲的试验基地:少数民族群众没有种菜的习惯,他就让人从内地找来菜子,先自己种种看能否成活;边远山区没有电,他就在小院里挖个大坑,堆上肥料建个沼气池,实验用沼气发电和煮饭,说要是能够推广开可解决大问题了;再不就是养信鸽、养长毛兔子、养旱鸭子、养荷兰猪,养着养着连大带小的就都被他送给边防连队和少数民族老乡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直到现在,我遇到很多曾在思茅工作过的同志,他们一提到父亲,总会津津乐道地讲起他在边疆劝阻少数民族群众不要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事情。父亲说,原来的原始森林多茂密啊,有多少珍奇的动物和植物。现在可好,今天这里烧一把火开一片地,明天那里烧一把火开一片地,你们看,原始森林都成了我的脑袋了。他边说边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低下头,露出光光的头顶给大伙看。这个生动的比喻让他们至今仍记忆犹新。</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1970年,父亲与时任西双版纳州长的刀国栋和群众一起过泼水节。</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一九七一年毛烽和时任思茅分区政委徐忠启,与西双版纳傣族群众一起欢度泼水节。</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依依两情</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大雪纷飞忆盘石,两情依依初系时。</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风雨同舟五十载,更喜双跨新世纪。</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这首诗是父亲于2001年元旦为纪念他和母亲结婚五十周年所写。</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身材高大魁梧,母亲身材娇小玲珑;父亲说话声如洪钟,母亲说话柔声细语;父亲出生在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母亲出生在城市,是大律师的女儿;父亲只念过农村的私塾,母亲却是个学音乐的大学生……虽然如此的不同,可是他们老两口却相濡以沫地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个年头。</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1950年的母亲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1946年,在长春师范大学读音乐系的母亲,虽然再过一年就要毕业了,但是她毅然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成为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的一名团员。父亲这时正担任军大文工团的党支部书记。在父亲的帮助下,母亲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当时,父亲创作了歌剧《为谁打天下》,母亲出演剧中的姨太太。母亲总也唱不好“忙呀!忙呀!可院套忙的个真够呛啊!八口肥猪仰八叉朝天,捆呀捆绑上呀……”这段唱词。因为一唱到这里,她就憋不住笑。于是父亲就一遍一遍带着她反反复复地唱。直至今天,每当母亲提起这段往事,总是随口就把这段唱词一字不落地唱了出来。</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后来,父亲母亲又一同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宣传队。父亲任宣传队的指导员,他带领队员们到前线演出,把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黑山阻击战斗打响时,父亲主动要求下部队,在阵地上激战的四天四夜,他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这次经历为他后来创作电影《黑山阻击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母亲参加了在北平外围对傅作义起义部队的慰问演出,她在歌剧《白毛女》中担任喜儿一角。有次演出,母亲刚好没上场,站在幕边为台上的演员提词。这时,混在起义队伍中的特务向台上扔手榴弹,弹片穿过母亲的棉衣,扎在了怀中揣着的剧本上。剧本被打得稀烂,母亲却侥幸逃过一劫,安然无恙。</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部队南下,父亲母亲又跟随部队去湘西剿匪,并在那里结为连理;再后来,又一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母亲转业到了地方,在冶金工业部工作。那时我还小,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母亲工作都特别忙,晚上不是开会就是学习,常常回来得很晚,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所以,我从小就是幼儿园全托、小学和中学住校。要知道,我可是当时的稀有“物种”——独生子女呀。</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母亲为父亲理发</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文革”时期,母亲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打成“特务”,被发配到云南蒙自的“五七干校”。父亲不离不弃,为了母亲,他放弃能够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毅然决然地要求到昆明军区工作。后来,母亲被“解放”了,而父亲又莫名其妙地被诬为“反革命分子”、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黑干将”,被关押在昆明的一个秘密地方。这时,我们家来到思茅军分区时间不长,人们并不了解和熟悉父亲的以往。面对种种流言蜚语和蔑视的目光,母亲一直坚信总有一天会还父亲的清白。她忍受极大的精神压力,努力干好工作,在她所任职的思茅地区机械厂很快就得到了工人师傅们的认可和尊敬……</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母亲离休多年以来,在他们所住的干休所和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干部病房,母亲对父亲的照顾可是出了名的,说细致入微到了极点那是毫不夸张。母亲有一个小本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父亲每次住医院的检查结果的详细数据,以便下次检查时有个比对。医生每次给父亲开的新药,她都要上网认真查过,了解其作用、疗效及副作用,做到心中有数。她还把卫生所每天该为父亲做的诸如量血压、注射胰岛素、测体温的事都包了下来。别人多次劝她这么大年纪了,就不要自己动手了。可母亲就是要事必躬亲自己来干。</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不过,也幸亏母亲的执著,有好几次父亲在身体出状况时,都多亏了她才化险为夷。2002年的一天,母亲在为父亲量血压时,发现欧姆龙血压计上反映出父亲的心跳次数只有三十几下,便急忙找来卫生所医生迅速将父亲送进医院。医院马上决定动手术为父亲安装心脏起搏器。手术以后要求父亲在48小时之内必须平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我想请个护理员,母亲说什么也不干,非要亲自守护父亲。要知道,当时她已经是75岁的高龄了呀。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母亲都坐在病床前,俯身朝着父亲,握着父亲的大手,静静地陪伴着;还时不时为父亲按摩腿部,帮他活动血脉……父亲很顺利地度过了危险期,转危为安。</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就像这样,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父亲度过了一次次的难关,而母亲头上也一次次地增添了无数的白发。我常常劝母亲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她却总是说:“我没事,为了你爸爸我也要照顾好我自己!”</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父亲也越来越离不开母亲。每天散步,他都要母亲陪伴,遇到天寒路滑时,就用手紧紧拉着母亲,生怕她摔跤跌倒;晚上睡觉醒来时,他都要伸手去为母亲盖被子,唯恐她受凉感冒……</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父亲和母亲钻石婚时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的留影)</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每当我看到高大的父亲和瘦小的母亲相互依扶,在夕阳下缓缓前行的背影时,心中就会油然升起深深的敬佩之情……</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这些从父辈们骨子里长出来的情结,叫人刻骨铭心,父亲和母亲所拥有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永远所不及的。但正是这样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会激励着我和我的后代们去深刻认识过去,更好地走向未来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该文转载于《相约军旗下》</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