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

任我行

　　我出生在1946年，从我记事开始，已是解放后新中国的事了。记得当时我家有八口人，父亲，母亲和六姊妹：大哥（我们称呼八哥）端华，刚成年，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三哥端富，四姐端玉，五姐端秀，他们都在读书。我叫端贵。还有一个弟弟叫端福。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国家需要人才，我大哥是中学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工作队，报名参加自愿军。前途一片光明。但天不随人愿，关键时刻大哥感冒发烧，发展成肺结核。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不久就病故了。全家都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纷之中，记得在泸州广场边上烧大哥的陵房时，里面有一个电灯泡烧爆了，“砰”的一声巨响，竟成了我人生最早的记忆。

五十年代初期，抗美援朝正当时，每天街上都有工作队，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游行，喊口号，组织宣传队伍，扭秧歌，打腰鼓，踩高翘，表演文艺节目，，晚上放花灯，耍龙灯，狮子灯，牛牛灯，马儿灯，贝壳灯…应有尽有，目不接暇。放鞭炮。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当时经常听到的歌曲是“东方红…”，“雄赳赳，气昂昂…” ，“嘿啦啦”……我幼年时常和家人一起去看热闹。

我被外面的热闹世界吸引，渐渐从悲伤中走出来。父亲解放前在泸州经商做生意，但在解放前夕破产了。解放初期生意越来越不好做。靠做点小买卖，打零工度日，大哥死后，家里的生活一落千丈，度日为艰 为了一家的生计，三哥十六岁就到泸州百货公司参加了工作。1953年底，幺弟端育出生，八哥走后来了幺弟。家里还是八人。但家里的生计就越来越艰难了。

1953年我上小学了，就读学校就是和黄角巷一墙之隔的泸州市第二小学（库房街小学）。和我一同读书的是左邻居李祖舆。李祖舆和我同年，他佔老三，大哥李西元已工作，二哥李祖舜高我们两个年级，小兄弟李祖武（李五）。他家小的三个弟兄就是我幼年时期的主要玩伴。那时我四姐在读中学，五姐在读高小。。一家八口人生活三个读书，就靠父亲做点小生意，零时工，三哥的微薄工资，收点房租，不得已时常变卖一些值钱的首 饰，家当…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地。

黄角巷只有南边一个出入口。在入口处，有两棵古老的黄角树。进入巷子，左边就是学校市二小的院墙，右边是巷口南方街道房子的墙壁。学校院墙有近一米的石头基础，墙的上部由一些小块石头和土砖混合构成。有几次院墙坍塌了小洞。我们上学就从墙下缺口爬过去。院墙下有一条几十公分宽的阳沟，天晴时没有水，天下雨时才有水流过。阳沟西边是由石板铺上的一米多宽的道路。进入巷子向北走到几十米的地方开始分叉，一路继续往北沿学校院墙走进入北院。北院的道路的尽头，有一高墙隔断，墙的北边就是广场（现泸州体育场）。从分叉路口往西就是进入巷子西院的道路，这条路由东向西，比进院的巷子宽了很多。路的南面是高大的院墙。道路靠墙有好几米宽的草坪。道路北边是一个小院的公共台阶，台阶在屋檐下，靠中部分更是向北突进一间十几平方宽的公共场所，我们把它叫檐湾。这里能避风雨。它的北边有一道进入这个小院的的大门。台阶不高，连小孩子都能随意上下。这里曾经是我们玩耍的地方。顺着屋檐下向西十米左右就是这片房屋南墙和西墙拐弯交叉的柱子。进入里院的道路在这里转弯北走几米又进入一个宽敞的长方形坝子。东边就是小院的西墙，南边和北边各有一间房屋。它们的房门相对。我的家是西院最西边单独的一个院落。院子大门向东，大门口台阶下有一个四级的石头阶梯。进入大门后有一个五，六平方的长方形天井。天井周围是一米多宽的过道。屋子就在过道周围。西面正中是堂屋。我家的住房就在堂屋的左右两旁。左边有一大一小两间屋子。这是父母亲和我们几个小兄弟一起住的地方。右边一间是姐姐们住的。堂屋门口向左有一个小弄堂，里面就是厕所和厨房。厨房靠西天井北边有一间屋子，原来是三哥住的，后来三哥工作了，就到单位去住，把屋子租给了牙刷厂一家姓肖的工人。天井南边的屋子租给了另一家，男的姓姚，女的叫周二姐，老婆婆叫周姨婆。周二姐屋子旁边有一个木楼梯。楼梯上面有一个木楼。上面有两间屋子，里面堆放一些杂物。屋子外面有个近两米宽的木阳台，用来晾晒衣服。那时候城里的高大楼房不多。我家小院的北墙外就是黄角巷的北院。西墙和南墙外面是陡坡，坡下就是兴隆街道其它院子了。天气好的时候，在楼上阳台上可以看得很远，看到长江…有时母亲在楼上晾晒干菜。我们也喜欢在楼上玩耍，藏猫猫。看远景。

虽说巷子北院和广场只有一墙之隔，但我们到广场还得向南出巷口，再沿西北一个小坡上去，经学校北大门墙外一条街往东走到一个交叉路口，再向北经过库房街才能进入广场。广场当时还是一个空旷的长方形泥土坝子，坝子东面是菜地。坝子北边正中有一个主席台。西边有进城的街道。。主席台背靠忠山，后边有一条泥土公路。

解放初期，反革命，特务，土匪活动猖獗。政府经常在广场召开公捕，公判大会，会后对一些罪大恶极的犯人执行死刑。当场公布布告，布告上历数犯人罪状和判刑时间。判处死刑的犯人打上叉叉。都要加上：该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执行枪决，立即执行。那时执行枪决是用枪打脑壳，叫做“敲沙罐”。

1954年秋，五姐考上了泸州一中，学校在瓦窑坝，那时四姐也在一中读高中，读住校。1956年四姐考上西北工业大学，后又转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家里只有我大一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就可以力所能及的帮家里做一些事情了。

三哥先在澄溪口的泸州百货公司仓库工作，后调到北门钮子街仓库。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参加工作不久就入了党。平时都吃住在单位。过年过节礼拜天才回家聚聚。他的换洗衣服，都由我到单位去拿回家，妈妈洗好后又由我送到单位。家里有好吃的由我带给三哥。三哥单位发了好东西由我带回家。

为了减轻负担。我从小就会找发火柴。解放初期人们的生活水平都不高。那时盛产干蔗。经济条件好点的年轻人。都爱吃干蔗。而甘蔗壳壳嗮干后，就是最好的发火柴。平时我上街就提上篼篼，背上背篼去捡干蔗壳。有时和九弟一起。如果看到有人吃干蔗。就把家伙拿过去接壳壳。有别人先扨在地上的，就把壳壳一片一片捡起来。我们捡的干蔗壳，解决了部分烧柴问题。我们有时还会約上几个小伙伴，到忠山去捡发火柴。主要是大树掉下的干树枝，红樟树叶子…柴捡得多少无所谓，大家可以在山坡上尽情嬉戏玩耍：有时在竹林里抓笋子虫，蜻蜓，蝴蝶，拿回家用线条拴着飞来玩。有时在山上用水灌屎壳郎（推屎爬）。拿回家大家拚着比赛。有时又在草地上抓窸窣（叫鸡）和油撾茆（一种蝗虫）。休息时我们又扯一种叫“王子草”的野草。每个人手里一根扎起来和别人的草搀在一起用力拉，哪个的结实哪个赢。山上有一种草叫“响响草”，响响草在快成熟的时候，会长一些小豆荚，去掉里面的小豆豆。就可以做成一个响响。可以吹出悦耳动听的声音。我们还把小竹子几公分长的一截，对口的地方夹上一小片干竹叶，也是不错的“响响”。小伙伴们在山上藏猫猫。玩游戏，过家家…有时玩得开心，连回家的时间都忘了。

那时家里经济困难，家里小的三个弟兄，我最大，常常带兄弟们玩耍。我们从未买过玩具。但我们的课外活动还是很充实：人多时可分组比赛，或打小皮球，或打仗，或跳绳，或斗鸡，或赛跑，或藏猫猫，或做游戏。或滚铁环…或打枪战（水枪，自制玩具枪…）放自制风筝或放飞纸飞机…还有就是跳绳，跳高，跳远，在忠山下玩泥巴，做玩具，修房子。在长江，沱江边上玩水，玩沙，打水漂…五十年代，泸州两江上还没有大桥，过河有渡船，汽车过河有轮渡。那时城里汽车很少见，也没有公交车，偶尔看到几辆小车，就以为是大官来了。看到的只是少量货车车和长途客车。

那时时新打玻璃珠子。在地上搞三个小洞。由两个或几个人依次用大母指和食指把珠子打出。谁先依次打完玻璃珠进了三个洞，谁就取得了胜利。

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扇纸烟盒，把纸烟盒的封面折叠成长方形，每个人出对等的一个或几个。重叠在一起放在一个平面上，稍卷成弧形状，用手往下纸烟盒旁边一拍。继助扇出的风把纸烟盒吹翻，先划拳排出先后顺序依次进行。吹翻多少得多少。翻完了又重新逗出纸烟盒继续拍。和玩纸烟盒类似，就是拍“洋娃儿”，拍一寸见方的画有各种人物图案的长方形纸片。好多商店都有卖。一大板六十张（120张），没有剪开就是一个故事：西游记，三国，水浒，童话故事…剪开就是玩耍的纸片。

那时孩子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就是看“娃儿书”（小人书）。街道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娃娃书摊（书店）供人看书。店里有座位，有一分钱两本，一分钱一本不等。我还常到图书馆，少年宫看“红领巾”，“儿童时代”…等儿童刊物和童话故事。

尽管家里再穷，但我在1958年以前的儿童时代，还是很幸福的。我爸爸写得一手好字，平时做零工，有时担水卖，搬东西找一点辛苦钱。很劳累。但他对我们很相爱，在空闲时间教我们写毛笔字。给我们讲故事。记得有一段时间，临时工不好找。他就给人家挑水卖。那时自来水不普遍。有人就花钱请人挑水。当时在南极子街道旁边有一个专门供人挑水的自来水管大蓬。但是挑水的人太多。有时要排好几十米的轮子。父亲准备了两担大桶。他把水挑一挑走了。我们又用另一挑水桶去排队。这样就可以多一点挑水的时间。而家里吃的水却是我们几姊妹自己到附近的水井或河沟里挑抬。

我母亲在家操持家务，一家好几口人的生活，全靠妈妈打理…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几个小的衣服都是妈妈给我们缝补。一家人穿的鞋子已是妈妈做。有时还托人到火材厂领纸片来在菜油灯下熬夜粘火材盒。熬夜做手工活…总之，我记事起，妈妈就为全家操脆了心，起早贪黑从不考虑自己。

我还记得童年的一些快乐的日子，幸福的时光：一是在春节期间，假期里全家团聚的日子。妈妈自制炒米糖，做黄粑，办年货…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在一起，谈天说地，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有时我们一大家人到忠山春游，兄弟姐妹前呼后拥，嘻戏打闹。浓浓亲情，温馨幸福。还有就是哥哥姐姐的同学，朋友到我家来玩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零食，小礼品。常常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记得有一次给我们带来一个小皮球。让我们几兄弟高兴了好一阵子。还有就是下雨天，我们几弟兄都在家里玩游戏，过家家，藏猫猫，玩得好开心！当时城里有两个电影院。学校常常组织学生看儿童场，成人一两毛一张票。而学生只要五分钱。我最爱看战斗片和童话片。学校还常请战斗英雄到校作报告。组织我们到工厂，农村参观学习…到忠山植树造林搞野餐活动，到展览馆看阶级斗争展览…都是我们欢乐的时光。

1956年，粮食，肉类开始定量供应，生活越来越紧张了。那年冬天，我除了捡干蔗壳。还多了一个任务，捡橘子皮（柑儿壳）。晒干后两毛多钱一斤。那年我们总共卖了上十元钱，我和九弟各买了一双胶鞋，心里好高兴啊！1956年儿童节，我加入了少先队。在忠山烈士纪念碑参加宣誓典礼。从此，少先队队歌，常在我心中回荡。我对未来充满了幻想。

到1957年，城市居民生活越来越紧张，发了肉票买肉也难，得半夜三更到肉铺门口排队。那时供应粮食不够吃，天不亮就到市场去买红薯，豆类…瓜菜等能填饱肚子的食物。父亲的临时工更不好找了。当时政府动员城市居民上山下乡。我父亲为了缓解生活的压力，决定申请全家下乡。父亲打听到，下乡以后能分得自留地种菜种粮食。人人可以在社里做工分粮食分钱。还可以家里喂鸡鸭生蛋，杀猪吃肉。总之把乡下的生活想象得很美好。但苦于找不到落脚点，到处多方打听。有一个姓蔡的裁缝下乡到泸县况场乡大都观。大都观是庙宇，还有一些空闲的房子。他把父亲带去看了一趟，父亲下乡心切，不考虑后果就答应了。当时居委会的一些好心人劝我爸爸不要冲动，要慎重考虑：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父母亲都是年近半百的城市人。从没有干过农活。三弟兄我最大，才十一岁，最小的才五岁。下乡怎样生活？可我父亲始终听不进去…居委会只能压着不办。当时三哥的单位也在动员家属下乡。三哥是党员。也不好拖父亲的后腿。使得父亲下乡的愿望实现了。由于父亲的一念之差，彻底改变了我家的命运。1958年正月初四，我们一家人连同家具行李装了一船。沿长江 逆流而上。船啊！你将带我们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