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知遇恩

穷乐居士

能在陈海生同志手下工作，哪怕是短短的几年，也是我终生的荣幸。在他身边工作，耳濡目染，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使我受益匪浅，享用终生。
　　一九八六年底，我拿着人事局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介绍信，到文化局报到，办公室的主任董惠民热情接待了我。他说：“我们陈局长嘱咐了，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跟我讲，我们会尽力解决。”陈局长？我心里嘀咕，不认识呀。这时，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身穿一套十分合体的深蓝色的中山装，简洁而质朴，给人一种干练而庄重的感觉。董惠民连忙对我介绍说：“这就是陈局长。”又向男子介绍我说：“他就是转业干部小李。”我有点惶恐地从坐椅上站了起来，看着陈局长，只见他面露极淡的微笑，上下微摆了一下左手，示意我坐下，说：“好哇，好哇。年纪轻，好好干。”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这就是陈海生局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元旦一过，我就到局里上班了。办公室安排我参加年终总结表彰大会的筹备工作，说具体工作等春节后再安排。刚刚脱下军装，对地方工作还不太适应。好在我在部队基本上是在机关工作，筹办会务，大同小异，我也就边学边干，认真工作，尽力落实好领导交办的每一项任务。会议结束后，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这期间，我跟陈局长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所以，也谈不上有什么好与坏的印象。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新进的工作人员不能直接在机关上班，必须到基层工作。春节过后，我被安排到了文化馆。
这是我喜出望外的结果。在我的想象中，文化馆是当地文艺的圣殿，是精英聚集之所，是我疗饥解馋之所。我在填写转业志愿时，虽然把文化馆作为了我的最终目标，但不敢把它作为第一志愿，我怕别人会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因此，我辞谢了一些想要努力把我留在机关工作的长辈们的好意，带着满面春风，到文化馆报到并极尽自己的热情和能力投入到工作之中。
组织上安排我负责民间艺人管理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一项谁也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便欣然接受了。过去的民间艺人文化不高，却见多识广；境界不高，却能说会道。流派之间、行当之间，自以为是，相轻相讥。到了新社会，这些旧的习气仍然十分严重。管理上的困难可想而知。通过努力，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便把这支吵吵嚷嚷、矛盾不断的队伍整顿得得心应手。一次，我到局机关办事，遇到陈局长，他主动地微笑着对我说：“听说你干得很不错，很好很好，好好干。”很随和的话语，让我感到十分的亲切。使我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激情。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使现代文艺形式和载体对本土的民间文化艺术的生存发展形成了严重的挑战。新洲的民间曲艺，已经开始日渐衰退，市场萎缩，艺人转行。曾享誉一方的名老艺人，也难以靠行艺养家了。
　　面对民间艺术日渐衰落的状况，我心急如焚。为了弘扬传统艺术，振奋民间艺人精神，我决定组织一次全县民间曲艺调演活动。然而，我的想法被我的顶头上司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凉：民间艺术已不被重视，组织难度太大，且举办活动没有经费。一个偶然的机会，不甘心放弃的我，把想法向陈局长作了汇报，而且详细地介绍了组织方案。本也就是想一吐为快而已。没想到陈局长听后竟连声说好：“大胆地搞，有困难想办法解决。”并当即表态，局里支持两百元。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两百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记得当时我的月工资（从部队转业，还略高于地方同条件的干部）也只有七十多元。大喜过望的我，一路狂奔回文化馆，向馆领导们作了汇报，他们竟也惊诧得目瞪口呆。他们说局里还从来没因活动给馆里拔过钱。那次活动举办得相当成功，不仅规模大，而且内容丰富，凡能参加的民间艺人都参加了演出，他们积极创作，认真表演，一批好演员、好作品脱颖而出。陈局长也抽空观看了部分演出。他十分满意地鼓励我：“善始善终，评个奖，好好表彰一下。”并给我增加了到80元经费。民间曲艺调演表彰总结会后，艺人们无不激动感慨：“以前我们的活动，馆里的领导到场就不错了。这次，不仅陈局长来了，还有宣传部的领导，亲自给我们发奖。我们一定要努力提高，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调演的成功举办，不能不归功于陈局长对我的支持。我愈发地激情倍增，想趁热打铁，给民间艺人找平台，找机会，让他们有演出，有收入，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他们掌握的艺术。我想组织一支曲艺演唱队，以当时十分重要的中心工作——计划生育为主题，深入乡村进行宣传教育。然而，我的想法又遭到了顶头上司的反对，理由是民间艺人太复杂，难于管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了上次的经验，我没有放弃，直接去找陈局长汇报。果然，不仅得到了陈局长的支持，他指导我怎么运作。按照他的指点，我找到了我父母的老同事、老朋友，时任的县计生委主任，向她汇报了我的想法。没想到，我的想法正是她酝酿着的计划，只是她还没找到合适的载体。于是，以文化局和计生委联合组织的“计划生育曲艺宣传活动”正式发文，在全县展开。我组织民间艺人并参与其中，创作了一批以计划生育为内容的曲艺节目。历时近一年的宣传活动，使民间艺人的足迹踏遍了全县的乡村田野，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1990年2月5日，《长江日报》第二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次宣传活动。民间艺人们在这次活动中既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又极大地提高了表演艺术，还收获了创作成果、团队精神。 一九八九年初，局党委决定抽调我到局机关工作，一是负责局机关内部信息期刊《新洲文化》的编辑；二是筹备组建拟新设的局属单位——音像市场管理所，并由我担任组建后的所长。我对找我谈话的分管局长表态说：“两项工作我都接受，但不任所长，组建完成后还回文化馆工作；民间艺人管理工作刚上手，希望能继续由我负责。”陈局长知道我的想法后，告诉我：同意我的想法，所长一事可以放一放，先把其它工作做好，不要有包袱。就这样，我在陈局长身边整整工作了一年。这一年是我收获最大的一年。
一天，我回文化馆办事，正好大家都在办公室，气氛有点异样，原来是文化馆因内部管理受到了局长的批评。分管的馆长正忿忿地说：是谁跑到局里告我们的状？我一下明白了：前几天局机关的同事们在一起谈论二级单位的管理问题，我无意中说了文化馆的水电管理较乱，浪费严重，费用虚高。于是我说：“是我说的。”分管馆长立即起身走了。过了不久，他又能回来了，火气更大了。不知发生了什么。过后得知，他当时跑到局里找到陈局长，说我瞎告状，还说我想当馆长，有野心。没想到陈局长不仅肯定了我反映情况是对的，还说我想当馆长没错，“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陈局长的人格力量，使我五体投地，由衷地钦佩和敬仰！ 在那段风云变幻人心浮燥的十分特殊的时期，义愤填膺的，慷慨陈辞的，幸灾乐祸的，自我标榜的……生旦净末丑，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有边界，没有底线，捕风捉影，大说大讲。我们局机关也不例外。但陈局长却是个例外！
那段时间，他没有了往日的笑容。他照常召集每周一的工作例会，安排工作，要求大家把手头的事做好。他告诉大家，莫信谣，莫传谣。要相信党，相信党中央。他没有谈论过局势，也没有发表过看法。一天，他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见我正在认真地做我的工作，他略带微笑地对我说：“好，把自己的事做好。”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沉默的。我很纳闷，十分健谈，有说有笑的局长，在这街谈巷议，热闹非凡的时候，怎么就不言不语了呢？
　　及至尘埃落定，那些曾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的人话锋一转，都成了先知先觉的高人，炫耀自己的“先见之明”。而真正先见之明的陈局长，依然不言不语，依然按部就班地安排和督导工作，自始至终没有表现过自己的得意。如果有点变化，那就是他的脸上，重新漾起了明朗和平淡的笑容。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心的我，始终关注着陈局长。从陈局长身上，我似乎隐隐约约找到了答案：什么是大度和大气！什么是格局和境界！陈局长用他的身教，给我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党课。他教会了我以后在大的局势下的大事大非面前如何淡定冷静，如何坚守心中的信仰！

文化局是从原来的文教局分离出来的。我在局机关工作时，正好赶上十年局庆。我参与了局庆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通过大量的资料，我知道了文化局十年的成就。其中最让文化人引以为傲的是，在陈海生任局长期间，新洲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队伍的建设、文艺作品的成就、文化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在县财政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通过陈局长的努力，解决了文化系统一大批干部职工以及部分优秀文艺骨干的商品粮户口，落实了乡镇文化站长的编制和财政供给。他还以超人的胆识，积极探索推进“以文补文”、剧团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文化工作改革。使文化系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一个原来不被人们看好的单位，竟成了一时炙手可热、趋之若鹜的好部门。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功德，至今还被文化人们念念不忘，津津乐道。
作为文化局长，陈局长并没有什么文艺专长，但他却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化干部和文艺骨干。他要求每一个工作在群众文化辅导一线的文化干部，必须至少有一到几门文艺专长。记得有一年，为了倒逼文化干部学习和提高业务能力，在他的推动下，组织了一场全县文化干部展演活动。在动员会上，针对有人打退堂鼓，他态度坚定，斩钉截铁地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上，就是学狗叫，也必须上！”结果，一场空前的文化系统文艺展演活动丰富多彩精彩纷呈，一批作品一批骨干脱颖而出。群众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迅速在文化队伍中率先掀起了高潮。文化站长中或书法、或绘画、或舞蹈，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在省市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艺术家。群众文化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发展起来了。
　　陈局长的领导艺术，是我极佩服的。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在公众场合发过脾气，即便是对某项工作或某个人不满意，他也是用一种缓和而干脆的语调，十分简洁地指出来。更多的时候，他则是用玩笑的方式表达，使对方无地自容又心悦诚服。他的不怒自威，让人不得不从心底由衷地敬畏。我还经常跟随陈局长到各乡镇检查指导工作，他是极爱欢迎的部门负责人。他总是在和对方的谈笑风生中就把工作落实了，没有四平八稳的形式，没有按部就班的程序，更没有趾高气扬的说教。他的这些具有艺术性的工作方式方法，对我以后的工作起到了极有效的作用，尽管我只是学了一些皮毛。
　　陈局长的一身正气，廉洁自律，影响着我的一生。在一次周一的工作例会上，陈局长十分认真而严肃地说：“我们要明白：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权力永远没有责任大！”当时的情景，当时陈局长的神情，陈局长“权力永远没有责任大”的警戒，象烙印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它时时刻刻地警醒着我，谨慎权力，担当责任！
　　1990年初，得知组织上要调我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我十分焦急地找到陈局长，希望能不离开文化系统，愿意留在他手下工作。他认真地听完了我的想法后，十分亲切地对我说：“宣传部是县委机关，天地比文化局大，对你的成长进步是有好处的。作为一名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组织。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宣传部能调你去工作，组织上是经过了认真考察的，说明你是优秀的。你就应该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去做更多的工作。”我无言以对，只能念念不舍地离开了文化局。
1995年，陈局长也调到了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再次成为我的直接领导，直到2001年他退休。之后，他还经常参加宣传部组织的老干部活动，有空就到我的办公室坐坐，了解我的工作情况，鼓励我好好工作。

我的一生，遇到过很多贵人，这当中，陈局长无疑是我贵人中的贵人。他的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我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
　　2010年9月16日，陈局长因病逝世。我十分悲痛，主动向领导提出负责承担陈局长的丧事组织落实并主持陈局长的追悼会，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主持的追悼会。在整个丧事过程中，不论是方案还是具体事务，我都亲历亲为。我曾主持过不少的大小会议和活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需要主持词的。为了追悼会的周密严谨，我字斟句酌地写了主持词，并自始至终按照主持词认真宣读。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对陈局长的敬仰和爱戴，才能报答陈局长对我的知遇之恩！
　　在主持词中，我发自肺腑地对陈局长表达了我的心声：
　　“陈海生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好老师、好榜样。他的逝世，我们无比悲痛。他一生胸怀坦荡、意志坚定；忠诚事业，乐于奉献；工作有方，成就辉煌；他一生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尊重领导，关爱部下；言传身教，品德高尚。他的人格品德，让我们每一位熟知他的人所景仰。他七十年平凡人生、四十年革命历程，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他将激励我们百倍努力，认真工作，为发展新洲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二二年十二月八日于穷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