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二九”运动 传承红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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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87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场唤起全民族抗战运动，辽阳邹氏三杰研究会发表了这场运动领导人邹鲁风的文章，家乡人民深切怀念革命先辈，弘扬一二九精神 ，践行爱国理想，铭记历史、勇担使命。 作者邹鲁风简介
邹鲁风(1910-1959) 原名邹宝璠，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后三块石村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见到鲁迅，因仰慕其为人，而改名邹鲁风。1926年邹鲁风追随五哥邹大鹏去武汉，考入武昌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1933年秋，考入北平东北大学俄语系。1935年12月邹鲁风与清华大学的姚依林、燕京大学的黄华等一起，参加并组织了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任总纠察。七七事变后任平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38年12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6支队一团政治处主任。抗战胜利后，调往东北工作，历任辽阳市市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邹鲁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邹鲁风同志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高等教育战线上的优秀领导干部。
注：邹鲁风在家排行老六，五哥邹大鹏开国功臣，共和国首任情报总暑暑长。七弟邹宝骧曾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副书记，黑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等职。邹家三兄弟被誉为中华英豪，邹氏三杰。

党最亲密的战友--回忆鲁迅先生
邹鲁风1956年著

1935年的年底，正值“一二•九”抗日救亡的风暴迅速地扩展到全国的时候，北平学联决定派我到上海去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但上海对于我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唯恐在初到那里，当工作关系还没有接上的情况下发生什么意外，遭遇到敌人的罗网。于是我去找曹靖华先生商量：请他介绍一位熟悉上海情况的可靠的朋友，在必要时给我一些指导和帮助。曹靖华先生在略一沉思之后就说：“把你介绍给鲁迅先生，这是再可靠不过的，一切他都会帮助你。”这使我感到意外的高兴。不仅仅是由于像曹靖华先生所说，“这是再可靠不过的”，而且还在于鲁迅先生是我长期以来所熟悉和崇敬的人，我为可以见到他而感到更大的高兴。当我起身向曹靖华先生告辞的时候，他却要我稍等一下，他说：“给鲁迅先生带点小米去——鲁迅先生是很喜欢用小米煮粥吃的，这东西在上海不容易买到。”说着他走进厨房，提出了半面袋小米交给了我。曹靖华先生对于鲁迅先生生活上这种细微的关心很使我感动。几斤小米当然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正是这样却越见出他们间的超乎世俗人情的真挚而深厚的友谊。以后我才知道，鲁迅先生对于曹靖华先生的关心也正是这么细微备至。
到上海后，我就按照曹靖华先生的指示，到内山书店去访问鲁迅先生。因为怕在路上遇到检查的麻烦，曹靖华先生没有让我亲自携带他写给鲁迅先生的信件，信是由邮局寄出的。我手里提着半袋小米，向一位青年店员说，我是从北平来的，想找鲁迅先生，请他能告诉我鲁迅先生的地址。那青年打量一下我的样子，大概是不怎么放心，于是说：“不知道。”这回答使我不免有点窘，但我了解，他这是为了鲁迅先生的安全而应该持有的警惕。我只好退一步地问他说：“那么我留下几个字，还有这半袋小米，请你一并转交给鲁迅先生可以吗？”他再一次打量一遍我的周身，又用眼扫了扫室内的别人，然后才点头说：“好吧。”我匆匆写了张字条，就向那位青年店员告别了。心里微微有些失望但又怀着希望。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再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已经坐在那里和内山先生谈天了。我兴奋地走到先生的面前，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像是早已很熟的相识，鲁迅先生没有丝毫客气地就让我在他的身边坐下，同时低声地说了一句：“回头到外面喝茶去。”就又继续和内山先生去谈天了。我知道他这是在警告我：这里还不是宜于谈话的地方，因为在两边的书架前已有许多看书的顾客。待喝完了内山先生倒给我们的两盅茶，鲁迅先生才向内山先生告辞，我们一起走出了书店。在横过电车道的时候，鲁迅先生告诉我说：那站在书架前向他打招呼的穿西装的人，就是日本领事馆的特务。
这不免使我有点为鲁迅先生担心。鲁迅先生领我进了一家咖啡馆，坐下之后，我就问鲁迅先生，他这么公开地走动会不会有什么危险，而我这样冒然地来访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鲁迅先生笑了，他说：“没有什么。看情形，他们（指国民党）目前似乎还不想下手，他们的吵吵嚷嚷，目的是想吓得我不敢说，不敢动；真正危险倒在他们不声不响的时候——蒋介石这东西就是个流氓。”这最后的一句话鲁迅先生是用极大的轻蔑和激忿说的，虽然声音并不高，但却显得特别鲜明而响亮：仿佛是漫画家的一笔，就勾出了一个神似的肖像。
我想，鲁迅先生的估计是正确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把鲁迅先生看作眼中钉，在千方百计地加以迫害，但鲁迅先生在人民群众中的长久而广泛的影响以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使得希特勒式的流氓蒋介石也不能不有所顾虑。
谈话继续下去，鲁迅先生对于当前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极大的关心，他问我北平学生两次示威游行和学生被捕的情况。我向他详细地讲了两次示威的准备、街头上群众和军警的搏斗以及当前运动的趋势。在追述到“一二•一六”的傍晚一部分同学被大批军警围困，而许多群众却自发地给同学们送来开水和馒头的时候，自己不禁流下了几滴悲愤的眼泪。仿佛像幼年时代在外边受了强暴的欺侮，回到家里向父母诉苦时的感情。
鲁迅先生沉默地看着我，没有表示什么安慰，也没有说什么教训，只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吸纸烟。我想：他也许是回忆到三•一八的惨剧而又一度感到极大的愤怒吧，从他那无言的沉默中，我感到一种异常炽烈的同情、和比语言更为有力的安慰和鼓励。
大概鲁迅先生有意识地想转变一下我的过于激动的感情，他开始把话题引到学习方面。他问我俄文学习得怎样，是不是可以看书了。我说：还差得很远，看书需花费大部分时间去查字典。鲁迅先生爽朗地笑了，他说：这是必然的；在学习的过程肯于常常翻字典已经是很好了。接着他又告诉我：他正在译《死魂灵》，有时也感到很吃力，也常常要去翻字典的。从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鲁迅先生对我的诚恳的教诲，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他的工作的辛苦。但接着我也感到非常的惭愧：当鲁迅先生问我：“曹靖华先生不是正在给你们讲苏联小说《远方》吗？”我竟膛目不能回答。在“一二•九”的前后我差不多已经有两个月不曾上课了，因此也就丝毫不知道曹靖华先生在给我们讲授的《远方》。鲁迅先生似乎马上也就看出了我的迟疑，他说：“这篇东西已经翻译了出来，不久就可以出版的。”
这一次和鲁迅先生的谈话时间很长，差不多有两个小时，这中间带来的纸烟吸完了，鲁迅先生曾走出去又买了一包。虽然和鲁迅先生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丝毫未感到有什么拘束或顾忌，我好像面对一个慈爱、热情的长者，自由地谈着家常。鲁迅先生也没有像他在一篇作品里所说的那样：和一个初次见面的青年常常是他谈得很少；相反地，他这天是谈得很多，而且是谈得那么坦率。这次谈话是怎样结束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还记得，他劝我安心地在上海住下去，他告诉我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但又叫我各处跑跑玩玩，不要一个人闷在旅馆里。因我告诉他，我的工作需要等另一个同学到来才能开始，已经等了三、四天还不见来，我开始有些着急了。他诚恳地说：有什么事情尽管去找他——办法呢，留一张字条在内山书店。
这一次，我在上海停留了将近半月，恐怕影响鲁迅先生的工作，有五、六天的时间没有去看他，但鲁迅先生却要(夫人)许广平先生来看我了，看我所等待的同学是否已经到来，同时带来了几十块钱，要我一定收下，因为鲁迅先生想到我所住的那个旅馆是很贵的，而为了等人又不能移动，恐怕我自己带来的钱快用完了。这几十块钱我终于收下了，直到我回到北平以后才托曹靖华先生寄还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于青年的关心是真诚动人的，但正是这样，我没有向鲁迅先生说过感谢的话，我总觉得向他说“感谢”两个字是不恰当的。
我回到北平后不久，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同志要我把一封重要的信送到鲁迅先生那里，请他转交给党中央。信是密写的，表面上是几张空白的信纸装在一个空白的信封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仍然拆开了手提皮箱的里层，把它糊在里面了。我想这封信一定与当前的运动有关，我是在担负着一次重要的交通，我应该用生命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关于这封信，直到去年和一位同志谈起才知道是北方局写给中央的报告。因为当时北方局和中央失掉了联系，所以才请鲁迅先生设法转交。）
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见到了鲁迅先生。依旧是在内山书店小坐之后又到了那个熟悉的咖啡馆。这时虽然静悄悄地没有别的客人，我还是小心地问了鲁迅先生我们在这里谈话是不是安全，等到鲁迅先生答复说：没有什么，我才说明这次来是带有一封重要的信，请先生转交给党中央。鲁迅先生马上说：“可以的。”于是我从布袋里拿出信交给了鲁迅先生，他打开随身带着的一个小包袱，把信放在一本书的上面又包了起来。这一次我们没有谈得很久，因为这一封信是应该尽快地放到最安全的地方的。
过几天我去向鲁迅先生问回信，鲁迅先生说：信是转了过去，但回信可还是没有。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的疏忽：来时竟没有问清楚，是否一定要在这里等回信，而交给我信的同志也没有把这一点向我交代。于是，我请鲁迅先生追问一下：是不是有回信和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有回信。鲁迅先生说：这不大方便。看来鲁迅先生当时转递这样一封信也是有着很大困难的。冯雪峰同志在《回忆鲁迅》中说：“坚持在上海的我们的地下党，和新到陕北的中央还不可能取得联系。我到上海的任务，就是寻找在上海的地下党使其和中央接上关系，同时就留在上海工作。”冯雪峰同志到达上海是在1936年的4月，而我送信给鲁迅先生的时间是在二月初，可见这时上海的党组织和中央还没有直接的联系，由此亦可想见鲁迅先生当时转递这封信还不可能经过上海党的关系，一定是经过别的路子。据去年和我谈起这封信的那位同志说：“信是肯定地转到中央了，因为随后中央就派了人来。”这位同志当时是在北方局工作，信也就是经他的手交给姚依林同志的，而我从上海回来，也就是他和我接的关系，我向他报告了送信的经过情况，所以他的话该是确实可靠的。
我在上海停留的时间，苏联版画正在上海展出。我去参观的那天，遇上了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我们在同一面墙壁下相向地走近，这使我颇为踌躇起来：在这样的场合，我能够和鲁迅先生说话吗？但很快也就想到了回答：看鲁迅先生的吧，如果不妨事的话，他会先向我打招呼的。几分钟后，果然也就证明了我的想法不错：我们走得很近了，鲁迅先生迅速地接受了我的注目礼，就转向着墙上的版画了，我们当作互相不识地擦肩而过。我知道这里还不是我们可以自由说话的世界。没有想到，这一次就是我和鲁迅先生的最后一面，过了几个月鲁迅先生就在这个不能自由说话的世界里和我们永别了！
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是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的。当时，我们几十个青年正搭上停在北平西车站的军用货车，等待开往西安。当这消息在我们中间传遍时，火车也就开动了。大家挤在一个车箱里举行了临时的追悼会。几只口琴奏起了哀乐，大家不禁都热泪盈眶，缓缓地低下了头，震荡的车响声也压不过哭泣的声音。但随着也就有人用鲁迅先生的名言“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来抹去了大家的眼泪，悲泣变成了壮烈的救亡歌声，随着疾驰的火车飘散在广阔的原野。
我们到了西安，那里正在准备大规模的追悼，我走到城郊十里外的花圃里，亲自选购了鲜花，并急忙赶制了花圈。我想：鲁迅先生是非常爱好艺术的，纸扎铺里的花圈他一定不会喜欢，甚至感到不快。但自己制成的花圈，手艺也实在不大高明，如果鲁迅先生真的看见，也一定会要笑我的。但又想：这些自然的花朵，总比纸扎的花圈要自然生动得多：于是我好似对于鲁迅先生略尽了一点忠诚，又稍稍感到安心了。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的二十周年。但鲁迅先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是永生的，鲁迅先生的精神将随着中国人民的胜利，越来越大地发着灿烂的光辉。
中国青年的导师，我们党的最亲密的战友，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作者简介：原创邹鲁风(编辑整理)邹伟老家辽阳后三块石村邹氏后人，从小受邹氏三杰革命先辈思想影响，打上革命的烙印，父亲邹广安中共党员，建国前参加革命，离休干部。邹伟红三代传承了红色基因，参加革命工作后早期入党，现担任市民营企业家联合会书记.会长。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辽阳市学雷锋和道德模范，十大环保杰出人物。联合会获得辽宁省“四好商会” 荣誉称号。
辽阳市民营企业家联合会
邹氏三杰研究会
2022年12月8日
作者邹伟同父亲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