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派我去见邱会作

至简

1998年初春，春光旖旎，柳树吐出鹅黄的新芽，树枝好像也变绿了，院内一片静寂。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首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首长自己习惯性地先用大手抹了一下脸，略作沉思，然后说：“你不是说我们回忆录资料还少吗？一个是新四军3师这一段，一个是解放后总后这一段。3师这一段，你找过吴法宪了。解放后这一段，你去西安找一下邱会作。”我有点惊诧地问：“首长你说去西安找邱会作？”首长说：“我们不是给’黄吴李邱’解决了待遇问题了吗？他现在已经按照副省级待遇，住到省委院里了。你去找他一下。他应该能跟我们谈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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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说的待遇问题是指1987年秋，我与抗战时新四军3师司令部3个作战参谋“成空”周旋副参谋长，“南空”薛毓芳副参谋长（红军）和通讯兵李部长”（皆为副军职）到济南某工人宿舍区看吴法宪。吴法宪住在一套相当于部队营级干部50多平米的房子里。吴法宪提出，他医疗太困难，希望洪帮他解决一下医疗问题。我回来给首长汇报并按照首长指示当场写了个白纸条（无公函字头）。首长批给了杨副主席。杨副主席批请中央，中央决定：“黄吴李邱”4人按照副省级改善待遇。

我怀揣“圣旨”飞到西安，在飞机上脑子里一直转着这次任务能否顺利完成。我1971年1月刚到机关，经常在院子里碰上邱会作部长来办公楼上班。他习惯性地倒背双手，腰板挺直，大步流星快走。警卫员小朱在他身后一米多的地方跟着。有时候他坐三面红旗轿车从西门过来。我们都知道那是只有政治局委员才可配的车。说来也奇怪，我从西门进办公区时，门卫突然给我敬礼。搞得我很狼狈。然后我就走南小门，南小门也如是。我问大家何以这样？大家说你长得像副部长陈庞。哇？还有人说你长得像张春桥。哇？所以了。

邱会作有“三大干将”，即“陈王戴”，两个副部长一个副政委，都是很精明干练的。他们三人从秦城出来后，都是我与另一同志分别送到南昌，沈阳，太原的。陈庞出秦城监狱后，直接到北京站，同时我们安排他的夫人和女儿也到北京站。这是他与家人多少年来的第一次见面。可是从他们见面说话，谁也看不出他们是刚刚见面。他们谈天说地，家长里短，社会热点，气氛轻松，其乐融融，只字不提“913”以及秦城之事。这叫我暗暗惊讶。她女儿说，天安门女出租车事件，女司机是她的同事，长得很漂亮的。他们不避我，我一直笑眯眯地听着。到南昌我与当地驻军单位交代：不要安排在一层楼，南昌潮湿，二楼要好一些。他们这一辈人在战争时期都有战功的。从生活、医疗、住房方面，要照顾好他。后来听说，陈庞在南昌一直研究永动机无科研成果。我喜欢南昌的小樟树苗，他们跟我挖了一株。结果，我回京栽到花盆里，叶子就干了。什么都要条件。小樟树苗是需要南方的温湿气候和红土壤基础的。

到西安后，我住在203军部招待所。住下后，立即给陕西省委老干局局长打通了电话，是请省委总机转接的。局长很热情回答立即联系邱会作。然后，局长马上告诉我，情况不理想。邱会作说，“我不见总后来的人。我这一辈子再也不登总后的门！”局长说，他是谁谁派来的，要找你谈点情况。邱会作说，谁派来的也不见！他派来的，更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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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大吃一惊！这态度？只好去秦始皇陵转悠，从地摊上买了几件古董，回来都送同学了。一边转一边想变通的主意。不然，回去怎么向首长交代呀？

回到招待所，就与老干局局长要通了电话。不料，喜出望外！局长又做了邱会作的工作。局长说，“你不见不对。他来西安是组织上派来的。你应该见。见了，你不谈，或谈多谈少，是你的事儿了嘛。”邱会作说，“啊？那也行。那就见见吧。”我与局长马上约好，第二天上午9时，我到省委大院驻地楼号去见邱会作。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西安这这个地方，颇不适宜遭贬谪高官养老。世事如棋局，变幻无常态，容易触发感伤情绪，影响心态。但西安比北京温度要高出3度以上，尤其湿度比北京大。常青藤冒出了碧绿的新芽，到处绿草离离，繁花点点，野草都比北京长得高。在大小雁塔散步，感觉空气温润舒适，不愧为“周秦汉晋隋唐”等13个王朝的古都。

我按时敲开邱会作的房门，是一个男同志开的门。他已经知道我来拜访邱会作，让我坐在一个长方形的客厅里等。我等了10分钟，然后又一个10分钟，我也不催，他也静坐，又是5分钟，左侧的门推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邱会作大声说：“谁找我呀？”我“嗖”的一声站起，立正，敬礼！报告：“邱老，我找你。”他用眼睛的余光扫我一眼，“邱老”，好别扭！我也觉得别扭。然后他目不旁视，双手一背，大步流星地走到客厅西头，又折回来。他也不看我，厉声问：“找我什么事？”把气氛提升起来后，他看我一眼，“你找我？”我说：“对。”“什么事？”我说：“向邱老了解关于解放初期建立总后勤部，以及成立301医院的一些情况。”邱会作站住对我说：“我说了，总后的人，我一个不见！找我了解情况，一个字也不谈！”

空气紧张，点一根火柴就可爆炸。好在我有思想准备，心中有几个底稿，沉默：“邱老，你可能不认识我。我跟小朱和小任（邱身边两个人）都很熟，我们都是保卫部1科的。他们离京是我送到山西高平和河南的。”邱会作凝视着我，坐到沙发上。

我继续说：“1971年5月7日，距离913，3个月多一点。总后在院里足球场开大会，纪念1966年毛主席的57指示，您和夫人以及叶群坐在西南角露天舞台下的草坪上，保卫部石宝元部长安排我在你的身旁担任警卫工作。”邱会作认真地看着我。记得我在“邱叶胡”三人身旁警卫时，至始至终居然没有一个领导同志靠近过。我说：“听说总后的报告是邱老写的？”他接话很快说：“是呀。是我写的。毛主席批示的。”我突然很高兴，继续说：“邱老，关于你们4个将领改善待遇问题，是吴法宪让我给洪学智首长反映的，洪学智首长把我写的吴法宪情况批给了杨尚昆同志，中央决定解决的。想必邱老已经知道了。”邱会作专注地盯视着我。无语。他大约不愿意承认这么大的事是洪给他们办的。洪其实与他们4位都是战友。洪与“黄”，前后担任过6纵司令；洪在6纵为司令，“李”为副司令；洪在新四军3师为参谋长，“吴”为政治部主任。“邱”大约也不愿意认可办事程序还经过小人物之手。但他又不能予以否定。我笃定他提不出改变了他们四人生存状态的第二个可能。

邱会作沉默着，我也稍稍沉静。然后，我想再提一件事儿。“邱老，我还听说在1970年初，您给总理写了一个报告。”他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说：“你跟总理说，总后科技单位多，希望能从现在在部队锻炼的大学生中挑一批大学生到总后工作。”邱会作坦然说：“对呀。是有这回事儿。是我写的。”我说：“总理批示，不仅总后需要，各总部各兵种都需要。”邱会作回答说：“总理是这样批的。”我说：“邱老，总后机关进了40名大学生。”他立即回答：“对呀。”我说：“我就是这40个大学生中的一个。”邱会作惊异地看着我。这小青年！居然是我们下沈阳部队挑来的！我说：“邱老，这40个学生，如今都是机关军师干部，大家心里感谢邱老，感谢周总理。”邱会作的目光柔和了，对我点点头头。我是40个大学生中唯一的向他传递表示感谢的当年学生。这时候，我觉得他是一种认可并愉悦的目光看着我。

整个一上午，没有记得那个男服务员给我倒过水。客厅里沉静了一大阵子。邱会作突然发力，激烈地大声问：“你是为回忆录的事情来的？”我点点头。他突然噌地站起来，疾言厉色地说：“写回忆录，是吧？我要问，杨立三往哪里摆？黄克诚往哪里摆？我们这些人往哪里摆？往哪里摆？”我硬是不吭声。

他倒背双手，挺直后背，大步疾走，一边走，一边说：“你问组建301医院的情况，我说301是我建的。那时候，我是多次请示周总理（彭德怀回国前，周总理主持军委工作），从协和，湘雅，从部队野战医院调骨干。主任、副主任、主治医生主要由这三个方面组成。骨科陈景润是从部队来的。陆为善、何长青这些都是从协和来的。”

“913”事件后，根据叶剑英元帅的批示，总后副部长张汝光（井冈山红军医生）组成工作组进驻301医院，从保卫部把我抽去了，组员还有卫生部和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后皆为院校领导）。此后不久，又点名我参加了总后1号首长组织的工作组。我写的工作组简报首长，有一份返回，我看到了。叶帅在原文上每一句都划了杠，成绩部分用红铅笔划，缺点部分用蓝铅笔划，每一个标点符号用红蓝铅笔描过。我从未见过这样全神贯注看文件的首长批件。1号首长在文首有批示“此文写得好”。所以我对301的主要医疗骨干组成是有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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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的话匣子打开了。我反而应接不暇了。各方面的情况如雷阵雨般“啵啵啵”地倾泻下来。很多是我写回忆录不需要的。我只是竖起耳朵听着。不不插话。

他突然站起来，表示送客，重申：“我至死不登总后的门！”我望着面前既熟悉又不熟悉的赫赫大名前政治局委员，高级将领，愕然。辽沈战役时，他是东野8纵的政委，组建总后时是副政委，后是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现在他发誓不进总后门。我们首长是6纵司令员。平津战役后，首长指挥6纵6万余人于1948年2月16日从香河起程南下向长江北岸团风进发。首长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先到南京军事学院深造，然后黄克诚到总参任总参谋长，首长到总后任部长的。我印象深刻的是，首长多次对我说：“我不是庐山的事儿，林司令给我下命令，我能不执行吗？”

邱会作说他至死不登总后的门。我揣忖，我不能缺心眼说大话：“邱老，没关系，你回总后去吧。我请您吃饭！”我无语，四目相对，敬礼，握手，茫然，恍然，默然，转身，走出了他的客厅。

到大雁塔下招待所，梳理此次西安之行，感觉人类思想情感原来是有公约数在的。这个神秘的东西是存在的。无论情绪一时如何对立，只要诚心耐心好心善心，总是可勾兑成功的。二是此次见到了杜甫欣赏之明月，审视之关城，行旅之旧地，唯与杜老先生未晤面也！但杜老先生有言赠吾：“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作者简介；

王波： 著名军旅作家，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局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