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亲

梁爷

我的母亲因脑梗后遗症，卧床十七个月后于辛丑年冬月廿九，公元2022年1月1日在家中去逝，享年88岁。

再有几日就是母亲一周年的祭日，近来常常想起母亲在生活中的一些事，于是我今天将二年前记录母亲的一些文字找出来，做了一些修改，以示怀念母亲。

母亲大名高云凤，曾用名高改香，于农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生于本乡圪料村。母亲姐弟三人，母亲排行二，上有姐姐高莲香，比母亲大一岁，下有弟弟高云宪，比母亲小五岁。

母亲出生在小山村，从小没有学上，在家里帮父母做点家务活，稍大一些就帮父亲干农活。一九四六年姥姥因脚被玉米渣扎伤了脚（可能是破伤风病），休息在家不能干活，后来就不能下地走路了，当时的条件，只能在乡野找几个叫上名来的土大夫，凡能请到的，都请了，吃了不少中药，但最终也没有好了，四年之后去逝了。姥姥病在家的四年，母亲侍候了姥姥四年。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

姥姥去逝后，全国已经解放，国家在一些大一些的村开始办学，母亲也萌发了上学的愿望。于是母亲在十七岁时去上其至村（母亲的姥姥村）开始上学，由于初次办学，入学的学生年龄上大小不一，老师就根据学生年龄简单分了班，母亲被分配到四年级，其实都是复式班，不论是几年级，大家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上课老师是上其至村的刘云书。在上其至上学，母亲早晚要跑堂回家，中午在一个母亲的叔伯舅舅家吃饭，就这样上了一阵，母亲觉得在亲戚家吃饭，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于是就不去上了。此后时间不长，乡里组织在清河店村进行初小毕业考试，好多一起上学的人如母亲的好朋友牛籽就不敢去考试，母亲觉得应该去试试，考不过也不丢人，结果母亲考试顺利通过，上了几十天学，就达到了初小毕业的水平。其实母亲一直就有上学的愿望，也愛学习，日本人在时，有一次躲避日本扫荡，在逃难时将家中的一本书藏到了路邊一个树洞里，等逃难回来时，书已不知去向，为此母亲懊悔了好长时间。初小毕业后母亲去县城西关高级小学上了二年高小（53年至55年），也顺利毕业，之后就在左权中学上初中（55年至58年），中学上学之间，因学校参加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在一些人的迫害下，污说母亲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于是学校对母亲做了开除学籍处理。1962年学校对57年运动中的错误做了纠正，向乡政府发文予以平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通知到母亲，母亲在80多岁时才得知，这个问题一直是母亲的心病。如果没有错误的运动，母亲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按解放初期国家大量需要人才的实际，母亲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

从中学回家后，母亲一直在家帮姥爷种地和打理家务。

1960年母亲与父亲结婚，到母亲结婚时，太爷爷太奶奶早已过逝，家中有爷爷和奶奶，还有四个叔叔，加母亲共七口人。母亲是长媳，一过门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

我是1963年出生，据母亲讲，我出生时家里连一块包孩子的布块也没有，奶奶不知拿了家里谁的旧衣服，从衣服上撕了一块布才将我包住。我出生在1963年1月25日，是癸卯年正月初一，古话讲有命生在初一十五，但是在我出生哪个年代，物质极度匮乏，预示着过年的有限生活改善，母亲也无法享受了。在母亲坐月子期间，奶奶给母亲吃的就是三个手指头捏着点小米煮的稀饭，也有时候给吃点豆面条，也是面少汤多，不仅不能给母亲增加营养，反而将人饿的没有一点力气。这既有物质不挤的原因，更是传统观念的结果。

我出生二年后，二叔也在65年结婚了，66年爷爷奶奶与父母及叔叔们分家，一人三间房，包括老院和下羊圈院，父母分得是上院厨房二间和小南房一间，另配上院门楼一个。二叔是上院西房三间，三叔是下羊圈西房三间，五叔下羊圈北房二间加上院南房一间，六叔下羊圈北房三间。四叔由于去给一个亲戚做儿子，所以没有分家产，但是一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四叔又回到了家里，于是在1968年爷爷和叔叔们在下羊圈又盖了三间东房，算作四叔的房产。后来母亲多次和我说，兄弟六人中，父母分得的房子最差，只能凑个数，并不能居住。分家后，母亲带我单独生活，爷爷奶奶不知给母亲与我分了多少粮食，母亲没有说起过，母亲只给我讲过分了一瓶油(可能有一斤)，我们娘俩要过一年日子，母亲讲农历十月初一，还要吃一顿油炸糕，就一瓶油要过一年日子，没有精打细算的高超艺术，怎么一斤油够吃一年呢！

二叔要结婚，必须用上院西房做婚房(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和母亲就没有地方住了，于是就搬到了小山海爷爷的南房居住（山海爷爷已搬到五家会居住），在此住了8个月，后来就搬到了下羊圈西房居住，因西房是分给了三叔，后来三叔结婚就结在了新盖的东房。宏儒就出生在下羊圈西房。

五家会盖房，1968年，母亲觉得没有自己的住房，住别人房总不是长久之计（所分得的上院厨房二间，二婶一直用着继续做厨房，上院小南房一间是和五叔共用一座房，无法独立居住），于是父母商量，并经大队同意，在五家会给批了一块宅基地，母亲开始筹钱、备料、用人盖房，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盖了五间虎皮砖房，在当时算是上等好房。1969年先将西边的三间简单粉涮了一下，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搬到了新房居住。后来才慢慢用石灰锤了个地（改变了泥土地），再后来舅舅利用假期给打了个仰晟，舅舅还给画了坑围，这样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了。再后来母亲找人打了个连三抽屉，又打了扣盖箱，这都是当时农村最时尚的家俱。

新房住进后，母亲慢慢将二间家也收拾出来了，接着在西边又盖了个小食房，东边盖了个小厨房，垒了边墙，盖了大门，这些工程现在看来是个不能再小的工程，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都是母亲为人做衣服，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点资金，或为人做衣服换取别人点劳工，才将这些工程做完，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村院落。记得盖小厨房时，大舅从东乡给买了点椽，母亲与成兰叔、天伟叔商量，利用社队下工的晚上，俩人去圪料用肩担椽，一次一人能担4_6根，我跟着去抗一根，一晚上要去担二趟。回来后，母亲给二个叔炒的鸡蛋，烫的烧酒，我也跟着可以吃两囗炒鸡蛋，当时只知道炒鸡蛋好吃，并不知母亲为了盖个厨房付出了多少辛劳。

母亲的辛劳。农村的辛苦我是亲眼见识了，母亲的不易也是永记心间。农业社的时候，是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的，我们家没有强劳力，自然就赚不了几个工分，导致的结果一是分不了多少粮食，二是分的这点粮食其赚的工分也抵不够粮款，还得用本家其他人的工分抵顶，不然就这点粮食也分不下来。经常给抵顶工分的是我叫二大爷的玉秀。辛苦和不易在我的记忆里有这么几件事：大队分粮食有一些是在地里进行，母亲从地里往家里拿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大队在地里分的土豆；在分的不多的那点粮食，要想办法调剂的够一年吃，村里很多人家到春夏之交就没粮食吃了，我们家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调剂那一点粮食可是不低的艺术，因为家里有三个半大孩子，特别能吃。家里的一点点细粮要等过年吃或是非常重要的客人来了才吃，到现在都想吃有了客人才能吃上一口的鸡蛋臊拉面；整年帮人做衣服，母亲为了生计，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在短时间内学会了做衣服，我现在还保存着几本母亲学裁缝时的书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给人做中山装，做西式裤，记得母亲开始做衣服时，口袋盖特别不好做，经常做了拆，拆了又做，反复多次，精益求精，周围村的人都找母亲做衣服。做一件中山装收八角钱，做一条西裤收六角钱。过年前是特别忙的时候，村里人一般都是在年前才做一件新衣服，但冬天天短，母亲都是要做到深夜，冬天的农村特别的冷，家里只有一个主要是做饭的火炉，母亲既要保证工作质量，又要经受刺骨的寒冷，成年后的我才体会到母亲当时的辛苦。母亲干活的工具就是一台缝纫机，一个煤油灯。我上学后，有时晚上要写作业，母亲就与我共用一个油灯，油灯放到小凳子上，我在一边写作业，母亲只能在另一边给衣服锁扣眼，因为只有一盏灯，缝纫机上的活就不能做了。这个场景一辈子都忘不了。三个孩子的吃穿用度、上学课本书、家里的差發门市都靠母亲辛苦的为人做衣服赚取。就是这样，母亲还积累下100元钱，记得在我十二、三岁时，母亲领着我走山路去寒王信用社存了这100元钱，存钱出来后，母亲告我，领你一起来存钱，就是想让你知道有100元存到信用社了，以后有什么不测，你可以来信用社取出使用。小时候很多事已记不得了，但这件事是永远也忘不了的。父亲有数的工资，只能每年打点粮款，还常常打不够，需要用二大爷的工分先兑付，过后再慢慢归还二大爷（玉秀）。

生活的改善，1981年，因弟弟在石港口中学上初中，舅舅又在该校当教员，所以母亲为了给弟弟做饭，领着妹妹在石港口学校一间教师宿舍居住，我81年寒假回去就住在了石港口学校。总共居住了八九个月。

我是1980年至1982年在平定师范学校读书，1982年10月在左权县财税局参加工作。待我参加工作时，因父亲可以享受落实科技人员政策，将母亲和弟弟妹妹的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并在1982年全家搬迁到了太原居住。开始在农业厅迎泽街办公楼六层一个二间屋里居住，1984年父亲在桃园四巷分了个单元楼的三层中户，面积约80多平方米，二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小书房，一个小厨房一个小小卫生间。在80年代初有个这样的房是很不错的了，我在左权上班，父母和弟弟妹妹居住，很宽大的，也很满意。住房改善了，但生活还是很艰苦的，父亲有数几个工资，养活四口人也是紧巴巴的，记得1984年还是1985年春节，我问母亲过年回去买点什么，母亲让我在左权买了5斤食用油。每月供应的粮食也是刚够吃，记得每月必须按时去粮店买粮。

我是1986年底回太原工作的，回去后就住在了家里，1988年底结婚以及生下小波后，到小波上小学阶段，都是回家吃饭，母亲是家庭主力，父亲也喜欢做饭，平时也帮母亲做不少事。一直到弟弟的孩子涛涛上初中后，母亲才相对轻松了点。

小波和涛涛在未上学前都是母亲给带的，小波是早上送给母亲，晚上我接回去；涛涛是一直与母亲一起住，一直到外地上学离开，参加工作后，涛涛继续与母亲一起住。母亲在俩个孙子身上付出了很多。

婆媳关系很好。我是在1988年底结的婚，媳妇梅珍与母亲是邻村，所以双方母亲从小就认识，我们的家庭是三好合一好，双方父母有从小的友谊，做了亲家后关系更好；婆婆是开明婆婆，从来不说媳妇的闲话，婆媳相处的和母女一样；媳妇是新社会人，有文化有知识，除了完成好自已的工作外，回家也是积极帮助干家务，分开住后，周末经常回去看父母，关系非常融洽。

我因为与媳妇相处了五年后才结婚，结婚之前就相处的与一家人一样，弟弟妹妹们一直称梅珍为姐，到现在也是这个称呼。

和谐的家族。我结婚是在农村老家办的事，父母亲也是尽全力办我的婚事，记得除准备所需的各项事务外，还让我在太原找私人做了一身毛料中山装，那是相当高级的服装了，母亲亲手为梅珍做了织锦缎衣服。父亲找工人为我做了组合柜（太原家里），就是现在放在左权文苑小区的蓝白颜色柜子。我是这辈人年龄最大的，结婚自然全家都很高兴，大家还利用这个机会，照了个合影。后排左起，六婶、四婶、二婶、母亲、三婶、五婶，二排左起，六叔、四叔、二叔、奶奶、父亲、三叔、五叔，三排左起，应如、瑞凤、自己、媳妇、艳燕、彦如、存如，前排左起，彦飞、慧强、庆如、慧刚、瑞如。不知什么原因，宏儒、美凤没有照相。现在看这张照片已是非常珍贵了。

幸福晚年。在桃园四巷居住时，父母有一段晚年的幸福生活。孩子们都独立生活，父亲也退休在身边，老俩口生活和经济都没负担，俩人一起在周边走走，有时也参加一些老年旅行团，记得父母与大舅等人一起去福建三明看亲戚，与四叔等人一起去东北旅游。只是感觉内疚的是，那个时候我工资也低，又没积蓄，没有给过父母旅游费用，只是在2010年领母亲去三亚旅游过一次。

改善居住条件。本世纪初，为了改善省直干部的住房条件，省里决定在长风西街建设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梅珍当时在省委文秘中心上班，经工作单位开据证明，我们在丽华苑选购了一套住房，当时价格是每平米2300元，经简单装修后，于2008年让父母住进了新房，彻底改变了父母的居住条件。共有4室2厅，孩子们回去都能与父母一起住，常天有热水供应，淋浴和浴缸都有，父母可随时洗澡，厨柜煤气灶、冰箱洗衣机、电视沙发等生活用品都配齐全。这也是父母辛苦生活了70年后，享受到了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生活改善的红利。更重要的是，这个住房在20多层，常天都有阳光，夏天明亮，冬天暖和，在老年父母终于不受冬天的寒冷，想想和在老家的冬天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是父母赶上好时代的福命。

母亲的神笔。父母2008年搬迁到丽华苑居住后，孩子们都各忙各的事，老俩口冬天春天在太原住，夏天秋天在左权住，左权凉快。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母亲在县城的边上看上了一座房，此房无人居住，满院都是收废品人堆积的废物。经与人打问，是一个去榆次工作的左权人盖下的房，没有收拾居住就调到榆次工作了。经过商量，五间房包括院，大约有三分地，以三万多元买下了此院。这个举动，奠定了我们家在县城有了居住地的基础。经过简单的收拾，父母亲夏天就在此居住。开始居住时，门前是一条通往西乡的土路，西面有二户人家，东面是一条臭水沟，环境并不好。一二年后，东面填平了臭水沟，修成了一条南北的马路。门前那条东西马路，由于先修通了左权北大街，一直通到了小会村，所以就一直是土路。2012年刘娟任左权县长，要改造道路、县城扩容、美化环境，将父母亲居住的这个院落给拆了。因在此之前，就听说要拆迁，并且县城扩容这个地方迟早是要拆，所以在2011年就在这个院落的东边文苑小区购买了一套单元楼，后来的夏天父母亲就住在文苑小区。

2016年经与弟弟商量，将母亲在五家会盖的房屋进行翻修重盖，到2016年此房已盖起48年了。奶奶到后期自已不能做饭了，此房就没人住了，可能有十年没有人住。过去的房质量又差，房间又小，加上常年没有人居住，房顶多处漏水，门窗也坏了，所以决定重盖。我与弟弟共同出资，弟弟负责施工，经过二年多的内外修建，于2018年夏天父母终于又住到了他们最最熟悉的村里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感慨万千，社会主义好！党的政策好！普通群众生活好！从1960年嫁到李截，1968年亲手盖房，再到2018年住进了新盖的明亮的水泥框架结构大瓦房，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改革开放，那能有李截的变迁，那有我们家的变迁。

母亲的四大贡献：母亲最大的贡献是在农村将三个子女扶养大，给予了农村最好的教育，并言传身教教育子女如何正直做人，如何自强不息。三个子女现在都生活的不错，与母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母亲第二大贡献是主张并实施了在五家会盖房，这不仅使一家人能够独立生活，也给我和弟弟在上丰堠上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是奶奶晚年生活的居所。在五家会盖房，除了63年先搬迁的14家外，母亲是第一个为改善居住条件，而在五家会盖房的人，之后到80年代左右，李截村的人才为了改善居住条件，陆续搬迁到了五家会。母亲的第三大贡献是为儿子带大了二个孙子，二个孙子在上幼儿园之前都是母亲看的，上小学都在母亲那里吃饭，低年级时父亲负责接送。涛涛除在外上学外，一直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母亲为二个孙子操劳不少。母亲第四大贡献是在县城边缘提议买下了院落，这个院落不仅让父母在凉爽的左权居住了十多年，而且在拆迁时补偿了一些钱，其实父母手中有些积蓄，都是这个来源。

母亲的健康，2020年7月29日母亲因再次脑梗，住进了左权博爱医院，住院前三天效果很好，输完液体后，有人扶着能从病房走到护理站。中间三天父亲对大夫说，是否可加点营养液，于是大夫加了安基酸，三天输完后，效果特别不好，母亲反而不能下床，说不清话，大小便更不能自理。又输了三天，大夫说出院吧，已经输了9天了，老年人慢慢恢复吧。出院后我将母亲的情况咨询了太原的大夫，说用药没问题，输丹生、银杏叶、曲克芦丁都是常规药，但是给老年人输营养液，需要人自身再化解后才能吸收，其实是加重了老人身体负担。这样母亲的反复，不知是营养液的问题还是病情又加重的问题。

母亲的脑梗病最初是2016年3月发的，在山医一院住院治疗了20天，出院后从日常生活中看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2016年11月就又发了一次，还是在山医一院神内住院治疗，大约也住了20天左右，这次出院后，母亲的日常生活并不影响，可以做饭，可以外出，可以和同学熟人聊天等。但是二次发病已经使母亲的体质变弱了，尽管日常生活不影响，可脚和手的力量都变弱了。

2017年夏天母亲在左权居住，有天晚上起床上厕所，在卧室门口一下没站稳，就背朝后摔到了另一个卧室的门框上，将左胳膊摔的骨折了。天亮后在左权金锁门诊将胳膊接好，虽然骨头接的很好，恢复的也不错，但母亲年龄较大，不管身体哪个部位得病，都会对她身体健康是一个打击。这次摔跤后，母亲就只能自己招呼自己了，家里也开始用保姆了。

2018、2019年母亲就一直在左权居住，夏天在村里住，冬天在县城住，这二年母亲有症状，都会输几天液，身体保持的还不错，就是2020年7月这次发病，对身体打击较大，8月底了还是不能自理，老想躺在床上。到10月份母亲就在床上躺的时间长了，一天只在吃饭时坐到轮椅上，能够坚持半个多小时。11月28日是母亲的生日，我们都回去给母亲过生日，母亲情绪很好，在轮椅上还多坐了一会。到12月份母亲的大脑有时候就不清楚了，妹妹与母亲说话有时就无法正常进行。2021年1月11日弟弟说母亲不起床、不说话、也不吃饭，我听后，马上开车回去，随后几天，母亲一直没有大便，直到八天之后，才免强正常了。17日一早父亲告我，母亲要父亲给她穿上新衣服，她要去了。听后吓的我一上午没有离开过母亲，一直到晚上没有异常。到2月底有一天，母亲自言自语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好了！人到这个时候求生欲望是多么强烈。此后母亲有时也说点糊涂话，大约在3月下旬有一天，突然说你去拉上点煤，去你四叔家拿上个炉火。我再与她对话时，母亲就没有下文了。从2020年底母亲生了褥疮后，到2021年4月底，用什么药都已经不起作用了。6月16日是农历五月初六，我刚从左权回来太原一天，弟弟就打电话说，母亲身上起了水泡了，开始弟弟小心用针头将水泡扎破，然后用碘伏消毒，到7月12日身上的泡是越起越多，几乎全身都有。为预防不测，12日从县城叫了个救护车将母亲送回了村里。回村后，我与北京一个中医大夫用视频的方式将母亲的情况说了说，大夫给开了个中药方，在太原同仁堂买了药，前后二次吃了十二付中药，药很管用，母亲的水泡到8月20日左右基本就没有了。在此期间，在太原的孙子、孙女们都回来看望了奶奶，舅舅、二叔二婶、三叔、四叔四婶、五叔五婶、成兰叔都多次看望母亲，突堤姑夫和后上蛟姑夫也来看望了母亲，侄儿侄女们有时间就回来看母亲。在村里居住的40多天，母亲大部分时间不说话，看望她的人和她说话也没有反应，偶尔在清楚时，也能与人说一二句话。8月28日因村里已经转冷，母亲又比较稳定，于是就又回到了县城家里。到9月中下旬，母亲的水泡就又有了，与之前一样，大的有小指头肚大，小的也有黄豆大，不过不是满身全起，总之还能处理过来。只是褥疮更加严重，每天早晚二次用碘伏消毒，然后用医用沙布包裹一下，尽量避免感染。无论是褥疮还是身上起大面积水泡，母亲始终没有说过疼痛，也没有大声或小声呻吟，母亲的坚强真的是令晚辈们敬佩。后期吃饭是越来越少，早晨吃一个蒸水蛋，中午和晚上都是流食，能吃少半碗，身体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后二个月母亲就是这样，每天就是吃饭喂饭时才睁开眼，但是也不说话，眼睛与人也没有交流，我估计母亲这几个月大脑已经糊涂了。除褥疮、水泡外，母亲的手脚在10月11月反复浮肿，吃点排尿药就消下去了，过几天就又浮肿了。到12月上旬，弟弟观察母亲的褥疮不再发展了。2022年元旦，我一早就从太原回到了县城，进门去床边喊妈，母亲不仅没有反应，而且观察母亲的眼也没有光泽，中午我给母亲做了拌汤，在喂母亲午饭中，先是觉得母亲出气与平常不同，有急促感，大约三十多分钟后逐渐平缓，饭也喂不进去了，仔细观察，感觉母亲没有任何反应了，母亲就这样平稳地走完了她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