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牵挂

华汉

　　母亲生了我们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三，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弟一妹。哥哥是老大，妹妹是老小。时值上世纪50、60年代，刚刚从废墟上建立的国家，吃、穿、住都很困难，母亲为我们如何操劳便可想而知了。到了我们走向社会之后，母亲这种废寝忘食的操劳，又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牵挂。这牵挂既包含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健康，也包括我们子女的出生和成长，直至她患病离去。

　　我真正懂得母亲的牵挂，是从哥哥姐姐离开家的时候开始的。1968年秋天，刚满18岁的哥哥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哥哥初次踏上社会，也是母亲第一次真正送别儿子。我当时还小，不懂得这样的离开意味着什么，乐呵呵地跟着几个小伙伴挤在敲锣打鼓的人群里，陪着哥哥走向集合地点，直到火车由慢到快消失在远方。回到家里，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因为妈妈的话明显少了，脸上还透着忧伤。此种情况一连数日，家里显得空前寂寥。我有些懂了，孩子在母亲心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母亲在家庭生活中何等的重要。哥哥下乡的地方，离家不过几十公里，每天有一趟小火车，交通也算方便。但他已身不由己，一年只能回家几次，每次多为一、两天。哥哥每次回家父母都要问到干活累不累、吃得饱不饱、身体怎么样，不放过任何细节；每次离家母亲都会起得很早，做些好吃的给哥哥吃，准备些用的东西给哥哥带着，临走时还要千叮咛万嘱咐说个没完。一到严冬和盛夏，还经常在我们面前自言自语，说不知哥哥在干啥，身体能否吃得消，心头就像有根绳拉拽着似的。两年后，哥哥回家乡工作又应征入伍。临离开家的那天，又是满街的锣鼓声，“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标语到处都是。这次我没有跟随伙伴涌入人群，而是待在家里，守在母亲的身旁。哥哥去的部队在辽宁海城，距家千余里，这就意味着见面更难。母亲一定是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脸色苍白，眼皮有些浮肿，眼珠布着血丝。她照例又说了几句嘱咐的话后，就独自到旁屋去了。哥哥走出家门时，父亲和姐姐前后跟着，而我和弟弟妹妹仅送至大门外。当我们回到屋里时，母亲正背朝着门蹲在灶台前拨炭火。我告诉母亲哥哥去集合点了，母亲没有回答，只点了点头。我走近一看，母亲已是满脸泪水，正不断滴落在地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让我心疼不已。

　 姐姐小哥哥三岁，却因为“文革”的原因，在哥哥去农村的第二年也插队下乡了。姐姐性情爽朗，有闯劲，敢作为，文革开始时她才14岁，就跟随同学到北京等地大串联，让父母好不担心。学校组织劳动，她经常不顾性别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像男孩子一样，重活儿和脏活儿都冲在前面。这正是父母所放心不下的，因此，在离开家的那天，母亲对姐姐说了很多叮嘱的话，温和中夹着严厉；每次回家探亲，母亲照例把已经多次说过的话再重复几遍，不管姐姐听还是没听。或许是有了哥哥离家的经历，母亲对姐姐的牵挂较少表现在脸上，可一旦听说姐姐的户友回来探家，母亲就忍不住抱怨起来了，说姐姐心狠，不常回家看看，也不常写封信。母亲所说的不常，其实就是没能做到十天半个月的，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母亲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心里的挂念太重了，重的已承受不了，所以才自言自语地说说释放一下，仅此而已。

通过母亲在哥哥姐姐离家前后的情绪和行为变化，让我看到了母亲刚强外表后的柔软。那是一颗慈爱之心，时刻为孩子们而跳动；那又是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时刻在洞察并承受着孩子们在成长路上的风风雨雨。我开始理解并接受以往母亲对我的“唠叨”甚至“斥责”了，并学着哥哥姐姐的样子，做些家务，照看着弟弟妹妹。我知道，我这样做母亲的心里一定会好受些。

姐姐下乡三年之后，我又背着背包到农村去了，而且一待就是6年。6年中，我虽然在集体户劳动仅一年，另5年分别在公社团委和公安派出所工作，但毕竟是一人在外，生活很艰苦，工作又常伴危险，还是叫父母操了很多的心。在集体户的时候，一次大队领导叫我带一个盗窃分子到公社开批斗会，并在会上做批斗发言。我当时是大队团总支书记，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盗窃分子是我们大队三小队的社员，40多岁，身体强壮。他偷盗的是生产队堆放在场圈的黄豆，整整一麻袋，200多斤。按照一般的偷法，都是将场圈的栅栏扒开个口子，而他却是夹着麻袋翻越栅栏出去的，足见其身手敏捷、力量过人。大队距公社整十里路，我俩儿步行前往。当时正是年底，天气十分寒冷，路上没遇到一个行人。行至一个山角，盗窃分子靠近我，说是帮我系上棉帽带子。我十分紧张，连退数步，拒绝了。在公社开完批斗会，天色已经暗了，我又带着他返回，没到半路天便完全黑了。可以说，我是战战兢兢回到集体户的。不是怕别的，是怕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盗窃分子一旦想不开，那我十八岁的生命就结束了。还有一次是我当派出所所长的时候，一天我和所里的一位民警下乡调查案子，行至一段山路时，因为路弯坡陡，我骑的自行车车闸突然断了，车身失去控制飞速向前。山路两旁是树林，加上路面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和高低不平的牛马蹄坑，我当时没有任何选择，只能直呆呆地盯着前方，双手紧紧握着车把。头戴的大沿帽被迎来的风吹掉了，衣服兜里别着的钢笔也颠落了，同事的喊声越飘越远。此时，倘若前面出现牛羊群或牛马车，后果不堪设想。还好，这些都没遇上，我一直冲到了山下的草塘里，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浆。这两件事都是事后好长时间才偶然对父母说的，我说得十分轻松，父亲母亲则听得格外沉重。父亲顿时无语，母亲眼里则涌出了泪花。过了好一阵儿母亲才说，“你们哥儿几个，现在就你在外工作，离我最远”。“在外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凡事要多加注意，不能做的咱就别做”。看得出，母亲是咬着牙说这番话的，有酸楚，有疼痛，也有无奈。此时此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日夜牵挂的父亲母亲。

　　1978年10月，我考上了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1985年赴北京大学研修一年。1987年又考取了研究生。这期间我已结婚成家，还有了儿子，聚少离多的生活让妻子吃了很多苦。这一情况让母亲对我的牵挂也随之增加。有件事令我和妻子、儿子常常想起，成为抹不去的记忆。那是我读研究生期间，家中自行车放在楼下丢了。这是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每天妻子都要用它接送上学放学的儿子。自行车的价格虽只有200多元钱，但对于家中所有开销就靠妻子几十块钱工资的我们来说，那就是很大的数字了。所以，一个时期，妻子和儿子只能早出晚归，挤着辆少又不准时的公共汽车。母亲得知了这一情况后，遂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先是安慰妻子不要着急上火，说家中正在帮着筹款；后又嘱咐说，早出晚归挤公交，一定要注意安全，安排好生活，爱护好身体。母亲语重心长、疼爱有加，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让妻子至今说起仍热泪盈眶。一个月后，母亲果然捎来了购车所需的全部钱款，妻和儿子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突然来到我家，并一连住了几日。母亲在家操持全部家务，每天都十分忙碌，所以很少外出，更不要说住上几天。这次则完全不一样，就像是做了充分准备似的。她手提个用塑料条编制的筐子，里面装着家乡产的蘑菇、粉条，还有几斤猪肉。到我家那天正是周六中午，妻子和儿子都在家。母亲坚持要给她们母子做饭，妻子拦也拦不住。她先是将猪肉洗净切好，然后去准备蘑菇粉条。就在这时，儿子突然跑到母亲身边，抓起一片生肉就往嘴里塞。妻子心里明白，这是因为儿子有好长时间没吃肉了，馋得已不能自己。母亲看愣了也看懂了，随之泪如雨下。平静下来后，母亲对妻子说，“你们生活这么困难，早该和爸妈说，干嘛要这样委屈自己啊！”说这话时，她的声音是颤抖的，心里一定如锥扎刀割。

　　1990年8月，我研究生毕业来大连工作，并于两年后与父母及兄弟姐妹团聚在大连。开始，父母住在开发区，我住在市内，全家去看望父母只能利用周末，每月也就一两次。但每次去时，父亲都会跑出去买些鱼肉水果，母亲则下厨房做上一桌好饭好菜，就像过年似的。我们最爱吃母亲做的扣肉了，香而不腻，咋吃都不够。望着我们憨憨的吃相，父亲母亲开心地笑着。饭中和饭后，母亲总会把话题转到我们身上。对于我，母亲问的说的最多的是工作和休息，嘱咐我要处理好和领导与同事的关系，尽量避免矛盾、减少对立；要安排好作息，别只顾工作忘了健康。对于妻子，母亲问的说的最多的是家务劳动和健康，叮嘱她不要太免强自己，每天为家务起早贪黑，时间久了会伤害身体。对于我们的儿子，则反反复复说一句话：听爸妈的话，好好学习，注意安全。事后知道，其实对哥姐弟妹母亲也是这样做这样说的，只不过各家情况有所不同，她的询问和叮嘱略有侧重而已。她的心在装着所有孩子，装着整个这一大家。1999年9月，我们的儿子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这是个五年制的特招班，第一年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英语，后四年在大连理工大学学专业，毕业时成绩合格由两校分别授予学位。大连外国语大学在开发区办个分校，专门接纳一年级新生，我们的儿子也自然进入其中。父亲和母亲知道这一消息后很是高兴，报到和军训时到学校去探望，周六周日叫回家吃饭。为了不影响到孩子，每次去探望都是偷偷的，有时一待就是一上午。父亲跟我们说起这事时，我和妻子都劝父亲不要再去了，免得很辛苦。可父亲说，不去不行啊，这是你妈的命令。母亲做事沉稳，曾在老家任街道干部多年，是家中的主心骨，她的话语平和有力，我们理解父亲也更懂母亲了。

　　2000年6月，父亲突发心脏病离世了。几年后，母亲也因过度悲伤而患上了肠癌。由于年龄大且有心脏病，医生建议做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其实就是减缓病痛，根治已经不可能。我们没有将实情告诉母亲，但不断增加的疼痛，已让母亲明白了一切，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为方便照顾，我们将母亲搬到了市内，并专门请了保姆。周六周日，我们兄弟姐妹会同时过去看望，上班时间就各自视情况了。大家都回去时，母亲总是事先吃上止痛药，陪我们说话，有时还打几局麻将，脸上一点也看不出痛苦。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为她操心。个别去看望的时候，她则多躺在床上，身体显得很虚弱。这一时刻，我们都会坐在母亲床边，给她按按腿脚，和她说些高兴的话。我和母亲说话时，多是请她讲讲我的童年。此时母亲眼睛会突然亮起来，如数家珍一般，不断地讲着我小时候所做的乖巧的事和淘气的事，幸福写在了她的脸上。2007年6月，母亲的病情加重，再次住进了医院。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值守，看护在她的身旁。我守候的几个日夜，母亲和我讲了许多的话。她讲到了我，也讲到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有回忆，有评价，有感慨，还有不尽的叮嘱。她最后说的是：“你们兄弟姐妹平时要相互关心，遇到困难要相互帮助。”“特别当父母不在时，应更加如此。”我不愿意听到“不在”的话，马上做出了反驳。但母亲却异常平静，说人总有死的时候，都要面对。接着她又说道：“你们都已成家立业，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你们的孩子也大都找到工作，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这些我都可以放心了”。“唯独放心不下的是你妹妹的孩子，她最小，还在读书，毕业了你们一定要帮助找份好点的工作，别让她受委屈”。妹妹的孩子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她说这话时像是在请求，更像是作临终嘱托，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立刻答应下来。那个晚上，我靠在母亲床边，怎么也睡不着，想了很多很多。母亲也似睡非睡，不时地睁开眼睛望着我，叫我赶紧入睡，别熬坏了身体。一个多月后，母亲静静地走了。

　　母亲这一生，为我们这个大家庭操劳了一辈子，也牵挂了一辈子。特别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以及我们的孩子们，每个人就像系在她心头的风筝，时刻在牵拽着她的心。她是在用心血和生命呵护着我们及我们的后代，每时每刻，无怨无悔。

母爱比天大，母亲最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