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秦城岁月之二（原载芳草杂志）

五月枫

一群不安分的年轻人在一起，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二○○八年三月二日，这一天是我们三十年前汇聚秦城的日子。我揣着去国防大学轮训的通知，到全军最高学府报到。我第一个报到，一看花名册，竟然有朱启明，这真是太巧了！朱启明，江苏边防总队政委，秦城战友。当年我们同在三中队，如今又在国防大学同窗。我和朱启明同住一层楼，闲暇之时，回首当年，感慨万端。北京的秦城战友得知我俩在北京，热心为战友办事的葛余敏立即召集在京的秦城战友聚会。聚会安排在一家豪华宾馆，二十人的大圆桌座无虚席。我和朱启明挨着葛余敏左右分坐。葛余敏虽然年近半百，但大家仍然习惯地叫她小葛。这位来自安徽的“军花”小葛，如今显得有点发福。她现在在警官出版社任社长。出版社下边有一“警察文化沙龙”茶社，南来北往的战友只要来京，她都要尽地主之谊，创造让大家见面叙旧的机会。战友们公认她是北京秦城战友的“秘书长”。与小葛齐名的还有南京的张利力，她慧眼识金星，与朱启明在秦城结为秦晋之好。南京方面的战友一般都由她召集，只要有秦城战友来南京，不管他混得怎么样，都热情接待。于是在战友中就有了“北有葛余敏、南有张利力”之说。小葛很会调节气氛。三杯酒后，要每人作自我介绍并讲一句经典的祝福话。朱启明开头，我收尾，小葛作总结。战友里边有像我和朱启明这样穿着橄榄绿一路走到今天的，如四川边防总队的政委李维际、武警特警学院的副院长孟庆阳、武警总部机关的程建国等，还在军旅生涯中履行着军人的职责，生活着军人的生活。有像当年王剑一政委说的去公安部接班的，如今已官至副省部级的公安部长助理孙永波，其他留在公安部的战友，大都升到了厅局级。此外，还有当律师、执教、经商的。在秦城战友中，孙永波的官做得最大。这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那时，孙永波在一中队当书记，黎华荣和我在二、三中队当书记。每周上报的周表、靶场花名册的制订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报表，孙永波做得精当而细致，参谋长李焕良经常拿他说事，批评我和黎华荣的粗疏。一中队上报和转发的材料也最多。当我还对这些朦胧迷茫的时候，孙永波就以超人的智谋和成熟的姿态进入快车道。离开国防大学后得知，孙永波已调任黑龙江省当副省长。从聚会战友们不俗的带着京腔的谈吐中，可以看出一个个混得人模狗样，活得有滋有味，战友们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都获得了成功。席间，大家频频举杯，都说秦城干部大队的素质不错,出了不少人才。小葛总结的话有点伤感。她说，三十年前，我们都是意气风发、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小伙，现在有的都做爷爷奶奶了，有的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像湖北的冯朝山、安徽的单勇、山东的刘世忠，还有江苏的朱留坤。哎，人生如梦啊，一点不假，转眼就是百年。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地活着。再过三十年，我建议秦城战友带着儿孙们来个大聚会。话音落地，大家报以热烈地掌声。

酒精猛烈地燃烧着我记忆的神经。过去的一切在眼前旋转着、晃动着、奔腾着。我们在秦城经历了无数的故事，但要说出来似乎又都没有。只有在一觉醒来天地阴阳交替之时，大脑特别清醒，那些灵动闪光的故事才会像雨后田埂上的蚯蚓，慢慢地蠕动着向你爬来。

　　命令宣布后，大队里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二十三级军官，意味着从此脱离父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大家对那双皮鞋特别钟爱。中队长张道俊，来自湖北，他是在原代理队长走了以后来的三中队。张道俊写得一手工整的小楷，做事精细，考虑问题十分严谨缜密。他根据中队都是干部的特点，一周中专门安排两小时的课余自由活动擦皮鞋。他说，年轻军官，应该有个样子，穿戴要精神，着装要板正，皮鞋擦得亮亮的，不能窝囊邋遢，不然，对象都难找。小伙子们在如何把皮鞋擦亮上动了不少心思，每人都找了一根红绸带，用上好的鞋油，先是使劲来回拉搓，后来有人发明用醋抹、再上油的擦法，大家一试，果然皮鞋比先前亮了许多。再后来又有人发现用带油的猪皮擦拭，皮鞋更亮。那种亮是贼亮，光可鉴人，引来女兵们啧啧地称赞。

“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年月，中国大地上远远近近的政治风雷在头顶上隆隆炸响，又呼啸而去。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在思索，干部大队的姑娘小伙们也在思索。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强劲之风催生了新的观念。要应对社会的发展，就要多学本领。干部大队培养目标是让大家今后都成为公安战线的人才。围绕这个目标，大队开设了刑事侦察讲座，请北京公安学校的教员定期授课。同时开课的还有政治理论，北京市委党校的冯副校长给我们讲授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冯是江苏兴化人，与外交部长乔冠华同乡同窗。他一头卷发，气宇轩昂，语言极富穿透力，讲起课来生动有趣，把枯燥的哲学讲得趣味盎然。我的哲学底子，是从那儿开始打下的。为了满足大家的求知欲，大队与北京电大联系，开办了英语班。报名的有一百多人，但坚持到毕业的只有十几个。我算是其中之一。除了执勤就是学习，业余时间全都用在正道上。我那时什么都想学。看到别人练钢笔字，我买来庞中华的字帖临摹。看到分队长朱先金画仕女像，我也练工笔画。最让人留恋的是那个文学兴趣小组，类似于现在的文学沙龙。打头的是湖南来的伍炳勋，还有湖北的刘水光，河南的孟庆阳，江西的江春桂、阳焕清等。我们相对有一块固定的阵地，就是每半月在饭堂的一面墙上出一期文学墙报。上墙的杂文随笔、散文诗歌，大都出自于这几个“秀才”之手。伍炳勋擅长歌词创作，这位个儿不高脑袋却很大的岳阳才子，文笔优美，写的歌词如湘江之水，清亮柔媚，包含了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他的歌词在《诗刊》杂志上全国发表，奠定了他在干部大队的文学“泰斗”地位。在他的影响下，刘水光写起了电影剧本，其他的文学爱好者也跃跃欲试。我有事没事喜欢与伍炳勋谈论文学，还特意买了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诗韵新编》，学习做诗、填词的基本技巧。我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本，一有什么闪光的灵感立马记下来。我的习作《啊，亲爱的党》经伍炳勋修改润色，在《歌曲》杂志联名全国发表，后来还被一位作曲家谱成曲在中央台“七一”专题里播放。接着我又写了《边防战士之歌》发表在《江苏音乐》上。要说这么多年我之所以在文学道路上不断耕耘收获，得益于秦城最初的启蒙。没有秦城就没有我文学的开端，也没有我“生命的副本”，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文学女神的风骚魅人与冷酷无情。

干部大队命运的转折始于王剑一的脑溢血。这个备受尊敬和怀念的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在一次控诉“四人帮”的迫害时过于激动，一头栽倒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他亲手创建的干部大队，他为大队设计的蓝图也难以实施。一段时期，我感到大队的工作挂了空档。除了执勤觉得没什么事干。无事便生非。精力过剩的姑娘小伙们，用自己创造的方式来释放内心聚集的能量。

　　莽莽苍苍的燕山静穆而立，深褐色的山顶隐现在白云中，显得柔美而婉娈，如同一位神女把秦城抱在怀里。秦城监狱始建于五十年代，参照的是前苏联模式，建筑风格带有俄罗斯的标记。这座国家级的监狱，曾经关押过满清要员、日本战犯和国民党被俘的将领。监区与监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一排排建筑静静的、灰亮的，坚固而凝重。整个大院林木葱茏，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每到秋天，我们帮着监狱收核桃和柿子。核桃外边有一层厚厚的青皮，去皮很麻烦，要一个一个用手扒。青皮里有一种汁，沾到手上漆黑，洗都洗不掉。辛劳之后，狱方把果实分一些给大队，我们把柿子晒成饼，核桃砸成仁，等到探家时作为特产带回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送人也是上等的礼物。头两年大家比较自觉，五月的杏、七月的桃、九月的石榴，秋天的苹果，都在眼皮低下，执勤上哨的路上伸手就能摘到，但谁也不去碰。到了第三年，有人就顾不上纪律，顺手牵羊的事经常发生，惹得狱方颇有微词。也不知出于何时何人，秦城那个弹丸之地，不时地刮起一股股风潮。有一阵，大家一窝蜂地做台灯。做那玩意儿需要原材料。台灯座好点的用汽车上的有机玻璃，可毕竟来源有限。没有有机玻璃，就用普通的玻璃代替。把玻璃划成菱形或椭圆形，小心翼翼地在上边打眼，用砂纸把棱角磨平。台灯架子，多数用钢管或铜管。这样，监区的水管和暖气管就倒了霉，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我的台灯得益于分队长李筛根的资助。李筛根和我一个车厢从南京来，我俩门对门，是无话不谈的老乡战友。有时我们闲得发慌，一人吹一瓶香槟酒，酒量不大的我们，被酒精烧得在床上翻滚，满口胡话。空下来我们喜欢打康乐棋。两个人角对角博弈，看谁先把桌面上的棋子打到眼里。他做台灯时把原料一分为二，自己留一半，另一半给我。基本成型后，穿上电线，装上灯泡，买个灯罩，放在床头柜上，既有欣赏价值，也很实用。台灯风刮过了接踵而来的是衣架风。开始用铁丝做，很简单，有个老虎钳子就行。后来考究起来，在铁丝上穿上塑料管。再后来就用铜线取代铁丝。铜线大都从监狱备用的电缆里抽出来，大队因此而受到监狱领导的严厉批评。衣架越做越精美，造型各异，有的还可以收放折叠。那是我至今保留的秦城留给我的唯一遗产。在完成使命，大队临近撤编之时，大家又学起了木工活，就地取材打箱子。在一阵又一阵风潮中，不少人都学了两手，也招来了狱方的不满。

陆令寿，江苏金坛人，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第六届全委会委员。1974年入伍，2010年转业至湖北省旅游局。曾任武警湖北总队副政委、湖北省旅游局副局长，现任湖北省旅游协会副会长、湖北省乡村旅游协会总顾问。1981年至今先后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达200余万字。多个作品在军内外获奖。2017年6月在“全国百名大V作家颂康养”的活动中，被评为“最受网友喜爱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