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家•徐蔚南之第二部分：家庭背景及执教经历

吴跃进

第一节 家庭及少年时代

封面：绍兴省立第五中学

一、家庭背景

徐氏是盛泽望族，早年家境殷实。徐蔚南之父徐儒隽，字佩青（1851-1927），为道光十一年（1885）拔贡，文学素养深厚，并以诗书教育子女。据徐蔚南自述，其父长期从事丝业，担任盛泽丝业公所董事达数十年之久。不料，1889年4月因同族徐儒选（即人称徐孝子）家失火，而被殃及，产业损毁，以致家境转折而落。

徐蔚南祖居在盛泽镇后街

盛泽文化学者萧海铭先生幼时亦曾居住后街，对徐宅及徐家有所了解，据他在《直将歌哭换乾坤》一文中讲到：“1900年徐蔚南降生时，徐佩青已近中年，不久，科举废止，拔贡成了镜花水月，家境日促，迫于生活压力，年届花甲时挂牌执业行医，然只是为地方上层人士调理身体、保健养生为主，极少对外出诊。1922年盛泽第一个医界组织‘盛泽医学研究会’成立时，被推举为副会长，故有里中儒医之称。”

萧先生还说：“徐蔚南的堂兄徐蘧轩（1892—1961），名兆麟，其父徐儒俊盛年早亡，徐蘧轩为遗腹子，依靠伯父徐佩青，得抚养成人。两人虽份属堂兄弟，然因皆依徐佩青而立，徐佩青对徐蘧轩也视如己出，更兼徐蘧轩年长八龄，自小即懂得照顾爱护弟弟，故与同胞无异。”

1922年盛泽医学研究会创办的《盛泽医药报》

徐佩青不仅抚养侄子徐蘧轩，将他视如己出，还把他也培养成一位学者。徐蘧轩早年在浙江一所中学执教，后来加入上海通志馆和上海通社，研究并撰写了许多上海史资料，并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后面会介绍到。

所以，徐佩青一人要负担两家人的生活，这个重负竟然持续了几十年。而且，在他去世前十年里，徐蔚南的哥哥、母亲和姐夫相继去世，姐姐因此精神失常，他备受精神打击。然而这位父亲并未消沉，而是运用他精湛的医术，用了一年时间彻底根治了徐蔚南姐姐的病。父亲身上的“诗书”和“负重”这两个品质，被徐蔚南一生受用。

徐蔚南1927年3月份发表的《血与鬭》，追忆父亲

1927年2月18日徐佩青去世，依照家乡习俗，人去世后的第七天叫“做头七”，一共要做七个“七”，七七四十九天为止。在第四个“七”，徐蔚南写下“血与鬭”一文，悼念和追忆父亲。这篇文章用第二人称写来，饱含深情和泪水。我们来看其中几个段落：

“我想假使家务不是堆在你一人身上，你一定有更多的事业可以成就。你不仅负担着自己的一家，又负担着叔叔的一家，共负担了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中，二十个左右的家人都压在你的身上，榨取你的血汗，你被榨取血汗竟毫无悔怨！但是你牺牲了……

你董理本地的丝业已数十年，到你六十岁的一年，忽然自要增添一种事务，做起医生来了。当时母亲说你真是‘六十岁学吹打’。我那时还小，不懂什么，也很奇怪你为什么忽然要做医生了。后来，听见大姐说：‘爸爸在祖父病故之后，恨得将生平所阅过的医书完全撕破，以为研究了那许多的医学竟不能回生祖父，医书都是没有用的。然而后来爸爸终究又在独自探讨医学了，并且更努力了，亲自抄了十余部的医书。在他行医的前两年，乡间流行着一种时症，因之死亡的极多，他叹息乡间的医生无能，不能扑灭病魔，便下了行医的决心。……’我才知道你是要在乡间做一个最有本领的医生。

现在知道，爸爸就算不是我乡第一个医生，至少是最有学识的医生之一，最有责任的医生之一。你在去世前一周，虽则自知身体疲乏，你还出门去诊治三四病人。就是在死前五日，一个少妇定要你诊治时，你居然应允她到你房里来替她诊治。现在那少妇已豁然病愈了，爸爸，你却不能治愈你自己的老年！

你病倒在床上的第一天，你知道病已不能挽回，泰然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你讲述了你青年时代奋斗的情形，你又说了一番遗嘱，终于向我说：‘现在父子要分离了！’回头便又说：‘你也不必悲伤，人总有一个最后的一天的。只盼望你不辜负你的事业，用点力去做事，但是万万不可冒险。’

这十多年来，爸爸的伤心，海一样的深罢，哥哥死后，接着母亲也就逝世，母亲去后，你的爱婿竟又西归，因爱婿的去世，大姐便发了狂。啊，那时候啊那时候，我知道爸爸的心是一片片地碎了，幸而还有着个我维系你的希望。

爸爸，我想起，你自己说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我敢说你这个平凡人是非凡的，是非凡的平凡人。且莫说你数十年为故乡丝业所建树的功绩，且莫说你扶助同族的苦心，且莫说你施医贫病的慈怀，切莫说你重振红梨坛坫的心血，自祖父早早去世之后，你孤军奋斗，一方面在经营你自以为平凡的事业，另一方面你任子侄之辈压榨你的血汗而毫无悔怨。数十年间，在你身上踏过多少人了啊？这不是你的非凡吗？知道自己病已深幽，知道自己已届风烛残年，你还不肯稍事休息，除了外埠，凡是本地请求你诊治疾病的，你仍无不应允，直至你横在榻上不能起身了的时候为止。这不是你的非凡吗？

你如今永久地离开我去了。但是你一生毅然为人作嫁的精神——生命是为他人的精神——永久地留在我魂灵里了。”

盛泽关帝庙（摄于二十年代）

读罢以上文字，徐蔚南的家境和家风基本可以得到答案。从他父亲身上，可以看到那种为亲情任劳任怨、甘愿付出的精神，为事业甘愿低调地做垫脚石的精神，以及做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概括地说，就是用尽心血去作人生的奋斗。那么，徐蔚南继承了他父亲的哪些品质？他又是如何奋斗的呢？笔者即为你讲述，看完本书请你作出评论。

二、童谣的记忆

徐蔚南在他的著作《民间文学》中，引用了家乡盛泽的童谣和民歌，小时候祖母、母亲经常唱给他听的歌，讲给他听的故事，深深地印在他脑海里，写作时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家乡的乡土文化就是有这么大的魅力。所以他能够写出《民间文学》这部在国内被称作“开山之作”的著作，就不以为奇了。

徐蔚南在《民间文学》一书中写到的童谣

他在书中引用的童谣：“摇呀摇，摇呀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娘娘真要好，买个鱼来烧！烧得头勿熟来尾巴焦，放勒盘里还是跳！”

引用的民歌：“康铃康铃马来哉，隔壁大姐归来哉！啥个小菜？茭白炒虾。田鸡踏杀老鸦，老鸦告状，告拨文王，文王买布，买着姐夫……”

他还描述了一段对家乡的记忆：

在我国江浙交界之处，有一个小小的市镇，名盛泽镇，以丝织品驰名于国内的，那镇上每逢阴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边，有童子会的举行，总共赛三天，非常热闹：除了白天迎神赛会做戏之外，在夜间有所谓“对山歌”的事情。这是许多的农夫，都会唱山歌的，由乡人自己选出，到镇上来唱山歌。最近三四年来，这种对山歌的事情，巳有停顿之势，实属可惜！

专门在市上卖唱的入也是民间文学的守护者。苏嘉湖一带，市镇上的庙宇里，常有一种卖唱的人，普通称为“小热昏”，他们一边打着小竹板，一边歌唱民间的俗谣或讲述民间可笑的故事。还有所谓“打莲心”的，是一对男女的对唱或合唱，唱的时候手里摇着系有许多小钱的两条长竹板，铿铿锵锵地和着那歌声，着实好听，他们所唱的大多是四季相思、五更调一类的俗歌，经营这种“打莲心”的几乎尽是江北人。

三、少年时代

“辛亥革命”那年，徐蔚南12岁，正在盛湖公学上学。

教他国文的是沈秋帆先生，教历史的是张定夫先生。两位先生都极喜欢吃酒，徐蔚南称他们是“爱酒家”。沈先生饮酒过量，他的“酒糟鼻”就像石榴子一样红紫。这两位先生是新派人物，他们除了讲授论语、孟子、诗经和历史教科书的读本外，还时常对学生们讲满清入关后的种种暴行。

沈先生讲解咏紫壮丹的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一语双意的奥妙，使得少年徐蔚南赞美到五体投地，从不曾忘记。

那一年，辛亥革命的成功也使徐蔚南兴奋异常，因为终于剪掉了辫子，而他最讨厌的就是每天早上要梳理辫子。走到街上，看到商店都挂出白布旗，他也回到家里，剪一块白布系在竹竿上，插在屋顶上。

多年后，徐蔚南还清楚记得盛湖公学里的一草一木：

盛湖公学是从旧书院改造过来的，院中有假山和各种花木，假山上有一棵巨大的无花果；大厅里的长窗刻有精巧的人物与花木图案，大厅左右两边各有一座红木架子的大理石屏风；大厅东面就是很大的操场。

下午四点钟后，操场上最多的运动是踢足球，踢的是大皮球。徐蔚南在足球队里担任前卫。那时盛湖公学也上体操课，训练兵式操，用的是木制枪，上操时吹军号集合。上操要换专门的操衣，按照规定，穿操衣时必须先戴操帽，然后穿操衣，最后穿操裤。徐蔚南和小伙伴们故意先穿裤，后穿衣，最后戴帽子。这样不按规定的穿着，调皮的徐蔚南常常因此受到斥责。
在盛湖公学读书的几年里，徐蔚南记忆最深刻的，是逢到学校开运动会时，学校让他参加一个或者几个比赛项目；还有学校举办纪念会演出，学校让他扮演一个小角色，这时他觉得最开心了。

1937年他写《我的少年时代》一文时，回想起那时参加学校运动会以及演出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津律有味”。

二十年代盛泽的沿河民居

徐蔚南10岁开始读报，从而养成了关心时事的习惯。

他家原来有个男仆（长工）叫王二，专门请来服侍他父亲的，后来王二辞工到上海贩卖报纸，盛泽上海两头跑。每天下午四点钟前后，将报纸拿到徐家大厅上整理，然后每家每户去分发，剩下的报纸就留在徐家，成了他家的报纸，全家人都读报。

徐蔚南从那时起，边看报，边听他父亲读报，知道了徐锡麟、秋瑾被杀、广州革命党人举事之类的新闻。虽然不太懂，但是感到很新奇。听老师讲过，既然满清不好，那么反满清的革命党便是好的。

报纸上讨论革命的文章，徐蔚南觉得上面圈了许多圆圈的肯定是好文章，不仅反复诵读，还剪下来，粘成本子，炫耀地拿给大人们看。但是大人们都不屑看，尤其他父亲，满脸不高兴，还斥责道：“你高兴什么？”

原来，徐蔚南的父亲徐佩青，辛亥革命前担任盛泽镇丝业公所的董事。辛亥革命中各地暴动，造成运输阻断，金融停滞，人心惶惶，江南蚕丝业生产经营活动遭受严重影响，丝业公所无公事可做，他父亲等于失业。为了维持生活，全家一度靠典当衣饰度日。

据徐蔚南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父亲是在60岁那一年才“挂起‘儒医’的牌子，家中医书是最多的”。他还说：“父亲喜欢填词，家里的词书差不多跟医书一样多。”

徐蔚南15岁时，受父亲的影响，也开始喜欢读词书，他最喜欢读的是《纳兰词》，有时跟父亲一起“咿唔菩萨蛮哪，一剪梅哪……读的津津有味”。

清·纳兰性德的《纳兰词》

“说来好笑，那时尤其爱读《纳兰词》中几首悼亡词。其时去讨老婆时代还远，不知何故竟爱读那悼亡词！也许我是太敏感一点吧。”徐蔚南这样回忆道。

四、求学经历

关于徐蔚南的求学经历，脉络是清楚的，他从盛湖公学毕业后，进入上海震旦公学，未及毕业就考取官费，东渡日本，留学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回国后，先是短暂到震旦学院任讲师，后于1923年8月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任教。但是，从初中到大学，再到留学及回国的年代划分却较模糊。据苏州博物馆研究馆员李军教授所述，徐蔚南17岁就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的。

震旦公学旧照

雷晋笙和王维克两位，被徐蔚南称为最要好的同学。他们的简历显示：雷晋笙于1919年考入震旦学院，王维克于1918年转学到震旦，此时徐蔚南应该还在日本留学。因此，这两位很可能是徐蔚南留学回国后，在震旦任讲师时结识，彼此以同学相称。

雷晋笙像（左）、王维克像（右）

另据徐蔚南自述，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东京结识傅彦长。傅的简历显示，他留学日本的时间是1917年至1920年，与徐蔚南留学时间相符。

笔者目前仅找到这一点线索，不过还会继续留意，以求补齐资料。

第二节 执教经历

关于徐蔚南的执教经历，各种说法也不一样，因为没有确切的记载，或者来自他的个人自述。再者，徐蔚南的编辑成就大于教书成就，他的教书职业的细节几乎被人忽略。许多介绍徐蔚南的简历，都只说他是某某大学教授，就完了，连年份都没有。笔者为此专门查阅各种报道，以及相关学校的校史、纪念册、同学录、通讯录，收获也有限，难怪人人都讲不清楚。以下仅以不多的资料，简述他的执教经历：

一、中学执教经历：

1923年8月至1924年7月，徐蔚南执教于绍兴五中。绍兴五中全称为浙江省立第五中学。

在绍兴五中执教的时间，去的时间见徐蘧轩1923年8月22日写给柳亚子的信，信中说：“蔚南舍弟已于昨日到绍兴去，他的通讯处是城内省立五中校，请你常常赐教。”离开绍兴的时间，见散文集《龙山梦痕》中王世颖的题记，他写道：“1924年春天，我和蔚南同客绍兴，我们俩底卧室紧贴着，每夜必抱膝长谈，每谈必至深夜，直到灯昏人倦，然后各自寻梦去。长日工作，也没有时间给自己用。他偶然有兴，便写几篇抒情述景的小品，题上‘龙山梦痕’字样。同客他乡，他有梦，我何尝没有呢。于是我也拿了我底梦痕，收入这龙山梦痕里了。我们相继发表了二十篇。暑假返棹，梦痕便终于此。”从这段文字里得知，1924年暑假，徐蔚南与王世颖分手，离开绍兴。

2021年笔者访绍兴五中时拍摄，复建的门楼

1925年10月至1929年12月，执教于复旦大学实验中学。复旦实中全称为复旦大学心理学院附属中学，也被看作是复旦大学预科。

在复旦实中的执教时间，有记载的是：徐蔚南与陈望道、刘大白等创办《黎明社》，并于1925年10月出版社刊《黎明》第一期，社址就在江湾复旦校园内。这是徐蔚南执教实中最迟开始的时间，或许更早一些。离开的时间，根据《复旦实中季刊》能看到的最后一期，即1929年第一卷第四期，发刊时间1929年12月，在校闻栏，有实中校务会议记录，其中内容有徐蔚南与王世颖、杨哲明3人被选为校群育委员会委员。徐蔚南离开实中的最后时间也可能晚于这个时间。

实中季刊1929年第一卷第四期

此外，徐蔚南还曾在以下两所中学执教过：

1927年7月，上海成城女子中学聘请徐蔚南专任教授国文，见《申报》1929年7月27日。

徐蔚南在《从上海到重庆》一书的第七节，“屯溪印象人物记”里，讲到：“桂裕先生是复旦中的老同事，他的夫人是周由廑先生的令媛，是我在神州女子中学时的学生”。不过他没有讲是哪一年。

成城女子中学聘请徐蔚南的报道

二、大学执教经历：

1922年至1927年，徐蔚南执教于上海大学，在中国文学系教授法国文学。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的《上海大学（1922—1927年）》一书，在“各系教授及讲授课目”里，有明确记载。具体起止时间不够详细，也有可能全程执教，所以不写起止时间。

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上海大学（1922—1927年）》

上海大学各系教授及讲授课目

1927年至1929年，徐蔚南执教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1927年3月26日《申报》报道称：“上海有名之各大学教职员早有联合会之组织，发起人共有三四十人之多，如复旦大学刘大白、徐蔚南，上海大学冯三味、蔡慕晖、周越然等，均在发起人之列。近由发起人召集上海市教育协会大学教职会，讨论一切进行办法，即日有宣言公布。”该联合会后来改名为上海市大学教授联合会。1929年12月《复旦旬刊》留别号上，徐蔚南发表散文《猫》，这是现在所能看到他在复旦大学校刊上的最后一篇文章。

复旦旬刊留别号

另外，在《复旦大学同学录（十六年秋季）》（1927年）中，在徐蔚南名字下方，还写有“前大夏大学国文教员”几个字。在这份名单上，徐蔚南在复旦大学的职称仅为“助教”，而在《复旦丙寅年鉴（1926年）》中的职称是“教员”，反正还不是教授，何时转为教授没有现成资料。按国民政府1927年6月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副教授应具备以下资格之一：“在国外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有博士学位，有相当成绩；讲师任满一年以上，有特别成绩；对国学有特殊贡献。”徐蔚南至少已具备其中一个条件。

复旦大学丙寅（1926年）年鉴

复旦大学1927年同学录

1925年1月，上海东方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周勤豪聘徐蔚南任教。后该校与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合并为上海艺术大学。

据三四十年代上海《论语》杂志编辑林达祖，在其回忆录《上海名刊论语谈往》“文人徐蔚南”一节中讲述，他1934年在上海持志大学深造时，徐蔚南曾教授过他们班的国文，不过时间仅几个月。

1933年秋至1934年冬，徐蔚南应邀执教于浙江大学文学系，职称是副教授。关于这段经历，徐蔚南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的国文教学经验》，文章内讲到。

1946年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概况

从上面的资料中可以确定，徐蔚南共执教过10所学校，其中中学4所、大学6所，时间10年多一点，职称至少是副教授。这10多年里，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文学创作、翻译和编辑，期间担任过上海世界书局秘书长、上海通志馆编纂主任，直到他身兼通志馆和博物馆两职，实在太忙，才不得不放下教鞭。

说完徐蔚南的执教经历，我们来看《我的国文教学经验》这篇文章，借此了解一下他的教学特点和风格：

我的国文教学经验

徐蔚南

一九三三年秋浙江大学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到外国去留学了，我便去填了那个空缺。我是个计划迷，要叫我教普通国文，自然也得来个计划。
我认为教国文，可以从三方面教的：
1、传道的——意
2、欣赏的——情
3、考据的——知
例如教一篇韩愈文章，便可从这三方面活动：（1）讲那文以载道的道，像思想的来源，时代的环境，都排比起来讲的；（2）讲那文章的外形——即讲那用字造句的修辞方面以及体制方面，分析与比较的方法最用得着；（3）讲那篇文章本身的历史，像版本哪，文句的不同哪，作者的简略的年谱哪，都讲。
照我的计划讲授的经验，可以说没有失败。在情意两方面比较更成功。那时作文是每两周一次，我要训练他们些科学的文章（因为都是工科学生），所出得题目是玻璃自传、无机化学发展略述等等，叫他们参考书报，搜集材料，但是要注出来源。结果十分之八九，写得很像样，而且很长，平均每篇总要三四千字，但仍有用桐城派来写得的，真出乎我的预料！
一九三四年秋，校长注重写作，要每星期在课室内练习一次作文，每星期再做一个课外报告。那一小时的课室内练习，出作文题当然只有改变方针，我出的题目，是大学生与军事训练、浙大的清晨之类，着重在他们日常生活方面和思想方面了。至于报告还是冗长得很，有的竞写至一万字以上。报告是做课外读物的报告，课外读物是由我选定的，其中有四书五经，也有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之类。
一九三四年冬，因有人要我全在上海工作，我就辞职，不久学校闹风潮，我在上海倒像“隔岸观火”了。

第三节 访绍兴五中

1923年8月，徐蔚南经邵力子介绍，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即今绍兴市第一中学）任国文教员。

为此，笔者在去年曾去寻访该校，试图寻找当年徐蔚南留下的什么资料或故事。该校德育老师何老师将我带进校内，在图书室里，只找到一本在校庆120周年时编写的纪念册。该校建校于1897年，到2017年正好是120周年，在纪念册的“民国时期教员名录”中，有徐蔚南的名字，序号是250，学科是国文，再无其他记载。何老师和图书室的管理员也不知道徐蔚南是何许人，当我讲出他的名字时，他们都摇头，只拿出这本纪念册，让我自己翻看。

绍兴市第一中学（前身即绍兴五中）

纪念册教员名录第250人是徐蔚南

我在校园内转了一圈，看到在学校后门，有一座仿造民国时期该校的门楼，青砖砌筑，券门上方是砖刻的“浙江省立绍兴中学”几个大字。我拍了照片，因怕打扰学生们上课，就悄悄退了出来。

后来才发现，徐蔚南当年执教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前身是绍兴府中学堂，校址在胜利路上，即府山（也叫龙山）附近，这里抬头就能看到龙山，建国后称龙山分校，改为初中部，现在是“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教育集团”。我急忙赶去，但因为疫情关系，学校保安始终不让我进去，找到校长央求也无济于事。

位于胜利路上的龙山校区是当年徐蔚南执教的地方

这里距龙山只有百米，徐蔚南的《龙山梦痕》就写于此

鲁迅先生1910年曾在该校任学监（教务长）兼博物教员，他的卧室兼工作室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现在还保存完好，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惜我没能进去看看。

鲁迅先生当年执教时的工作室也在这个校区里

难怪徐蔚南在小品文《我们快乐》中写到：“我去年是住在龙山麓下的分公司里的，分公司的间壁就是一所小学校。”他还在《初夏的庭院》、《香炉峰上鸟瞰》等散文中，都说在“分公司”上班或者与“公司老板”、同事等一起出去游玩，实际上，哪有什么“分公司”，就是在这座学校，他当着教员，自然不想在文章中写自己游山玩水“不务正业”了！

其实即使写出自己在学校时“开小差”，望望风景也没什么，毕竟他的“游山玩水”写出了这么好的散文来，就是被校长和同事们知道了也值得！这几篇在绍兴任教仅仅大半年时间里写出来的佳作，后来与王世颖的散文合编为《龙山梦痕》出版，因而享誉文坛，还不是广为人知吗？

绍兴五中校刊《午钟》，年代久远，放大后更看不清楚

徐蔚南在五中任教时，在校刊《午钟》上发表过几篇文章，现在能查阅到4篇：1923年《午钟》第一期上发表翻译日本诗人高滨虚子的诗歌《初秋》，第三期发表翻译日本作家国木田独步的《诗思》，第二期上发表《民歌二首》，1924年的第五期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奔波》。

《午钟》是中学生文学半月刊，主要刊载本校学生发表的译文、戏剧、歌谣、书信、随笔等，当时与徐蔚南一同在该校任教的李鸿烈、王世颖、周刚直、刘大白、石樵等，也都有作品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刊物的宗旨是：“用教育的钟声唤醒入梦未深的青年，使一齐为未来世界的人，使早日是新未来的人的世界”（发刊词）。

在绍兴执教的这段时间，徐蔚南与王世颖足迹洒落山阴古道，情趣寄于镜水两岸，写出了灵山秀水中的心灵感悟，两个人的二十篇散文合编为《龙山梦痕》出版，在文坛一举成名。九十年代起，就有学者认为他们两人的文风清新淡远，笔调轻盈流畅，与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等人的风格十分相近，作品又产自绍兴，从地域来讲，接近春晖学园，即欲将他们归入白马湖作家群。这一提法最初出于浙东学者朱惠民先生，他在1993年发表《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他在书中提出：

“散文白马湖派，作为二十年代的一种客观存在的文派，它是文学主张、艺术见解、创作风格、美学特征大致相似和相近的‘为人生派’作家群的结合，是以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为轴心，团结一批志同道合者或师承者的自然形成。这个文派似由三个作家群落组合而成：第一群落为春晖园（包括宁波四中、江湾立达学园）的同志，后又扩展至立达学会同人。属于这个群体的有朱光潜、李叔同、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郑振铎诸家，这是‘同志的集合’，是文派的主干和核心。第二群落为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团体组织雪花社中坚张孟闻、王任叔等在春晖执教鞭的同人。第三群落为刘大白及曾客居绍兴和白马湖畔写《龙山梦痕》的徐蔚南、王世颖。”

文化学者朱惠民撰写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

他所主张的十三家是：丰子恺、冯三昧、叶圣陶、刘大白、刘延陵、朱自清、朱光潜、陈望道、郑振铎、俞平伯、夏丐尊、刘叔琴和刘薰宇、王世颖和徐蔚南。

近年来，包括台湾学者在内，不少研究者对此发表各自看法，共同点都认为白马湖作家确实代表了一种平民式的人文情怀，且创作风格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独树一帜。

此时，徐蔚南是擅写山水小品的高手，而几年之后，当他立足于上海文坛，他又将笔触伸向都市文化，成为都市作家。这是后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