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小学时代

金言

1978年6月15日师生送我参加工作合影

　　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进入小学念书。上学前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刚入学时还不适应，放学后母亲每天都耐心地手把手地教我查数，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跟上了。

过去上学没有家长接送，徒步到校，练就了一副铁脚板，至今不愁走路。

县城的中小学校教室都是平房，冬季取暖靠生火炉，轮到我值日那天就提早到校，把柴草、木头、煤炭放到炉子里点燃，这样教室里就暖和了。由于上学前就学会了生火炉，做起来就不难了。

中小学教室黑板上面挂着毛主席老人家的画像，慈祥和蔼地看着我们学习。像的一边是“好好学习”、另一边是“天天向上”，激励我努力刻苦学习，也成为一生的座右铭。

我读书的年代，校外没有任何学习班，家长经济压力小。学费小学一学期1.5元，中学一学期2.5元，如果家庭困难还可以申请减免。课本0.2元左右，铅笔最好的0.11元，作业本约0.1元。

那时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不重，小学书包重量不超过一斤，中学书包二斤左右。小学课业语文、算数为主，中学课业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政治学得比较扎实，体育、美术、音乐学得不好，就特别羡慕跑得快、画得好、吹拉弹唱都会的同学。

隔三差五就去学校园田地里干活或到工厂去学工的劳动实践课是同学们的最爱，摆脱了坐在教室里的束缚，可以借机疯玩打闹。

中学时我除文艺组、体育组外，木工组、电工组、车工组、农业实验组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就是为了将来有一技之长立足社会。不像现在的孩子，重学习轻劳动，手不能提，肩不能担，家务活不会干，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天天圈在屋子里，今天学这个，明天学哪个，无止无休，就是没有玩的时间，压的都喘不过气来了。

忆苦思甜课老贫农的悲惨身世，让同学们哭声一片。解放前地主、资本家对穷人残酷无情的压迫剥削，激起了我们极大的愤慨，齐声高呼打倒刘文采，打倒周扒皮。在广播里听到西藏农奴巴桑苦难的经历，更是无比憎恨万恶的旧社会。忆苦思甜饭还没吃就被难闻的气味熏吐了，更是难以咽下，让我倍加感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何等的幸事，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更加热爱祖国，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绝不让旧社会吃人的悲剧重演。

学校开运动会时，也是同学们最欢乐的时刻，我们统一身着白色上衣，下穿蓝色裤子，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接受校长及老师的检阅，而且还多少有点军人的样子呢。比赛开始时，各班级竞相擂鼓助威，呐喊加油声此起彼伏。竞技场上你追我赶，享受着比赛的乐趣。

我中小学时，与邻居家孩子不一样的就是回家先写作业，然后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现在回想起来，父母再苦再累也不让家务活耽误我的学业，这是何等的大爱呀！

小学时，语文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对主席老人家的认识愈加深刻，感情愈加深厚，从心里愈发怀念主席老人家的丰功伟绩，更加感到主席老人家的无比英明伟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不愧为人民的大救星。

中学时，每天戴着红卫兵的袖标上学，光荣地成为保卫毛主席的“兵”，梦想着有朝一日去中南海给毛主席站岗。特别是加入了团组织，成为共产党的后备力量，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我以后入党时的感动，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各方面走在同学的前面。

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时，我们都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特别是1976年9月9日下午同学们集合在学校体育场，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老人家因病逝世的噩耗，万分悲痛，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上学期间，没有请过一天假，耽误一节课，基本是“家—学校”两点一线，其它的地方很少光顾。小学读书时，胳膊骨折了，打上石膏后也坚持上学。1978年6月15日参加工作，上午4节课都上完了，然后坐下午一点多的火车去白城地委办公室报到，从此就十分遗憾地告别了学生时代。书没读够、学没上够、课没听够成了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

中小学读书时，想方设法找机会去学雷锋做好事。清明节前，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参加学校组织的祭扫烈士墓活动，缅怀先烈，崇拜他们的英雄事迹。每年春节前，都到军属家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帮助挑水、扫院子，干些力所能及的活。看到路人推车拉东西吃力时，就上前帮助推一下，这些事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骄傲自豪，也成了我一生的自觉行为。

学校的劳动虽然很多，也很累，但没有感到是负担，都积极主动地参加。全县水利会战时，我们中学生也参加了修“饮牛坑”水渠，劳动量特别大，“当天任务当天完，当天不完打夜战，夜战不完连轴转”这个极具煽动性、鼓动性的口号至今还记得。由于劳动的地点离家很远，就带上玉米面饼、咸菜、大葱，就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坐在地上午餐。支农劳动中，带着行李，在农民家吃住七天（每天交一斤粮票，0.5元），帮助收秋。劳动使我深刻感受了农民的艰辛不易，加深了对“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理解。养成了节约粮食的习惯，培育了吃苦精神，心与民众贴的更近了。

上课时我认真听讲，不会的及时问老师，直到弄懂为止，绝不让问题过夜。作业认真对待，及时完成。这也成就了我在全校一些学习竞赛中的获奖机会，以及1977年秋季全校学生摸底考试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课后更多精力用在了看《董存瑞》《刘胡兰》《南征北战》《两个小八路》《地道战》《地雷战》《邱少云》《半夜鸡叫》《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小人书上，以及到大安砖厂图书室看《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金光大道》等书籍，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课外知识，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十万个为什么》里“有雨山戴帽，瓦块云晒死人，燕子低飞要有雨”等谚语至今还耳熟能详，萌发了探秘自然的好奇心。借到老师办公室送作业的机会，忙里偷闲地翻一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日报》，了解天下大事，渴望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学校受1976年唐山大地震影响，组织了地震观测小组，我是成员之一，很是用心，煞有那么回事。每天都用绳子丈量学校的水井水位是否上升；留意观测动物是否有上树、跳墙，成群结队出现的反常现象。晚上睡觉前，把啤酒瓶倒过来放在地上听动静，以便及时跑出屋子。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口号是，预防为主，专家为主，土洋结合，群专结合。

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全国到处都是深挖洞，全民备战的紧张局势。学校、工厂、家里都在挖地道，形成了纵横交错、相互贯通的地下钢铁长城，在防备苏修帝国主义向我们扔原子弹的同时，也用于开展“地道战”，打击入侵者。上课时，防空警报响起，老师就把讲台上的地道口打开，带领我们钻进地道，待警报解除时，有的同学却从别的班级钻了出来，闹出了乌龙笑话。用纸剪裁的米字贴在教室、工厂、机关、商店、家里的玻璃窗户上，防止炸弹震碎玻璃伤着人，这也成了当时独一无二的“风景”。

学生千差万别、参差不齐，老师都是一视同仁。 对有问题的学生不放弃，从来不把家长叫来学校，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学生的不是，而是用家访的形式了解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每学期结束后都给学生逐一做出鉴定，在校的表现一目了然，家长看后开学带回。

那时的教育环境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没有重点学校，没有手机布置作业，不用家长检查作业，课后没有补习班，考试不排名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小学潘老师（一年级教我，名字记不清了）、郭义（二年级教我）、于桂芝老师（三至五年级教我）给了我启蒙教育，打开了我懵懂的世界。她们既是老师，更像幼儿园的保育员，手把手地教我学习，让我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受益终生。

中学语文老师邹本义（后来任大安县重点高中副校长）板书写得犹如书法作品，课讲的像说故事一样吸引人。数学老师王雨田（吉林省人大代表）讲课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化学老师池春烈（后来调长春市实验高中）、物理老师王敏球（后来任大安县三小学校长）讲课形象直观，充满趣味性。外语老师黄玉环（后来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俄语课讲的非常流利，娓娓动听。政治老师翟新发（后来调白城地委党校）、张洪林课讲的既有理论性，又有生动性，还不枯燥无味。这些老师讲课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用丰富的语言，精准的词汇，精彩的演讲，妙趣横生的比喻，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在不知不觉、意犹未尽中度过了课堂50分钟。他（她）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树立了做人的榜样，端庄的仪表，整洁的衣着，不凡的谈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四十六年飞逝的光阴冲淡不了中学时念书的情景。感恩老师的教育之情总是萦绕在心，校园里的点点滴滴总是忘不掉，朗朗的读书声总是在耳边响起，同学之间的嬉笑打闹身影总是浮现在眼前，美好的学生时代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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