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身份

胡杨

　　身份，对父亲来说，是一个敏感的字眼。1965年夏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父亲刚好高中毕业。家庭成分特殊，只能响应号召，打包青春，怀揣赤诚之心，告别哗哗作响的白杨城，去伊犁河谷上游河畔的国营巩留牛场支援农村建设，然后就是接受再教育。

说是接受再教育，其实就是劳动改造。农牧场组建的时间不长，一切百废待兴。机关大食堂的条凳还没坐热，就被下放阔斯阿尕什草原上放马挖渠，开荒种地。原始荒芜沉睡了千百万年的沼泽草甸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迎来的第一批拓荒者，居然是一群有文化的知青。这里蒿草遮天，蚊虫盖地，黑泥没膝，苦的受不了。一两年后，凭借老高中生的文化功底，被抽到农场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文艺宣传。当时的国营巩留牛场可是赫赫有名，被誉为“亚洲第一牛场”，不仅是县团级单位，更是文攻武斗的样板，广阔的天地间到处彩旗招展，派系林立，斗气冲天。父亲性格温弱，无根无派，在农场动乱不堪的岁月中，像一叶浮萍起起落落，不受待见。父亲说，他这种人再努力，因为没有“三块钢板”（党员，复转军人，贫农）的光环笼罩，既上不了主席台，也没机会去“学习深造”，转干只是一种奢望。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披红挂彩，就是下乡的那天。呆在农场干活很累，常常看着大字不识几个的白丁坐在主席台上趾高气扬，装腔作势，很是悲哀无语。

　　父亲懂无线电修理，被选派到场广播站放广播搞宣传，白天放广播搞播音爬电杆，晚上还要修喇叭，一干就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工资低，人手少，活也很累。场子校的田校长看父亲是个老高中生，一副小知识分子模样，就要他去场子校当以工代干教师，工资待遇相当于机务二级，收入比广播站高一些，父亲欣然接受。

同样住在场部统建分配的土坯房里，身份也有差别。邻里多是苗红根正的场机关干部子弟，属李狗熊家的老二老三兄弟俩最坏，放学的路上，常趾高气扬的讥讽我是“臭老九”的子女，还时不时付以拳脚问候。背着扯烂的书包回家问父亲啥是“臭老九”，支支吾吾不做回答。

多年以后，我在档案局（馆）任职，有大把的时间，天天坐在档案馆翻阅史料和档案才明白，知识分子和“九”交集，始于元朝，落后腐败的蛮族为巩固统治，将中原人口从贵到贱分成了十等，一为官、二为吏、三为僧、四为道、五为医、六为工、七为匠、八为娼、九为儒、十为丐。读书人竟然排在了娼妓之后位列第九，仅仅比乞丐地位高一点点。到了文革年代，又将专政、改造的对象分为九类，其中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是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成分不好的人之后，身份位列第九而得其名。教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臭老九”，同样被列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好在农场建在天山腹地深处，受这股邪风的影响不大。

　　父亲对这个身份的收入还算中意。土坯房里，三尺讲台，给农场子弟教书也挺好，也是文化之源，比放马挖渠要体面一点，不用在盐碱里滩栉风沐雨。自甘认命的父亲，此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红宝书。”小日子过的倒也清苦平淡。

到1979年开始有知青陆续返城后，父亲慌了。在农场成了家，回不去了，民办教师的身份真的很茫然，于是煤油灯下写材料，鼓足勇气背上黄书包，踏上上访之路。飞扬的尘土中，守在场门口语录塔下，搭上从巩留林场下来送木材的老解放，吱吱扭扭的颠簸两天，回到伊宁找知青办、找州教育局，诉求那个时代造就的身份疑惑与无助。

到1980年底，上访有了转机。华夏大地，万物复苏，春潮涌动。落实政策的春风也吹到了西域边陲的这个偏远农牧场。1981年夏季，伊犁州教育局给县文教局专门下发伊州教字（81）91号文件，给父亲等五名知青“带帽”下达指标，转了公办教师。拿到干部批复手续的那一刻，父亲泪眼婆娑，百感交集，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社会认可的干部身份。自八十年代后，社会上尊师重教渐渐蔚然成风。上班的时候，父亲挺起了腰杆，是子校里为数不多的公办教师，当然有了自豪的底气。到了1988年，当地县政府以巩政发（1988）95号文，落实知青安置精神，又给父亲等7名知青及其17名子女恢复了商品粮籍。时隔二十三年后，父亲又找回了城镇居民的身份，感到很开心。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就读伊犁二师范，也是商品粮籍了。

到1994年，教育部门也是锦上添花，按资历给父亲评定了英语中教一级职称，看上去父亲的身份越发铁定敦实，日子过得也滋润起来，对自己的身份也不计较了，平平安安干到1998年，就申请了退休。

　　扎根国营巩留牛场三十年多年后，办了退休的父母决定回城，自己做主剩余的人生。位于农场场部的土坯老房，位置很好，还带一个小果园，卖了万把块钱。回到伊宁，楼房很贵，只能先租间平房开始重新创业，父亲办英语培训班，母亲卖擀面皮麻辣粉，慢慢攒钱买房安家。虽然忙忙碌碌，但自由充实。 本以为如此，可以安享退休生活，不想却在几年后的农牧场改革中，差一点丧失国家认可的干部身份。

2000年以后，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与挑战，伊犁河谷的国营农牧场仿佛走到了尽头，管理混乱，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基本都是入不敷出，举步维艰。牛场连续几年发不了工资，每年秋季只发自产的大米，每个老师1200公斤。大米堆积在农田一队七十年代阴暗的老仓库里，还是陈米，满是老鼠屎尿味，刺鼻难闻。每次，还需要自己装袋找车，拉回伊宁。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巩留牛场产的粳米曾在河谷名声大噪，供不应求。后来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职工更换了高产品种，种出来的大米带有红丝丝，口感差，名声销路一落千丈。那个年代的市场上，红丝丝大米成了巩留大米代名词，价格比察县大米每公斤低0.2—0.3元，还没人要，看着堆满墙角的陈米，父母愁容不展，只能低价处理。

2004年，鉴于农牧场财力捉襟见肘，“保工资”都做不到，疆内国营农牧场改革出台了新政策，提出“农场子校和卫生院在编在册及退休的正式干部工勤人员”可以向自治区财政移交。每个人的档案都要整理齐全上报，等待重新审核批复。这本是个好事，解决了就不会有地方农牧场拖欠教师工资的事了。知道身份界定至关重要，父亲回农场好几趟，认认真真填表，一遍一遍补充，把所有的证件资料复印齐全后，上交场办留存备案，后由县人事部门统一上报，在满心期待中等待命运的裁决。

前几次筛查初审，地州县都没有问题，最后一遍报到自治区审核，却因学校有两批老教师缺转干证明文件，不予认定。农场子校上报的转正定级、干部花名册、工资表、职称证、退休证等人事档案都不能算数。其实，自治区的政策认定讲的很清楚，事关干部身份必须要有上级文件原件证明资料，这是硬杠杠。却因场办责任心不强，历史档案缺失，既没有告知清楚老教师，也没有到县直教育主管部门和档案馆查阅调档，草草应付，一报了之，埋下祸根。

结果就是，最后推送下来的名单，对子校上报的包括父亲在内的部分教师干部身份不予认定。奇葩的是，这部分人多是八十年代初就转干的老知青教师，九十年代后期转的以工代干，都通过了。上级人事部门慎重提醒，如果一周公示期内，不能提供直接证明文件和材料，这些在农场子校干了一辈子的老教师，将在此次改革中不被认可身份，视为工勤人员。对已退休好几年的老父亲来说，无疑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啊，就此作罢，身份丢失，生活也成了大问题。

　　因果，指原因与结果。佛教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历然。后来，在找回父亲身份的这件事情上，我开始相信因果。

档案馆，坐落在县政府西侧，是一幢独立新建的小楼。新馆第一任局馆长韩有祥勤俭节约，是我的领路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县上正在搞“抓大放小”企业改制，国有商业商业局、百货公司、物资公司等大批企业纷纷破产，国有工业企业水泥厂乳品厂也先后改制破产。破产办把这些企业几十年的文件报表花名册工资表…，像废纸一样装进麻袋拉到档案馆门口一倒，算是交接。当时我就明白了，这些企业破产是必然。这么多年经营管理的文书和职工档案都不整理归档，做妥善保管，何谈经营发展？

新建档案馆实行局（馆）合一，老局长调任县委办，我有幸年纪轻轻接班。有整整五六年吧，在档案馆昏暗充满老鼠屎尿味的地下室，我带着馆里的几位大姐阿姨，一页一页的翻找、鉴定、分类、整理、归档。几年后，买断工龄的国企老职工有了好政策，纷纷找到档案馆找自己的身份，由于进行了系统整理，绝大多数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相关身份证明，个个感激涕零。这件事，让我开始认识到档案工作的价值并热爱上她。后来，在每年搞的培训班上，我都主讲档案的重要性，讲档案的收集与整理。青春年华没有春风得意，多在全县各单位的档案室默默渡过。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指导督促，县直及乡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单位，都开始整理出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文书人事档案，没有条件分类归档的，至少能把文件资料收集齐全，或放在库房妥善保管，或移交给档案馆，抢救了很多珍贵的档案。那年代到处都是小造纸厂，造纸厂最喜欢收购废旧文件，价格给到0.4元一公斤，是档案馆的冤家对头。1999年，巩留档案馆直接达标晋级，荣获自治区一级档案馆殊荣。

　　失去身份的老师愤怒了，一群头发花白，嗓音嘶哑的老教师焦急的堵在在人事、纪检部门上访，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接到通知专程坐着班车赶回县上。一个星期的公示期，要改变结局就必须找到能证明其干部身份的文件，而且必须是原文，不是复印件。父亲只记得文件号是州教育局八一年九十一号文。可到哪里找文件证明？原本是农场场办的事，赶在这个节骨眼上甩锅，变成了个人的事。

上访也解决不了问题，变不出来文件。父亲急了，原本不想麻烦我，最终还是在其他老师的怂恿下到县委找到了我。我已经调任宣传部，离开档案部门两年了。听完父亲的诉说，算算公示期还有三天，情况紧急，安顿好父亲，立马赶到档案馆。把昔日的几名同事都发动起来了，查找重点在八十年代初县革委会永久、长期文书档案案卷，目录检索里没有就翻案卷，一人粗阅一人复查，一页一页过。很可惜，县革委会案卷里没有。又查找国营农牧场和教育部门曾移交给档案馆的部分案卷，翻到下午七点也不见一页相关文件。副馆长李京波突然想起来有几卷单独存放落实政策办公室移交的案卷，搬出来赶快查找，居然找到了两份州上下发的转干文件，不过是1982年和1984年的发文，文件名单上出现的几个名字我都认识，是父亲在牛场子校的同事，其中就包括场办负责人的母亲。想了想，我代为履行手续后，叫人把盖了档案馆红章的复印件（等同于原件）送到了县人事部门留存。

公示期还剩两天，父亲转干的文件仍没找到。第二天请了假，动用老关系带上档案馆的刘星英和马晓燕两位骨干，又来到县教育局查找。很可惜，一上午辛苦翻案卷，局档案室里也没有。局工会主席李玉兰突然想起来说道，还有一些捆好废旧文件资料，放在老教育局大院平房里，不知有没有要找的东西。中午饭都没吃，李玉兰带我们立即赶过去，四个人一起蹲在落满尘土、阴冷昏暗的老库房里翻腾，整整一下午，打开了二十多捆一米厚的废旧资料，一页一页查看到黄昏，依然没有找到相关文件，感觉经没有希望了。我很失望，想出去透透气，刘星英大姐接过剩在我手里的最后小半摞废资料文件说“我再看看吧”。一刻钟后，我听到一声惊呼“找到了”。冲进去，就看到了那份还散发着油墨味的81（91）号文件《关于同意胡民等伍同志转为公办教师的批复》，字迹清晰，公章鲜红。李玉兰拍着我的肩膀欣喜的说：“哎呀，前两年幸亏听过你的培训讲座，后勤上要把这些废旧文件卖给造纸厂，我挡下放在这里了”。教育局工会主席李玉兰，是1998年我在新源一师范学习哈语的好同学，敬业认真；刘星英大姐，也是知青，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曾在父亲工作过的广播站搞播音，九十年代中期从莫乎尔乡广播站被我调入县档案馆工作。

　　县人事部门非常负责，受县纪委书记赖法明的叮嘱委托，局长俞志峰带着证明文件和补充材料，专程坐飞机连夜赶往乌鲁木齐处理善后。半个月后，自治区重新下发文件，在认定的教师干部名单中，补上了父亲他们一批人的名字。

身份终于尘埃落定的时候，父亲坐上班车，又一次选择返城。车过雅玛图，秋色正浓，天空很蓝，河水很清，原野金黄。近四十年劳累，只为一个身份，父亲久久不语。直至今天，年近八十的老父亲每每提到此事，都无法谅解曾经真诚奉献过一生的那个农场，也不愿提及往昔岁月，再也没有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