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亲人 （康东 述 / 小东 录）

同刘合屋

康定老城

　　1926年12月26日，我出生在康定城北门上营盘街，我家租来的房子是四川常见的那种木质结构的两层建筑。当时康定属川边特别行政区，是汉藏民混居的地方。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姐姐，分别长我八岁、四岁和两岁。大姐刘文仙，在我十岁那年，父亲把她嫁给了中央军一个郑姓的军官，随军队离开了康定，从此音信杳无。二姐刘素仙，三姐满满，满满的意思是家里女孩子太多，满了多余了。满姐胆小，只要我一瞪眼一举拳头，她就会哭。满姐八岁那年死了。

父亲给我起了两个名字，刘康东、刘运康，按家谱我是运字辈的，我自己选了刘康东这个名字，我是阿妈生的第五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刚出生就死了。六弟比我小两岁，四岁的时候生了病，阿妈听人说要吃锅底灰才能好，吃完后第二天就死了。继六弟之后，阿妈又生了几个孩子，都夭折了。

逢年过节，家里人要去庙里烧香拜佛磕头，我最不喜欢做这些事，虽然从小生活在藏区，但对神却没有什么感觉。

康定城北门的老家

　　提到学习成绩，我是个偏科生，小学和初中我的音乐、美术、工艺、体育样样名列前茅，但主科成绩相差甚远，尤其是英语，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从小喜欢画画，描摹连环画，在墙壁上涂鸦，和同学在学校办板报、搞专刊。小学讲演时我得到的奖品是个画本，当时这个画本对我来说太高级啦，我舍不得用，每一页都很认真地作画。

康定城周围都是大山，我经常躺在床上，数对面郭达山上的石头，还把石头想象成各种动物形象，这或许就是我绘画的启蒙吧。

我小学、中学时期的画本

　　康定城很小，折多山过来的折多河和亚拉神山而来的亚拉沟汇合于康定称为炉河再汇入大渡河，因落差大水流急，所以建有发电厂。康定可谓“地方虽小，肝胆俱全”。教堂、佛寺、电影院、戏院、博物馆、照相馆等样样俱全。各类学校应运而生，有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也有国民政府开办的小学和中学，还有藏传佛教的寺院。多元的氛围和文化格局，吸纳来自四方的各种思潮，它看似边缘，但在思想和文化上却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汇聚之地。

在课堂上，我就知道了山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记得，教室里挂有岳飞像，“还我河山”四个字醒目地题写在画像上面。 每堂课，老师都要讲民族危亡，讲爱国、救国，讲满清丧权辱国。屈辱感让我倍觉窝囊。

我（图1、2中间者，图3第二排右一）在康定县小学

我（右下）在康定师范初中

　　我父亲刘延龄，1890年出生，是四川资中县孟塘乡人。祖父刘贤德从湖北麻城孝感乡移民到资中。父亲这一代四兄弟、五姊妹，最小的是个妹妹。四兄弟都随祖父种地。清末民初，四兄弟先后离开家乡外出谋生。老大到了自贡的自流井（地名）当盐工，后死在自流井；老三客死他乡；老四在藏族地区翻雪山时冻断了脚，沦为乞丐，死在路上。资中孟塘乡老家里仅留下了老四的儿子刘运治。父亲的小妹我们叫她满娘，嫁到康定，不到一个月就成了寡妇，守寡一辈子。我的父亲排行第二，清末，也离开家乡，到成都一个亲戚家开的药房当学徒，一边干零活，一边自学读书，从学徒干到捡药。这时正逢辛亥革命成功，赵尔丰被杀，父亲参加了尹昌衡的西征军到了川边地区的康定，在康定县府做收发文书，人称师爷。父亲爱穿长袍，喜打麻将，沉默寡言，几乎天天不着家，只有见到我们这些孩子的时候，话才多了些。

凭记忆画的父亲像

　　1936年，西康筹备建省，开发建设新西康。四川军阀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招人到边远荒凉的藏区开荒和淘金。康省虽僻处西陲，而产金之富。我父亲带着淘金梦，到了西康、四川、青海三省结合地区的道孚玉科焯司甲一带，在隶属西康金矿局普益公司的玉科金矿厂谋生，先后担任稽查主任、总务主任、代理厂长。他在玉科和矿商、金夫子生活在一起长达八年。 由于此地生活十分艰难，产金辛苦而量少，多年后金矿厂难于维持，原来的厂长干不下去走了，之后我父亲代理厂长一年多。

父亲给想去淘金的人讲挖金子的故事

　　父亲常跟我说的话就是：做人要忠厚老实，对人要宽宏大量。他希望我以后去留洋，去闯世界。我小的时候，他经常在床头教我背诵全唐诗，给我读《曾国藩家书》和《三国演义》。

父亲最爱给我读《曾国藩家书》和《三国演义》

　　阿妈是我一生梦里出现最多的女人。1892年，阿妈出生于四川资阳，姓吴，个子不高，身体瘦弱，一双小脚，不识字，连钱都不认识。她十三岁成了父亲家的童养媳，没名字，和父亲结婚以后，就叫刘吴氏。我小的时候只觉得她每天忙忙碌碌，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是她一个人干，缝缝补补，喂猪养鸡，做饭带娃，还挺着个永远怀孕的大肚子。她前后生过十二个孩子，最后只有三个幸存活下来。在一次生孩子后得了月后寒，本来话很多的阿妈，好像变傻了，话也少了。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在干活，等我早上睁眼的时候她还在干活，我觉得阿妈好像从没有睡过觉似的。 那时家里有好多张嘴，幺叔刘希龄，满叔李湘成，阿哥刘运灿（刘志安），亲戚史振东、黄仆初，还有一个做裁缝的舅舅，反正走马灯似的在我家吃住，加上我们几个孩子，家里倒是很热闹。我六岁读私塾，两年后进新学堂走读，初中以后开始住校。阿妈有时会去学校找我，大声喊我的小名“康娃子”。阿妈第一次看电影时说：太不好看，哪会有这么大的人头哇。康定经常演川戏，阿妈看到入迷的时候会擦眼泪。

印象中的阿妈

　　我的二姐刘素仙，1922年生于康定。她高小以后，就读康定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去泸定桥小学教书，后来考上西昌助产职业学校。二姐和我在家，从小是最受优待的，如果家里吃鸡，两只大腿一定是我俩一人一个的。

十几岁时在康定的二姐刘素仙

　　二姐的婚礼，那可是在康定轰动一时的事了。二姐夫郭星辂（郭星）1917年生于成都，酷爱音乐和美术。1941年，郭星在西康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兼任西昌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音乐教员，当时二姐恰好就学此校，使得两人相识。二姐人漂亮，喜欢唱歌，自然也很崇拜这个从大城市来的老师，一来二去，两人熟悉起来。比二姐大五岁的郭星，经常会给二姐写情诗，自然博得了二姐的芳心。几个月后他们在我们家乡康定举行了隆重婚礼，婚礼上二姐穿一件开衩很高的旗袍，外搭一件齐腰的短背心。我的初中同学很多年以后还记得二姐在婚礼上的奇装异服，说洋气极了。郭星毕业后，随他的老师参加修建蒋介石的西昌行辕，后又调到康定的西康公路局任工程师。他的个人水彩画在康定展出红极一时。

二姐和二姐夫结婚照

二姐和大儿子郭英命

　　一年后，二姐在康定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郭相生（郭英命）。记得很清楚，我离开康定的前一天，去教会医院看望了二姐和刚出生的小外甥。那时二姐还不满二十岁。

我十六岁那年走出康定

　　飞出大山是我从小的志愿，也是父亲的希望。1942年秋，重庆的边疆学校在康定招生，我和初中同学李鸿才、张世勋、李臣双从康定动身，由李鸿才的叔叔挑着行李，步行翻二郎山赶往雅安。我们离别载有十多年感情的康定，一步步翻过了高高的山，转过了长长的湾，穿过了密密的林，抱着莫大的希望，存着极大的雄心，朝向无亲无戚的地方走去。整整五天，侥幸安全抵达雅安，路真是艰难，到雅安时我和张世勋的脚像是走跛了一样。我们在雅安休息五天后，和另十多名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跨上竹筏顺着青衣江去乐山。在颠簸摇摆的竹筏上，我把两只脚插在水里觉得非常凉爽好玩，而有的女生却害怕的直哭。二天后到乐山又换乘轮船，四天后抵达重庆。在重庆我和李鸿才就读了边疆学校的预备班。

中学时期我用画记录了走出康定的情景

　　我在重庆边疆学校学习，学费和生活费是全免的。和康定比起来，重庆太潮湿了，几个月后我水土不服得了肋膜炎，住进学校的医院，同学张世勋、李臣双、左国荣轮流来医院给我送饭。病一直不好，肺里积水很多，总也吸收不了，看着旁边有得这个病的同学死去，我感觉很恐怖很迷茫，心情降到冰点。住院五个月后，病情依然没有好转，我只得休学回到老家康定。这时阿妈已经去了父亲工作的玉科金矿厂。

我记忆的玉科山沟里的金矿厂

　　父亲作为金矿厂的管理人员，靠薪金生活，主要是负责查看地势，分析金路，跟藏族人打交道，交涉挖金的地方。金矿厂是由金矿局下面的普益公司承包的两个大厂，一个是道孚玉科金矿厂，一个是炉霍色儿巴金矿厂。公司董事长是二十四军师长唐英。所说的玉科金矿厂，是在一个人烟稀少异常荒凉的地方。因为淘金人经常流动，所以住的是临时性树枝窝棚或牦牛帐篷。平时几人一组，在小河沟试探淘金。如发现金多，就会引来周围的人来一起淘，这时人多，金子很快会挖尽，淘完了人就散了，但这种情况不容易遇到。

玉科印象

　　我回到康定后按父亲的安排去玉科。拖着久病的身体我随驮脚娃赶着牦牛群出康定北门，先步行五天到乾宁（八美），又骑马两天到道孚，再由父亲派来的人接到玉科。路上每天早晨天没亮，不吃东西就出发，走到中午停下宿营，和驮脚娃一起喝茶吃干粮，下午看他们在草地上放牛，晚上赶回营地吃糌粑喝酥油茶。每晚当我钻进睡袋将油布蒙上脸的时候，他们还在旁边唱着、跳着、欢笑吵闹着。那时我年轻不觉辛苦，感觉到处都新鲜有趣，草原，雪山，海子，温泉，杂木，野草，伴着藏民的山歌和牛群，完全忘却了自己的失败和病痛的坎坷与悲伤。希望见到父母后，很快能再出去继续读书，我想考美专。当时除了一本随身世界地图就是换洗的衣服，其它什么都没有。

拖着病体去玉科

去玉科路上我睡在睡袋里

　　到道孚以后，我在阿哥刘志安家住了两天。阿哥是大伯唯一的儿子，父母早亡，长期跟随我父亲母亲生活，在我读小学时，他在我家成的亲，阿嫂曾永清是康定藏族，读过书，讲藏语。我读高小时，阿哥阿嫂搬出独立生活，在康定开了家百货小店，我读初中时他全家搬到了道孚。阿哥是个热心助人的青年人，一向得到邻居们的喜爱，被选为甲长，保长，在那个军阀时代能为老百姓办事，全靠自己的良心。他做小本生意，靠买卖日常用品兼卖豆腐为生。

记忆中阿哥刘志安在道孚的房子。左上图是阿哥的五个孩子：老大刘昌祥（后左）、老二刘玉华（后右），前排右起：老三刘玉蓉、老五刘晓玲、老四刘晓玉

　　随着父亲派来接我的人又骑了三天马才到玉科。 到玉科金矿厂后，我没有看见财富，看见的只是一群像是在地狱里挣扎的苦命人。父亲在这里为公司管理金矿厂，母亲则给金矿上的人缝补衣服。在金矿上的淘金人来源很复杂，有老实的普通百姓，还有逃兵和罪犯，很多人染上吃大烟的恶习，面黄肌瘦，由于长期住在简单垒筑的窝棚里，疾病缠身。入不敷出的时候，他们往往用手中不多的金子抵债，日子一长，债务越积越多，自己日益穷困，最终成为了金矿厂的奴隶。 这些人揣着黄金梦走到这里，但迎接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劳作、穷困和疾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死在这里。金矿厂只提供给淘金人工具和粮食，他们淘出的金子一部分被当地土司以税收的形式收走，另一部分被金矿局和董事长收走。目睹现状，我真真切切知道了什么是不平等，现实中的悲剧深深印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骑马奔玉科

　　金矿的范围包括了玉科全境，海拔4000多米。父亲管总务，忙里忙外，我帮父亲记账，管理农具。我仍不忘要继续求学。阿妈在金矿厂靠缝缝补补赚点碎金子，她一天从剪到缝能制一件长衫，据说开效当时，一件工能给一厘金。 1943年7月，有一天，阿妈说胃疼，山沟里没有药，更没有医生，就这么疼着疼着，死了。我把碎金子里最大的一片放进阿妈的嘴里，希望我可怜的阿妈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永生。去世时阿妈年仅五十一岁。

金矿厂我们住的房子

　　阿妈死后，我常坐在坟头发愣，看对面山上是孤零零的一家寨，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可能是由于这里地势干燥，我的肋膜炎逐渐得到了改善，自己都能感觉到肺里的水已被吸收了。两个月后，二姐和二姐夫从成都来信告我，可以到成都上高中，入学不成问题。这样，春节一过，我就要动身，父亲没有反对。离开金矿厂的那天，我腰间缠着阿妈缝补衣服挣来的几两碎金子，父亲让我到成都用这些金子买间房子，等着他。父亲送我到河边，我骑上马，趟过溪流，听到背后父亲的哭声，我没有回头。路上我没有说一句话，泪流在心里，眼泪在阿妈去世的时候已经流干了。可曾想到，又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那年我十七岁。在金矿厂生活的十个月里，我把借来的《随园诗话》读烂了，让我知道了中国古诗的魅力，还让我知道了一个人——苏东坡。

告别父亲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成都街上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到处都能听到庆祝胜利的锣鼓和鞭炮声。这天，二姐夫约我去少城公园，告诉我，我父亲半年前已经在玉科金矿厂去世了，父亲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抗战胜利本来是极大欢喜的事情，但是我却难过极了，看着满街喜悦的笑脸，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父亲破碎的淘金梦

　　到成都以后，我把从玉科带出的碎金子交给了二姐夫，他大哥郭星汉当时在银行当经理，他们把金子换成法币存入银行，但很快法币就贬值了。 我在成都读完高中一年级，经济没有了来源，二姐不得不带着我去找父亲的上司唐英，请求给予抚恤金，但当时没有见到唐英。二姐夫的大哥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所在的大康公司董事长丁次鹤先生，请他帮找唐英说情。当丁先生看了我的成绩单后，决定由大唐公司救济我的学费。从1946年春，每个学期开学，我都拿着学校的三联单，到大康公司会计处领钱，包括一个学期四个多月的伙食费、学费及讲义、课本等杂费。那时我就知道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了，高中时期，我专心学习，学业突飞猛进。1947年夏，我高中还未毕业就考入四川大学森林系，以边疆穷苦学生名义申请助学金，取得公费后，就不再去大康公司领钱了。

　　我走入四川大学的课堂时，正值国民党挑起内战，学潮闹的厉害，学生运动兴起，我积极投入了学生运动。1948年4月9日，我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示威游行，冲省政府时参加了敢死队，当时被抓的一二百名学生，里面有我，后来被学校保释。回校不久，经人介绍我和同学宋元芳一起加入了民协的共产党青年地下组织，在学校里组织社团、办壁报、搞学运。1949年下半年，因为国民党在学校里逮捕进步学生，组织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去四川大邑县三江镇乡村中学教书。1950年，我回到学校，正值学校里有解放军工作组和宣传队，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招收学员，我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文艺兵。

郭星华大学毕业照

　　从中学开始，我就独立生活了。父母去世后，我成了孤儿。每到学期放假，我会去一趟成都的二姐夫家看望二姐，其它时间我都是独自在学校里面。学校只有几个留校同学，大部分同学都有家可回。其实我不愿意去二姐夫家，他们家规矩多，每次二姐不是嫌我吃饭有声音，就是觉得我端碗的姿势不对，我一个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的野孩子，过惯了独立的生活，感觉这样非常拘束。二姐夫家兄妹四个，老大郭星汉，老二郭星輅（郭星）是我的二姐夫，老三郭星华，小弟郭星璧。1922年11月8日，郭星华生于成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她也是四个孩子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当时郭星华并不怎么跟我说话。

郭星华（中）和小学同学（后排为好友曹仲齐）

　　郭星华的家，在成都蜀华街66号，这是一个大宅院，房间很多，中间有花园，种有柚子树、苹果树，还有客房，租给外人住。她的父母和兄弟以及孩子们一大家子人都住在这里，家里有佣人和车夫。二姐随二姐夫也住在这里。

我凭记忆画出蜀华街66号院

郭星华和侄子们在成都自家院子里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郭星华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她在四川华西大学乡村建设系，我在四川大学森林系，我俩说话逐渐多了起来。她那会儿笑话我们四川大学，说她的同学都是洋学生，我的同学都是土包子。的确，华西大学是美国人出资办的教会学校，学生都是西装革履，而四川大学的学生长袍马褂，个个像老夫子。郭星华活泼开朗、热情善良，她在同学里面是个活跃分子。那时国家危机，我俩都加入了青年进步组织，有很多共同语言，大学里她不乏追求者，可她却看上了二嫂的弟弟我这个山沟里出来的穷学生，大学时期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郭星华在华西大学的钟楼下。她考大学时的作文题目是：华西坝的钟声

　　1949年，郭星华大学毕业后，留华西大学当助教，半年后分配到成都华阳女子师范中学，历任班级辅导员、教导主任。曾荣获成都市优秀辅导员。郭星华的好友曹仲齐后来成为了华阳女子师范中学的校长。

郭星华（中排左一）与成都师范女子中学的学生们

郭星华父亲三兄弟年轻时候的照片，右为郭雨三

　　郭星华的父亲郭受龄，我17岁第一次去成都在蜀华街66号时见过他，当时他已经有好几个孙女孙子了，全家人都称他为老太爷。老太爷个子不高，人很严肃，那时他很少跟我讲话。1876年，郭受龄生于重庆，号雨三，字悔读。郭雨三家里三兄弟，他排行老大。从小读私塾，不到二十岁应科举中秀才。他的父亲是个棉花商人，希望儿子做读书人。父亲去世后，郭雨三教私塾、任专馆，支撑全家人的生活。1904年，由一个江西商人资助，他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学习高分子化学，足足渡过了八年的留学生涯。

郭星华的父亲郭雨三

　　郭星华的母亲张思恬，1882年生于重庆，家境优裕，受过教育，在学校里教过美术，她是郭雨三夫人的亲妹妹。郭雨三的夫人生了两个儿子（郭星汉，郭星辂），在生二儿子后不到一年就病逝了。郭雨三有意续弦小姨子，开始张思恬不情愿，她年轻时一直有报独身志愿，后在郭雨三执意下还是同意嫁给了郭雨三。婚后生有一女一儿（郭星华，郭星璧）。张思恬进入郭家后，对姐姐的两个儿子视如己出、疼爱有加。郭雨三对大儿子和二儿子说过，必须对继母要像对生母一样。张思恬文静贤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做得一手好菜和一手好针线活，家中凡有客人来，她都要亲自下厨。

郭星华的母亲张思恬

郭星华与父母亲及侄子们在成都家

　　郭星华深爱她的母亲，凡见到慈祥的女人，她都说像她妈妈。上大学的时候，同学聚会、外出游玩，她经常会带着母亲同往。母亲虽然是双小脚，但玩性十足，同学们也很喜欢和这位知性优雅、气质不俗的母亲一起玩。

母亲张思恬和郭星华（前排左二）、曹仲齐（前排右二）与他们的学生们。郭星华和曹仲齐是小学、高中、大学同学，她们的父亲都是留日生。两人亲如姐妹

　　老太爷对子女从小教育非常严厉，不仅要求孩子必须练得一手好字，还要熟读熟背古文、诗词。尤其是三个儿子，写不好字背不好书时，都会遭到惩罚。

郭雨三在成都家中

　　郭雨三不喜欢政治，一心只想实业救国，留学回国后，正值军阀混战，在重庆、成都几次创办工厂都失败了。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重庆商品化验所技正，他又不堪忍受政府腐败成风的现状，辞了职。辛亥革命后，秉承“实业兴国”的宗旨，弘扬“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1913年，他和留日同学彭炳在成都包家巷82号，创办了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现在的成都工业学院），1914年至1915年任校长。任职期间，他十分重视改善办学条件，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各方努力，促使四川省政府拨款三万元委托中国驻日本大使，代购日本设备仪器为学校教学所用。新中国开国元帅陈毅，曾于1916年至1918年在该校染织专业学习。成都工业学院为了纪念郭雨三，把学校内的湖命名为“雨三湖”。之后郭雨三受聘于成都四川大学教授，并兼任建设厅技正。1931年，他对社会前途抱有悲观，想做一个与世隔绝、闭户读书的隐士，辞去大学教授和建设厅技正，举家迁回老家重庆。老太爷是个豁达的人，淡泊名利，喜好读书，主张自由。他对孩子们说，你们成年以后恋爱的事自己决定，这在当时是很开明的。

成都工业学院与“雨三湖”

　　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战乱，郭星华全家由重庆搬往雅安。经过乐山的时候，晚上老太爷独自外出散步，被巡逻队误当成日本汉奸抓了起来，当时在雅安银行任经理的大哥郭星汉赶去乐山，才把父亲保释出来。此后老太爷再不提日本的任何事情，再不讲半句日本话，甚至还把从日本带回来的收音机搁到了柜顶上。难怪后来，多次听郭星华说她父亲没教孩子们说过半句日语。

郭雨三和夫人张思恬与孙子郭雅生在成都家中

　　老太爷爱清洁，要求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佣人收拾好卫生以后，他总要弯下腰看看桌面上没有浮灰才肯罢休。他们家的水果大都是煮着吃的，香蕉要切成薄片用牙签扎着吃。老太爷兴趣高雅，书房里一直挂着一幅清末著名手指画家李石曾的指画《竹雀图》，书柜里还一直摆着几件他喜爱的瓷器。他经常给孩子们讲的，大都是古代《三言二拍》里面的故事。过年的时候，他还亲自给孙儿们做米花糖吃。

郭雨三书房里的清末著名指画家李石曾的指画《竹雀图》

郭雨三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印章和镇纸：智不凿乃大，用过的端砚和一直放在他书房里的一件日本瓷器

　　解放初期，老太爷的大儿子调到天津工作，二儿子调到北京工作，那时他们都想接老太爷来北京、天津看看玩玩，可老太爷七十岁以后眼睛患白内障，看东西不方便，就不想再出远门了。

郭雨三和夫人在成都

郭雨三生前手书的遗嘱

　　1953年4月，老太爷在成都吃了海鲜罐头后，开始上吐下泻，没几天便离世了，享年七十七岁。棺椁葬于成都凤凰山墓地。老太爷去世后，大哥把母亲从成都接到了天津居住。成都的房子无人空置，后上交政府，由街道开办小工厂，成都没有了家。

1953年，郭雨三在成都凤凰山下葬。左起：郭木生、郭雨三二弟、郭星、张思恬、郭星华、郭同生

　　1950年，我在成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当文艺兵。当时战斗剧社在成都，后转到重庆与第二野战军文工团合编为西南军区政治部战斗文工团。当时文工团的美术队有三十多人，队长叫安明阳。我在美术队任美术创作员，主要工作是给各个单位画领袖像，下部队体验生活，为部队画连史、团史和军队史，办军史党史展览，为游行写标语和布置会场。

下图：我们画的领袖像。刚参加战斗剧社时，还没发军装，我是中间斜卧穿长袍者。上图：我（左）和战友

　　1950年3月2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五十二师进藏先遣支队由四川乐山向甘孜进发，第十八军的筑路、宣传、后勤补给等进藏工作也同步展开。与此同时, 西南军区组成了人数庞大的慰问团同十八军一起进藏。 我参加了慰问团随军进藏，路上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康定。

我随慰问团出征

　　部队过道孚时我顺便看望了阿哥阿嫂。见面后阿哥刘志安建议我去玉科，把父母的尸骨带出来，送回老家资中安葬。当时我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有纪律不能随便离开队伍办理个人的事。为此，我留下了终身遗憾。五年后，阿哥病逝了。1987年，阿嫂曾永清去世。

阿嫂曾永清（中间坐者）和孩子们

　　在西藏和平解放和藏区平叛期间，我的足迹遍及康定、甘孜、德格、昌都、理塘、乡城、得荣、拉萨、山南等地，在川藏线上，用手中的画笔记录着故乡的山川人物。期间在重庆西南军区举办了康东等人的速写和水彩画作品展览。

藏区写生

1960年总政治部的任命书

下部队写生

　　郭星华的大哥郭星汉，1914年生于重庆，从小读私塾，成都大成旧制中学肄业两年，在家自修三年。三年当中，和弟弟郭星经过父亲亲自严格教导，精通书法、古文、篆刻。大哥性格外向、开朗仗义、爱好广泛、结交甚广，还做了齐白石、张大千的干儿子。银行家、篆刻家、摄影家、美食家和活动家，头衔不少。他还很有经济头脑，做管理做买卖都是把好手。1931年他从重庆平民银行的见习生做起，1939年在雅安同康银行任总务主任兼大康公司经理。1942年，他作为西康省银行的经理，到康定工作时顺带做起茶盐生意，赚了不少银子，买下了成都蜀华街66号大宅院。1943年，老太爷携全家从雅安搬至成都定居。

郭星汉和颜如英和他们的孩子

　　大嫂颜如英1915年出生于四川什邡，家境殷实，一直在银行从事会计工作。她和大哥育有一个女儿和五个儿子。当时在成都，大哥和大嫂去外地经常是坐飞机，风风光光的。大嫂有一箱子皮鞋，姑嫂关系很好，郭星华可以随意挑大嫂的皮鞋来穿，觉得十分洋气。

大嫂颜如英在康定

　　1945年郭星汉入川康银行任西安分行经理，1948年调任南京银行分行经理，次年七月调任天津分行经理。1950年大哥全家定居天津，住在天津镇江道132号。到天津以后，他们的第六个孩子小儿子郭新生出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星汉和郭星华在北京

大哥郭星汉为我刻的图章

郭星汉及母亲、夫人和他们的子女。前排左起：颜如英、张思恬、老六郭新生、郭星汉，中排左起：老大郭宝书，老五郭宅生、老四郭木生，后排左起：何平（郭宝书丈夫）、老三郭雅生、老二郭同生

上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星汉在北京为家人拍照。下图：郭星华和她的侄女郭宝书

　　郭星华的二哥郭星辂（郭星）也就是我的二姐夫，1917年生于成都。他在父亲严格教育下，练得一手好字，他那手漂亮的樱桃小楷我非常崇拜。郭星兴趣广泛，喜欢音乐爱好美术，教过音乐开过画展。1935年，他考入上海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职业学校土木科，期间在中华、大众两个口琴会学习口琴。1939年，他先在雅安协兴营造厂做建筑师助手，后在康定省立师范学校和省立中学任音乐教员。1943年，因参加修建江津机场，郭星携家眷到成都蜀华街66号与父母同住。1944年，在新津工委会第十三工程处工务科工作，后调成都工委会第二工程督察区公务科任工务员。抗战胜利后，他被调湘桂黔铁路工程处工作，举家去了广西。

二姐夫郭星（右下是他手书樱桃小楷）

郭星和刘素仙

　　1950年，郭星、刘素仙参加完广西修建铁路后，调入北京铁道部，郭星在铁道部桥梁局任局长秘书，刘素仙在铁道部设计总局定型设计事务所任描图员。家住北京东单苏州胡同。

二姐刘素仙

刘素仙（前排右一）获得单位的先进生产者

　　郭星华的弟弟郭星璧，1923年9月生于成都。他性格开朗活泼，从小得父亲宠爱，家里来客人时，老太爷总会叫小儿子出来应酬，摆龙门阵，他最能活跃气氛，他讲的故事都会引起听者一片欢笑。1949年前他在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昆明、重庆等地的分行工作；1950年至1966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江北区办事处工作；1967年至1978年在重庆市江边区府清理经济办公室工作；1978年至1983年退休前在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江北区支行工作。郭星璧到了晚年，耳不聋眼不花，声音洪亮，嗓门高大，笑声爽朗，喝浓茶，酌小酒，吃肥肉，在山城那忽上忽下的坡坡地势走路，一般人追不上他的脚步。

郭星璧年轻的时候着藏装照

郭星璧与夫人和母亲、姐姐在成都望江公园薛涛井前合影

　　郭星璧的夫人张坤维，字槤，1921年生于重庆。郭星璧同张槤育有三个儿子。张槤一直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工作，1976年退休。

郭星璧和夫人张槤及三个儿子。后排右起：老大郭渝生、老三郭计生、老二郭模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星璧来北京看望哥哥、姐姐，在天安门前合影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调令我进北京，到《解放军画报》社工作，我历任美术编辑、编辑组长等职。进京后安顿好，我就去了苏州胡同的二姐二姐夫家。平日我不喜欢写信，也没提前捎口信给她们，他们一家人对我的出现感到特别突然。我的大外甥郭英命正值上小学，有次课堂上老师让学生们用“突然”造句，他造的句是：突然——我舅舅就来了。

初来北京，我同二姐的三个孩子郭英命，郭詠平，郭卫平合影

在北京东单苏州胡同二姐家。那时郭宝书已经调来北京工作，郭同生也在北京上高中。

我第一次登上长城

刚到北京时的郭星华

刚调进解放军画报社时分配给我的营房，我和郭星华在营房结婚

　　1953年，郭星华在父亲去世后，鉴于我已调入北京工作，她毛遂自荐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学历，不久从成都调入北京市教育局工作，两个月后又调入北京市政府吴晗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同年我和郭星华在北京西四大红罗厂《解放军画报》社的营房里结婚。这段时期我和郭星华及二姐一家相继来到了北京，至此每逢春节我们都要约在一起去天津的大哥家过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郭星华和我在北京

每年过春节全体家人都去天津大哥家

星期天经常在二姐家聚会

　　郭星华的母亲被大哥接到天津居住后，也时常来北京二姐家和我家住。谁家需要，她就会帮谁家做饭带孩子。母亲高龄以后，耳朵背了，依然爱看小人书，夏天喜欢吃冰棍，她还亲手给孩子们做布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哥为母亲与我家拍的照片。母亲给我女儿小东做了很多小鞋子，还编成号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大哥郭星汉因给单位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他的职务被撤消，分配在单位打扫卫生。家人也受到牵连，大儿子郭同生在北京大学刚刚毕业，已经确定选送苏联留学也被取消资格。北京和天津的亲戚每年春节的聚会，再也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人被批斗、家被抄，造反派把他从成都运来的一整箱老太爷收藏的书画，及齐白石送给他的画，统统抄走了，高龄的母亲也被拉去陪斗。1966年，大哥在一次劳动中死于脑溢血，终年五十二岁。

郭星汉送给小弟郭星璧的照片

　　我幺爸的儿子我的阿弟刘运治，一直生活在资中，1958年他参加了资阳话剧团。阿弟生有两儿两女，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家人陆续转到湖北荆州市京山国营五三农场落户。阿弟和弟妹分别于2000年和1995年在湖北荆山病逝。

1958年，刘运治（坐者）在资阳话剧团演出时的剧照

刘运治和他的孩子们。上图前排坐者左起：刘运治，弟妹的母亲，弟妹吴奇秀。下图是阿弟的四个子女，右起：老大刘英、老三刘忠玉、老四刘伟、老二刘彦

　　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我因采访又去了西藏，在拉萨、日喀则、亚东等地前后待了半年，每天写生画画。从西藏回北京以后，同战友黄胄、佟翔天等人，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了西藏写生作品展。

1962年，我在拉萨

画作《军民团结》

国画《藏族妇女》

写生《四川籍战士》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二姐全家和我全家在北京。前排左起：郭星华、刘小东、刘素仙、郭星、康东，后排右起：老大郭英命、老二郭泳平、老三郭卫平、老四郭宏

　　二姐夫郭星在1957年反右时被定为有右派言论，叫不戴帽的右派，局长秘书被免，到铁道部基建总局调度处任主任调度。1969年，郭星和二姐到宁夏黄杨滩铁道部干校劳动。那里的自然条件太差，一夜风沙就可以把帐篷埋了，后干校全部搬迁到河南息县罗庄。干校期间郭星经常为合唱团做指挥和上台口琴演奏。1973年，两人回到北京办理了退休。退休后他们办起了铁道部劳动服务公司下面的一个描图社，教授学员学习描图。郭星的党籍在反右时被停，1979年铁道部党组一行人到家里宣布恢复他的党籍，撤销之前附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

郭星、刘素仙和小儿子郭卫平在河南铁道部干校

　　郭星华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做了十几年秘书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市政府也受到了冲击，办公楼里连楼梯上都坐满了造反的红卫兵。吴晗被揪出后，郭星华在单位每天都提心吊胆，尤其在批斗吴晗的大会上，她在台下瑟瑟发抖，生怕有人大喊一声：黑秘书上台参加陪斗。晚上下班，只有进了家门，提起的心才算放下。由于极度恐惧，郭星华把我收藏的珍贵唐卡、黄胄等人的名贵字画都偷偷烧毁，我知道后发了大脾气。

文革期间，画报社有人说我解放前就能上的起大学，因为姓刘，一定是刘文彩的亲戚。社里派了三名同志去四川我的老家资中外调，还去了康定，一无所获。我跟去的同事开玩笑说：你们真幸运，连我都没去过自己的老家资中。

文革中的我们全家

　　郭星华在家喜好说日常经历，每天都要把白天在外面的见闻述说一遍又一遍，这已经成了她的生活习惯，她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我的脑海里有个画像。1969年，郭星华被下放到北京平谷王辛庄公社王辛庄大队劳动，期间她多次邀请村里房东一家子来我家玩。1973年，她被市委抽调到工作组去北京地质矿产局地质仪器厂，调查情况，落实政策，组织厂领导班子恢复生产，工作组成员之间非常团结友好，经常来我家聚会。离开仪器厂后，郭星华被安排到北京设备安装公司的宣传科工作，后调到北京市民盟工作，几年后调入北京市政协，为统战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1986年，郭星华在北京市政协离休。

1970年，母亲张思恬与家人合影。前排左起：郭宝书、何小平（郭宝书儿子）、母亲、刘小东、郭英命、康东，后排左起：郭卫平、郭星、刘素仙

　　1976年，唐山地震前夕，郭星华的母亲于天津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四岁，骨灰一直存放在北京。1979年，我和女儿刘小东去成都时，携带着母亲的骨灰，在友人曹仲齐的丈夫李焕民陪同引导下，把母亲张思恬的骨灰埋葬于凤凰山墓地老太爷的墓旁。

上图：2010年，我和好友曹仲齐（左）李焕民（后）夫妇在成都。下图：他们夫妇和儿子李运星，女儿曹运伟

　　1980年，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封信，原来是多年失散的大姐刘文仙要来北京找我们。拿到信二姐刘素仙泣不成声。那天在北京火车站，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胳膊挎着一篮鸡蛋，旁边跟着个又瘦又黑的小伙子，这就是大姐和她的小儿子郑继康。见面后才知道了大姐的丈夫郑志成、大儿子都已去世。抗日期间，郑志成所在的国民党部队被打散后，他回家乡湖南宁远县做了地方保安团长，后随湖南起义，文革中挨整去世。大姐有两儿一女，女儿已婚生有三个孩子，在湖南务农。来北京的时候她身上带着村支部开的介绍信，有投奔亲人不走的想法，然而那时北京市对人口管控很严，大姐和儿子在二姐家住了一个月，也只能返回老家湖南。大姐回家不久病逝。

上图：姐弟三人在北京月坛公园门前合影。下图左起：二姐夫、二姐、大姐、大姐的小儿子郑继康、二姐的大儿子郭英命

　　1983年离休后，我有时间专心画画了。我跑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开始了诗画创作。无论走到哪里都带上速写本，在上面写诗作画，即收集素材又帮助记忆，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1986年，郭星璧和夫人来北京。左起：我、郭星华、颜如英、刘素仙，后排左起：郭星、张槤、郭星璧

　　1989年1月，郭星华在画报社院子里的公共浴室洗澡，着凉感冒转成肺炎，住医院不久因呼吸衰竭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郭星华去世前不久带着外孙董宣游玩北京恭王府

　 1995年，二姐刘素仙因糖尿病病发症在北京铁路医院去世，享年七十三岁。2013年，二姐夫郭星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2003年，大嫂颜如英在天津病逝，享年八十八岁。

2004年，张槤在重庆病逝，享年八十三岁。夫人去世以后，郭星璧变卖房产搬进养老院。2009年11月3日，当天晚上和老朋友们一起玩了麻将，第二天早上，服务员看他还没起床吃饭，就去敲房门，里面没有声音，进去一看他已经仙逝几个时辰了。享年八十五岁。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马甸我家。左起：康东、郭星、颜如英、郭星璧、刘素仙、张彤华（张思恬哥哥的女儿）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的绘画作品大量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创作的版画《藏族牧歌》参加全国版画展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还被多家厂商做成壁毯在全国出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重庆渣滓洞参观的时候，没想到我的组画《叶挺》在纪念馆里悬挂着。

版画《藏族牧歌》

组画《叶挺》

油画《朱德的扁担》

我和战友高泉、钱志林合作油画《艰难的岁月 伟大的友谊》

1982年，国画《藏族风情》在中日建交十周年展览上获金奖；

1989年，武汉市东湖纪念馆举办《康东诗画展》；

2007年，澳大利亚悉尼举办《康东中国画展》；

2015年，北京东交民巷举办《藏风藏情—康东 刘小东父女美术作品展》。

国画《藏族风情》

2007年，澳大利亚悉尼《康东中国画展》

2015年，北京东交民巷《藏风藏情—康东 刘小东父女美术作品展》

　　2005年，我游历了欧洲多国；2016年，我九十岁，去了柬埔寨吴哥窟，去了海南儋州；2017年，我九十一岁，在加拿大圣约翰斯的外孙家居住了两个半月。

上图：2016年我在柬埔寨吴哥窟，下图：2017年我在加拿大圣约翰斯

我和家人

我和家人

2008年画我的家乡康定

今年12月26日我就满九十六岁了。

我从小就经常在想一个奇怪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一个人走在无人小巷里的时候 ：

你自称我，他也自称我，而我就一个，为什么不前不后不左不右在这个时间就生下来了一个我？不是你，也不是他，我到底是谁？

人生就两个字，情理。情者，亲情友情；理者，理念理想。一辈子最难割舍的就是不可选择的亲情了。

康 东

2022年12月于北京

我和女儿刘小东

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家里的一本绿色皮面的相册，翻看老照片，向爸爸妈妈问个究竟。几十年过去，照片里的故事我已经反复听过多次了。从前辈的生活经历中，我看到了中国近百年的变迁。

人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我们都发生了什么。

感谢在编辑的过程中得到了家人、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期间，有好几位故事中的人物已经离去了，故事也留下了很多遗憾。

因为思念，我们从未分离。让我们缅怀亲人，记住过去，活好当下。

刘小东

2022年12月于北京顺义

附刘氏郭氏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