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

青囊

　　作为一个北方人，对饼，真的情有独钟。小麦的大面积种植、干旱多燥的气候成就了饼的重要地位。新疆的馕、陕西的肉夹馍、甘肃的锅盔、宁夏的油香、山东的煎饼、河北的火烧、天津的煎饼果子......时代的发展成就了商品的广泛交流，各地代表的小吃已经可以随处买到，现在的这些小吃吃的往往已经不是为了果腹，其实更多是为了感受异域的文化。有时候吃的是味道，有时候吃的是怀念，有时候吃的是伤感。

已上小学的女儿，每日晨起，我们总会换着法给做各种各样的早点，生怕孩子挨饿熬不到中午回来，又怕孩子营养跟不上。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会早早蒸下一些馒头或者烙一些馍，早上去学校之前吃一点再带一点，装到不满的书包里，墨香混着馍香，馍渣掺着纸屑，就开启了美好的一天。若是冬天，在铁炉子上再热一下，馍香弥漫整个教室，那便是天下美味。有时候也会和小同学们互相交换，一块换一块，不能多也不能少。那时，吃的是馍，嚼的是快乐，咽下去的是童年。那时候如果有块面包或者蛋糕，真可比的上现在的龙虾鲍鱼。而如今，女儿说老师不让带吃的到学校。

等上了初中，因为学校离家远，要住宿，每周只有星期五下午放学才能回家，星期天下午就得返校。每到周末，父母都会烙上大锅盔或者大馒头，离家的时候带一大包，挂在自行车上，这便是一周的早点或者平时解饿的口粮。因为母亲做的味道太过好吃，每次总是等不到周五就被大家分享而光。初次离家，第一次见到宣和镇集市上卖的各种不知名的糕点，琳琅满目，但又会本能的觉得，那些好吃的本不该属于我们，便也不会有什么烦恼。记得在冬天某个晚上，同宿舍的汗龙哥和了些面，切了点葱，烙了很薄很薄的饼，做熟了第一张就让我先吃，现在已记不清味道怎么样，但葱油饼在泪水的浸泡下一口一口的并没有咽到肚子里，而是伴随着想家的思绪，全部藏到了内心的最深处，那一年我12岁。

后来转到了东台中学，很多刚从西海固移民而来的同学，伴我度过了两年初中。那时身边有很多人，真的会以饼为主食，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记得有位同学经常都不定饭，总拿着铝制的方形黑饭盒熬点稀饭，就着咸菜，吃着能崩掉牙的锅盔，一天也就过了。初中同学的坚韧和艰苦让我潜移默化的也变得坚强起来。班主任王文娟老师很早就告诉我，一定要考到中卫县城的中学，那里才有真正的希望。

再后来，真的考上了县城的高中，早上5毛钱各种或甜或咸的饼子作为早点或者晚自习后的加餐，吃了整整四年。周末回家，父母还是会一如既往的烙大锅盔，那时候已经逐渐明白，锅盔里烙的是父母的寄托，是家族的希望和自己的未来。记得中卫中学南教学楼一楼楼道改成的小商店，早上会卖一种很薄又很辣的饼子，油油的，偶尔也会尝尝，特别香辣，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我感觉一顿能吃十几个，现在一别二十多年，却再也未遇到过那种饼。

零三年考上大学，第一次吃到医学院门口的鸡蛋灌饼和夹菜饼，才知道饼子其实也可以有故事。记得有次篮球校队晨训完，大家相约去吃医学院对面的羊杂，每人一碗面肺羊杂再加两个白水饼是标配，隐约感觉，饼已经不再是主角。快毕业时，银川有家酒店28块钱的自助火锅开始流行，我第一次见到了印度飞饼，但是在满桌自主选择的肉虾面前，飞饼也只是被尝尝而已。那时突然发现，饼已不仅仅只是用来吃了。

以前每逢过年，中卫的乡俗是家家要都炸油饼、馓子和蜂蜜果子，而且要炸很多，都是用一种黑色的大缸储存，久放不坏，在那个物资匮乏又都普遍贫穷的年代，这些油炸食品既能在过年礼尚往来、联络感情，又能满足即将忙碌的春种所需。父母40年前就已从甘肃迁来，早就入乡随俗。可是自从十年前随我进城，这个乡俗从程序到形式，再到彻底停止，似乎顺理成章。这些东西现在超市应有尽有，而且物美价廉，便很少再有人自己去炸。这些年来，每次再吃这些油饼和馓子，却总是在有亲朋逝去的时候，因为这些物品在中卫只有在那种场合才会被更多使用，称之为“换贡”，又吃的更加伤感。

这些年不停地外出进修和学习，匆匆忙忙的脚步踏遍了多个城市，却想不起来都吃了哪些饼。只是觉得时光飞逝，一晃而过。上学时吃饼为了果腹，还能记得饼的味道。现在吃饼也是为了果腹，却连吃了什么饼都记不清楚。

今年九月的疫情再次爆发，我和同事们隔离在科室一个多月。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我亲自做了烫面油香，又炒了鲜辣椒，大家虽然吃的开心，却掩盖不住内心的焦虑。除了烫面油香，已经找不到什么更好的饼能让大家高兴。

这些年来，就和常人一样，被不断复制和重复着人生：工作、结婚、生子和养家，按部就班和琐碎的生活让人逐渐淡忘了饼的味道。儿时梦寐以求的面包和糕点在女儿面前被嗤之以鼻，中秋节的月饼无人问津，精致的包装盒却更加吸引着她的注意。不知她有一天是否也会明白，儿时的饼该是多么好吃。

不禁想起了《社戏》中鲁迅所言：“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