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利的美篇

黄桂利

母 亲

12月3日，母亲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一年来，常常感觉母亲还在，在她房间里悉悉索索的，不是幻觉，是感觉。
母亲生于1924年10月，是家里的老幺，虽然家里穷，但还是很受宠，两三岁了还站在她姆妈的怀里吃奶。
母亲年轻时应该算漂亮的，人家都说母亲“衣架子”好，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我记得有一年很时兴一款长马甲，母亲有一件蓝格子马甲，有里子，做工讲究，扣子很大，带花纹，分内外两片，缝上后看不到线头，掐腰的腰身，母亲穿在身上特别好看。母亲还有一件绛红色的缎面绣花丝绵薄袄，盘扣上缀有亮晶晶的珠片，母亲平时舍不得穿，只是过年过节或走亲戚才穿，这是我小时候印象中母亲最美的两件衣裳。
母亲一辈子都爱美，儿女们每次给她买新衣服她都非常高兴，八、九十岁了还烫发，看见漂亮的衣服还想要。她很会盘头发，每一次烫发都可以整成漂亮的波浪卷，不像我有时弄成翻毛卷。我家以前住在汉口如寿里，离武汉百年名店长生堂不远，长生堂以前都是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如汪精卫、陈伯华甚至蒋介石等理发的地方，解放后才有平头百姓出入，母亲烫发常去那里。后来我们家搬到青山，母亲依然爱去那里烫发，从红钢城码头，那时叫蒋家墩码头乘过江轮渡到粤汉码头，下船后步行去长生堂。每次去，母亲都带上我，母亲烫发，我在一旁照料弟弟。
母亲爱整洁，她的衣着一定干干净净，哪怕是旧衣服，她也要浆洗得平平整整；她的家一定要干干净净，哪怕是窄屋浅房，也要窗明几净；她的孩子一定要干干净净，哪怕是破衣服，也要补得整整齐齐。每年过年，我们家三个孩子的衣服、裤子、鞋子一定是新的。
我读小学是在一元路小学。母亲觉得我要上学了，不能穿得太寒酸，就在车站路百货公司选了两块布，给我做了两件衬衣，一件是白底绿点，一件是几何图案。当时的班主任王玉珍（与《洪湖赤卫队》里演韩英的演员同名）对我说：“怎么你的衬衣都好看？”她不知道我有个爱美又会美的妈妈。
母亲虽女流之辈却大方善良。记得有一年，一个乞丐到我家门口讨饭，母亲见乞丐是一老年女性，顿时起了怜悯之心，竟留下她在我家门口搭一个小棚子给她住。邻居们认为不安全，告到居委会，后来，居委会上门将那个乞丐弄走了。
我家有一个五斗柜，很漂亮，有一面大大的镜子，上层还有两个精致的小抽屉。那时大家都穷，结婚时有借衣服的、借家俱的，我家那个漂亮的五斗柜数次被借出去，母亲来者不拒。
我姐有个女同学，家在外地，有一年冬天到我家来玩，母亲用腊肉、鸡蛋、小白菜煮豆丝招待她，满满一钢精锅，我想，怎么煮这么多？她肯定吃不完。谁知这女同学边吃边说：“好好huo（一声，武汉话吃的意思）啊！”，吃了一碗又一碗，竟将一锅豆丝全部吃完了。母亲特满意的望着她笑，意思是怎么样，我下的豆丝好吃吧？
我姐还有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到我家来玩，母亲少不了要招待他们，那时我家月收入不过几十元。如今这些同学都年逾古稀了，得知母亲去世后，今年大年初一清晨，他们分别从汉口、汉阳赶到红钢城我家，一进家门，“噗通”一下就跪在母亲的遗像前，其中一个还拄着拐杖，也跪在母亲像前，边磕头边说：“我们不孝啊，早就应该来看您的。”
她热心助人。她有个同事的丈夫在文革中挨整，同事想离婚，与丈夫划清界限。母亲一边劝慰她，一边帮她照料小孩——我们那时都没学可上，便成了不花钱的保姆。文革后，那个同事的丈夫在汉阳龟山开了一个诊所，颇有名望，那个小孩也大学毕业了。提到我母亲，那位同事感慨地说：“我们一家人得亏黄嫂子啊！”
母亲一辈子与人为善。我家有一段时间住的团结户，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团结户，邻居家上班从不锁门，夏天甚至把他家凉台门、房门全打开，说打开通风，让在家的母亲凉快些。母亲则在他家人下班前，将他家晾晒在外的衣物全部收好、折好，整整齐齐地放在他家床上。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一辈子平淡无奇，但是，平淡无奇不等于平淡无光。
这并非我第一次写母亲。1988年3月，我曾在武汉晚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慈母情”，主要是写母亲对我的爱。如今，回想起母亲的点点滴滴，全是琐碎的小事，这些小事就像一颗颗珍珠，串起了母亲的一生。母亲的一生，没有大灾大难，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痛大悲，即使这次疫情，母亲也没受多大影响，她已有些糊涂，又耳背，根本不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故。她一生能够自食其力，没有仰人鼻息，依赖旁人。年轻时在汉口车站路叶开泰药店洗衣服，然后就随着我父亲参加了工作。她虽然小病常有，却没有患过疼痛难熬的大病、绝症。她儿女双全，她四世同堂，她与父亲虽没有举案齐眉，却也相守一生。
所以，母亲以98岁的高龄平静的走完一生，是她积善积德、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回报。

这是母亲七十岁左右时，我给母亲在归元寺山门前拍的一张照片

这是2021年春节，姐姐与母亲的合影。这也是母亲最后的一个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