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石泉电视差转台

欧烨

欧立高

　　退休了，有幸被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聘为编辑，这对闲不住的我来说，也算是有点事干，心里感到了丝丝慰藉。

　　在文史资料编辑动员暨培训会上，县政协各界人士联谊会会长何先生语重心常地讲到，星移斗转，时代变迁，家乡石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石泉人，有责任、有义务讲好石泉故事，勿忘为石泉做出贡献的人和事。当他讲起石泉医院的诞生，电影的放演，中国栲胶之母的由来时，不禁勾起我对石泉电视差转台的美好回忆。

　　说起电视，我还真有点小骄傲，不是吹牛皮，“土著”石泉人最早见过电视和看过电视节目的我便是其中一员。记得七十年代中期，父亲工作所在的广播站(时任站长那履坤，后任县政协主席)，一下子来了五六个大学生，文史的有西北大学、陕西师大毕业的，理工的有西安交大、西南大学、南京邮电学院毕业的。学文史的被安排在编辑部喝墨水、爬格格，学理工的被安排在服务部绕线圈、弄匣匣(修收音机和广播喇叭)。虽然他们默默无语，普普通通，但儒雅的气质，优美的言语，平凡的举动带有一种磁性，深深地吸引着我。

　　1975年夏季的一个下午，我正同院子里几个伙伴玩“特务传电”游戏时，被徐工、陈工、付工和播音员李叔(后任县政府副县长、政协副主席，现已退休)叫去，说带我们去玩，虽没告诉去哪？但我们非常高兴。他们肩挎工具包，手拿皮线、竹竿和测量器械，不一会儿就来到县城北坡监所，只见徐工进去了一会儿，便出来二名持枪武警战士和四名囚犯，然后囚犯抬着放电机，背着一个大黑匣匣(后来才知是电视机），沿着北坡羊肠小道，一路爬上山顶。

　　山顶杂草丛生，四处是坟包，连一棵树都没有，阴森荒凉，内心略感一丝恐惧。奇怪的是这里的坟不同山腰的坟，没有高耸坟头，向导说这是回民墓地区。我们来到一个干涸的大水窑边歇了歇脚便各司其职。

　　随着一阵咚咚咚的发电机声响，大家纷纷忙碌起来，他们抬的抬黑匣子，举的举竹干天线，记的记数据，从这个小山头到那个小山头，每一次调试都在坟头上完成，当时我是既感神秘又很害怕，要不是黑匣子里若隐若现的影子和断断续续的声音，我早被吓“尿”了。就这样大家上山下山，东调西试，反复弄了好多天，无数次。

　　终于有一天，黑匣匣里出现了完整的画面，有了悦耳的声音。当时几个工程师别提有多高兴，平时从不抽烟的徐工和付工竞然抽起来了，他们以此表示庆贺。画面里全是大胡子蓝眼睛，个个彪悍勇猛，互相打斗厮杀。这时，平时寡言寡语的付工滔滔不绝地讲起，他说这是罗马尼亚在华上演的首部电影，名叫《斯特凡大公》，讲述罗马尼亚民族英雄斯特凡为保卫祖国，奋力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故事。大家听的如痴如醉，我更是对付工渊博的知识佩服的五体投地。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一条矿泉水瓶子粗的蛇出现在电视机前，大家竞浑然不知。虽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但反映很淡定，还风趣地说:欢迎观看！

　　记得我在山顶看的最完整的一部片子叫《海霞》，看完已是夜深，说来也怪，山下电信局院内的大妈大婶打广子的声音如近在咫尺，连珍珠河畔恋人的情话都听的清清楚楚，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是陈工讲了些声学原理，虽然听不太懂，但促使我对今后的物理课有了兴趣。

　　经过反复实地测试，终于在北坡废弃的水塔旁确定了建电视差转台的位置。1976年冬正式施工了，时逢寒假，院内的大哥哥准备做小工挣学费，我也闹着要去，最后说好别人一天一块二毛钱，而只给我一块钱，其主要任务是给钢端拉线除锈、涮漆、涂银粉。当年春节，十米多高的铁塔拨地而起，从此居民便给这个无名的山顶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电视台。

　　黑白电视差转台建立初期，电视信号弱，差转效果差，特别是刮风下雨时根本无法收看，1981年又在原松柏乡建起了转播台，尔后石泉人民看上了彩色电视节目。一时间，市场最紧俏的商品是电视机，议论最多的话题是电视节目，年轻人结婚必备彩礼是电视机，单位和个人奖励最高荣誉是电视机，电视已成为城乡居民必不可少的精神大餐。

　　1985年，差转台增添了设备，扩大了功率，提升了效果。1988年，又建起了地面卫星接收站，修建了机房和生活区，招收技术人员，有了稳定的值机人员。广播站也更名为广播电视局，成为政府组成部门，而站上原来的几位大学生们却先后离开了石泉，分别调到省城、南京、重庆等城市，有的成为专家教授，有的进入管理层和领导岗位。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电视事业日新月异，从黑白到彩色、从大头到壁挂，从无线到有线，从数字到智能，广播电视局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已撤消了其建制番号，差转台也退居二线，甚至被逐渐冷落，被遗忘，但它伟岸的身驱，健壮的臂膀，高大的形象却永远屹立在北坡制高点，时时眺望着石泉的发展，见证着家乡的变迁，讲述着广电人的故事，铭记着广电事业对石泉人民的贡献！

(感谢史冬冬提供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