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屁股上的资本主义尾巴被人家给割了 ——一个少年记忆中的若干文革经历

走南闯北

　　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在文革及其之前的若干年中，国家高层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和理念：一切非公有制经济，都容易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予以扼杀铲除。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集中全部精力，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于是，象小商小贩，个人搞点小开荒种地，这类非国有非公有的经济行为，都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尾巴”， 必须割之而后快。之所以只算是”尾巴“，估计是因为这些行为体量太小，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的躯干，只配做个”尾巴“。

　　我作为一个当年的小破孩，怎么就在屁股上长出了这样一个尾巴呢？又怎么被人家给割了呢？

　　那个年代，生活物资（特别是吃的东西）匮乏。人们总是想各种办法来弥补。在我家那个小镇子，利用路边街边河边等各种空地搞点小开荒，种点蔬菜，就成了一种解决生活不足的常见方式。我也在离家几里地的铁路边，挖了一两块地。

　　爸爸工作的单位是砖厂，到处挖坑取土。因一个地方有两根高压电线杆，取土时就把这个地方绕过去了，留下了约几百平方米大小的半岛状地块，并且闲置了挺长一段时间。

　　爸爸有一次提醒我说，你还跑那么远干啥，哪儿哪儿有一块地你去看看行不行？这个地方离我家仅几百米，看后觉得还真不错。开干。第一年先挖了一小片，小有收获。第二年又扩大了范围，总共有半亩地吧。

　　一锹一锹的翻地，一镐一镐地起垅。一埯一埯的施肥撒种，一锄一锄的侍弄打理。我种的是土豆和豆角。眼见着出苗，眼见着一天天地长大，眼见着土豆开了花，豆角见了纽，心里自然是高兴和期盼。

　　一天放学回来，又到地里去看看。傻眼了！地里的庄稼全部被连根拔掉，一棵没留啊！心疼啊！气愤啊！

　　原来，在当时的大气候下，镇里领导做出了部暑，由若干名干部带队，由几个学校派出师生配合，带上工具，分成几路人马，针对全镇境内的所有小开荒，进行“扫荡”式的铲平清除。我那点小小的“资本主义尾巴”，三下五除二就被彻底割掉了。

　　在此之前，我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但心存侥幸，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偏远，他们不一定能找得到。可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面前，我这点侥幸，被一举粉得稀碎稀碎。

　　虽然是非自在，但在那个年代，心疼也罢，气愤也罢，最终也只能认倒霉。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72年1973年，已是十年动乱的后期。在此之前的若干年中，还有许多事一直留在我的少年记忆中。靠谱的不多，荒唐的不少。 听我慢慢道来。

　　先说说忆苦思甜。最常见的方式，是找一个苦大仇深的典型人物，由他回忆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我爸爸单位的一位工人，就被选为全镇的忆苦思甜典型，经常在大大小小各种场合做忆苦报告，场场鼻涕一把泪一把。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到，小时候冬天给地主放牛，没有鞋穿，冻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将双脚踩进刚拉出的牛粪里取取暖。这事的可行性和可信性无从考证，反正我们当时就是跟着猛喊一顿“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之类的口号。

　　忆苦报告在学校工厂生产队做了个遍还不说，有一年的除夕夜，镇里安排他通过有线广播，给全镇做忆苦报告。人们忙活了一大年，好不容易能全家高高兴兴地围坐一起，忙着包饺子等过年的事，广播喇叭里却传出他哭哭咧咧地诉说。让人这个烦啊！第二天还听到不少人报怨，好多家当时就把广播关掉了。这个春节后的第二年，这个人就去世了。也不知是否与他经常作忆苦报告有关。

　　除了听忆苦报告，还有一项忆苦活动是吃忆苦饭。我们小学的每个班级，都被要求必须组织。同学们按老师的分工，有的去镇内的一家瓦盆厂捡碎瓦片，有的负责准备忆苦饭，有的负责落实煤油，有的负责解决挡窗户用的布帘。一切就绪后，开吃。记不清忆苦饭是啥味道了，好象是弄了一些麦麸子掺上谷糠等，和吧和吧蒸熟的。印象深的是吃饭的环境。在班级的教室内，用布把窗户挡上，将煤油倒进瓦片中，用棉花做成捻，点着后就成了煤油灯。每个同学一块碎瓦片，将忆苦饭盛在瓦片上。那氛围，一个平时上课的教室，转瞬就成了“万恶的旧社会”了。

　　再说说大批判。批判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主要是镇里一些原来的领导，也有几个其它学校的原领导。二是“地富反坏右”，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这个反革命，又分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种。关于历史反革命的界定和甄别，我记得那时有一个说法：凡是当过国民党军连以上军官的，凡是当过伪满警察的，妥妥的入册。

　　一位中学老师，不知踩到了哪条红线，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不但被批斗，还被抄家。让我有点想不明白的，他的姑娘和姑爷可都是在北京工作的现役军官啊！他家紧邻我家，我亲眼目睹了他家被抄的全过程。所有的东西都被搬到了室外不说，还把炕洞都给掏开了。最后也不知抄出了什么罪证。这位老师的品行特别好，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后，教过我们英语课，极其认真负责。再后来还教过我妹妹他们班的数学课，我妹妹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快速计算的方法。

　　关于现行反革命就更热闹了，不少人就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写错了几个字，大牌子就给你挂上了。当时常听到的一个词，叫“反标”，也就是反动标语。记得某天，邻居家紧邻马路的水泥窗台上，被人用白色粉笔写上了“某某某大王八”。在当时这就是天大的事，这还了得。某一个成年男性邻居“觉悟”特别高，不但喊路过的人去报告，还跑到那个窗台前，用身体挡住那几个字。事后有人分析，说对这个反标的定性不会太重，因为说某某大王八，这只能算是人身攻击，而要是说打倒某某，那就属于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问题，性质就严重多了。这件“现行反革命”案件，最终的结果好象是不了了之。

　　大批判的规模和场合，我亲眼看过和参加过的，有全镇集中组织的，有学校组织的，有街道甚至居民小组组织的。出格的是，我们班级甚至还组织过针对某犯错误同学的专场批判会。听说各工厂、生产队等也都没少组织。

　　参加次数较多的，是学校组织的批判会。那时，镇里这些“够级”的被批判对象，多是集中看管，哪个单位要召开批判大会，视其规模和需要，就把这些人或是全部或是部分地带过去。去我们学校接受批斗时，一般有三五个人。地点就在学校的办公室。参加批判的人，有校领导，有教师，也有学生代表。我就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过批判发言。我一个小破孩，懂个老屁鸭子啊，无非就是“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一类的大口号。

　　这些被集中看管的批斗对象，有一段时间住在我们镇上的一所中学，每天早上要求他们到操场跑步，边跑步还要边喊“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的口号。我当时还上小学，这些是听别人说的。

　　再说说跳忠字舞。我们小学专门派一名女教师到哈尔滨学习，回来后，先是每班出一名学生跟着她学，之后再回班级教大家。大致的动作要领是，跟着音乐的节奏，两手向斜上方反复举起收回，手举向哪个方向，相应方向的那条腿，就随着手的动作，做抬起放下的动作。从始至终，就这一个动作，循环往复。一段时间中，学校的课间操，就是以班为单位，组织跳这种舞。一位同学举着画像站在中间，其他同学围成一圈，边唱着无疆歌，边跟着歌的节拍，绕着圈地跳。中间举画像的同学，也要随着大伙的速度，原地转动。

　　一度，这种半舞蹈半仪式的活动，成了进行其它各种活动前或休息时的必做内容。记得某次学校到嫩江边举行纪念老人家畅游长江纪念活动，下水前，全班同学还专门跳了一会儿。

　　另一件事虽不属忠字舞，但也算是“忠”字系列的。那时常搞群众游行，队伍中，一般最前边是抬着伟人画像，紧跟着就是抬着两个立体大字，一个是“忠”字，一个是“公”字。

　　再说说语录对话。啥叫语录对话？有点懵圈是不？好多年前看过姜昆说的批讽文革某些现象的相声《如此照相》，其中有一段台词，大意是“凡到我革命照相馆照革命像之革命同志，进革命门说革命话须高呼革命口号，如革命同志不高呼革命口号，则我革命同志不给予革命回答”。这个段子就有点语录对话的意思了。大致要求是，在公众场合，两人见面时或到哪办事时，先要由一方说出一句语录，而另一方必须接着说出与这段语录有对应关系的另一句语录，之后才能转入正常的说话办事。比如，一方先说出“为人民服务，另一方就要回接”完全彻底“；一方先说出”毫不利己“，另一方就要回接”专门利人“，否则就要被为难一番，甚至办不了正事。我曾经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到商店饭店门口，堵住一个人就让人家”对话“，结果是各种笑话和尴尬。

　　再说说文革八股。那时凡有大活动，特别是开大会前，有一套必走的标准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首先，让我们怀着什么什么（三忠于四无限）的心情，敬祝，再带上四个伟大，再怎么怎么地。之后是让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敬祝，再怎么怎么地。久而久之，基本形成了一个文革版的新八股。其中的几个要素，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敢少，否则就容易在政治上被抓小辫子。

　　文革八股的另一种表现，是体现在发言文章的体例和用语上。发言文章的开头一般是这样的：先引用一段名言警句，之后是在什么什么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又迎来了什么什么。常用的名言警句有：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春风扬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松花江畔春来早，一轮红日当头照。东风吹，战鼓擂。到处莺歌燕舞。显而易见，这些多是引用老人家的诗词。

　　而到了发言文章的结尾，语气上多属展望式、号召式、警示式、畅想式。象：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踏遍青山人未老。战斗正未有穷期。壮志未酬誓不休。这些内容也是以引用老人家的诗句为主，但也有来自样板戏唱词等方面的内容。

　　文革八股还有不少其它形式，象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开始时必唱东方红，结束时必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荒诞指数都比较相近。

　　再说说夹道欢迎。那时，对外来或从外边回来的某人某团体表示欢迎的最高礼节和形式，就是夹道欢迎。记得那时负责在我们镇执行支左任务的某副团长，去北京参加活动，据说和高层握了手。这可了不得喽，乘火车回到我们镇时，镇里组织大批学生，从火车站到革委会驻地，沿路两侧各站一排，还手拿专门制作的纸花，一顿山呼，一顿热烈。镇里的几个主要人物，还抢着和他握手，似乎握了手，就能更进一步地分享到那份光荣和幸福。而那位副团长，听说跟高层握完手后，为了尽可能地将那份“暖流”多保留几天，也已好几天没舍得洗手了。

　　最后再说说备战备荒。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为防老毛子对我国发动全面的突然袭击，全国一片紧张。我家地处黑龙江省，各项战备工作更是不敢怠慢，更是全民皆兵。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一是挖防空壕。这是分配给各家的任务，每家都要有一段。长度、深度、宽度方面的要求不记得了，但有一条，不能是一条直线，必须是Z字形。说是这样当敌人的炮弹或炸弹落下来时，才能减少伤亡。我家那儿冬天很冷，各家储存蔬菜必须得挖菜窖，所以对类似的活也不打怵。防空壕比菜窖好挖多了，我一个小学生，断断续续地挖了几天，就完成了任务。后来当然啥用场也没派上，只是成了我们这些小朋友玩耍时的阵地。除了这些家自为战的简易防空壕，听说镇里还组织民兵，在镇子北边老毛子可能来袭方向上的道路边，挖了若干条防坦克壕。但这只是听说，并没实际看过。

　　二是挖地道。那时我已经上了初一。这个活是全镇统一计划安排的，至于总共是多少条，也不知道，反正我们班参预了其中一条的挖掘。地道口的位置在离学校一公里左右的一座库房内，先是一条垂直深入地下的直洞，深度大约十多米，之后转入横向向远方挖掘。学校组织各班级轮流参加，等轮到我们班干活时，地道已经在地下分了两三条洞，延伸了几十上百米。我们班的分工是，全体男同学，下到地道里干活，班主任是女老师，领着女同学在上面，用摇辘辘的方式，将挖出的土一筐一筐地摇上来，运到别处。我们的副班主任是男老师，有时下到地道里了解情况。一个爱搞恶作剧的同学，躲在地道一处岔口的暗处，拿着一条破袋子，想在同学经过时吓唬一下。不曾想正赶上这个老师经过，当这个同学突然从暗处跑出来把袋子套在老师头上时，老师吓了一跳，并大声喝斥。把同学吓得赶紧借着地道内的昏暗跑了。

　　当然，这些地道最终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且一二十年后，由于不断塌陷，还带来了一些麻烦。爸爸单位挖的那条地道，由于是从我们家属院的房子下经过，险些给我们那些家带来危险。

　　三是战备粮。为了防止真打起仗来吃不上饭，上级要求各家都要储备点战备物资，特别是吃的。为此，我爸妈买了大约十多斤的饼干，放在了一个我们不容易发现不容易够得到的地方。但大人跟孩子玩这些心眼，结局铁输。那个年代，在我们几个孩子的眼中，饼干已经属于超级食品了。饺子啥的一年还能吃上几顿，而饼干却一两年也未必能吃上一块。所以，自从知道了这些饼干的存在后，什么备战啊备荒啊，什么可能挨揍啊，都早已被饼干的味道拍在炕沿上。我们几个隔三岔五地就采取挪桌搬凳肩搭人扛的办法，偷出几块解解馋。等到我爸妈发现时，还“备战备荒”，早在我们的肚里备成了屁！

　　少年不幸，凡此种种。

　　这些特殊年代的特别经历，不管它曾经有多么荒唐，现在看来，也多多少少有些合情合理的因素在里面。比如高层的做法中，包含着一些强国廉政束吏惠民的良好愿望；执行层的做法中，包含着一些自证自保的无奈；底层的推波助澜中，包含着一些朴素的爱憎情感。只是当这些因素发展到被极端化、工具化，甚至是宗教化的程度后，就完全脱离了轨道，为祸不浅。

　　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本文既没有愿望，更没有能力加以深入的分析探讨。我只是在从花甲向古稀一路狂奔的途中，偶尔停下来，回望一下远方的来路。此刻，在我的眼里心里，它们都是我的经历，我的阅历，我的故事，我的财富，更是我的青春少年。

　　文中所用图片，均淘自网上，向原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