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探索与追求——刘公诚（2）转自《人物》1985年

一0九

决心去当兵

我的疟疾治愈较慢，在不断发冷发烧的时候，思想上十分苦闷，当时前方战事吃紧，水泥厂的产品没有销路，工厂停工了。我思前想后不绝有报国无门之感。

这时医院里的两位外国女传教士对我非常关心，时常到病床前给我讲基督教义，慨括一句话，就是“博爱”！我有些动心，我想如果日本人能讲“博爱”，不是就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了吗？很快我就成了 虔诚的基督教徒，并接受了 “洗礼”。

不久，有一位从美国来的传教士到处传道。我一连三个星期日跟他去听讲。在第三次演讲之后，我写了 纸条子问他：我们在这里为抗战中死亡的同胞祈祷，日本的基替教從在教堂作礼拜时，也为我们的死难同胞祈祷吗？传教士未能回答我的问题。从此，我对上帝的信仰就成为泡影。

我是为抗战回国的，现在该怎样办呢？想来想去，想到投笔从戎，对，去当兵！国民党的兵是不能当的，想起我亲眼见到的拉夫情景，就不寒而栗。当时我常看《新华日报》，虽然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但我知道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它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我的心，我坚信共产党军队是抗战的，于是决定去当共产党的兵。

我当时还住在重庆水泥厂，我知道我的“保护人”徐宗涑是不会同意我找共产党的，所以我决定悄悄搬走。谁知有人告密，第二天一早，厂长突然叫我去谈话。他见无法改变我的志向，便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去找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实际上是想让张伯苓开导我留下来。

我去拜访了张伯苓，请求他介绍我到延安去。张伯苓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和王明。我把一架德国的莱卡照相机卖掉，筹足路费，到了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记得是吴克坚接待我的。

他说，“你要去延安，必须先到我们的西安办事处联系”。我同意了，他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就这样我开始走上新的征程。

初步考验

到了西安，我先在离八路军办事处有一、二里路的一家小旅馆住下来，随即到办事处，交上介绍信，还填了一张志愿表。一位秘书让我一个星期后再去听信。

一星期后，办事处让我写一写对父亲、家庭的认识。当时我对马列主义毫无所知，不懂得阶级的概念，只说父亲是爱国的、勤勞的、同情劳动人民的实业家。

之后，我一连去办事处好几次，都说“再等几天”。我呆在小旅店里，心急如焚。小旅店的条件实在太差了，不但房子破烂不堪，臭虫也让人受不了，多得难以想象。我不敢用手去捉，只好用两个铜板去夹死它们。“祸不单行”，偏偏我又打起“摆子”来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去延安的信念。

一天，办事处终于找我谈话了。那位同志说;“你有抗战爱国执情是值得嘉许的，不过延安生活很苦，不会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得好好考虑考虑。”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请相信我吧！”

他没有表态，却问我，“吃得下小米饭吗？”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小米什么样，痛快地回答，“一定吃得来。”他还是不表态，一连串地提问题，一个劲地说延安如何如何艰苦，最后说：“从西安到延安四百里路，你得自己背着行李走去呀，能行吗？”说实在的，那时我横下一条心，不管吃多大苦，算是认定了，一定要去延安。未了，他让我再等三四天。

我们第四次谈话时，那位同志脸上露出笑容。他带有歉意地解释说：延安地区贫瘠，老百姓很穷，我们经费有限，培养一个“抗大”学生，一个月要花十块钱，钱不多，可来之不易呀!我们不允许不能坚持到底的人去延安。这是实在话，我听了很感动。最后他告诉我后天拂晓有商车去延安，让我到时候带上行李搭车去。

出发前一天，我就带了行李到办事处附近的 马路上露宿一夜。早上天刚亮，我和另外几个人爬上了一辆装满货物的卡车，离开西安，向延安进发。我盼望的一天终于到了，当时的喜悦和激动实在是无法形容。尽管当时我对共产主义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我确确实实感到自己是驰向光明，奔向革命。这是1938年6月。

在延安的日子

经过两天两夜奔驰，终于到了延安。进入延安，仿佛进入新天地。手持红缨枪的孩子们精神抖擞，身着灰制服的青年来来往往，个个脸色开朗，和重庆所见迴然不同。

我被安排住在钟楼上，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小米饭，十个人一盘没有油的南瓜，没有桌子，蹲在地上吃。唱歌几乎同吃饭一样，人人都会。这种生活对我完全是新鲜的，虽然艰苦，却十分愉快。

八天以后，我被分配到“抗大”学习。“抗大”几乎是没有楼舍的露天大学。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全校有一万多名学生。我们除了上课、操练，学习讨论以外，多数的时间是用在生活的安排上：挖窑洞，上山开荒，生产自救。我向来喜欢运动，体质比较好，所有体力劳动都是冲在前面的。

我们的排长都是些长征干部。毛主席、周恩来、林彪、罗瑞卿、朱总司令、项英，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都给我们做过报告。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

学习中，使我逐渐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革命。除了课堂上吸取思想营养外，日常生活中有些事也不断给我以启发和教育。记得有一次，我为墻报写了一篇题为 《踏平三岛雪我恨》的短文，自以为写得不错。哪知指导员把我叫去了，说我的文章的矛头指错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头头，而不是一般老百姓。他说：，“你要踏平三岛，还想让日本老百姓活吗？”我听了，感到很惭愧。随着对党的认识的加深，我盼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共产党员。

十月间，我突然接到我父亲拍来的电报，要我到西安同他会面，队长和指导员问我打算怎么样？我说，“不去！去了怕回不来。”指导员见我意志坚决，就不说话了。过了不久，指导员问我是不是愿意入党？我兴奋极了，立即写了入党申请。我的愿望终手实现了，从此我也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几个月以后，领导上分配我到新成立的敌军工作训练班（是培练一批青年去做敌军和敌俘工作的）当日语教员。从这时起我当上了干部，我的任务主要是编教材，教学员日文，我们同事和学员之间的感情都是很融洽的，学员都叫我“刘教员”。

接受新任务

1939年5 月，领导调我到新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工作。研究院领导人是陈康白，有四、五位工作人员。我们当时除了四个空窑洞，什么都没有。大家开会商量如何开展工作，感到首先要有一些器材和必要的设备，这在延安是没有办法的。我建议派我到重庆去募捐一笔款子购买器材。领导上同意照我的建议办。

临行前，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除交待党的关系外，指示两点：一、去重庆的任务是募捐和购买器材，有人问到延安情況，要如实地讲。

二、党可能要把你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到了重庆，为防国民党特务，我改名为刘公诚。我先到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找钱之光主任，以后我就由他领导，同他单线联系。过了几天，我才到弹子石去看我的父来。父亲不知我回来，感觉很突然，也感到很光荣，很高兴。父亲曾对他的朋友，美国人 GEORCE FISHER 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授。”在一段时间内，父亲并不干涉我的行动，我也就放开手脚向父亲的朋友募捐，我没有暴露我的党员身份。当时父亲周围也有反对共产党的人，常在父亲面前吹冷风。父亲从没有说过共产党的坏话，但他怕我在外为延安募捐，可能影响他的安全。本来我父亲同意和钱之光会面商谈在延安投资开办火柴厂的事，就是因为有人从中破坏，父亲不仅取消了在延安开厂的打算，而且还禁止我再向别人募捐。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要一万元，”他说：“我给你”！后来父亲大概给了我八千元。我在重庆买不到合适的器材，就想到上海和香港去买。

我对父亲说想去上海看看母亲，便搭飞机到了香港。在香港正碰到四哥念智结婚，我逗留了一周，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之后就到了上海。我的二哥念义、三哥念礼等很高兴，他们各捐了一二百元。他们告诉我日本特务在侦察我这个日本留学生的去向。哥哥们怕我有危险，第二天就把我送回香港。

我到了香港，在党组织的指导和协助下，很顺利地向新亚药厂买好了一套必要的器材，我很高兴。谁知运输却成了最大的难题。我心急如焚，整天奔跑，也没跑出个结果。拖了几个月，最后不得不把器材退还药厂。

1940年春未，我回到重庆，把购器材的八千多元全部交给钱之光同志。我辛辛苦苦跑了几个月，却没有完成任务，心里感到不安。

此后的几年，我根据党的指示，留在重庆工作，主要是在我父亲的企业里，以便做家庭工作和联络上层。1945年 5月，经组织同意，我到美国留学，学习水泥制造工艺。不久，抗日战争就胜利了，随后内战爆发。我在国外没有组织关系，也很难同党取得联系。虽然能听到一些国内的消息，心里也很不踏实。

1947年父亲在上海恢复水泥厂，三哥念礼任经理，6月间打电报叫我回国，我高兴极了，立即飞回上海。

参加护厂斗争

我在上海仍然没 有组织关系，同我联系的钱之光、许涤新不在上海，我也不敢贸然去找别人。我一向知道表兄陈昌吉是思想很进步的青年，有机会就约他一起谈谈。我意识到他是共产党员，但我们都不能暴露身份，彼此心照不宣。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

说他要立到逃离上海，请我弄些钱，照顾他的妻子和子女。我刚结婚，手中有大约二千美钞和金条，便全部交给了昌吉。

1948年，曾在延安敌军工作训练班学习的戴德(化名王永顺）经常来找我。他不是来同我接关系的，而是中原局派来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让我做好父兄工作，不使他们离沪，还要支持工人护厂。我把解放军的政策向父兄宣传，告诉他们共产党保护私人产业，请他们放心留沪。我父亲召集全家兄弟，开了几次家庭会议。

他们对我的话半信半疑，去留问题也拿不定主意，我实在着急，就介绍戴德到我家，和哥哥们见面。通过戴德的工作，父兄的留沪信心逐渐坚定下来。哪知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几天，几个特务半夜里闯进我父母房间，把我父亲用半绑架的方式劫走了。我父亲到了香港，坚决不去台湾，直到解放后由周恩来总理邀请，他欣然回到上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上海解放前夕，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为了保护水泥厂，不顾母亲哭着拦阻，坚决地回到了工厂，同护厂工人一起生活。当时有些高级职员想离厂，见我留厂，他们也不走了。经过一番斗争，最后，我们终于把这个厂完整地保护了下来。

1949年5 月25日上海解放。钱之光和许涤新到了上海，我把他们写给我的证明，转送上海市委，经过一段时间组织审查之后，同年9月我被正式批准恢复党组织生活，继续负责上海水泥厂工作，同时做团结教育家庭成员和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1956年上级调我到北京建筑材料综合研究所(现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担任研究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

我的父亲是国内实业界屈指可数的人物，我的家庭是巨富之家，而我却背叛出身的阶级成为无产阶级战士。许多亲友对我甘心情愿地舍弃公子哥的生活，踏上艰辛而险峻的道路很不理解。我回答他们只有一句话：为了振兴中华。在革命的征途上，虽然也遇到许多坎坷，可我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我始终庆幸自己，经过长时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光明的路——为振兴中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路！

1984 年7月于北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