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探索与追求——刘公诚（1）转自《人物》1985年

一0九

选自《人物》1985年1月

我的探索与追求

刘公诚

我于1914 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商的家庭。我的父亲刘鸿生，是解放前中国有名的实业家。照一般惯例，我理应继承家庭的衣钵，成为一个实业家，但我却走上了相反的一条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

钟呜鼎食之家

我的同父亲母生亲兄妹共十四人，我行六，原名刘念悌。我的父亲出身并非富有，但就我记忆所及的童年时代，家庭已相当阔气，父亲乘小轿车上班，哥哥们住校，我们几个年幼的小兄弟则乘包车上幼儿园或小学。大约在我九岁的时候，全家搬进法租界一所花园洋房。这里原是法国商人的别墅，父亲请外国建筑师设计，由国内第一流的营造厂陶馥记负责修建一栋三层洋楼。楼前设有两个草坪网球场，一个可兼作旱冰场的球场。后院有菜田、花栅、鸡舍、羊圈。

在这所幽静而华贵的宅院里，除了男女主人和我们兄弟姐妹以及父母的儿位亲友外，还有一批男佣、女仆，包括园丁，司机，保镖、奶妈、保姆。每餐有四桌人吃饭，主人和亲友两桌，男女仆人各一桌，开饭时得摇铃，真可谓钟鸣鼎食之家。

白从搬进这座花园洋房，我和儿个年龄较小的兄弟和妹妹不再上学了，说是避免土匪绑票，父养请来家庭教师，分别給我们授课。我们几乎被禁锢在这豪华的“幽宫”里，极少与外界接触。然而就在这小小的天地里发生的一切，也足以引起我的思索。給我幼小的心灵笼罩一层云雾。

母亲生育很多孩子，她总是把刚出世的孩子交给奶妈喂养，直到小孩子会走路的时候，再交老保姆带管。我们很少同母亲接触，儿时没有享受到母爱。只有奶妈和老保姆的爱抚，使我感到温暖。小时我不懂保姆们为什么抛下自己的孩子来照看我们，当我稍稍懂事后，又总是为此感到歉疚。

母亲生活得无聊，常邀一些阔太太到家里来打麻将。每到岁暮母亲总要外出干两件事，又常常让孩子们陪伴：一件事是到三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买手饰和香水。为防范抢劫，要在“打烊”后才去，公司会派售货员在特定柜台殷勤守候。母亲一花就是几百元，却全不当回事；第二件，是坐汽车沿街散发 预先从粮店里买来的米票施舍给穷苦人。他们衣衫褴褛，有白发老人，也有孩童。我们不时从车中把米票散发出去，后面眼着的那些穷苦人你抢我夺，有因之打架的，有把米票撕碎的，有被推倒在地受伤的。大家都说这是“做好事”，“刘家乐善好施”！可我见到那凄惨的景象，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大约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父亲为庆贺祖母六十寿辰，邀请荀慧生来我家作专场演出。当时我刚看完巴金的《家》，想不到

巴金笔下揭露的富人为显示阔气，往舞台上“扔赏包“的情景，竟然在我的跟前重现。我的心猛然烦乱起来，仿佛挨了重重一击。

1925年“五卅”以后，我父亲的企业蒸热日上，他当上了上海公共租界华人董事。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我父亲回到家里总是地抱怨自已只是“摆样子”的，有职无权，受洋人歧视。

所有这一切，在我心灵里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人间会有穷富之别；为什么中國人要受外国人的欺凌？

贵族学校

我的父亲因当年家境贫困，没有读完大学，自从二十年代初，开办了众多的工商企业之后，他痛感自己缺乏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的难处。现在家里有的是钱，如何培养子女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成了他一件重要的心事。

我跟着家庭教师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的课程。1928年我十四岁的时候，考进圣約翰大学附中。这是一所非常阔气的教会学校，办校的宗旨是培养帝国主义傀儡和上层买办阶级，学生大部分是富家子弟。

我的二哥、三哥、四哥也在这所学校分别读大学和高中。当年上海市长吴铁城的二公子与我同班，孔祥熙的少爷孔令侃是我下班同学，此外还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子弟。当然也有一部分家庭经济并不富裕的学生，贫富悬殊是很明显的。

1927年父亲偕同母亲到国外作一次旅行，走了好几个国家，大开眼界，越发感到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回国后，便决心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还特意同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商量孩子们应该攻读什 么专业。 

1930年二哥、三哥、四哥一同到了美国，不久转赴英国入剑桥大学。三个哥哥在英国生活得非常排场，入学前住在一所大庄园里，雇有“保护人”，第一年就花了十万两银子。父亲以为只要子女学有所成，花多少钱都算不了什么。当时大哥在东吴大学就读，后来也去美国留学。

1931年我在圣約瀚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后，父亲也要送我到国外留学。这时，我的思想已经有了变化。在校期间受到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影响，我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两个知已同学徐昌裕、胡实生介绍我参加了“同志合作社”，为了振兴国货，我们自发地在学校创办了一个名叫《国货商店》的小卖部，由同学轮流当售货员。资金是各自捐来的，父亲和叔父也各捐助过一些钱。

虽然这不过是个小小的事业，但在我心里却萌发了“实业救国”的热忱。我何尝不想到国外深造，但是想到哥哥们在国外豪华的生活，巨大的开支，同国内同胞苦难现实太不相称，我便断然谢绝父亲的好意，决定报考北平清华大学化学系。父亲见我决心很大，也挺高兴，我也居然考取了。

留学日本

我本该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谁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留学日本六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回到祖国。

我考取清华大学正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这年夏天，父亲开办的上海水泥公司派总务课长和一些技术人员到日本考察水泥工业。父亲问我愿不愿意趁开学前去日本“白相”(旅游）一次。我自然乐意作一次日本之游。

我们去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小野田水泥公司。这个公司的董事长笠井真三工学博士会讲流利的英语，他劝我留在日本学习：一来是中日邻近，往来方便；二来是中国水泥工业的水平太低，一下子照搬欧美那一套是不容易的。他还特别强调愿为我提供暑期到他公司所属工厂实习的机会。这倒使我动心了。当然。我之所以愿意留下来，还有另外的想法：就是想通过亲自观察，看看日本是怎样富起来的。我打电报向父亲请示，父亲本来就希望我到国外留学，自然高兴地同意了。董事长见我决定留下来，很高兴,把我介绍给他公司的一位退休董事土屋政三，由他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土屋政三没有子女，同他太太的父母兄弟姊妹住在一起，家里很热闹。我当时还是十七岁的少年，主人把我当作自己的子女对待，給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从小缺少母爱，在这里真正感到家庭的温暖，把房东大太当作了自己的母亲。

我很快就发现，日本上层的资产阶級同中国的资本家不一样。从水泥公司的董事长起，包括我的房东，还有我后来见到的一些企业主，生活上都相当朴素，他们勤勤恳恳，一心扑在事业上。

土屋政三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企业家，他们的家庭生活却同一般的居民差不多，同我的家庭比较起来，显得过分寒酸了。我住在他们家里日常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伙食很简单。这在我们刘家是不可想象的。

我进了日本工业大学，先是预科，三年后进入本科，假期还到小野田水泥公司所属工厂 实习，学习条件是很好的。

不久，发生了“九 •一八”事变，这使我受到很大刺激。记得有一天，快吃晚饭的时候，男主人的侄子兴高采烈地进来，大声说：“好消息，好消息，我们皇军在满洲的战争节节胜利，”。我听了，气得不吃饭就倒在床上，房东太太连忙过来安慰我。

从此以后，我感到四周气氛在变，逐步增加了不安。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的活动日趋频繁，祭神社、拜天皇等等鼓励侵略的气氛日盛一日，大学生一概参加了军事训练（中国留学生例外)。眼看继东北三省沦陷后，接着冀东傀儡政权成立，华北“特殊化”，我真不知道“国亡何日”？面对强敌入侵，实业又何以救国？我的理想破灭了，陷于极度苦闷之中，简直是坐立不安。

1937年7 月7 日那一天，日本各报不断出“号外”，诬蔑中国军队“打了 日本人”，被欺骗的一般平民也有不少人跟着法西斯分子叫喊！我再也不能忍受了，立刻买了一张回国的船票。7月9日就离开了日本，这是“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

初到山城

我回到上海不久，又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不几天我父亲经营的工厂 全部停产，往常早出晚归的父亲，被迫呆在家里，整天唉声叹气。不久南京政府迁往四川重庆，建立了陪都。我当年二十三岁，正值血气方刚的时候，国恨家仇激发着我与国家共存亡的信念，我决心到重庆去，以学到的技术为抗战效力。我大哥极力劝我回日本再学八个月，硬着头皮拿下毕业文凭，父亲则劝我改道德国念完大学。但是我参加抗战主意已定，父亲见劝说无效只得同意我去重庆。

那时家里人都把四川看成不开化的地区，怕我受苦，临行前兄嫂为我淮备了许多常用药、日用品和食品。当时上海对外的交通己很困难，父亲托租界里一个法国人，才弄到一张外国货轮的四等舱客票。我在最底层昏暗的船舱里，度过了艰苦的旅程，一到香港我立即托人买 飞机票，飞往武汉。我在汉口小作逗留，尽管看到酒楼舞榭，达官贵人仍在寻欢作乐，但抗战的气氛似乎比孤岛上海要浓厚得多。我感到有希望，心中暗喜。由汉口到重庆，我乘的是民生公司轮船的头等舱，这一次比从上海到香港的四等舱真是天壤之别。每餐饭都由船上的经理陪我一起吃西菜，睡的铺位自然也是豪华舒适的。此时，想起四等舱那些旅伴，心中不免惆怅。

我来重庆是投奔重庆水泥厂厂长、留美的化学博士徐宗涑的。父亲请他照顾我。我在厂内当上一名技术员，每月工资六十元，待遇算是优厚的了。工人生活却很艰苦，通常是吃白米饭拌辣椒末，劳动强度也很大。我同情他们，常跟他们一起劳动，时间长了，他们把我看作自己人，这使我感到高兴。

令人不安的是重庆的抗战气氛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浓厚。在这段时问里，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厂里安装一部丹麦进口的机器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一面翻译英文说明书，同时教几个练习生学英文，帮助他们学会使用这部机器。我想生产水泥，供给军用，也算我为抗战尽了给绵薄之力。不久以后，我患了疟疾，厂长把我送进了基督教会办的仁济医院，没有想到这倒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