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队聚会 日记节选

1968

《杭州出发》

2019年11月6日15时44分，乘杭州开往新乡的K2274次列车，从始发站杭州出发，去河南安阳参加老连队的聚会。

这个，是我今生第三次坐软卧。

第一次乘坐，是1985年7月，从老山前线作战后返回营房，是专列，有软卧，当时我是本列车梯队的组织者。

第二次乘坐，是军委张震副主席率领我们部分学员从北京至南昌，专列，全软卧。上井冈山参观考察革命圣地。那是二十八年前的旧事了。

这次，自费。还好，半价。是沾了我有个特殊优待证的光。

我们包厢内，有四个铺位，只有三个人，另两个是一对情侣。她们是去浙江东阳购买了红木家具后，回家的。

虽然同行的只是陌生的两个年轻人，但，尊重是必须的。我非常谨慎、文明的吃完了晚餐。

我晚餐是方便面。在泡面以前，我歉意的给二位说：我想泡个方便面，现在方便面都气味太大。他们说：没关系，外出都这样，车上方便面味火腿肠味，很正常，我俩也是一大兜子方便面。

我吃面的时候，尽量不发出一点点的声音，绝对没有小时候大人教给我们的、吃起面来“哧溜哧溜、咕噜咕噜”的那种淋漓尽致的豪放。而是小心翼翼的、不动声色的、默默无闻的把面吃完，包括最后的喝汤，连我自己都难听到响声。

因为，这是集体场合。

《新乡故事》

从杭州到安阳，没有直达火车，要经过其他车站中转，比如南京、徐州、郑州。

我选择了在新乡中转。

特意安排在新乡中转，主要是怀旧；也有点新的念头。

历史上我三次到过新乡，都还有点故事。

第一次到新乡是1968年底，那时我在安阳解放军陆军第一师文艺宣传队，乐队吹小号的（我在宣传队时间很短，从通信员去，回来还当通信员，可能就两三个月时间，期间没啥作为，只是跟着吃了几个月好伙食）。宣传队去新乡周边慰问部队指战员。返回时在新乡过夜。住新乡火车站旁边的旅馆。那个旅馆，就是个几百平方米的大通间，床与床之间没有隔挡，男女混住，只不过相对划分一下性别区域。旅客来了，按照来到旅馆的先后顺序，不分男女，不分军人还是百姓，哪个床位空出了就住哪个。那时候我是小战士，领导指定住哪就住哪，住哪都秋毫无犯、平安无事。但第二天传出来说我们宣传队的一个副指导员，半夜同相邻挨床的一个女的手拉手了还是怎么的，很快就被组织处理，将其调整出宣传队了。

我是很抵制去宣传队的，很想不通，我知道我没啥特长和绝活儿。我很不理解是谁看中了我，连队给我说没有办法，是上级的通知。后来知道，是宣传队队长叫个李福瑞的1961年的团宣传干事见过我，他定的。

第二次去新乡是1969年，我在连队当通信员，部队驻扎焦作市博爱县。我们宋副连长的爱人小骆来队探亲，离队回家时，我从博爱送她到新乡火车站中转。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单独出远门执行任务，完全没有经验。不懂得因公出差经济开支可以公家报销；不懂得到司务长那里多借点钱带着；也不懂得途中给小骆买点饭吃或者买点干粮点心带着。到了新乡，送走了小骆，天已经很晚很黑了，我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毕竟还是刚刚从农村出来没见过世面的十几岁的孩子呢。怎么办？住旅馆？没带那么多钱；在车站候车室过夜？也不行，嫌丢人；连夜返回？没有火车客车也没有汽车公交车。我想到了从新乡到山西的运煤火车，一般都路过博爱县“九府坟”车站。经一位工人师傅的指点，我爬上了一列拉煤车的最后一节封闭的小车厢，行话叫做“首车”。首车里坐着个提个“号子灯”的信号员，他说这趟车在“九府坟”不停。我想我穿着军装我怕啥。我说我有任务，是调度室让我上来的。那时候通信不发达，“号子灯”就是唯一的通信工具。“号子灯”联系不上调度室的，但有权指挥本车临时停靠。只要他不赶我下去，我就可能有办法。火车就要到九府坟了，我问“号子灯”怎么办？他说，给你暂停一分钟。这样，火车硬是为我暂停一分钟！也意味着我首次出差异常顺利。

第三次去新乡大致是73年还是74年，我当排长，部队住河南漯河。我们连队的炊事班长，原阳县人，复员回家一个多月，就发现是胃癌晚期住院，医治无效去世。团里让我和团卫生队的老资格张医生一起去原阳处理。这个事是我们连队的事，我又比张医生年轻许多，所以费用管账、买饭订票、跑腿杂事等都是我张罗。事情处理完毕，从新乡中转返回。张医生照看行李，我去排队买火车票。等排到售票窗口时，我一摸口袋，钱包被偷了。钱和全国流通粮票丢个净光，一分不剩，买票和吃饭全成了问题。随后的一切吃用花费，都是人家张医生承担了。当然，回到团里结算报销以后，还是将钱分文不少的还给了人家张医生。

处理炊事班班长去世的事情，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他在郑州住院，打电话到团里。团里让我去的。那时候我傻，不懂得政策，也不懂得先问问团里啥意图，就稀里糊涂去了医院。本来应该是站在对方立场上帮助他，但我偏向部队的立场，以为既然已经复员了，就该由地方来处理。后来第二次去就有经验了。按照规定，军人复员几个月之内重病或者去世的，还是应该归部队负责。所以第二次处理的比较满意，尽管我个人丢钱包了损失很大。

这次，是第四次到新乡。前三次到新乡，都没有转过新乡市容，更没有看过新乡的著名景点，总觉着是个遗憾。趁着这次路过，正好弥补一下。

11月7日早上6时，列车正点到达新乡站。

我将水杯内加足开水，下车，出站。找行李寄存处将累赘箱包暂时寄存，徒步找到汽车南站，买好去辉县的车票，买好早餐，登上6点45分发往辉县的公交车，一口气吃下一小笼八个肉菜包子，喝完一杯胡辣汤。

辉县，原来叫辉县，现在叫辉县市。县级市。

辉县市的八里沟景区，发祥于太行山南麓，是典型的南太行风光。是国家4A级景区，河南省著名风景区、河南省十佳景区。被园林专家誉为“亚洲一绝”。

它给我的感觉是，比较福建的武夷山和浙江的雁荡山，三者各有特色，甚至辉县八里沟更宽广、更险峻、更大气、更优美。

按照北方的气候，八里沟现在属于旅游淡季，我上午9点钟赶到，游客很少，甚至于很大一片景点都碰不到一个游客。

按说这种清静的，正适合于我的旅游特征。我喜欢一个人，慢慢游。但是，这种清静人稀，给我带来了新的问题。

因为我的腿本来就不好，今年年初又摔跤受过伤，况且明后天还要参加老战友集体活动，还要参观林州红旗渠，所以，我必须计划用腿、节约用腿。我需要尽量乘坐景区游览车游览。

景区每一处游览车是一人一票，一票十元。要起码有两名游客以上才能开动，因为牵涉到运营者的成本和利润问题。由于游客不多，有时候除了我，很难等到第二个人。也就是说，我要是乘坐游览车，就要一人买两个人的车票。不是说咱出不起这个钱，而是心理不平衡，有点冤大头似的。为了不让驾驶员为难，更为了护腿，没办法，这个冤，咱认。干脆就是“20元，发车，走！”

游完八里沟，又返回辉县县城坐出租车游览辉县市容；又返回新乡市乘出租车游览新乡市容；而后下午5点零7分，从新乡火车站乘火车，向战友聚会地——安阳进发。

《安阳大营房》

8日上午，从汤阴看过岳飞庙回到宾馆，迎接部分老战友的到来。下午，几位曾经在安阳大营房生活过的战友一起到营房故地重游。

安阳大营房，是我的军人生涯驻过的第二个营房，我驻过的第一个营房是安阳水冶镇许家沟。

参观这两个营房的建议，是我在家里出发以前提前向聚会组委会提出来的。经组委会与当地驻军原解放军54军现83集团军联系，我们在下午三点到达部队营区。

我们连队是1968年底～1969年5月在这里住过。这里，曾经有我成长的历程、生活的足迹和曾经的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是我曾经被组织上怀疑过。我们团机关政治处在严密的岗哨警卫中，一个干事的手枪放在办公室里丢了，被偷了。在破案排查过程中，我也是嫌疑之一。

当时，我是连队通信员，每天要将连队干部战士写给家里的信件或者往家里寄钱的汇款单送到团部收发室或者储蓄所，要把从全国各地寄给指战员的信件或者包裹从团部拿回，还要把连队的报纸杂志取回来分掉，每天必去团部至少一次，有时两次甚至三次。只要进入团部，每个办公室都可能走进走出的。这样，只要手枪案还没有破案，我就始终在专案组的视线之内。专案组还暗暗派人到我老家调查了。

到我老家调查，是我后来听我老家人说给我的，我根本一点都没有觉察。

其实，还去我老家干嘛，直接问我不就清楚了？我才不会偷枪呢，因为没有动机、没有理由、没有用途。再说，我就是要偷枪，还需要跑到团部去冒险？我们连队就长枪短枪在各个宿舍枪架上摆着，连队干部的手枪就在墙上挂着，都是随手可得的事。

不过，调查一下也好，调查了，组织上清楚了，我也清白了。档案里什么都有了，以后提拔为干部时，也不用再派人去查祖宗三代社会关系了。

《安阳宾馆》

这次安阳聚会，住安阳市安阳宾馆。我和振栋（我俩是同时期的连队排长）都是7日报到，振栋比我早到。振栋是同夫人一起参加的，但振栋请组委会安排的是振栋同我住一起，因为我们熟悉，也谈得来，还好久没见面了。我同振栋住九楼。

我7号中午到，下午同振栋夫妇一起去汤阴县拜访了岳飞庙；晚上同振栋两人躺床上敞聊许久。

袁佑国老指导员是参加这次活动的我们连队最老的老革命。我当新兵、我当通信员，他就是指导员。

老指导员8日报到，听说住十六楼。

老指导员到了以后，我去十六楼他房间看他。我发现与老指导员同住的那战友可能参军到连队比较晚，他们根本不认识，都很拘束。也许是组委会负责安排房间的人不是对每个老连队的人都熟悉，特别是对老指导员更加不熟悉，所以这样安排了。

我想，让一个老革命同一个陌生人住一个房间，多别扭呀，怎么能行。

既然房间都已经排满了，我得想想办法。

我同那新战友（我俩也不认识）商量：我说咱俩调换一下吧，我住你这里，你住九楼我住的那个位置。组委会那边，我去疏通；振栋那里，也由我去解释；你只管去九楼住就可以了。

结果就调换了。

因为老指导员是1961年的老兵，离开连队早，对许多人都不熟悉，拘束难免。我同他住一起，气氛就不一样，有话说；况且我不抽烟，睡觉打呼噜也声音小，不会影响他；特别是，我还能继续从老指导员那里学到点什么。

此行，还真的又向老指导员学到了点什么。

老指导员做什么都有条有理。他洗漱完毕，总要把洗漱台擦拭的干干净净，整理的清清爽爽；他起床后或者睡觉前，总要用梳子梳头几十遍，说是起保健作用；他熄灯睡觉前总要亲自检查一下窗子关严没、房门锁好没；临出门前他还总要先问我一声钥匙带着没……。

我就不行，干啥都慌里慌张、丢三落四的。我本来想给老指导员加热一点瓶装水泡茶，边说话边将两瓶矿泉水全部拧开倒进烧水壶，而那小小烧水壶根本容纳不了两瓶水，结果是水洒冒的台子上地毯上到处都是，害的老指导员又是草纸又是毛巾的，蹲在地上清理了半天，我让他起来由我来干，他还不让。

《英雄幕后的英雄》

老连队安阳聚会的活动结束后，我就路经郑州绕到洛阳，去看看我一起打过仗的战友。因为有好几个都是从战场一下来就五湖四海地分开了，几十年没有再见，我想念他们。

去洛阳看战友，是我在杭州还没出发时就计划好了的。在杭州就把我的想法通报给了安家洛阳的战友周战书。

战书我俩特熟，还没有上战场以前就熟。

战书是1973年的兵，是一师战勤科参谋，实干精神强、笔杆子厉害、与人处事随和、书法方面也特别棒。当年我代表军战勤处选调参谋，战书就是首要人选。但鉴于我们处里已经有一个73年入伍的，考虑到层次搭配，后来才另选了一个更年轻的。

在战场上，战书是我们军师机关后勤系统里在最基层、最前线、最艰苦的地方时间最长，了解情况最广，参与处理的危机情况最多的人。

因为业务上的关系，我俩联系也多。

战争结束后，战书就转业回老家洛阳了。我们也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我把我去洛阳看望战友的想法给他说了以后，战书说都想见见谁？我说在洛阳的战友太多了，就只见见一起参战的师机关的几位吧，其他更多的也看不过来。

战书说，好的，他来联系。

我特别提醒战书，可不要漏掉了韩亚青呀，我特别渴望想见见他。

我特别想见见亚青，是因为从去前线打仗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他；起码是即使见了面，我都认不出他来。

但是，亚青在战场上干的那件大事，让我特别感动。我说：“亚青是个创造历史的人！”

……

在洛阳，战友们聚在一起了，凭我的直觉，那个我还认不出来的精干的大眼睛，一定就是“亚青”。我快步走上去，两人拥抱在了一起。

大家一起回顾起来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打仗时，亚青是一师政治部干事。

我军的作战历史上，烈士都是土葬的。烈士火化，是从一军一师开始的，是由亚青首先组织实施的。

亚青从安装火化炉子开始，到接受烈士，登记注册、给烈士洗身整容、更衣换帽、致礼告别、火化装盒，护送回营，一直到烈士家属的接待安慰，全方位、全过程、全心全意。

亚青的创造性的工作，使我们的几百位烈士们都体面地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乡安息。

关于亚青，战友战书在其《弯弯的路》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那半年里，亚青经历了为第一位烈士洗身、刮脸、缝合伤口、拍照、火化时的悲伤。感受了‘大部分血肉模糊、肢体不全的29位烈士，一次摆满了火化间前的一片空地’时的窒息。惊愕的接收了‘仅有半麻袋用鲜血浸泡的泥巴和几块用泥巴裹着的肉’时，却被告知，这是18位烈士的全部遗体。经火化，仅收起5块骨头……”。

亚青说，只从从战场上回来，直到现在，还是不时的有烈士的家属、后人来电或者来人，反复询问烈士骨灰的真假和反复的诉说老人们后来的遭遇。亚青说，许多问题，自己也无能为力，也只能是供着来人吃饭和陪着他们哭。

亚青说他这后半辈子的精力和感情，基本都搭在这上面了。

亚青的工作，为后来的部队提供了经验，为我解放军的烈士安置方式开了先河。

亚青，我们的英雄！我们终于见面了。

《心中永远的痛》

在洛阳看望了“英雄幕后的英雄”以后，11月13日在郑州停留一天。14日一大早从郑州出发，由西南弟开车，保银叔组织钦哥、新法弟一起去漯河市南街村，中午在南街村大食堂吃饭；下午我同保银叔乘火车去南阳打字员小范那里，其他人原路返回。

在郑州去漯河的路上，我想起了连队曾经在郑州东郊国防施工堆大山的那段历史，刺激到了我心中永远的痛，脑海中浮现出我的军人生涯中最悲痛也是唯一的一次痛哭。

我们施工的地方是在郑州与中牟之间一个叫做孟庙火车站的附近。任务就是在平地上堆起一座大山来。外形看似山其实下面全是国防工事，大的很。里面有指挥所弹药库车炮库生活区等等，完全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起来。是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准备的。项目名称在国家那里叫做“101工程”。

我们连队的任务是为工程供应沙子和石子。沙子和石子都是用火车从外地运来，用推土机、卷扬机移动到适当位置。

那时侯我是班长。

我们班的任务是负责把沙子装到汽车上，再由汽车运送到各个工地。

我们装沙子的场地很宏大，半自动化。所谓“半自动”，就是地面向下挖个比汽车宽的簸箕型的地槽，三面墙用石头加高，石头墙上面用火车钢轨做顶，顶中间装个大漏斗；上面的推土机把沙子推到钢轨顶上面堆成蒙古包似的；汽车倒进钢轨下面地槽里；打开漏斗，装满一车开出去，另一车再倒进来。就这样整天不停的装。

我有个同年入伍的同一个县的战友，名叫周小五，我俩关系特别好。我当通信员在博爱县时，他腰疼，走起路来总是慢腾腾的双手叉腰，不然腰都很难挺直。他经常要到连部找卫生员打针，打安乃近止疼。有一次卫生员不在，他就让我给他打。我从来就没有打过我自己都害怕，他还让我打。第一针扎到臀部骨头上了，他让我拔出针来继续打。这事后来被卫生员知道了，狠狠训我俩一顿，说是太后怕了。

到中牟施工后，他是指挥排党小组长和电话班班长；我是一排党小组长和二班班长。我们还是走的最近玩的最好。经常的或者我到他们班去，或者他到我们班来。

他们班有个新兵，河北张家口的，名叫杨术，他俩搞不来，两人总是别别扭扭的。但这个兵又同我特别谈得来。

这个杨术，就提出来想调到我们班里来。周小五也同意，我也没意见。周小五约我一起去同连队说，连队也同意。

头一天下午可能是三四点钟，杨术把铺盖行李全部搬到我们班来，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就同我一起出发上工地了。

由于他第一次上班，还不知道作业流程，加上我有意照顾他，我就让他同我一个组。我在下面负责指挥车辆并负责开关漏斗往车子里装沙子；让他到上面观察着，上面没有沙子了，就给推土机驾驶员摆摆手，让把沙子推过来。

我正在下面守着漏斗装沙子呢。

突然！漏斗里伸下来一条腿来，腿还胡乱抖动。

坏了！肯定是有人掉沙坑里了！而且是单条腿下来，另一条腿肯定是卡到一边了！肯定漏不下来了！

我急忙跑上去一看，杨术不见了！沙坑也被填满了。我急忙大喊大叫起来：有人掉沙坑里了！

周围人都来了，副团长武万万也来了。几十个人拥上去用手扒沙，一点效果没有，这边扒上去了那边又流下来了。武副团长说，这样扒到明天也扒不出来，都离开，推土机推。

推土机在上面来回几推，随后再用人扒。等把杨术扒出来时，他的肚子都……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了。

杨术是怎么掉进沙坑的？谁也没有看到。有的说，可能是杨术指挥推土机，被推土机推下去的。推土机驾驶员说，在此之前，推土机就没有发动过，还是昨天推的沙子，根本没有用完。有的说，可能是昨天推的沙子没有用完，早上还是一大堆，由于晚上的潮湿，沙的上面一层板结了。今天装车，底层的沙子漏下去了，上层的还原封不动的板结，依然是一个“蒙古包”。当杨术一脚踩上去，马上塌陷，后面的沙子马上跟下去，把杨术给埋住了。领导和大家都倾向后一种意见。

杨术被救护车运走以后，我们全班抱头大哭。杨术到我们班还不到20小时呢，就这样就没有了？

团司令部金尚武副参谋长来到我们工地上的我们班，我们哭的更厉害。我们舍不得杨术，也对不起杨术，我们错在哪里呀？

我绝对是最痛苦的一个，我无名的懊悔。假如他不来我们班，假如他晚来我们班，假如我不派遣他那个轻松活儿……

我当着金副参谋长的面，边哭边说，要求上级严肃处罚我，撤掉我这个班长，给我处分！但是我没说要求开除我党籍，因为我一定不是思想意识问题！

金副参谋长没有任何的批评，一直在劝说我们要冷静。原来，金副参谋长也许是受到更上级的指派，是来安慰我们，是来稳定我们情绪的。他说，没有人责怪你们，还是要振作起来，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是的，无论如何，国防施工是国家的任务，不能停。

我们没有受到任何人的任何批评，包括团里立即召开的安全施工专题会议，也没有具体点我们的名，也没有人因此而做出检讨。

那时候的领导，比较客观，意外就是意外。假如放到现在，管你什么原因呢，先就地停职接受调查再说。

负责处理杨术后事的，是团特务连的超编连长贾仁武。

据说贾连长原是从国民党那面过来的俘虏兵，虽然他各方面能力都很强，资格也很老，但是由于历史身份问题，职务一直没有能够提升上去。而团里面出现的一些需要与外界打交道的疑难问题，一般都交由贾连长去处理。

杨术的后事，就是贾连长处理的。

贾连长从杨术老家回来后，专门又到我们连队反馈了一下情况。

贾连长说，杨术是个孤儿，家里只有一个奶奶，再无其他亲人，家里很苦很苦。不过事情都处理好了。

同贾连长一起到我们连队来的一个干部问贾连长：怎么这些事情都是你去处理，而且都能处理的好，你有什么好办法？

贾连长说，还能有什么好办法，人家家属哭，咱就陪着一起哭呗。

贾连长，对军人对军属，真是真感情！

无论何时，我一旦想到郑州东郊，想到杨术，就心中疼痛。

《军人胃病的由来》

在郑州东郊中牟县境内，修建那个“101工程”，其主体工程就是堆那座大山，里面我进去过几次。都是趁着中午休息的间隙去的。进去了也就是在第一层随便走走。因为许多地方还没有灯光照明，更是不明白里面的布局结构，所以上下层没敢去，担心掉进哪个暗道机关或者迷失方向摸不出来。

待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门口就设置了岗哨，再也不让进了。只是看到外面周围挖掘了一圈很宽很深的护城河；山上像梯田似的一层一层栽上了树。

这时候，我们连队已经不再是往汽车上装沙子和装石子了。而是担任了附属工程的保养任务。

主体工程外围方圆十几里，修了许多的小工程，就是“小山包”。小山包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弹药库、物资库、屯兵洞之类。一般都是五六米宽，几十米长。一个屯兵洞大致可以屯藏一个加强排的力量。

我们连就负责这些工程的保养。

保养这些工程，是我们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最辛苦的时候。

别看它操作简单，但它要求很高。刚修好的工事，要每四小时洒一次水，后来改为每六小时洒一次水。而且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要洒到。

我们班每天要负责三至四个工事的保养，而且工事之间都相距很远。这样就白天黑夜的不停的坐车跑，频繁的脱衣服穿衣服。

洒水的水，是有拉水车拉水倒进工事里，工事里面像个大水池，水有三四十公分深。再由我们跳进水里，用自己的脸盆一盆一盆往上泼。

寒冬腊月的，外面冰天雪地，里面温度还好。我们在外面冻的发抖，临进工事前要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的在工事里泼水，累的满头汗弄的满身水。保养完一个立即出来，穿上衣服坐车赶到下一个工事，继续赤条条的进到工事里，继续满头汗满身水的出来，继续穿衣坐车往下个工事赶。好在我们都体质好、都摸爬滚打出来了，很少感冒。

但是这样的操作流程，吃饭就成了大问题。

保养工事是不折不扣的定点定时，而连队的一天三顿饭也是定时定点的，两者谁也服从不了谁。因为连队里各个班的保养任务是不同的，在同一个时间点里，总是有的班在吃饭，有的班在路上，有的班还赤条条的在工事里呢。炊事班不可能只服从你某一个班。

吃饭是极不规律极不定时，时不时的就只能吃冷饭甚至是冰茬子饭。加上当时的炊事人员还谈不上烹调技术，不像现在有技术培训、技术考核、技术比武、技术等级。那时候，今天还是战斗班排的班长，明天可能就改为了炊事班长；上午还是养猪的，下午可能就是做饭的了；炊事班里缺人了就临时挑个直接上。夹生饭是隔三差五的事。

我们班里所有人员，胃部都有毛病。有的症状是吐酸水，有的是烧心，有的胃疼。特别是胃疼的，都能够夜里把人疼醒疼的睡不着坐起来。我症状没那么明显，我就是胃难受。

胃难受，落下了难受的病根，难受了我大半辈子。后来为了治疗胃病，麻烦过不少人。

1989年我到驻杭州部队工作后，我胃难受已经很明显了。

非常感谢师医院的助理员给我很大帮助。他给我联系了杭州市中医院，并陪同我去做胃镜。做出来结果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肠化生”，业内许多都认为是性质转化的前兆。

他又给我联系了治疗这方面的专家，带着我去人家专家家里求诊。专家说比较麻烦，他们很早研制过治疗这方面药，不过已经没有生产了。专家记得他们医院里二楼仓库里可能还有点零碎的，可以拿回去试试。到了医院里，零碎的还真有，不过不多。药房里很负责任的分装成每天服用的小袋子。我则全部的要下了，因为我要带到北京国防大学去，去好久呢。

在国防大学里，我就遵照医嘱，每天服用。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包药全弄撒到桌子上了，我在收拾的时候，发现不对头，里面怎么那么多老鼠屎呀，一颗一颗的。恶心死我了，以前不知道吃了多少老鼠屎进去。坚决不吃了，反正吃了也没见啥效果。

这事好像我暑假回来时同医院里说过，医院说有可能的。那么长时间没管它，仓库里老鼠跑来跑去的。

后来就改为吃西药，广州产的，一瓶一瓶的。

国防大学里我同班同学有个董主任，原来是沈阳军区某个兽医学院的政治部主任，因为曾经是我们总后勤部主要领导的同班同学，董主任就调到北京301医院当政治部主任了。任职命令已经下过，还没有报到，先来上学了。

董主任虽然还没有报到，但在医院已经很有权威了。他知道我胃病的情况，就说去他们301医院去看看吧。他先是给医院打了电话，还专门给医院放射科主任写了亲笔信，让我拿着信去。途中我打开那亲笔信看了，里面说“怀疑胃癌”。这“怀疑胃癌”，一定不是董主任的凭空杜撰，估计是我同他说过原话。

301的结果出来后，放射科主任专门给董主任回了电话，说是可以排除怀疑，没有那么严重。

至于具体诊断，我已经忘记了。肯定没有超出杭州中医院的诊断结论。

我们部队有个很有名气的冯副师长。冯副师长同许多人说过白酒治胃病，许多人都不相信，以为他吹牛。副师长给我也说过，我也不信。我以为是喝酒人为了喝酒而自找的理由。

后来，事实证明，大家都委屈了冯副师长。

冯副师长说的，有道理。

我转业到地方上以后，胃的毛病依然存在，时好时坏。坏起来特别难受，坏起来还影响情绪。

有一天，我们单位的一把手杨总带着我这个刚到单位报到不久的新手，去苏州一个合作单位谈业务。中午饭，对方盛情款待，因为毕竟我们单位老总副老总都来了。

酒桌上，相互热情的劝酒，爽快的喝酒。但是，我不行，我胃部难受的厉害。

在这场合，一个刚从部队转业的人员，不积极喝酒，一点意思都没有。人家本来就不认识你，甚至在业务方面就看不起你，大家都这么热闹的，你局外人似的，更没人会在乎你。

我们杨总说，实在不行就喝点啤酒吧，总不能滴酒不沾呀。

我无奈，他们喝五粮液，我喝啤酒，整个一场下来，我就一瓶啤酒。

一瓶啤酒，喝的我更加难受，更影响心情，好像整个场合，我就是个多余的。

下午从苏州返回，我给我曾经的老单位——一军后勤部的董部长打了个电话，我说我一行几人下午从苏州返回杭州，中途路过湖州。

董部长马上热情的说，晚上他安排一起吃饭，在湖州市某某酒店，等快到湖州了，再给他个电话。

董部长我俩，关系很铁的。首先是在战场上结下的友谊。当时我一军，他六十军，都是战勤处的。我在前线，他也来前线，并肩作战了几个月。后来两军合并，我离开战勤处，他接任战勤处长。董部长很有才华，出过好几本军事理论方面的著作。后来他当军后勤部副部长、部长。我在一师时，他到一师蹲点，星期天就一起去钓鱼。还特意从湖州给我带来一根七米长的大钓杆。他当后勤部长，我都转业了，董部长还安排我去湖州军部渔场钓鱼，他放下繁忙的工作同我一起钓。整个渔场就我俩在钓，不钓了就一起喝酒。

这次路过湖州一起吃饭，董部长安排很隆重，一方面我们是知心战友；另一方面我们一把手在，董部长也是为我撑面子。

我见了老战友，什么胃部毛病什么肚子难受什么心情不爽，统统甩到九霄云外，茅台酒，敞开干。

干完茅台，回杭州的路上，我突然觉得，胃里面一点都不难受。下午在苏州到湖州的路上还难过的受不了呢，这一切不良症状都没有了。

我想起了冯副师长的那句话，冯副师长没有吹牛，白酒真的治胃病，特别是茅台。

《襄阳——看望二位连长》

宋副连长，1961年入伍，78岁。宋副连长当副连长时，我是连队通信员。从我1968年入伍，到宋副连长1970年初复员，我们一起相处一年多时间。

胡连长，1965年入伍，比我大两岁。我当兵时，胡连长是无线班副班长；胡连长当连长时，我是一排排长。

宋副连长和胡连长（复员）转业都落户在湖北省襄阳市。

这次安阳聚会，不少老战友参加。我确定参加，袁指导员确定参加，我很希望宋副连长和胡连长也能够参加。

同更生战友商量后，我拨通了宋副连长的电话（几十年来我是怎么找到宋副连长的，我曾在“我和我的副连长们”一文中有专门的记载）。宋副连长说他是很想安阳去参加的；但是，他爱人老骆有家务离不开；他自己年纪大了，耳朵听力不好；出门购票转车都难以独立完成；就确定不参加了。但是，他希望我能够到襄阳一起见见。前不久他还专门打过电话给我，邀请我去襄阳看看。

胡连长的状况我清楚，八月份年度例行体检时，发现一个脏器有点问题，刚刚做了一个大手术，出院才一个来月，去安阳参加聚会，可能性很小。

我想，去与不去，还是先以保重身体为重。但有关聚会的情况要告诉他。尽管我不是组委会成员，也没有谁委托要我联系谁，而他们曾经都是我的首长、我的战友，我既然知道了，就该告诉他。

我发微信给胡连长：“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同时又给他夫人小罗“罗二姐”发微信“老连长恢复的怎么样了？”。胡连长马上就打来微信视频，他说他恢复的很好。我们都很兴奋。连长夫妻二人轮流同我在视频里讲话各十来分钟。说是恢复不错，毕竟时间还短，安阳去不了。但非常想念，要我安阳聚会结束以后，一定来襄阳玩玩，一定要来！

我说我安排一下。

我马上又回复：我确定，一定来！

我于2019年11月16日来到了湖北襄阳。

在这期间，胡连长、宋副连长，我，频繁不断的电话联络。

我在南阳还没有出发，宋副连长和夫人老骆就早早的赶到胡连长和夫人小罗的家里集中。焦急而兴奋地等待着。

我和我的二位连长，还有二位的夫人，终于在襄阳见面了。准确地说，是在襄阳聚会了；是安阳聚会以后的又一次聚会；是安阳聚会的补充。

我到了襄阳，我同副连长、老骆；连长、小罗，第一天在胡连长家里吃饭，第二天在宋副连长家里吃饭。

我在部队时，我就吃过老骆在河南的博爱和小罗在杭州的中村做的饭，都是他们去部队探亲的时候。

几十年以后，又追到她们两家的家里来，吃饭。

在家里吃饭。可别小看在家里吃饭。

朋友之间，战友之间，上下级之间，在家里吃饭，可不仅仅是“吃饭”。

那，是浓浓的深情！

我就要离开襄阳，就要分别了。

分别前本来都说好了的：都要控制住情绪。

但是，大家还是都哭了。

《夜宿更生家》

我在我日记里，经常提到更生。

更生姓夏，夏更生。我同更生有许多相同之处，同年入伍，同在师宣传队呆过（他在演员组，我属于乐队的），同样性格开朗，逗人喜欢。所不同的，更生是干部子弟，红二代；我是农家弟子，山沟里长出来的；两家的贫富差距有点大，更生家里富裕些。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战友深情，观念方面不存在鸿沟。鉴于他见识广些，我遇事喜欢同他商量，他也很乐意同我交流。两人亲入兄弟。

更生的父亲是老资格的革命老干部、湖北省安陆县财政局局长。我当排长不久就同更生父亲熟悉。

七十年代初，我曾经两次到更生的县里搞过外调。两次外调都是受团政治处的委派，调查其它单位的现役军官的事情。一次是查清某军官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疑点，为提拔使用提供基础依据；另一次是为了保护军婚方面的，到当地公安部门查阅案件的案宗资料。

我到安陆搞外调，就在更生家里吃饭，休息时间便同更生的父亲打牌玩。

通过打牌，更生的父亲夸我脑子灵光，说我会神机妙算。因为我们面对面的隔着桌子坐着，我都能准确地报出他手里都有些什么牌。在场人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他，我不是脑子灵光，也不是神机妙算，我是眼睛厉害，他每张牌我都能看得清楚。

我告诉他，他的背后就是一面很大很大的穿衣镜，他的每张牌都在镜子里显示得明明白白。我就坐他对面，他越是防备我、越是往后捂，我就看得越清晰，就“妙算”的越“神乎”。我告诉了他我这个“天机”以后，我们两个男人加上两个老太太，四个牌友个个笑的前仰后合，笑的肚子疼痛。说是一个堂堂的财政局长竟被个儿子辈的小兵给忽悠了。

……

这次既然到了襄阳，就该也去武汉走走。一是襄阳距离武汉不远，二是武汉还有我好多战友呢。虽然有几位已经在安阳见过了，但还有许多没见到呢。所以去武汉。

更生现在就家住武汉。

从郑州一路陪伴我的保银叔，要回郑州了，因为他孙子上学读书的什么事情急需他回去处理。

我同保银叔在襄樊火车站分别；几乎同时登车；保银叔一路北上回郑州；我继续南下去武汉。

我到武汉后的所有事项，更生都已经具体计划了。

11月17日下午两点我离开襄阳，晚上6点到达武汉，更生在车站等我。

当晚，吃住在更生家里。

更生说，家里有几套房子，除开现成住着的，另有一套新房都装修很久了，空闲着呢，何必再去外面住宾馆。顺便还可以多聊聊天。

我们俩，在新房子里，一人住一大间。

凌晨3点钟，我听到“嘭”的一声响，我以为是我起来小解以后房门没有关好，风吹门动，门碰门框的声音呢。

我担心响声影响到隔壁的更生，担心把更生给吵醒了，赶紧起来检查房门。

那个“嘭”的一声，更生也听到了。

更生担心是我半夜起来，不小心摔跤，把头磕到什么地方了，也赶紧起来看我。

我打开房门，更生刚好走到我门前。两人几乎头碰头了，就这么巧合。

不是门没有关好，也不是我曾摔倒。

我说：那会是啥声音？更生说：也许是楼下，继续睡吧。

各自回屋，继续睡。

早上，更生带我去吃大骨面。

一碗面端上来，上面全是带骨的牛肉，我数了一下，足有五大块。这一碗，不仅面多，光是牛肉，就能吃个小半饱。而且还有免费豆浆随便喝，丰富的小菜调料任意加。

这个店，在长丰路天水苑小区，点名：汉哥牛骨面。

这碗面，总共十五元。要是在杭州，即使只有一块肉，也不止十五元，这个价格，即使放在二十年前，也不能算贵。

这碗面，我是边吃边感慨，太便宜了。我边吃边为店家捏着一把汗，能赚钱吗？

我同老板娘说，太便宜了。老板娘说，不便宜不行呀，都是老客户。

我问更生，每天都这样吗？更生说都这样。我说其他店怎么样？更生说都差不多。

更生告诉我，他家住这个小区，交通便利，绿化很好，公共活动空间宽敞，本来想搬到其它地方的，没有搬。我说，不要搬，就是冲着这碗牛骨面，都不要搬。

武汉，一座很厚道的城市。

《安陆之行》

11月18日早上吃过更生安排的那碗刻骨铭心的牛骨面，由更生——这位当年部队演出舞台上的“杨子荣”亲自开车，一起去安陆县。

安陆，是我许多战友的大本营。我对安陆熟悉，安陆对我也不陌生。

车都开过了收费站、上了高速公路了，更生说：不行，还得拐回去。更生说一瓶珍藏的好酒，计划今天中午喝的，慌慌张张的，忘带了。

车又开回到更生的老房子那里，为了节省时间，更生没有进家门，隔着窗子让他夫人把那珍藏好酒递了出来，继续赶路。

路上本来还有机会聊天呢，但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河北张家口的。想想，还是接了。

对方一开口就叫我老排长，他说他昨天晚上做梦，又梦到我这个“老排长”了，做了梦以后从3点多就再没有睡着，他想我。

原来是从河南漯河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的1970年入伍的战士张启云。

我说我也想你呀；假如你实在是想我想的睡不着，你就坐起来抽根烟吧。

他张北县的，是个“大烟筒”。我当过他的班长和排长。那时候就给他编过顺口溜“要想烟瘾过个透，一天一盒还不够”。他确实一天不止抽一盒烟。部队发给他的津贴费，大部分都用来买烟抽了。

我问他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得来的，他给我说了一大通。他说他总忘不下，他胃痛我这个“老班长”半夜给他找药；忘不了我给他弄烟叶卷烟；说老班长自己不抽烟还送给他过一盒烟。他说他姑娘办了个装修公司。说让我到他那里去玩，到他家去吃草原羊肉。他说杭州到他那里没有直达飞机，让我从北京转机，下了飞机距离他家还有四十里，他在机场大厅等我……等等。

一路上尽听他说话了。

到了安陆，听说战友们已经集中到一起了，等着呢。

我们没有直接去战友集中的地方。因为顺路还有一位老人，要顺便去看看。

这老人，就是襄樊那个胡连长的丈母娘、他夫人“罗二姐”的母亲。“罗二姐”是安陆县县城人。她母亲我认识，因为我以前来过安陆，她母亲也去过部队看她的女婿胡连长。

我们去到老人家里，简单一介绍，老人就激动了起来。老人原本就不知道我的名字，只知道我是一排长。老人激动的说：一排长，我的一排长，我的一排长回来了。

老人说：胡志伦（胡连长的名字）怎么没回来陪你？我打电话，让胡志伦回来陪你。老人说着，就拿起手机要拨号码。

我说，不用了，我就是刚从襄樊来，我们刚见过面。

老人说她叫人回来，给我弄饭吃，就不要走了，就在这里住。

我说不行，那边还有一群人等着呢，我是先来看看您，我们还要急着赶过去。

我们告别老人，来到战友们集中的地方。

战友们集中的地方，布置的非常隆重，墙上挂着“欢迎一师高部长……”的横幅。

安陆战友的牵头人、安陆名人、也是我们部队的名人、我特别尊重和佩服的、原一师三团政治处副主任李昌安同志亲自组织和指挥欢迎仪式。有正式讲话，有照相，还有拍视频。

这次聚到一起的十几位战友，大多数都是分别三四十年没有见过的。

大家都老了，有一两个看上去比我还老。

但是一见面都还马上就认得出来，多数我第一眼就能叫出名字来。

都说我记性好。我说不是记性好，而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相互的印象太深刻了。

有一个叫做涂法彩的，我还给他开玩笑说：你当兵的目的没有我们纯洁，你当兵是“图发财”，我们当兵可是准备打仗、准备牺牲的呀。

大家诉说着，玩笑着，一下子都好似年轻了许多。

后来不久，听说战友涂法彩已经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

老战友，我们的聚会是越来越珍贵了。

《遇党小组长再“谈心”》

这次聚会，很幸运的又见到了我当年的党小组长汪楚战友，又继续了我们的“谈心”活动。

汪楚，看上去老多了，耳朵听力也不是太好。我们两个老党员重聚一起交头接耳的，假如拍出黑白照片来，简直就似解放前夕两个地下工作者在秘密接头。

汪楚，我们俩在部队时可是没少个别谈心。

1969年在河南博爱县，年底老兵复员后连队调配骨干，我当二班班长，汪楚当二班副班长。但我这个班长一时还到不了位。因为连队新挑了个1969年3月入伍的通信员接我的班，说是让我带他一段时间，但首长们对这个新挑的不满意，越来越不满意。连队就不让我下到班里去，而让那个新的下去了。我还要继续当通信员——通信员兼二班班长（这个情况，在我军历史上恐怕不是太多）。

二班的工作就由副班长主持。这汪副班长又特别谦虚，经常约我谈心约我汇报工作。什么班里一个小凳子不见了，他去到其它班又找回来了；书报夹子坏了，又修好了；从老乡那里要了点竹子枝叉，绑了个扫把等等，尽是这些碎事。我也没心过问，我通信员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我尽多说声“好，不错”行了。班里的担子全压在他身上。

70年部队到郑州东郊堆大山，我依然是通信员兼班长。后来连队挑了个1970年3月入伍的，让我又带了一段时间，我才正式上任二班班长和一排党小组组长。整个这期间，汪副班长不间断的同我谈心、谈工作。

我当排长以后，汪副班长升任班长，也接任了我的党小组组长的党内职务。

当时强调“党管干”。行政上我管他；党内他管我。他很严格的。记得他曾狠狠地批评我一次。

那时候连队还没有营房，住漯河水利厅的房子。连队有个“小木工”，课余时间给连队修修桌凳床架的，也给干部们做箱子。

我想我已经是干部了，我也该做个箱子。我就找了一些旧炮弹箱，让“小木工”拆拆帮我做箱子。

箱子做好了。这事，我们党小组长知道了，晚上找我谈心。组长严厉地说：当班长的时候东西都有地方放，这一当干部就东西放不下了？就非得要做个箱子？

我挺感激他的，他是真心为我好。新干部嘛，是应该注意点影响。

1973年年底，汪楚复员了。他复员回家一个多月，我就去他老家去看他了，我是利用出公差的机会。他回去就当上了他生产队的民兵排排长。我也依然是排长。

这次大家在安陆相聚，我俩还共同回顾了那次去他家去看望他的全部过程，也算是我俩又一次谈心。

那是1974年的春节期间，我住在他们公社里，我想我要去看看我们的党小组长。我白天打听好了他家的地址。晚上我吃罢晚饭我就去他家去。

公社里吃晚饭早，他家吃晚饭晚。我步行一个多钟头，找到他家时都晚上八点多了，他家才刚刚吃饭。

湖北人吃饭比我们老家讲究，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大桌子菜，热热闹闹的。我去了一定要让我坐桌，还要坐主要位置。我说我已经吃过饭了，他家人说那就喝点汤吧。

按照农村招待贵宾的规格，给我端上一碗“汤”来。那叫什么汤呀，就是一大碗带着汤汁的薄片大肥肉。

我不懂规矩，又怕违反规矩；我不想吃，又怕不吃不好。我就很重情义很讲礼节很努力的吃肉和喝汤。

我实在吃不下了，我就偷偷的给汪楚说，我说我真的吃不完。他说，没关系，你象征性的吃点就行。可是，我已经把一碗“汤”“喝”的差不多了。

结果，我晚上回到公社，连着拉了两天肚子。

我这次见面，我还问汪楚，我说我那次从你家走后，有没有人笑话我呀？汪楚说，没人笑话，就是觉得你胃口不错。

这次在酒桌上，我说我要敬敬我的老党小组长。他说他不能喝酒。大家都说他不能喝；大家都说他老婆能喝。那天他老婆也来了。就凭汪楚我俩这关系，他老婆是一定得来的。

尊重大家的提议，我同汪楚老婆喝了一个大杯，以感谢汪楚在部队时对我的真诚关心。

确实应该感谢人家，以至于我在后来的各个岗位上，能够严于律己，能够“平安着陆”，与一开始党小组长的严格监督和教育很有关系。

《调整行程 看看水英》

我们连队，襄阳有个胡连长，武汉也有个胡连长。武汉这个胡连长是襄阳那个胡连长的后任，名叫胡明德。

我称呼武汉这个，一般不称职务，就直接称“老胡”或称“胡明德”或者“明德”，也不是不尊重他，因为我们同年入伍，同时期的排长（我是一排长，他是二排长），相互间太熟悉了，称呼他职务，反而觉得别扭。

在武汉这几天，更生一直陪我，明德也一直陪着。在安陆县的活动，就主要是明德在张罗，包括在安陆县城去襄阳胡连长的岳母家，也是明德带的路。

从安陆回到武汉市区，晚上是我们战勤处的钟参谋、钟华兵董事长安排的，打仗时我们就在一起。

这次我还在南阳打字员小范那里时，钟参谋就说他要赶到南阳去，要见见“老处长”。我说就不要赶来赶去了，武汉，我还要去的。钟参谋说到了武汉一切他全包了，他开的有宾馆有饭店。

我说不用，这次主要是老连队的活动，都有安排了。

他说无论如何他都要安排一下，起码在他那里吃一顿、住一宿。

所以18号晚上吃住就在钟参谋这里。

晚上住宿，更生和明德也不回家，说很难得的这么几天，多一起聊聊。

钟参谋安排了两个房间，“老处长”一个单间大床，更生和明德共一个标准间。

我进到房间以后，想想不行，明德睡觉打呼噜比我厉害多了，更生怎么睡觉？得调整一下，让明德睡我这个单间，我陪更生睡去。

明德死活不肯换。

我说，这次主要是连队活动，你是连长，我们都是你下级，你不睡单间，谁敢睡？更生也不是特别喜欢听别人打呼噜，也帮着我说。

明德无奈，也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睡单间了。

说到第二天的安排，我说上午去登登黄鹤楼，转转东湖，看望看望老指导员，下午就回杭州去了。

明德说那怎么能行？还没到他家去住住呢。

我说我火车票早都订好了的。

明德说，明天起码到他家坐坐。他说他们家水英还没见到我呢。

水英是明德的爱人。明德说他俩还没结婚时水英我们就熟悉；后来水英还不断的提到我。

这倒是确实的。因为水英家也是安陆县城的，距离明德家没几步路。当年我去安陆出差，明德家里我是经常去的。水英一听说他未婚夫的部队里来人了，自然也就去明德家里更勤快。所以我们很早就熟悉。

我同水英不仅熟悉，还在他俩的婚姻大事上帮过他们。

明德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明德的父亲家长作风严重，脾气倔，在家里说一不二。

本来明德同水英从小就青梅竹马的，但明德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觉得水英性格张扬、不稳重。老父亲甚至追到漯河部队营房里来，逼着孩子退婚。

明德对他没办法。

明德就委托我去劝劝试试。

老父亲一开始对我还热情、还客气，本来就熟悉嘛。一谈到正事上，就不干了，也对我也发脾气，赶我走。

他火我不火、他气我不气，他急我不急。我甚至说，我可是代表组织上的意见呢。

磨来磨去，老人家磨不过我，最后还真的同意他们了。说：不管了，任他们去。

至于说水英不断提到我，我也现场碰到过几次。战友们和战友家属们聚到一起一旦议论到我时，水英总会说我吃饭是左撇子拿筷子；还有就是戴个手表，一会儿拉起袖子看一次，其实不是看时间，是在显摆呢。

水英说的也对，那时候，小小排长能戴个东风牌带日历手表，真是会自我感觉良好。

后来我那东风手表，也是为了显摆，在去河南新乡的火车上，戴个手套，还故意把手表戴到手套外面，结果被小偷盯上了，趁着下车拥挤时，手表被小偷偷跑了。经过这次教训，虚荣心改变不少。

这次既然来武汉了，既然更生家里去过了，老指导员家里也要去，那么，明德家里也应该去，不然，想起来总是遗憾。

更生、明德我们最后决定：调整一下行程，压缩在两个景点的停留时间，在去老指导员家里以前，先去明德家里，看看房子，也看看水英。

《在老指导员家里吃面条》

老指导员，就是我心目中的神，是我走入社会的启蒙人。

我的这十几天的行踪，是在杭州家里没有出发之前就策划好了的，脑子里面有个完整的轮廓图。

但是，我谁都没有告诉。

即使家人，也只是知道个大概。

因为我考虑到我精力、时间和身体承受能力，不能太劳累，也不忍打搅很多人，只想做我心中所想。

而我在安阳，我就将我的这“心中所想”全盘的告诉了老指导员。

十几天实施下来，地点、顺序和时间，都与原计划改变不大。

老指导员也一直在电话跟踪，随时联系着。

18日下午三点多，也就是更生、明德我们从安陆回到武汉市区，到了我们战勤处钟参谋那里以后，我给老指导员打电话说：明天（19日）中午，我和夏更生、胡明德一起，到你家里吃面条。

指导员说：好，就干面条煮煮？

我说：是的，很好。

晚上，在钟参谋宾馆里，同更生、明德商量第二天行程时，我说上午登登黄鹤楼、转转东湖、看望看望老指导员，“中午在老指导员家里吃饭”。

更生和明德都说，去老指导员家里看看可以，在那里吃饭不好吧，还是把他们两口子请出来，请他们在外面酒店聚聚吧，都那么大年纪了。

我说，没关系，就让小温（老指导员的爱人）给我们煮点面条吃吃，已经同老指导员说好了的。

我称呼老指导员的爱人称“小温”，按说是严重的不妥，起码算是口误。因为指导员比我们大起码七八岁，她夫人的年纪也比我们大不少。

但也可以说“也可以”。因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在安阳大营房，那时候她确实很年轻。

我们老指导员，当干部很早，但结婚比较晚。

老指导员1961年入伍，我们1968年当兵时，指导员已经是“老指导员”了。也不过才二十六七岁。

指导员虽然都二十六七岁了，但是还从来没有谈过女朋友没找过对象。

这个年龄，在现在看来，没有结婚，很正常。但是在那个年代里，绝对的“大龄青年”。

虽然老指导员不着急，但是上级领导为他着急，都是指导员了，还没有对象，怎么行？

指导员的对象，是当时我们团的李俊政委给介绍的。那时候的上级关心下级，是真的关心，是实实在在的。

李俊政委的爱人在安阳工厂里上班，和“小温”同一个单位，小温是单位里的医生。李政委爱人觉得小温不错，就想把她嫁到我们部队里。

李政委首先就想到了我们指导员。

政委让她爱人邀请小温到政委家里来玩；同时让值班室通知我们指导员几点几分赶到政委家里。

指导员从来还没到政委家里过，也不知道是什么任务什么事。指导员就衣帽整齐、扎着武装带、挎着手枪（当时干部出门都带手枪），在政委家的门口大声喊：“报告！”

指导员进到政委家里，政委在，姬中超副政委也在。姬副政委开玩笑说：“你带着手枪跑到政委家里干什么？”，一下子把我们指导员给问蒙了。

屋子里，政委爱人也在，小温也在。这样，我们指导员才有了女朋友。

我们当兵到部队时，指导员才刚结婚不久。部队在距离安阳市区60里的水冶镇许家沟驻扎时，我还没有见过小温。到1968年11月份连队搬到安阳大营房以后，见小温才多了起来。

那时候，我还是个从农村出来不久的新兵，啥礼貌啥规矩也不懂得，见了小温也不知道叫个姐姐叫个阿姨叫个嫂子的，甚至“阿姨”二字都还没听说过，“姐姐”“嫂子”又叫不出口来。指导员称她“小温”，我就跟着称呼她“小温”。

现在我虽然懂得一些礼数了，但姐姐嫂子的还是叫不出口，现在就还是随着老指导员，称呼嫂子为“老温”了。

11月19日上午，我们先到明德家看了水英以后，11点多钟，我、明德、更生到了老指导员家里。

老指导员和爱人老温特别高兴。老温焖了上等大米，煮了面条，做了许多菜；老指导员拿出了2001年8月8日出产、珍藏十八年的陈年白酒。

我们同老指导员夫妇，没有丝毫客套地共进了这一终生难忘的午餐。特别是吃了我河南老乡老温亲手做的河南口味的捞面条。

我们频频举杯，敬祝老指导员夫妇健康快乐，幸福美满。

注：老指导员的那些“隐私”，都是老指导员亲自告诉我的。不然，我个小小通信员，能够懂得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