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童年（二）

唐国众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就总是好回忆往事。有人说：这是人老了的表现，对此我基本趋于认同。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回忆可以让我们在记忆的长河里，重拾过去岁月中的那些曾经的美好。

1980年11月30日下午三四点钟，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奔赴军营，开始了长达16年的部队生活岁月。

一晃整整42年的光景，就这么匆匆地过去了。虽然现在老家那里，已经没有亲人在那儿生活了，可在我心里，那片故土就是我永恒的精神家园。在告别家乡整整42年的日子，发一篇记录的全是在老家这方土地上发生的事的文字，在我看来，这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儿。同时，也是以此纪念参军42周年。

　　我记得，1966（或1967）年，也就是家里盖完房子后的第一或第二年的春天，爸爸弄来了两棵锄杠那么粗细约三四米高的杨树苗。爸爸在距院子东南角五六米远的“杖子”（当时还没有院墙）外面，依东西排列的顺序挖了两个树坑。栽树那天，爸爸让哥哥和我一人扶一棵树苗，爸爸亲手培土浇水。当时房基地的界限可能不是特别明确，遂在几年后套院墙时，便将栽在当时还是在“杖子”外面的这两棵杨树套进了院子里头。可能是由于院子周边的土壤很适合杨树生长，所以这两棵杨树长得就特别茂盛，十来年后，就长成参天大树了，其中一棵还引来了喜鹊在树上筑巢。喜鹊那叽叽喳喳的叫声，为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许生机。

这是2011年5月21日上午在老家对面山上的一棵小松树下发现的鸟窝

我还记得，大概就是1967年盛夏的一天中午，我和二君与小英等伙伴们（按辈分我应管她俩叫姑）一起，在距离我家仅一百多米远的“前院”赵福新太姥爷和赵金平舅爷家院子里磨的周围玩得正兴时（当时正是倭瓜花开得正盛之时）。忽然，听到奶奶在大声喊我的名字，让我回家，可贪玩的我又不想回去。于是，我就用恳求的语气对太姥姥说：太姥姥你告诉我奶奶，就说我没在这。过了些日子后，太姥姥还是把这事当成“笑话”告诉了妈妈。

妈妈得知后并没有过多的责怪我，只是要求我以后不要撒谎，以免大人担心惦记，在日后漫长的生活岁月里，妈妈也曾多次向人提起过这件事，不过都是当作笑话说起的。

我还记得，约1967或1968年秋冬季节的一天，在“腰屋”大姑（后来成为了哥哥的岳母）和赵洪章二大伯两家的院子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和“磨米机”。那天，去那里磨米的以及看热闹的大人和孩子很多，拖拉机带动磨米机的“轰鸣”声，以及人们不得不提高嗓门的议论声，给这个本来安静的农家院带来了一丝现代生活的气息。不过，就是在此后的近十年间，加工米也还没有完全实现机械化。大约是到了七十年代末，人们才逐渐告别了使用“碾子”“伐熟米”的历史。

我还记得，1968年深秋的一天，放学后我和哥哥一起回家。那天，我们没有走“双号”屯子里的路，而是从“上店学校”后面刚刚割完的高粱地里操近道回家的。地里的“高粱茬子”有半尺高，从“茬子”的朝向可以判断，收割前那片高粱地一定是遭遇了大风，所以，还长在地里的“茬子”大都是“歪歪扭扭”的。哥哥因不小心，右小腿的前部内侧被锋利的“高粱茬子”扎了一个口子，出了不少血。过了段时间后，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儿，我和哥哥产生了点小矛盾，竟然指着哥哥腿上被“高粱茬子”扎的伤疤说“该”，这不是在往哥哥的伤口上撒盐吗。这一深藏在心底已有50多年的往事，我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过，可每当这件事再次从我的脑海掠过的瞬间，都还会让我有一种深深的自责。只是我还相信，哥哥是能够原谅那时还年幼的弟弟的不懂事儿。

我还记得，1968年隆冬的一天傍晚，我们屯迎来了来自沈阳的“下放户”高天如大伯一家。那天，我和妈妈是从胡家窝铺姥姥家赶回来的。我们娘俩走到公社大门口后，妈妈就直接回家去了，她可能是要把几天前就已经腾出来的东屋再收拾一下。我径直走进了公社大院看热闹。大院里，组织“下放户”分配工作的公社干部，以及前来接迎“下放户”的各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们正井然有序地忙碌着。“下放户”陆续到达，随到随分配随走，他们一家一辆大卡车。公社办公室正房跨度比较大，要比辽西普通的农家住宅大很多，仅窗前的屋檐就足有一米多宽，有数根柱子支撑。办公室西边那两间房子的窗前堆了很大一堆灌溉农田用的大号胶皮管子，由于人多不方便观看，我就爬到了那堆胶皮管子的顶上。傍晚，分配给我们屯子接收的高天如大伯家到了。我回到屯子时，家家户户都掌起了煤油灯，运送高天如大伯家的卡车，也是刚刚到达我家后院不大会儿。在生产队干部的组织下，社员们屋里屋外地忙得热热闹闹。有的帮着卸车搬东西；有的在外屋地那里帮助添柴火烧炕，乡亲们的热情，使高大伯一家倍感温暖。由于当时还没点上电灯，灶火坑里通红的火焰，把屋子映得比平时亮了许多。自打那天起，我们与高大伯两家朝夕相处了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直到1971年春天生产队给他们盖起了新房。

　　我还记得，1969年初春的一天放学后，那天轮我们组的同学值周打扫卫生。当时，我们坐的都是长条木质板凳，为了便于清扫，同学们放学时将板凳都抬放到课桌上面。将纸糊的窗户上扇都打开了，这样便于灰尘飘出窗外。由于地面是土质的，尽管同学们在清扫前往地面上洒了一些水，可是，清扫后还是飘起了不小的灰尘。这微微飘动的浮尘在夕阳的映照下，却为我们呈现出了一道别样的风景。这次打扫卫生的情景，成为了我在“上店小学”留下的最为难忘的记忆之一。

　　我还记得，大约是1969年盛夏的一天，我跟大人们一起到“对面山”脚下的“洋槐沟”割柴火。那时，我哪里会使用镰刀啊，结果没割上几把柴火，却把自己左手的食指割了个足有一公分长的口子，鲜血模糊了好几个手指，疼的我嚎啕大哭，记不得是哪位长辈很快就找来了“马蜂包”，为我止住了血。这次割柴火留下的伤疤，成为了我那天劳动的见证。

我还记得，1970年春节前两三天的一个上午，我在“下院”（是屯里人对相邻的赵金永和赵金亭两位老人家宅院的统称，也分别代指其中的一家）赵金永老人家排队等待“拉豆腐”的情景。屯子里只有几家有磨的，多数人家过年做豆腐都是在腊月二十三“小年”至二十八那几天（记得那时我曾多次和妈妈说，家家户户“做豆腐”咋都非得“挤”在临近“过年”那几天呢，如果匀乎到平时多好，还能“解解馋”。长大后，我渐渐明白了：其实，过年“做豆腐”也是属于家乡的“年俗”之一。不过，我们也不可否认，由于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还比较困难，也是不得不把做豆腐非要“挤”在年根底那几天的原因之一。现在乡亲们的生活都富裕了，人们早已不再把吃顿豆腐也当作是改善生活了）。有磨的几户人家天天都会迎来好几户“拉豆腐”的乡邻。那几天，有磨人家的房前屋后充满了欢声笑语，整个院子里都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妈妈挑着“豆彩子”领着我到那里时，大概已有三四户人家在那里排队了，妈妈让我在那儿排号等待，她就回家忙乎其他过年的事儿去了。我在那里等待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了爸爸从海南岛寄来的信（当时在大屯公社农业站工作的爸爸，正在广东省海南岛保亭县三道公社首弓大队与他的同行们执行为期七个月的育种任务），就是在这天，我才隐隐约约地了解了“信”的概念。爸爸在收信人处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写的本来是“家”字，由于是连笔字，我没能辨认出这个“家”字，误以为是“永”字了，所以，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把信拿回家后，哥哥告诉我那字是“家”，这时我这才恍然大悟。随后，哥哥就将爸爸的来信念给了妈妈听。

　　我还记得，1970年盛夏的一天，赵金相舅爷家后院东侧门外面的杏树下，围拢着不少人，有两位学校来的老师正在组织秋季入学报名登记。那天，赵洪生二叔的长女“纪春”正好适龄，也准备报名上学。当老师问她叫什么名字时，答曰：还没有大名。老师：“那小名”叫什么？答：叫“纪春”。老师：家里兄弟姐妹这辈儿的名字中间是哪个字？答：是“会”字。老师：那就叫“赵会春”吧。赵洪生二叔在屯子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文化人，他多年担任生产队会计，而且二叔还是挺有文艺细胞的。在他家，我多次听过他弹奏的歌曲《东方红》和电影《地道战》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他弹得是那么的投入，听得我也是无比的陶醉。可是，至今我都没弄明白，二叔怎么会忽视了给女儿起名字了呢。

我还记得，1971到1974年间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大约十来个伙伴们一起先是“藏猫猫”，后来又“钻”到了生产队后院的柴火垛那里，听赵福金三叔讲《林海雪原》的故事。那情景至今我都还历历在目，准确地说那天应该是腊月十五前后的一个夜晚。我们从生产队后院跳墙出来回家的时候已是半夜时分，皎洁月光下的村庄一片寂静，人们都早已酣睡入梦了。只是偶尔会听到几声狗叫，那是由于我们的说话和脚步声惊扰了“忠实”于主人的看家狗们。

　　我还记得，约1972到1974年间，那几年妈妈曾不止一次地用染料染过布，尤其是染完后的颜色近似“草绿色”的那块较厚的斜纹布料，更是让我终生难忘。1975年6月13日傍晚，我在自家院子里拍的那张人生的第一张照片，穿的那条裤子就是用妈妈那次染的布做的。而在拍摄这张照片之前，那条裤子我就已经穿了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开始穿的时候，每次洗都会掉色，直到一年后，才基本“定色”成了那种并不标准的“草绿色”。

　　我还记得，1972年哥哥高中毕业前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哥哥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山村巨变》，这篇写在32开小方格本上的作文，我读过好几遍。哥哥的作文里描写了生产队队长带领社员们，“战天斗地”“苦干实干”改变家乡面貌的奋斗历程。哥哥把作文里的那个小山村命名为“靠山屯”，他给这个“靠山屯”生产队队长起的名字叫“李洪奎”。我以为，哥哥的那篇作文写得很是有骨有肉，叙事清楚，人物描写得也很生动具体。记得后来那次是在东屋炕头收拾箱子时看到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和国安、国利两个弟弟玩“赶马车”游戏，即两个弟弟一前一后左右两只手分别握住一根高粱秸秆向前走，我在他俩的左侧当“赶大车”的“车老板子”，拿一根小树条当“鞭子”，模仿大人“赶车”玩。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1973年隆冬的一天，我们就是玩着这个“游戏”，去我家前面一里多远的“双号”屯老张大姑家（实际上，到那也只是停留了一小会儿就返回了）的。那天，我们是从已经“秋翻”过的梯田地里走去的，土坷垃挺多也很大特别不好走，幸亏我们谁都没把脚崴着。当时，我戴着一顶刚买不久的“古铜色”条绒布面料毡绒帽，那顶帽子陪伴我度过了五六个寒冷的冬天。 我还记得，在1973年以前屯子里只有两口井。一口是北沟老马家园子门口河沟沿边上的那口全屯子唯一的吃水井；另一口是河沟子“大水坑”边上赵金生和赵金兰舅爷两家及赵金相舅爷家菜园子墙外那口井，人们习惯地把这两口井边上的菜园子称为“水浇园子”。那时，屯子里的人们都很羡慕拥有“水浇园子”的人户家，即便是大旱之年，这井也足以能够满足浇园子之用水。每年春天，就是这两处菜园子里碧绿的小葱和鲜嫩的韭菜等先期吐绿的青菜，最早为我们这个小山村送来了春的讯息。

　　我还记得，约是1973或1974年初夏的一天，二姑给大娘（伯母）、二娘（伯母）和我们三家送来了二三十只小鸡仔。那天，这些欢蹦乱跳的小鸡仔都散放在二娘家的炕上，叽叽喳喳地叫着跑着。二姑“主持”分配，大娘、二娘都在场，记得还有几位姐妹弟弟们。妈妈可能是由于有其他事就没有过去，我就代替妈妈参与了那天小鸡的“分配”“认领”。大娘二娘都让着她们才只有十几岁的侄儿先“挑选”。于是，我就看哪只小鸡仔欢实就抓哪只，大概一家分了十来只。拿回家后，经过妈妈一个多月的精心饲养，小鸡们都长大了，我“挑来”的这近十只小鸡，都长出了漂亮的羽毛，有趣的是清一色都是公鸡，而“剩给”大娘二娘家的却总共只有两三只是公鸡。一段时间后，两个娘和妈妈曾提起“分鸡”的过程，并向妈妈讲述了我“挑选”鸡时的细节，她们都觉得挺好笑的。

　　我还记得，大约是1974或1975年的春天，爸爸曾经的同事何尔利大叔曾先后去过我家。其中一次是他在县农业局工作时，那年春天，他应该是下乡到药王庙检查指导春播工作，在公社农业站赵喜勤站长的陪同下，何尔利大叔专程到我家看望，妈妈为他们准备了午饭。何尔利（在改革开放之初任朝阳市农业局局长，后又升任辽宁省农业厅副厅长）大叔看到我利用挖空的倒悬挂在房梁下面的大半个萝卜养的蒜苗长势茁壮，且向下伸展着的萝卜茎叶长得又很鲜嫩，大叔对陪同他的赵喜勤叔叔连连夸奖，说我这“萝卜蒜苗”养得好。那天，何尔利大叔还随身带着一本画报（后来，我一直纳闷这画报与他从事的工作也没有什么联系啊），他带的不是《人民画报》，就是《解放军画报》，我已记不太清了。不过，画报里有一篇报道的内容就是介绍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以“险”而著称的华山（翻开画报的左侧页，上部约五分之三的版面是摄影照片，底部五分之二的版面是文字说明，后两页还配有几幅照片），这个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画报里刊登的华山风光摄影作品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反复地看了好几遍。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文字说明的第一句是这样描写的：“清晨的华山，云遮雾障”......何尔利大叔看到我爱不释手的样子，便说：“众头（他一直都这样称呼我），这本画报就留给你看吧”。我只顾高兴了，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其实，生长在农村那样一个环境里的我，肯定也没有想到说声谢谢。

我还记得，1974年正月，刚满13岁的我，第一次坐上了辽西“魏塔线”的火车，从甘家沟站上车，南桥站下车，大约三十左右公里的距离（当时，好像还不算正式通车）。在车上，我结识了一位与父亲同在大屯公社工作的叔叔，由于时间久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在大屯公社粮库工作，家是小德营子公社的，交流中得知他认识我父亲。在南桥站下车后，我和他一起步行了一段路后，大约又等了近一个小时的工夫，才转乘上从建昌开来驶向大屯方向的客运班车，车行驶了约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到达了大屯。那位叔叔对我这个小伙伴非常关照，我为自己第一次乘火车“出行”，就遇到了这么一位好心的叔叔真是特别的高兴。那时候，通信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所以，他没有和父亲打招呼，直接把我领到单位食堂吃了饭后，才将我送给了父亲。那次，我在父亲那里大约住了十来天的时间。所以我能确准这件事是1974年的正月，因为那年正值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当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开学时，我没能按时回来，就耽误了几天的课。我曾保存过一本“清华大学批判组”编写的“批林批孔材料”，这本材料就是那次我从父亲那里带回来的，有了这本“批判”用资料，也为班里开展“批判”活动提供了便利。

我还记得，1974或1975年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从北山“大沟”上来又走了约200米远处的“石混子”那里时，老张家大姥爷的二女儿（乳名张二）对马希武说：“你家马丫（乳名）当起歌员（即班里的文娱委员）了”。希武回头问妹妹：“丫啊，是吗”？“不是，是她（指张二）当起歌员了”，马丫告诉哥哥。当时，我就走在马希武的身旁。孩子们做了什么可以让人称道的好事儿，或者取得了什么成绩，总想让别人知道，甚至也很想得到人们的夸赞，却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就想出了以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让人知道，以达到内心满足的目的。这件小事，真实地反映了处于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最本真的内心所想，这才叫“天真无邪”的童年呢。

　　我还记得，在我上高中前的一两年时间里，我经常到距离我家一里多远的公社“采购站”和“兽医站”那里去看报纸，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都挺热情。1976年2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再次来华访问的消息，我就是在那里看《参考消息》报得知的。还隐约地记得报纸对尼克松来访的报道中，大致有这样的文字表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结束了北京的访问行程后，乘专机前往南国风光秀丽的桂林参观访问...”。那时，在农村获取外面信息的渠道是极其有限的。主要是靠听“有线广播”，即从公社广播站每天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以及晚上的《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中获知。如果再能够争取阅读到几份报纸，就如同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户。

　　我还记得，1977年初春的一天，在结束了一个寒假假期后，我们迎来了新学期。那天上午，阳光明媚，忽而旋风乍起，卷起了阵阵尘土。开学典礼仪式上，全校十几个班级约六七百名学生，列队在老师办公室与学校“广播室”前的操场上，每个班级两列纵队，依次整齐地排列着。典礼仪式上有一项议程，校领导通过广播宣布了上学期的“三好学生”名单，我荣幸地被评为了“三好学生”。典礼仪式结束后，回到班里时，班主任魏向东老师将“三好学生”奖状送给了我。

那天放学回到家里，我从书包里掏出奖状，高兴地向正在外屋地灶台前做饭的妈妈报告了这一消息。她听后露出了高兴的面容。但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好像并没有对我说什么鼓励之类的话，只是看了一眼奖状，就继续忙着做饭了。

　　我还记得，1977年初冬的一天放学回家路上，当我走到药王庙东南边通往城子屯那条路的“大土坎子”（城子屯人对那段路的专用称呼）那里时（我在坎下的路上走），遇见了本屯赵金荣大伯的长女赵淑华大姐（她大我六七岁，且已高中毕业有几年了）等人，她们走在土坎儿上边。有人问淑华大姐：“干啥去了”？“到公社复习去了”，大姐回答。恢复高考的决定刚刚传达不久，而彼时距离高考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公社就统一组织了一个“复习班”，好像就设在公社的大礼堂。赵金荣大伯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淑华大姐虽然没能考上，但几年后，大伯的次子和三女儿相继都考上了大学，成为屯子里最早的一家出了两名大学生的人家，这在八十年代的农村还是很鲜见的，很多乡亲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我还记得， 1977年初夏，药王庙公社小学总校和高中联合举办了一次“朗读比赛”， 14个大队的小学都选派了代表参赛，我表弟张印平代表“四新小学”参加了那次比赛。我的班主任魏向东老师和她爱人王福山老师，既是那次比赛的组织者，同时也是比赛的裁判。组委会安排我为参赛的学生作了示范朗读。我朗读的是毛岸青和邵华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个春天，回老家湖南时所写的散文《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朗读这篇散文也是魏老师亲自为我选定的。在我示范朗读前，两位老师和裁判组的其他老师，从发音到朗读技巧对我进行了专门指导。他们认真听了我的试读，当我朗读到“徘徊板仓小径，依恋韶山故园......万千思绪，随山移水转”时，他们示意让我停下来，他们觉得我把“随山移水转”这句读得太平淡了，没有读出抑扬顿挫的味道，缺少感情。王老师特别具体地指出：读“随山”“移水”“转”这几个词时，中间应该有小的停顿，语速放缓，读音应由弱渐强......比赛结束颁奖时，组委会将著名作家杨朔所著的一本小说《三千里江山》赠给我留作纪念，书的扉页上是这样写的：“赠给唐国众同学朗读比赛范读纪念”。由王福山老师用钢笔（蓝色墨水）书写，王老师的钢笔字端庄工整，清新秀丽，能够得到老师亲笔书写赠言的书，到今天都还让我觉得挺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