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玉竹

　　我的知青生活

（一）

在1969年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刚去世不久，我狠心抛下年迈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只身一人像­其他千千万万的知青一样到农村落户。我比异地知青幸运的是离家只有三公里，但是我比他们付出的艰辛却多得多。

我们的住房顶上盖的稻草，四周用泥土垒起来，我们叫土墙。一共三间房，中间一间大屋两个知青一人一半作厨房。大屋正中挖个洞，像囚室一样，只能一人过。洞的两边一人一间猪圈。猪圈上面做有阁楼放柴草。喂猪的时候一人先，一人后。我们的卧室在厨房的两边。同伴是城里人，和队长有亲戚关系。（队长是他亲舅舅的女婿）她每月要回城里住几天，没农活就回家。我则365天住知青房。同伴的卧室紧邻院子小路，我的紧邻一座女坟。女坟的主人和我一个姓。母亲安慰我说：“女儿，别怕，论辈分那是你姐，她会保佑你的。”我知道母亲的苦，就说：妈，你放心！我不怕！我胆大！我们的草房正面是队里的牛圈，牛圏右边是一条小路走大院的后面和临近队过路的地方。大院离我们住房十来米。离女坟十来米是坟场，叫生基嘴。（生基就是穷人死后买不起棺材，草草埋葬的地方。一般用石头，石头就地取材。）大院背后是一个人工堰塘，正好在队长家的后门。我们去了后才修的，原来是一块地。我们就在那洗衣服，淘猪草。夏天水清的时候，晚上约上队长娘子在那里洗澡。牛圈左边就是通往公路的小路。天旱没水就走远一点的池塘洗衣服，或者挑水回来边洗边等水。

天旱水井水不够用，要守着等水浸出来，一点一点的拿瓢舀。我们房子的后面就是水井。农民不愿等，气力好，就走几里路到渓沟挑水。同伴有时是队长叫副队长家的人帮她挑。

我吃水用水全靠自己挑。天旱严重的时候要走好几里地，到河沟去挑。我没劳动力，只好每天晚饭后守在井边等，半瓢半瓢的舀，等满一挑后又等，把瓦缸装满才睡。

我的卧室墙外挂一铁条当钟。队长家掌握上下班时间。有时公路对面的人过来等半天，队长说不出工，害得别人白跑一趟。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点家务，看一下书，不浪费时间。

遇上刮风下雨， 草房漏水，我只好找一不被雨淋的地方，扔上两个稻草，抱着被子，蜷缩一团睡到天明。这样的日子要碰上队长高兴，找人盖了才能结束。

我们的卧室实际是个大杂库。吃喝拉撒睡，看书写字，柴草豆糠，粮食衣物全在那间屋子。要说囚室，还有公共厕所。我们什么都没有，解便用粪罐，倒在猪圈粪池作有机肥。冬天不洗澡，因为猪圈太冷。夏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猪圈洗。洗脸洗脚在厨房。两个知青各自坐在自己门前边洗边聊。有时被队长听见了，还在大会上指桑骂槐的批评我们，说我们对共产党不满。

这就是我当知青的居住环境，如若不信，现在还能找出当年的痕迹！还有很多乡亲们都健在。队长已经作古，队长娘子和他的子女健在。

我的知青生活（二，夏天的一天）

噹噹噹……天还蒙蒙亮，破铁敲击声一响，我就两腿一蹬，来不及叠被子，穿上衣服，用梳子把短发梳两下，用冷水洗把脸，从门后扛起锄头，锁上房门就出工了。
早上空气好，由于没睡醒，走路跌跌撞撞的，哪有心思观赏乡村美景。我跟着一群社员走在中间。早上的露水太大，我们一个个到了劳动的地方裤管已湿，只好把裤管卷得高高的，赤着脚在玉米地锄草。没有队长在场的日子，大伙有说有笑，边做边聊。有了队长在，大家像哑巴，听他一人说话，拍马屁的偶尔应一两句。遇上队长高兴的日子，他还可以早点收工。如是不高兴吧，一点后才收呢。
早上队长在，收工比较早。我收工后匆匆喝下头天晚上煮的粥，忙着喂猪，有时打扫猪圈，等待出工。
大约八点，我们又出工了。上午是最难挨的日子，队长不在，12点多了还没收工。那时的太阳特别晒人。十点过后，太阳越升越高，脸上的汗水开始像珠子一颗一颗滑落，后来就像珠子断线似的不停往下滴。用衣袖擦一下，一会儿又冒出来。背上的衣服像洗过一样湿。湿衣服一会儿变干，干了又湿……。
那天队长不在，一点多钟了，广播早已停播，还没听见破钟的声音，人们不约而同地向我的住房望去，没有一点动静。（平常队长不在就是他家属或孩子打钟。他家属很少出工，喂队里的牛，养蚕，晒谷子……挣那些大头工分，他家五个小孩，两个大人做，一年还要收钱。那些一家两个小孩的都要补钱才能称口粮。副业搞得好的，有劳力的才能收钱。一个工分值三毛多还算高的。）大伙锄地从公路那边做到我们的房后。骄阳似火，饥，渴，累让人越来越受不了。有的社员干脆放下锄头，坐在锄把上抽烟。胆小的默默做着，锄几下又停一会。
我的同伴脸晒得通红，她有时还用草帽扇一下，我不习惯戴草帽，顶着太阳晒。那时也真傻，不知道找树荫遮阳。
同伴终于撑不住了，扛起锄头说：“人都晒死了！还不收工！我回去了，随便他怎么处理。”同伴边说边用草帽扇，也边走回家。社员们见她走了，先是一愣，随后也三三两两的收工回家。我胆小走在最后。
事后队长骂社员偷懒，说有人说了他的坏话。我不知是队长有了疑心，或队长娘子告了状，还是有人告密者？至今也不得而知队长为什么骂人。
中午，家家户户都睡午觉。而我狼吞虎咽已经发酸的粥，吃了饭，碗筷放在铁锅里，顶着烈日，去稻田打猪草。稻秧锋利的叶齿把我脸上，胳膊，腿上划出一道道血痕。脸上的血痕被汗水一浸，疼痛难忍，没办法，谁叫咱家穷。腿上的血腥招来蚂蝗。待到有知觉的时候抬腿一看，喝了人血的蚂蝗又肥又大，我用稻草叶一刮，哗啦啦，蚂蝗掉一地。刮掉蚂蝗又埋头找猪草。估计离出工不远了，我又赶回去洗碗，喂猪，等着下午出工。

下午收工后，我就赶紧回镇上母亲那里去挑一些饭店不要的洗碗水回来喂猪。我来回要走五公里路，赤着脚在石子路上走。那时的公路是石子和泥铺的，脚在石子上盯得我走路直跳。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利用晚上给我填鞋底，让我自己手工纳。鞋底做好后，母亲做鞋帮，然后找皮匠上好。布鞋不经穿，很快把底磨穿，母亲又帮我补鞋底。母亲给我补鞋底都补腻了。有时我空了就自己补。
晚上，没有丁点儿灯光，只有星光闪烁。院子里静悄悄的，劳累了一天的农民早已进入梦乡。我一个人在月光下砍猪草，煮猪食，煮晚饭和第二天吃的粥。忙完后才能洗澡，洗衣服。碰上天旱，还得找水，要挑两挑才能入睡。
当时的煤油要计划，有月光的晚上我们都不用灯，在月光下做事。只有喂猪看不见，非点灯不可。
这就是我当知青时夏天的一天生活。

　　　　我的知青生活（三，麦收季节）

夏天，麦子成熟了，沉甸甸的弯着腰，在微风中，在阳光下翻着金浪。

我的心情也像麦穗一样沉甸甸的，像压着巨石透不过起来。

麦收的活最难熬！当时我们队里的包工活不像别的队，只算面积，用拌桶（一种农具）搭，把麦粒挑回队里就行了。我们这个队既算面积，又要把你割的麦子挑回大院里，不然不给你算工分。我没有挑麦子的农具，要等别人不用的时候才能借。并且篮子高了挑不走，低的挑起不好走。我只有事前向有篮子的人说好，等他不用的时候我才用，他什么时候要，我就马上还。

我的同伴和队长家是亲戚，她不用操心借农具。并且队长安排他养蚕，拿高工分。我本来也想去，队长娘子说养蚕过敏，叫我不去。我也知道她的用意，不想与人争吵，就放弃了。

队长宣布收麦子了，大伙一窝蜂似的奔向自己早已选好的地方。他们选的地方离院坝近，产量低的麦地。我什么也不懂，只选离院坝近，地小一点的地方开始割。其实我选的地方是社员不要的地方。

麦收季节骄阳似火，脸上被晒得火辣辣的，汗水像断线的珍珠直往下掉。农民腰上捆一根白帕子揩汗水。我就只能用衣袖擦。因为麦芒刺人，我们都穿长袖上衣，那真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背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晒干，浸湿，晒干……身上的衣服留下一道道汗渍。

中午太阳当顶了，农民全家收工回家，我则回到院坝借农具，把上午割的麦子挑回院坝。割下的麦子要整整齐齐的放在篮子里，把篮子合拢捆好才能挑，否则麦子会掉地上。把麦子挑回也要放好，放乱了也会挨骂。我的力气小，一次不能挑太多，只有多挑几次。我在累，饿，渴中挣扎，终于一个人把上午割的麦子挑完。有时没挑完，看见别人出工，自己加快脚步挑完，把农具送到别人的地上。遇上好心人家，他不要我送还，自己来拿。

挑完麦子回到破草房，喝着头晚煮的粥，（尽管又酸又稀，）我还得边喝边喂猪，喂完后又赶紧出工，省得给人留口舌。估计自己能割多少，在估计的范围内就又少割一点，早点好借农具，不然天黑赶夜活。刚开始就赶夜活，后来的几年就好点了。

一天忙下来累得精疲力尽，真不想动，甚至不想活了。在绝望的时候，想到体弱多病而又年迈的母亲，一个十二岁的弟弟他们的孤立无助，特别是《牛虻》中的主人公亚瑟的经历，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咬紧牙，忍气吞声地活着。

麦子全部收回来后，队长选定时间在月光下搭。他家总动员，做简工（按平时做活那样算，评几成就是几分）），小孩工分由他说了算。有小孩的人家也跟着沾光。那些养蚕的也参加，挣双工分。若果队长娘子没养蚕，其他人就别想挣双工分。

麦子收完，我的心才如释重负，轻松下来。因为我不考虑借谁家的农具了，也不担心一人赶夜活了。

　　　　我的知青生活（四，收稻谷）

稻子成熟了，金灿灿，黄澄澄的稻穗笑弯了腰，十分惹人喜爱。

辛苦一年的农民就盼着稻子丰收，一人可以多分一点口粮。免得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山区借亲友的豌豆，蚕豆回来充饥。农民把那些借来的豆子磨成粉拌菜做糊吃。那真是粮食引路菜当家啊！借一斤粗粮要还一斤四两稻谷，真是很不划算。对缺粮户来说，能借到也不错了。

收稻谷也是包工，自由组合。同伴因为家境好一点，又是队长表妹，队长让她晒稻谷。她在院坝不出坡，只记秤，偶尔帮一下翻晒。她的工分是我的几倍。（她每月要回城里住几天，一年下来，工分还是比我高。但是养猪的肥料粮，那是实打实，自己挣得，她比不上我。我自己本身就是全队分粮最高的，没享受到政策照顾。为此，我的同伴还和队长大吵一架，结果还是没吃上最高全劳力的工分粮。他们也冷战了一段时间，还是同伴的母亲来调解后才好一点。同伴对此事还耿耿于怀。）

我只有和队里没人组合的男劳力一起。他们的工分比全劳力少一点。李哥入过朝，是战士，没巴结队长，只评9.5分。财神姓周，因有气管炎，只评6.5分，和我一样。妇女最高的是7分，我的同伴也是7分。

我们三人一组，重活由李哥做，财神给李哥搭手，我就负责割稻谷。天不亮就出工，他们先帮我割一会，然后我一人割，他们二人搭。我基本上能保证供应。大约八点钟，我们收工把搭下的稻谷挑回去，我只拿镰刀。过完秤，我们才回去吃饭。李哥要远一点，通常就是我在家等他来喊我一起出工。他们知道我一人事多，估计我做得差不多了才来喊我。我也很自觉，草草吃过饭，就抓紧时间喂猪，不让他们久等。有时我忙完了，就早点去上午没搭完的地方割。农民中午要睡午觉。我中午不睡午觉，忙完家务看一下书，有时抓紧时间去挑水，做好晚上的准备。有时回一趟家，挑点人或猪的必需品。有时母亲病了，自己趁这空挡回去看一下才放心。母亲有时也叫弟弟来给我煮饭。弟弟小，才十二三岁不愿意来。我为了不让母亲为难，告诉母亲自己行。弟弟不来就算了。

（ 农活太忙的时候，我提前把猪食准备好，请同伴帮我喂。同伴有时不用我喊就帮我喂了，我很感动。）

因为太阳大，下午四五点出工，但要做到天黑，在月光下还要做一会儿，要把那块田收完。如果不收完，剩一点，搬农具很麻烦。特别是拌桶，挡蓆，又重又不好拿起走。没力气的人扛不起拌桶。搭完一块田，就要搬动拌桶。在一块田搭拌桶就拖起走，两人同喊：“起！”，就各拖拌桶的一个耳朵，如果太重，就拖两个耳朵，脚在水田里向前走。

收一季稻谷只要一星期左右。我们三人配合默契，从不吵架。收稻谷虽然又苦又累，我们的工分比别人还是少了一些，但是我的心里却很高兴，因为我不受气！

我在农村五年，和李哥，财神轻松愉快的合作了四年。（第一年我是冬天去的）我至今还不忘他们的帮助。财神去世多年了，李哥健在。我偶尔会去看他们和乡亲。

　　　　我的知青生活（五，挖红苕）

（红苕是一种农作物。南方叫番薯，北方叫地瓜。我们这里一般秋后开始挖。立冬后挖的容易烂。所以要贮藏就提前挖，后挖的就喂猪。红苕的藤是猪的青食料，红苕加玉米面冬天给猪催肥。红苕藤的嫩尖是我们这里人喜欢吃的。城里的菜场经常有卖的，就像卖菜一样摆在摊位上。）
秋天，满山遍野的红苕藤铺了一地，那翠绿的叶子像碧玉遮住了泥土的缝隙。偶尔从叶柄冒出几朵紫色或白色的小花点缀着绿色的地毯。
红苕在中秋后开始挖了。现在有的农民为了种白菜，在农历七月开始挖了。那时我们队田多土少，红苕自然比别的队少些。先是隔三岔五的挖点，当天挖完当天就分红苕和苕藤。红苕按人头分，苕藤按肥料钱分。收工前把挖好的红苕倒在一起和匀（大小均匀），估计一人分几斤，保管掌秤，会计记账。我们还在挖的时候，我的同伴就加入分猪草队伍。他们一般三，四个人一边称苕藤，同伴写小纸条喊：xxx，你的猪草在这里，上面有你的名字。有时离远了，大家只找自己的姓名就知道是哪堆了。有时猪草少，离得远，同伴就给我带回来。我和同伴关系一直很好，现在我就喊她姐姐了。有时挖红苕收工晚，打起煤油灯照着分红苕。还得按院子的远近排队。分完红苕还得在黑夜背回家做饭，煮猪食……有时称完红苕还得去找苕藤，时间更晚。后来我见社员把分好的苕藤先放在背篓里，收工时就不用再找了。我也这么做，称好红苕就可以早点走了。

挖包工开始了，社员们都在事先看好的地里挖。他们知道哪块地的红苕少，可以少挑，多挣工分。我只选离院子近的。这样可以少走一些路，好借农具。我一人傻呼呼的在院子附近挖。谁知近的地方红苕藤特好，红苕不少，挖得慢，面积少，工分挣得少。别人挖远的地方，几挑就完事，工分挣得又多。
夜幕降临了，院子里闹嚷嚷人来人往。人们开始排队分红苕了，而我还在地里忙活。汗水遮住了眼睛用衣袖擦一下又继续做。我的同伴不停的叫我快点分红苕了，我难过的快要哭了。就在我欲哭无泪的时候，李哥一家大大小小的六口人来帮我的忙，帮我把红苕全部弄回去。李哥帮我挑，李嫂帮我背，孩子们用篮子提，最小的用手拿……

可怜表姐和她的小女儿，在我出来后，因病无钱治疗而离开了这个世界。
经过那次挖红苕后，李哥一家就教我以后要聪明点，看一下再挖。我对李哥一家更存感激之心，我和李嫂就认了表姐妹。我至今还和李哥家保持亲友关系。可惜我的表姐，她没享到福，他家儿子打工挣了钱，率先在队里盖起了平房，买起了大彩电。

虽然这么一件小事，李哥一家对我的帮助我却铭记于心。

我的知青生活（六，贮存猪草）

红苕将挖完了，苕藤越存越多。自留地的红苕一挖，苕藤就得存起来第二年没草的时候和忙的时候喂。

地里的红苕剩下不多了，队长为了照顾他家喂猪，就隔一天挖点。没挖红苕这天，队里不安派农活，自己安排。妇女割牛草，男孩拾狗粪。
我利用一天时间存猪草。我把要存的苕藤找出来放在一起，新鲜的要留一些喂，新鲜的又占空间。我把焉不拉几的苕藤砍成一寸长左右，在大簸箕里堆起像小山一样高了就开始发炉火。因为还要砍，烧炉子人可以继续做事。掏炉灰，磨刀，装猪草的东西……事先要做好，不然一个人一天做不完。
火发好了，把大锅放在上面，加好水（水不能太多，多了费煤，也不能太少，少了沾锅，因为苕藤有淀粉），把砍好的苕藤倒进锅里开始煮。在煮的时候又可以继续砍。煮开了用锅铲翻过面，把生苕藤翻下去一两分钟后，就把装苕藤的东西底部装一层刚砍好的，把锅里上面的，热气腾腾的半生不熟的打一层在生苕藤上面，再把生的又放一层。锅里没了，又看一下，水稍加一点，又继续煮。为了省时省煤，把红苕煮几根和苕藤一起，饿了，就把煮熟的红苕用手拿出来，剥掉皮就吃。有时有粥就喝一点，没有就喝白开水。
我一个人边砍边煮，一会儿弄火，一会儿加煤，一会儿翻……虽然是深秋，还是忙得满头大汗。等到猪草存好，喂完猪，已经是大半下午了。有时还要忙到晚上。
在下午已经存好的时候，看看天色还早，我就带上镰刀，背篓去坡上捡别人不要的苕鼻孔。（连接红苕处的老茎）

捡回来的红苕鼻孔，我把它砍得细细的，大约一，二厘米长，再煮得软软的，加点玉米糊来喂猪。在没有苕藤的日子里，很多时间是割青草喂。所以，在能存的时候我就多捡苕鼻孔，多存一点猪草。
一季红苕挖完，猪草存完，我的双手就像捡煤渣的手，又黑又粗，会把脸刮疼；用手摸布，会把布刮出纱线来。
贮存的苕藤经过发酵，留着来年喂的时候黄灿灿的，有一缕一缕的白丝，并且带着甜甜的苕香，大猪小猪都喜欢吃。
农民那种不煮的方法的苕藤会臭，用手去抓了，就是洗了，手也是臭的。所以我每年都喜欢一层生一层熟这种贮存法。
现在农民贮存猪草条件好，买个大塑料袋，把猪草装在里面，压得紧紧的，同样不会烂，开封的时候也是黄灿灿的。

我的知青生活（七，割牛草）

红苕挖得差不多了，农活减少了，妇女，半大的小孩也不准出工了，只有全劳力（每天评十分的人）做一天休几天。这时队长就安排割牛草，每一百斤40分工分，夏天只有七分，有时五分。
为了赶早，我天不亮就起床，把红苕砍了的放锅底，放几根没砍的，用大的搪瓷盅装好米，加上水，再用一个大碗把盅盖好，上面加红苕藤，再掺水。准备工作做好了，才发火烧风箱灶。灶膛要提前掏干净，免得耽误时间。火发燃了，我就一手拉风箱，一手加煤。加煤这只手有时就用来翻书。因为一锅猪食要煮很久，锅里还有人吃一天的饭。那时用煤油灯，偶尔借到一本好书，就只有在煮猪食和晚上才有时间看。人坐在灶前，把书放在双膝上，灯放在灶台上。一锅猪食煮好天才开始亮。这时就把煮好的猪食和着玉米糊和水，匆匆喂猪。在喂猪的同时就把没砍的红苕选出来吃，猪喂好了，人也吃的差不多了，再把锅底的饭端出来，白米饭成了黑米饭。那盅饭放在卧室里，还不能吃，留着中午和晚上吃。收拾完毕就去割牛草。
冬天的牛草不好割，就是走十几里路，两三点钟才回来，最都多的也只能割三四十斤，而我只能割二十几斤。走远路的人，也是偶而去一次。有时候我一人赶不上他们的时间，就只好在附近割。附近草少，割的人多，草长不赢。我本身没经验，老老实实的一颗一颗地挑，自己以为干净。那些农民的孩子在坡上玩，玩够了，用薄镰像铲土一样，一会儿就铲了一背篓。

到了下午称草的时候，队长娘子叫把草倒在一个大灰筛里，泥土细的往下掉，大的用手选，那些连着根的泥土没法选，就过秤。那些孩子都比我多。我辛苦了大半天，筛子下掉些，一称，只有几斤草，还不够一天的杂工分。我一天的杂工分是6.5分，同伴是7分。那时一天出三次工，（早上，上午，下午）那五年，我也忍受过来了。
队长借此事在社员大会上指桑骂槐了：有的人天晴怕太阳晒，落雨怕打湿鞋（hai)。又因同伴和他吵了架，他家大人小孩见了我就横眉瞪眼的，以为我是教唆犯。我当时真想以死来反抗。同伴安慰我，母亲鼓励我，亚瑟激励我，（亚瑟是小说《牛虻》中的主人公）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我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总有出头之日！
在以后割草的日子里，我选择了捡狗粪来挣工分，让队长无话可说了。

　　我的知青生活（八，捡狗粪）

农闲没活干，队里安排每人每天割三五斤草，不准多。像我们知青就是两天任务合一起，也只有1.2分，没有一个早晨的工分。况且割草我也笨，只有选择捡狗粪划算。

捡狗粪也要学经验，不然一天也捡不到两斤，也不够杂工分。同伴怕人笑话女的捡狗粪，走出屋门口就回家了。我硬着头皮，走出院子到处找狗粪。因为没有经验，找不到狗粪，我只好在临近的院附近的竹林转，捡竹林里的鸡粪和小猪粪，偶尔有一堆狗粪。附近的人认识我，同情我，还指点我哪里有小猪粪。捡了半天回来，还行，比割草的分高。于是我约同院的男孩，叫他带我一起去捡狗粪。
我头天晚上做好出远门的准备。第二天天不亮起床，我在朦胧中把猪喂了，去找捡狗粪的伙伴。伙伴们四五个人一走出院子就东西南北各奔一方。没办法，我抓住最小的伙伴，紧紧跟在他后面。这个伙伴告诉我狗粪要在坟堆多的地方才有。于是我就独自走一方了。那时穿的是布鞋，露水打湿了容易沾上泥土。泥土厚了鞋很重，干脆就打赤脚。打赤脚也容易被硬物刺痛。没办法，谁叫咱家穷！大约走了十来里路，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公社的地界了，看看天色也差不多了，我就一路往回捡，回来别人早已吃过午饭。回来一称，居然比一天的工分还多。这样吃了午饭，喂好猪，下午可以在附近院子转。有时还可以自己安排打猪草，打理个人卫生，种自留地，有时回母亲那里拿回母亲买好的菜苗，挑粪回来种菜……
逐渐有了捡狗粪的经验后，我可以独立进行了，不用那么早去喊别人，自己合理安排时间。不管刮风下雨，只要队里没活，我就去捡狗粪，不割草了。我经常挑着捡狗粪的筐子从区公所和乡政府门前经过，让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女知青在捡狗粪。
由于我的勤劳，一年结算的时候，我的工分和肥料粮，居然是全队最高的。当时国家有政策，知青要吃全劳力最高的工分粮。我的工分不高，但是肥料粮是最高的。自然成了队里最高分粮户。我们没享受到分最高工分粮的优惠政策，为此，同伴又和队长吵了架。队长又记我一笔，但是他对我无可奈何，因为我的表现已经赢得了群众的美誉。

我的知青生活（九.挑公粮）

稻子收完晒干放进保管室，把口粮和工分粮称一部分，就等候上级的通知送公粮。
交公粮要送到离队里十几里远的区粮站。区粮站离河边近，有的队就用船装。我们则要靠人工挑。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穷家也穷，农村都是以步代车，只有极少的在城里上班的人有一辆旧自行车。多数步行几十里回家，更不要说我们送公粮了。买米买煤都是肩挑背磨。人们还没有单车这个概念。我们小时候叫单车是洋马儿，大了叫自行车，到了八十年代去广州才知道叫单车。
要送公粮了，队长头天收工时告诉，有时临时通知。送公粮一般上午就安排人把谷子从保管室挑出来晒。大约十二点左右，晒的人就开始用风车车（北方叫扬尘）。他们边车就边装进自己带来的箩筐里，等自己家的人吃过饭来早点挑起走，好走第二次。我要喂猪，就在本院子排队，有时忙不过来。同伴就帮我，她不去，管记账，和全劳力一样挣工分。同伴就把我的小箩筐带去给我装好，我去了才过秤。
我第一次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经常回母亲那里挑水挑煤，锻炼得好，挑过七八十斤没问题。我就称了七十斤，连同箩筐一共有七十六斤。大约两点，我挑起谷子和社员一起出发。为了赶上他们，我像小跑一样，扁担在肩上不停地来回换着。汗水从额前掉下也顾不上擦。我又比一般人喜欢出汗，汗水快挡住视线了，我才用袖子擦一下，总之脚不停下。挑粮要走一段公路，那石子顶着赤脚，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就像扭秧歌似的。公路走完走小路，小路泥块没石子硬，要好走一点。走完小路，来到普悬岩的一棵大榕树下，大榕树四周大约有两三平米的石坝子，还有条石。平时赶集的人就喜欢在这儿歇脚，因为榕树下是一个长长的陡坡，并且是很窄的石板路，让路要侧着身子。我气喘吁吁，放下担子歇气。我那是第一次挑粮。不知离粮站有好远，问同行的说走了一半。他们不歇气，像接力赛一样，一家三人挑四担或五担。眼看人们过得差不多了，我也只好挑起担子追赶他们。下坡的时候，一颗心悬到嗓子眼了，害怕摔下去。下完坡，心里一下轻松了，脚下的石板路走起来凉嗖嗖的，很舒服。颤悠悠的扁担和着脚步，还挺有节奏的……
到了粮站，交公粮处人山人海，空箩筐堆积如小山。粮站的工作人员沿着队伍看谷子的成色，打等级……我们排着长龙等。检查完了，我们把稻谷倒进粮站的大箩筐，好统一过秤算净重。我们把稻谷倒进粮站的箩筐就没事了，队长叫几个人留下结账。我们回到家已经夕照漫天。那些结账的回家已经掌灯了。
在以后挑粮的日子里，我就少挑十斤，少挣几厘工分，随着挑粮的队伍一起到区粮站，不用歇气了。

我的知青生活（十.卖肥猪）

辛苦一年的猪喂肥了，按当时的政策不能私宰，自己只能吃一半。由于家穷，母亲决定卖大的，小的自己吃一半。

头天晚上弟弟就到我这住，准备第二天和我一起去卖肥猪。区食品站收活猪的地方也在河边，比粮站还远。我和弟弟半夜就起床煮饭，弄猪食。姐弟俩轮流吃饭，喂猪。

那头荣昌白猪很乖，全身没一根杂毛。平时吃饱了就睡，不乱拉屎尿。有时人去拿柴煮饭，它就昂头看一下，偶尔叫两声。即使饿了，它也只轻轻的哼两声，从不翻圈，不像院子有的猪翻出来满院乱跑。我有时收工回来听见猪叫，看见猪走到圈门边就走过去对它说：别叫，人还没吃。人吃了再喂你，它就乖乖地走回窝里睡了。弟弟也喜欢那头白猪，还给它洗过热水澡。

卖的猪不能喂得太饱，太饱食品站不收。我们只喂了半面盆就送猪了。弟弟给猪套好绳子在前边拉，边走边唤：啰啰，猪儿啰啰……我在后边用响杆（竹子砸破，抖动发出响声）赶。边赶边说：啰啰乖乖，去赶街街（gai)……那只猪一点也没要我们姐弟俩操心，不慌不忙的慢慢地走着。农民卖猪遇上不走的，要找人抬，猪还要大声叫，好象说：我不去……已经过了普悬岩，猪不走了，弟弟说：姐姐，歇会儿，等猪休息一下再走。我们休息了一会，姐弟俩又边拉猪边说：啰啰，走了，还没到呢。猪儿慢慢站起，甩甩尾巴又上路了。到了镇上，我去问路，食品站饲养场往哪走？街上的人见过我捡狗粪，热情的给我指路，并说：看人家知青才能干，送肥猪了。

到了饲养场，大约十点钟了，收猪的老头把白猪肚子抹了抹，问我们喂的什么。我们姐弟俩老老实实的说是玉米加红苕糊。老头把猪放进空圈里，说等会称。别人后来的猪都称了，老头不给我们称。下午老头睡了午觉懒洋洋起来，还是不给我称。我哭着求他，说我们两姐弟还没吃午饭，我们回家还要走十二里路，老头还是不给我们称。直到猪拉了大小便，鬼老头才给我们过秤，差两斤翻一个等级，少几块钱收入。

姐弟俩拿着卖猪的钱高兴不起来，匆匆赶回母亲家里。我把卖猪的钱交给母亲，边哭边说卖猪的经过。弟弟又对母亲说：“妈妈，姐姐在那里也哭了的。”母亲安慰我说：“女儿，莫哭了！你哭了猪儿，猪儿会变人去了。”妈妈一边劝我，一边叫我吃饭。我一边抽泣，一边说“吃不下……”

经过那次卖肥猪，我以后喂的猪就没卖活猪了。每年送到当地镇上食品站宰杀，自己吃一半，不用那么辛苦和难受了。每年宰杀年猪时一家三口团聚两天，其乐融融。

　　　　我的知青生活（十一最快乐的时光——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日子）

一年后，有关系和有经济实力，家长是国企大单位的知青开始返城了，农村干部的亲友子女顶替知青名额也充实了财贸队伍。两年后，陆续有了招工指标。我的同伴眼见无望了，自己想办法进了氮肥厂。队长把同伴的卧室用来喂牛，同伴的猪圈他私人喂猪。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安分守己，坚持捡狗粪，喂猪，做农活，等待上学的机会。那时政治运动多，遇上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队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个知青必须参加，另外还有一些回乡青年（家住农村的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学生）我和临队的团支委芳芳很近，我经常和她一起去回。
每天上午收工后，我就忙着煮饭，喂猪，收拾好就约芳芳一起去大队办公室排练节目。不管下午队里有没有活干，我可以评一个下午的工分。我下午去得比较早，很多人没来，离办公室近的知青还没吃饭。芳芳就带我去他们家玩。芳芳很熟悉每个知青住地。那些知青没喂猪，家里收拾得干净利落，并且还有书架。我就选书看，没看完就借回家，没练节目时我也看。我当时看的是《杰克·伦敦传》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队友见我看书就说我，你一天看书啊！你们队长说你看黄色书籍哟，你要注意点。我从队友的话中才知道队长背地里坏我。我们当时排练的时候有工作组的干部，他翻了我看的书，没说什么就把书还给我了。
演出前几天，我们得排练整天。下午比社员收工时间稍早，我就可以做别的事了。
我们演出时在每个队的大院子。那时文娱生活差，人们一听说有演出，男女老少很早就在院子安好凳子等着。看完了打着煤油火把回家。（那时的煤油是要计划的，一家人一个月只有250克，我们知青一个人也算一户。）
在演出时，我就更忙了，下午排练完就得回家做晚饭，喂猪。准备第二天的猪食。做好这一切已经暮色降临，匆匆赶到大队办公室化妆，做好演出准备。有时是大队团支书带我们到演出的院子化妆。所谓化妆，也不过是搽点胭脂而已。那时演出晚上来回要走十几里路，我一点儿也不感到累。演出结束，队里请我们加餐——粥下蚕豆。看着人们热情地给我们盛饭，我非常感动。
那段日子虽然忙忙碌碌，但是和同龄人在一起唱歌跳舞，有书看，有工分挣，那是我当知青最快乐的时光！

我的知青生活（十二，考试与推荐）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在农村生活了五年。返城的，参军的，有关系的都走得差不多了，像我这种势单力薄的弱女子，只有等待。等待虽然漫长，但也充满了希望。

大约是七三年的五月，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的好友玲玲告诉我，要恢复考试制度了，快复习功课。玲玲母亲是中学老师，她给我找来复习资料我们一起做作业。下午去找我们大队教初中的民办老师讲数学，没给代价的。后来招生简章下来了，玲玲一看十六字方针，她放弃了。因为十六字方针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择优录取。”那领导批准就难了，因为她的父亲是国民党飞行部队的教官，部队起义时纳入了解放军编制，虽然父母离了婚，但是当时的政审她难过关。我把猪卖了，信心十足的迎接考试，还到她家里住了几天。

考试到了，我们在县中学入考。玲玲也参加了，因为只要报了名的都可以。当时和我同龄的人有的见要考试，很多都放弃了。公社领导叫我考大专，我想到自己的实力，考中专有把握些，玲玲和我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在小学是好朋友，成绩也很好，所以我们没放弃考试的机会。

那天排好队进考场前，我突然发晕，玲玲把我扶住才没倒下，她一直陪着我。（这就是我后来的美尼尔氏综合症。）我当时想吐，吐不出来。别人进考场了，我醒过来看见玲玲还在我的身边，我有气无力地祈求她快进考场，她却一动不动。我知道我们的机会来之不易，我快要哭了，她还是不走。后来一位考场老师来了，才强迫她离开。

玲玲走了后，考场医生在我喉咙里搅拌，我吐了，心里才好起来。我刚走进考场，别人已经开始做了。监考老师问我能否坚持，不能坚持就不做。我想贫下中农推荐我来考，不能给他们丢脸，自己的机会也来之不易，我就微笑着回答行。做了一会语文题，我又发晕，出冷汗，心里一阵难受。我只好在桌子上趴着。一会儿，医生让服务的学生给我送来了糖水。我喝下糖水又继续战斗了。县文教局的副局长听说此事，也来看望我，这让我很感动，这也是我一身中受到的最高领导的问候。

我那时虽然病了，但是我对当时的语文考试来说是得心应手。我比别人后做先完成，检查了三遍还没人交卷。我第一个交卷，我很满意自己的答卷。因为那是开卷考试，很多题是活的，都和《实践论》里的宗旨有关，我自己有亲身经历，农村抛粮下种的季节我都知道。我记得当时的作文题有三个，任选一题。我选的是：《广阔天地炼红心》。那时喜欢用毛主席语录，我的开头用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条，结尾用的是中国就像一张白纸，我们要在上面绘最新最美的图画那段。后来进了师范，我才知道这是首尾相应的写作方法。

考完后本以为万事大吉，谁知出来一个“反潮流”的“张铁生”，他推翻了考试制度。与其说是他推翻，还不如说是被“四人帮”利用。走关系的又开始了，一批批大中专生走了。我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没有录取，去成都找省革委要说法，告御状。当时县里准备除我名的时候，公社党委迫于群众舆论的压力和知青工作的展开，对上级说好话，说我是党委树的标，如果被砍，他们以后不好做工作。我听一位在公社做饭的老表告诉我妈，我妈告诉我，我只好去找玲玲的母亲。玲玲的母亲带我去见了当时在文教局工作的人，她问我为什么不早点说，我说我也是才知道的。无奈，那时往返于家与城里之间等通知都是步行。……

听说通知书发现来了，我立刻从城里步行几十里路赶到公社，见公社党委刘书记微笑着坐在门口的长板凳上，我一开口他就说有你，笑咪咪的把通知书给我，我才回家吃午饭。

其实我家就住公社隔壁，也就是邻居。我家的情况和我的表现他们是有目共睹的。也可能是这个有利条件，我出席县第五次，江津地区首次团代会和上“五四光荣榜 ”，上师范，都是党委研究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

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的知青生活结束了，我的人生道路有了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