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蒙恬墓转个圈

江渚翁

　　正宁有蒙恬墓，位于今天永正乡的友好村。为了这个久久郁结于心的大秦将军，我走了一遭。村民告诉我：“看不到了，没了。县上前两年立了个碑，新的。”又一次强调：“早就没了。”

冬日的阳光有些吝啬，脸色惨白。但是对于依墙而坐一排老人们，却要大度一些，暖暖的。那稍嫌凛冽的，在山谷和平原上颇为张狂的寒风，也识趣地避开了。

“墓大的很！”老人伸开双臂比画“有五六亩大的地盘，三四丈高，楸树、杨树柳树望天高，多的很。五八年炼钢铁的时候，先把墓园里的杨树柳树伐了，后来，两个人搂不住的大楸树也伐完了，炼钢铁了，可惜的很。”

“后来，生产队饲养室挖了十几年衬圈土，平了。……地盘这几年都盖了房了”。

历史的披风抚平了太多的坟场，再也正常不过。即使秦始皇的骊山依然矗立在那里。但是，两千多年以来，有多少人惦记着开挖，而被开挖一定是历史早就注定的结局。如果秦始皇地下有知，这两千多年里，他一定也尝够了他曾经强加于别人的提心吊胆的滋味。

据我所知，蒙恬的墓有四座。陕北绥德，关中咸阳，山西代县，而另外一处就是正宁永正。一尸四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我查过资料，这些个墓的记载都是在蒙恬死后的八九百年以后陆续出现的。

蒙恬先是被“系于阳周”（相当于今天的隔离审查）。阳周是正宁的故称，属宁州（今天的宁县正宁县）。后又被赐鸩酒毒死。我想，在赵高李斯秦二世着急着擦干屁股的档口，是不大可能对蒙恬的尸体做异地处理的。那么，正宁的这座最有可能。

“ 咱们这里对蒙恬怎么看？”我把一盒香烟逐次散发给每一个老人。

“蒙恬造的毛笔……。”看来对文明的传播贡献是有生命力的。

“修长城来，死的的人太多了，孟姜女哭长城，把八百里哭倒了。”——老百姓不读史书，但记得住苦难。

“被奸臣害死的，奸臣埋蒙恬的时候害怕老天爷看见，是面目朝下埋的。”——自古奸臣害忠良戏剧价值观。

这就是历史的余音，缭绕在两千多个春夏秋冬的轮回里。

“咱们这里以往，比如旧社会，祭拜蒙恬不？”我问。

一阵沉默。一个年龄最大的说：“那是冤死的，旧社会那时候，我们小，玩耍都躲开，凶死鬼，没人去。”我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历史上冤死的人太多了，冤死的人死后必不甘心，人鬼相亲，不吉利！

我能够理解老人们敬而远之的情感。我也懒得去瞅一眼那新近立起的石碑了，只好把目光移转到典籍的博物馆里，自顾查看一番。

一种是否定批评论，来自司马迁和杨雄两位史学巨擘。司马迁说：“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幼，务修众庶之和，而随意兴功。此其兄弟被诛，不亦宜乎？”

很显然，司马迁既考虑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体恤黎民百姓。对蒙恬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去强谏秦始皇，阻止秦暴是批判的。

杨雄说蒙恬筑长城修直道“力不足而死有余”。有草菅人命之嫌。

司马迁写《史记》的宗旨是“纠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蒙恬的评价也完全符合他的史学观。他和杨雄的观点，也被史学界和主流社会广泛认同。

还有一种声音，是从《史记》里记载的蒙恬临终遗言摘出来，被曹操强调而具有广泛传播的声音。蒙恬临终遗言：“今臣将军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溿。然自知必死而守义，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我今天掌握着三十万大军，虽然被软禁，但是仍然可以背叛。我虽明知必死，而坚守大义。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也不敢忘却皇上。

慨而慷的死节之臣“自知必死而守义”。曹操对蒙恬是坚决的肯定。

我读过一篇朋友推荐的某教授写的长文，他反对司马迁的观点，把司马迁的观点归类为传统统治阶级的观点，然后加以批判。

他说：蒙恬功勋卓著，不仅在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有破楚（灭楚之功首在王翦，蒙恬有配合之功）平齐（齐是不战而降）之功。有北击匈奴之功，有修秦直道之功……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尤其北击匈奴和修筑长城和秦直道都是伟大的固边行动。总之，蒙恬是民族英雄，后来人们修建陵墓，是人民群众对英雄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怀念。

读后哑然。司马迁以天下苍生的生存为价值坐标，对蒙恬置以批评之词，怎么就成了反动的统治阶级观点了？显然，这种逻辑和说黑暗一定是阳光制造的一样荒谬。秦王朝置战后满目疮痍，民生凋敝于不顾，而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怎么就英明正确了？突然想起毛泽东抗战时期在延安的那句话：“让我们爱谁的国？爱蒋介石的国吗？”。那么，这个教授显然是要人民去爱秦始皇的个人的国，而不是天下苍生芸芸众生的国。那一个只属于帝王一人家的国，凭什么要无数百姓用家破人亡，用生命去爱呢？荒谬！

司马迁的价值观遭到批评，当然不仅仅是一些人价值坐标的错位。更多是对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数百年战争等丰功伟绩的迷之自信。

从周室一百七十余国走到只有七国争雄怎么就不是我们民族走在统一的路上？

设郡县，夺诸侯同镶共治为一人独裁就会消灭战争？集体领导在华夏土地怎么就连想一想，试一试的机会都没有呢？后来，既然“祖龙虽死魂犹在，千年皆行秦政法”。为何血流成河的王朝更替似走马换盏？为何连少有的几十年的太平都会被珍惜为“盛世”？

秦王朝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能力极大的强化，对整个社会盘剥汲取能力的极大提升，怎么就成了万民之福？这和“好好干，哥明年给你娶个嫂子”的玩笑有区别吗？

在今天许多给秦始皇唱歌的人中，秦始皇的又一个“德政”是不杀功臣。功臣该杀吗？不杀就该感恩戴德吗？这岂止是跪地不起，已经是完全的人格丧失了。

他不杀老百姓吗？当数百万民夫必须按约定时间赶到秦陵工地、阿房宫工地……秦直道工地。否则就杀头时，为什么置云云众生死生于选择性失忆？

其实这种失忆正是独裁者和没有了操守的知识分子的悲哀。因为，那些权杖下匍匐在地，身如筛糠的顺民，一有机会立即会毫不犹豫地反手一刀。这样的戏剧在王朝更替里已经演绎的毫无新意了。但他们仍然选择性失忆，选择性看不见。

我们把时间的镜头后移至十八世纪的乾隆年间。英国外交大臣马嘎尔尼率队造访天朝上国，在海宁迷路，需要官方派出向导。当地官员立即命令衙役从街上抓来数人跪于堂下。经过简单询问，选定了两个倒霉蛋。尽管他们磕头如捣蒜，祷告家里有生意和老人孩子需要照顾。但是官员置之不理，必须无偿当差。如不从命，就是板子伺候。

这一幕在中国官员和百姓看来，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情景，令英国使团目瞪口呆，不可思议。这不应该是招募，签合同，掏钱付报酬，你情我愿的合作吗？

然而，大清官员的威严虽然恐吓了“顺民”，却给英国人提了醒。五十年以后的1840年，当时随团的副使的儿子，在是否武力对付大清国的议会讨论中发言，就举了这个例子，他断定中国的老百姓不会支持这个独裁王朝。果然，在鸦片战争中，中国老百姓非常乐意隔岸观火，津津有味地远观这场前所未有的打架……。再过六十年，八国联军，区区不足万人，从天津大沽口一路长驱直入。他们的大炮和给养就是躺在老百姓的独轮车上到达北京的，他们进攻的云梯是百姓扶的，他们的进攻路线是百姓带领的……。因为大清国是爱新觉罗家的，和我们何干？因为八国联军给报酬，中国的老百姓什么时间从当权者手里拿过报酬？什么时间被当做过人？

这是报应！

把肉体轻易交给集权已经很悲哀了，而把思想和精神也双手呈上，那你不做奴隶谁做奴隶？当然，把思想和精神跪地双手呈上，也许会换得半碗羹粥。

漫长的集权专制，使所有的国人都以帝王家的利益为利益，以帝王家的价值为价值。唯独没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在这种极端的皇权体制中。官员们那怕是朝庭重臣，也只能做大秘书，而不能做政治家。这些人可以有才干，有智慧，有风度。但是不能有立场，不能有操守，不能有底线。

做为一个有着高级职务和很大权力的人，当他对秦始皇横征暴敛，劳民伤财，恶意兴兵的暴行，不但不置一词，而是俯首听命，全力配合时，他已经失去了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政治家必须的底线时。就放弃了政治家的操守，已经沦落为皇权的一枚奴才了。既然如此，他活着，也不过换个新主的奴才，继续地不会为苍生百姓说话，继续地作为秦王朝徭役横作，鱼肉百姓的帮凶。因此，他活着，是一条政治的行尸走肉；他死了，也只是是肉体生命的结束。

人们对于蒙恬是惋惜的，但是这惋惜来自于对秦王朝巍峨大厦，瞬间倾塌的错愕，来自于对阉人赵高和秦二世残暴和无能的叹息。人们一直在直觉里天真地认为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一定会比胡亥要好。可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怎敢那么肯定？

杨广夺权落下了千古昏君的骂名，但事实上，未夺权时，他的确是最出色的皇子。李世明夺权落下了千古英名，而他和他的长兄李建成在政治才干上的确难分伯仲。

言及于此，我想再一次表达我对那些预设立场的“学术研究”的深度厌恶和反感。我也再一次对那些浅薄的带有民粹倾向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反感和反对。

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王朝秦王朝 ，从问鼎中原，囊括四海，到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仅仅十四年时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他横扫六合，风卷残云的气势是如此令人措手不及；而大夏倾覆，烟消云散的结局，也是如此地叫人目不暇接，难以置信。

赵高是罪人！李斯是罪人!秦二世也是当然的罪人！……。那么，据说扶苏也够聪明，也够敦厚。而蒙恬不仅足够忠诚，并且文可安邦，武足定国……。那么这实在确确实实的就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导致了一个伟大王朝的灭亡。

真是这样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妨做进一步的探寻：

赵高何以在高高的庙堂上敢“指鹿为马”？如果不是一人独裁的私权体制？

如果没有李斯在赵高的“晓以利害”的威胁中沦为帮凶，单单一个赵高肯定难以成事。但是，李斯为什么就接受了威胁？因为赵高说得对，李斯也非常明白：皇权是最自私的独裁之权，必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如果国家领导人不是靠继承而是靠选举呢？

那些今天依然操持着《水浒传》里只反贪官，不反皇上思维的多么近视又好笑。

两年以后，李斯和儿子被带到刑场时，问儿子：“我们回到老家，带着细狗去田野撵兔还有可能吗？”这一幕和他的前辈商鞅的结局何其雷同？

商鞅在走投无路时哀叹自己“作法自毙”。一语成谶，竟成了法家代表人物共同的宿命。吴起死于乱箭，商鞅死于车裂，韩非子死于鸩酒，李斯最惨，被“具五刑”（面刻字、割鼻、断足、腰斩、炖肉）而死，并夷三族。为了独裁体制殚精竭虑，做出划时代贡献的代表人物都死了！他们只是报应来的太快——现世报。

公权不可以私有，一旦私有必定没有安全的人，不仅百姓时时刻刻处在待宰杀待盘剥的境遇，那些“功臣”们何尝不是伴君如伴虎，日日如履薄冰呢？而帝王呢？骨肉相残的宫廷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天空下不停刷屏。

两千多年过去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时间即便是一根细细银针，也该划破专治独裁的天空了罢？

蒙恬的四个墓都出现在蒙恬工作和战斗的地方。他的墓一定不是老百姓自发建设用以怀念的。贫穷的老百姓没有官员的组织，没有人愿意去花那么大代价，去构筑那么大的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土堆的。所以，那些动辄用人民说话的，请不要什么事都动辄冠以“人民的民意”。

相反，被曹操引用的那句“自知必死而守义”。是蒙恬无奈的真心话，因为他无条件地服从于秦始皇（他不知秦始皇已死）。也是司马迁的，因为在司马迁儒家思想的价值观里，“守义”是大于生死的。曹操的引用和感慨，则更多的是政治考量。他被诸侯骂做“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被指控“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他虽称魏王，却至死不称帝。

“守义”既来自曹操的政治需要，政治旗帜（匡扶汉室）的正统性。也符合曹操透彻的人生观。我们在曹操的诗歌和散文中不难发现，曹操不仅有着透彻的生命意识，还有着强烈使命担当。“明知必死而守义”价值定位，暗合了他复杂的价值取向。

而一个个蒙恬墓，大抵也是这样被地方官员们这样用表达“忠诚”的方式，又用普通百姓的力气堆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