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煤核儿

子初&末末爷爷

　　“拣煤核儿”在当下年轻人的认知中，应该是一个不知所以的词。当下的年轻人更不知“煤核儿”为何物。然而“拣煤核儿”却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生长于六七十年代的我儿时不可磨灭，至今鲜活，常现于梦中的记忆。亦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多得的磨砺。

所谓“煤核儿”，就是炉灰渣里没有燃尽，剩余的碳状的煤。经常很小。所以这个词中的“核”字，如“梨核儿”般，属于口语化的词。要读成“hú”，且要儿化，方才正确。

“拣煤核儿”就是在别人扔掉的炉灰渣里捡拾这些煤核儿，拿回家作为取暖、做饭的燃料。拣煤核儿一般是城里经济比较拮据家庭的孩子们做的事情。

当年看样板戏《红灯记》时，其中有李玉和赞美李铁梅 “提篮小卖，拾煤渣”的唱词。我那时心中疑问，煤渣不就是烧煤剩下的炉灰渣吗？小铁梅捡来何用，能烧吗？因为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煤渣就是炉灰渣，不能作为燃料来烧。只有煤渣中残存的煤核儿才能烧。

现在想来，应该是当年《红灯记》的创作集体中，写这段唱词的创作者没有拣煤核儿的经历和生活体验，又要押“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韵脚的缘故，才把拣煤核儿写成了“拾煤渣”。

小时候，我家西面仅隔着马路，就是我们县的老中学。越过中学的院子，可以欣赏到落日余晖点染的片片晚霞。可以看到夏天西山梯田上庄稼层叠的翠绿和冬天坡上皑皑白雪的粉妆玉砌。可以看到春天上园子的孩子们放的，飘逸于蓝天白云中的风筝。可以嗅到秋天刚刚割下的玉米、高粱、谷子的甜腻和蒿草成熟的味道。还可以爬上学校的大墙摘槐花、捋榆钱儿，爬过大墙到学校里面玩耍。

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十多岁了。老中学已经按照文革时期的政治语境，更名为育新学校。我就在这所学校上学。那时，在学校的东南侧，也就是我家的西对面，县里建了一座三层的红砖小楼，取名红旗旅社。之所以建在这里，主要是因为离汽车站近的缘故。

　　三层高的红砖楼，遮挡了我欣赏色彩斑斓的晚霞和西山季节变换的景色的视线，阻断了秋天伴着西南风飘来的秋天的味道，也阻断了我进出学校的便捷。砍掉了长满槐花和榆钱儿的一溜大槐树和榆树。同时似乎也阻隔了我童年的无忧与快乐。

但旅社却给我家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和好处。其中最大的便利，除了可以到那里打开水外，就是我和弟弟可以到那里拣煤核儿。

旅社为了给旅客供应开水，建了水房。为了给楼房供暖，建了锅炉房。为了给旅客提供餐食，建了食堂。这些地方都是要烧煤的。既然烧煤，就有炉灰渣。有炉灰渣，就有煤核儿。

在我们家，拣煤核儿主要由我和弟弟负责。哥哥和姐姐似乎都没有干过。可能是因为他们年纪稍大些，不好意思干这些小孩子才干的事情。亦或是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做。

最初的时候，家里也没把我们拣煤核儿当回事。可没想到，我和弟弟却把拣煤核儿当成了一个必须完成好的任务。事实也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拣煤核儿最红火的时候，家里几乎不用买煤。我们拣的煤核儿就可以供得上家里做饭取暖之用。

拣煤核儿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出煤核儿最多的是旅社的食堂大灶。其次是开水房拉出来的煤灰渣。旅社的食堂大灶共有五个炉眼，常用的有三个，每天出来的灰渣最多。所以占据这三个炉坑就是首要任务。

到红旗旅社拣煤核儿的不只是我和弟弟，还有前后街的孩子们。所以需求大于供给。仅有的那些炉灰渣是不够这么多的孩子们分的。所以就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即“先来者占”。占位置的任务一般都是我来完成。

因为还得上学，除了礼拜日和假期，拣煤核儿的时间大都是早晨。所以占位置都要起得很早，在别的孩子还没来的时候就占上。好在我家离红旗旅社最近。但即便如此，对于十多岁贪睡的孩子来说也是个艰巨的考验。尤其是冬季，天亮得晚，天气寒冷，早起就尤其艰难。但是为了能占上好的位置，我每天都在五点之前，家人还在熟睡的时候起床。

那时红旗旅社的大门还没有开，我就翻墙进去，在食堂的背风处等到六点多，食堂开始做饭。这时弟弟和其他孩子也都来了。但是其他孩子只能去捡锅炉房推出来的炉灰渣里面的少量的煤核儿。我和弟弟就可以包揽食堂炉灶产生的煤核儿。几乎每天早上都能拣一大筐。

但也有意外。有一天早晨我一觉醒来，打开手电筒看了家里的挂钟。暗叫不好，已经六点了。心想今天的炉坑一定被别人占了。一出门就觉得外面还很黑。原本六点就开大门的旅社一片寂静，大门紧闭。只有墙角处的照明灯发出清冷昏黄的光。

　　来到食堂的炉灶外，只见本该人声嘈杂，烟火缭绕的食堂，漆黑无人。左等右等，食堂就是不开火，也不见旅客起床。家乡十一月的天气，已是零度以下。日出之前更是寒冷。无奈之下，我只好缩在炉灶的下面，借着炉膛的余温，躲避寒冷。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了食堂里有人说话，有了灯光。天色也已见亮。出来活动一下身子，只觉得昏昏沉沉。这时弟弟和其他孩子也都来了。问弟弟你怎么才来呀，现在几点？弟弟说，刚刚六点。我就糊涂了，怎么才六点啊？那我来的时候是几点？还是有点懵。虽然那天收获仍然丰厚，但是回到家我就病倒了，重感冒一场。后来家里人分析，我一定是把十二点半，看成了六点。也就是把挂钟的分针和时针看错了。

开水房拉出来的煤灰渣里煤核儿也不少。但是开水房出煤渣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所以一般是谁赶上算谁的。但是弟弟还是很有自己的门道。

旅社烧水的是一个家住建昌街西南，一个叫窑匠沟的山村的老头，姓齐。人们都叫他老齐头。老齐头六十几岁的年纪。最大的特点就是黑，矮胖。老齐头总是穿着一身油乎乎的黑色衣裤，不太爱说话。拣煤核儿的孩子们和他套近乎，他也不搭理。我们都有点怕他。

他有一个小儿子，和我弟弟年龄相仿。长得随老齐头，黑且胖，也常穿一身黑色的衣裤。老齐头对这个小儿子极其溺爱。据说老齐头怕自己的小儿子受家中的后老伴的气。所以每到礼拜日或放假，就将其带在身边。

不知弟弟用什么办法，和小齐成了朋友。总在一起玩。家里有好吃的，弟弟就给小齐带点。老齐头爱屋及乌，对弟弟也很好。加之弟弟很勤快，帮老齐头给大水壶加煤，上水，清煤渣。就这样，水房的煤核儿基本被弟弟承包了。别的孩子干瞪眼，却没有任何办法。只有暗自羡慕嫉妒。

拣煤核儿要有趁手的工具。除了要有一把能从炉膛下面掏出炉灰渣的小铁锹。还要有能代替手指扒开炉灰渣的小耙子。耙子不用很大，差不多半尺长短，四个齿。耙子由我制作。制作耙子的铁丝是当时建造旅社楼房时，建筑工人拆卸脚手架时扔掉的，我们捡回家以备不时之需的绑线。用作绑线的铁丝粗细恰好符合耙子的要求。只是这些铁丝被拧得歪曲列巴，需要用锤子砸直才能用。为了砸直这些铁丝，砸到手是经常的。但当漂亮的耙子做出来，看到弟弟喜欢的样子，和邻居孩子们羡慕的眼光，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冬天是拣煤核儿的好时机。天冷烧的煤就多，所以产生的炉灰渣也多。我们就可以拣到更多的煤核儿。只是冬天的寒冷还是一如既往地考验着我们的意志和耐力。

刚出炉的炉灰渣还是热的，可以一边检一边享受着温暖。但是身后的北风依旧凛冽。真有“火烤身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意味。如果是头天晚上出的煤灰渣，就会更加艰苦。尤其是锅炉房出来的灰渣，为了安全，一般都是浇了水的。我们要把冻住的灰渣砸开，捡拾里面的煤核儿。这就更艰难了。往往拣几粒煤核儿，手就已经冻僵。只能放在嘴边哈口热气暖一暖。

那几年的冬天，我和弟弟的手脚都会冻伤。天气稍一暖和，就会痒得难受。这时母亲就会用茄子秧煮水给我们烫脚，或用大蒜涂抹冻伤的手脚。

拣煤核儿要用拇指和食指。炉灰渣和煤核儿都很是粗粝，极为伤手指。因为追求拣煤核儿的效率，我们一般是不戴手套的。我和弟弟的手指，常常被煤核儿划出细小的口子。我们就用橡皮膏一裹，继续捡拾。手背冻裂了很多口子。我们就多涂嘎啦油。只是每当拣上煤核儿，满手都弄得黑乎乎的，难以洗净。风吹起的炉灰弄得小脸也总是黑红黑红的。尤其是鼻子的两翼，就如同画了黑蝴蝶一般。

　　说来也是奇怪，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会觉得很苦。但当时似乎并没有什么。看到家里的煤核儿堆越来越大，看到父母赞许的眼神，听到邻家大人拿我们教育他们家的孩子，一种自豪和满足就油然而生了。似乎所有的苦累和艰难都消散不见。

我的拣煤核儿的生涯持续了大约两三年时间。后来我上了初中，学校般到了县城的西面的西沟。我也就逐渐淡出了拣煤核儿的行列。拣煤核儿完全由弟弟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