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渡记忆.古镇怀古（六）丰宫与城墙

孟先

丰宫与城墙

秦镇西门和北门城楼上分别镌刻有“丰京盛地”和“襟带镐京”的青石匾额，向人们昭示，这里是西周丰京旧地。查阅地方志资料，这里正是西安地区第一个王朝都城西周丰京、周文王“丰宫”的旧址。在西晋杜预《左传注》中就有：“丰（京）在始平鄠县东。” 的记载。后来有唐李泰《括地志》：“周酆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周酆宫，在县东三十五里。酆宫，文王宫也。《笺》：丰邑在沣水之西”的记述。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的《肇域志》则更具体：“秦渡镇，在县东三十里，沣河在其东。秦镇，即古丰地。丰宫，沣水之西岸也，旧丰城在焉。周文王酆宫在沣水西，去县三十里。”（注：古“丰”、“酆”同。）可以得知，秦渡镇即西周丰宫旧址无疑。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顾炎武。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知识渊博，与黄宗羲、王夫子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他学风严谨，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实地进行考证。一生辗转各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不反复考证，被认为是“乾嘉学派”的主要奠基人。撰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著作。因恶讼避祸赴陕，定居华阴，寓陕十三年之久。27岁开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在陕期间，他踏遍了陕西的山山水水，对历史遗迹一一进行实地考察。《肇域志》这部历史地理名著就是在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对丰宫及西周遗迹的记述具体而详细。按照他的说法“旧丰城在焉”，应该是可信的。这个“旧丰城”不是指整个丰京的老城，应该是“丰宫”的老城当时依然存在。

对于丰京的位置，还有一种说法，民国《鄠县志》：“周丰宫，旧志一名酆宫，在丰水西，去县三十里。”“顾栋高《春秋大事记》谓，县东五里有丰宫。顾祖禹《方舆纪要》亦云，然今考兆丰桥东旧有文王庙，在今治东五里，似即其地。”“兆丰桥东三里许有村曰周贵坊或即‘周官坊’之讹欤，以在周郊证之，兆丰桥为丰宫似亦可信，姑两存之，以待好古者考订焉。”

对于此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的“中研院”考古专家在陕西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考察和考古挖掘。参加这次考察的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中国近代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泰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活档案”）在他的《传说中的周都的实地考察》考察报告中有以下论断：“丰是周文王的都城。但是它的位置，尚不能十分确定，约有以下数说：1、《说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2、《后汉书.地理志》：酆在京兆杜陵西南。3、《史记周本纪集解》：徐广曰，丰在京兆鄠县东，有灵台。4、《诗经》郑注：丰在丰水之西。5、《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周丰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6、鄠县人王觉生先生云：鄠县东五里兆丰桥为古丰遗址，其理由有三：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文王迁丰注下有：今鄠县东有丰城。⑵有文王庙。⑶附近有村曰周贵坊。周贵坊为‘周官坊’之转音。周官坊者，周公作《周官》之处。以上六说，可归纳二地，一是鄠县东，秦镇北的灵台，主张在杜陵西南，或鄠县东三十五里，或丰水之西，或鄠东灵台的，都是这个地方。另一个是兆丰桥。只有今人王觉生氏主其说。”“兆丰桥，在鄠县东约五华里，村以桥得名。桥为万历年间所修。该处地甚低下，潴水颇多，村子在水中央，好像湖心岛的形势。在附近没有找到灰土的痕迹及遗物的存留，而且这种地形也不合乎古代居住遗址的条件。至于那些文王庙、周贵坊等，都是近代的营建。”基本上否定了丰宫在兆丰桥的说法。（原文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

清康熙前，移居秦镇者均围绕丰宫老城而居住。20世纪70年代，秦镇中学基建时，挖出一方《明故处士罗公、孺人刘氏合葬墓志铭》，其文就有：“其先人世鄠人，傍古丰秦渡家焉”的说法。丰宫老城在镇中心，而且早已坍塌，废墟形成高台，街坊建于其上。

以后陆续来秦镇的居民围绕丰宫古城而逐渐形成街巷，城在中央，外围无城，故旧《志》有“镇前无城”之说。

秦镇外围城墙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七年，为时任鄠县令的芜湖人张世勋修筑，后来有光绪年间的筑城。同治初，城中大量的房屋及庙宇楼阁被回民起义部队焚毁，城墙倾毁严重，所以有光绪十八年的修城之举。

主持光绪十八年城墙修建工程的是秦镇籍的恩贡路振铎，在同辈中排行为二，人称路二先生。据说，路二先生为一教师，家中并不富裕，只是在同治年间在长安大原村教私塾，是清光绪时任清廷总理衙门的总理大臣赵舒翘的启蒙老师。在修城时资金短缺，路捎话给赵舒翘，赵派人协助募集修城资金，工程才得以完成。为此，笔者专门查了《民国鄠县志》，在卷四选举卷中确有恩贡路振铎，在《封赠》一章中又有“路振铎，诰封朝议大夫”（四品官职。始置于隋，散官名，即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官。约略于现代政府机关中的参事室参议员、调研员）的记载。从县志《封赠》一章可以看出，凡受封赠者，大都与其子孙在朝中担任官职有关，而独独路振铎没有子孙任职朝中的记载，与家属任职无关。这种奇异的现象，进一步佐证了传说的可信程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仍存在的秦镇城墙，共有五座城门，分别是东南的南门（也称洪南门）、正中的大南门、西南的“小南门”、以及西门和北门。城门上镶嵌有青石门匾，分别为“沣水凝辉”、“千岩竞秀”、“ 终南佳胜”、“丰京盛地”和“襟帯镐京”。城门一律为型号较大的青砖砌成，上有城楼，飞檐高挑，宏伟壮观。城墙用三合土打成，高两丈有余。五六十年代，儿时的我们在城上玩耍时，城墙的顶部大约在四、五尺宽，相隔数十米之间还有四方形的敌楼（箭楼）。1957年后部分城墙倒塌，整个城墙时断时续，但是除城门上的城楼已经倾圮，城门基本完好。秦镇的城墙还有更神奇的地方，按照周朝的礼制，“天子五门，诸侯三门”。秦镇的城墙恰巧是五个城门。这有可能是沿袭了西周丰宫城墙的原有规制。

1957年的河水泛滥对城墙破坏最大，整个城墙外围全部泡在水中，城门被堆积的沙袋泥土封死，秦镇变成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对于1957年6-7月的大水灾，很多过来人仍然心有余悸。据《户县志》记载：“7月17日沣河发洪，淹地13万亩，倒房4000余间。”由于长时间的暴雨，河水暴涨，水位居高不下，河堤决口，沿河田野一片汪洋。水位高涨，高大的城墙被浸泡在大水之中，水位外高内低，内外高差两米以上。值得庆幸的是坚固的城墙抵挡了迅猛的洪水冲击，否则，城内民众险遭鱼鳖之殃，城墙功不可没。虽然城墙坚固，但内外压差过大，管涌时有发生。6月19日，位于南城的城墙出现管涌，洞口迅速扩大，在堵管涌过程中，秦一村的杨成良、武余良两人光荣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

说起丰宫，按常规来说，凡宫都有宫墙。《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有：“王公伊濯，惟丰之垣。”垣者，即城墙。朱熹《集传》曾说：“公，功也。王之功所以著名者，以其能筑丰之垣故尔。”说明周丰宫周围确实有一围高墙。

在传说为丰宫遗址的当阳堡、中兴堡即陆家堡的周边原有一圈低矮的土墙，按其规模大小与宫墙相差甚远。听老人说，在这一片遗址区内，原来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兴国寺，这一圈围墙应该是寺院原来的围墙。

丰宫的宫墙在哪里？从现在的秦镇街道的布局，主要的两条大街西街和南街都建在一个高台之上，宽约50-60米，和相邻的地域高度相差2-3米以上，而且沿着最南端，被称为楼下坡的地方向西延伸，由西街的药王楼附近向南延伸，相互交汇，就形成了一个大型的方框，这个长方形的框的高度大致相同。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在这个长方形的每一个角上原来都有一座楼阁。东南为无量楼，东北为孤魂楼，西北为药王楼（西南角也应该有楼，但具体名称不详）。现在的西街、南街都是在清同治之后的光绪年间重建的。这四条街道（西、南、西巷、楼南堡）是建在城墙废墟之上，这个框形台地正是丰宫城墙的位置。

另外，从这个框形台地中央的街巷名称也透露出这个皇城的蛛丝马迹。在这片区域西边的两个街巷壕里堡和寺里堡，和长期占据这片区域的兴国寺有关。而东边的党家堡则和丰宫的城墙有关。党家堡又称“通城堡”，这个城应该指位于这个街巷北顶头的高坎，即丰宫的老城墙。在这一街巷西边还有一堵南北高大的土墙，而通城堡的街名似乎一此城墙无关，要不然，就不会叫“通城堡”，而应该叫做“顺城堡”。这堵高墙应该是兴国寺的院墙。这一区域的地面高度和周围相差3-4米的高度，这一区域应该就是“丰宫”的旧址。而周围的高台就是丰宫城墙的坍塌后的遗迹。

遗憾的是，丰宫遗址遭到人为破坏，没有遗留文物，能够证明丰宫存在的文物唯有“丰宫瓦当”（见上页《鄠县志》图）。据嘉庆《长安县志》记载：“丰宫瓦，出于长安西南土中，周列四种神，中作丰字，篆笔。周丰宫在长安、鄠县境内。”按照《长安县志》所指出土地点，当指秦镇附近无疑。查阅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丰宫瓦当，瓦当径六寸，四方朱雀、元武（玄武）、青龙、白虎，四形中一古丰字（篆书），今藏嘉定钱氏（清末嘉定钱东垣）。民国《陕西通志稿》、《长安县志》及《鄠县志》金石卷均有记载。最近几年，相继又有“丰字瓦当”在秦镇发现的报道，而且有瓦当照片（见图）。

秦镇南城墙

秦镇南门

秦镇北门

1928年邓之诚摄丰宫遗址照

出土的丰宫瓦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