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防疫应当成为社会共识

黄闽

依法防疫应当成为社会共识题记：依法防疫，就是政府在规则约束之下，冷静有序合规地开展防疫；人民也在规则之下参加与配合防疫，同时依规则保护之自己的合法权益，理性诉求，避免对抗和冲突。一、充分肯定前期抗疫的举措和成就新冠疫情从武汉开始，呈现巨大的危害性，政府釆取果断封城和隔离措施，并积极救治患病公民，得到了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中国的抗疫也得到不存偏见的国际社会的认同。在疫情复杂严峻之际，充分理解大国防疫的独特的困难和不容出现不可逆的颠覆性错误，政府也应当直面群众的困扰和需求，坚持原则，既谨慎又积极调适防疫举措。二、直言我的担忧防疫过程，已有不少乱像，究其原因，所有乱像均无法可依。主体不明、授权不清。草率、生硬，甚至粗暴任性，极大减损了抗疫的正当性。社会普遍担忧是，如果没有在法律层面支撑和补强防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抗疫和防疫所带来的社会后遗症是巨大的。从效率层面来说，依法防疫可能影响速度，但是可以避免草率和冲突，从减少后遗症和增加正当性程度来讲，依法防疫是必然选择。三、疫情变化始料未及抗疫进入2021年下半年以后，病毒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特点：传染性隐蔽性增强，病死率、重症率、在疫苗广泛接种的情况下大为降低。国际社会普遍对疫情防控的措施，作了较大调整。四、不可回避的争议当前，最有争议的是封控和隔离：封控的必要性受广泛质疑，而阳性者是否可以在居家和集中隔离之间作出选择？是集中隔离还是居家自我封闭？在这样大背景下，封控和隔离的措施，对民众的生活和生计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民众的忍耐已经接近极限。封控问题，暂且不表，谈谈对隔离法律规定的理解。关于隔离，《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第三十九条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三十九条第一款（三）项中所采用的措施，带有强制性，主要还是针对甲类传染病。而新冠疫情并未列入甲性传染病。当然，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也对乙类和丙类传染病的控制作了规定：医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病人，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从上下文关系看，对乙类和丙类传染病釆取的措施，是指其他措施，应不包括“隔离”措施。假如，当前的防疫举措参照了《传染病防治法》那么也应遵循“同时报批”的程序条件。第四十一条 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并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即时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上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解除隔离措施。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那么当“新冠”病毒危险性大幅下降的趋势之下，“居家隔离，医疗机构辅助指导治疗”可能是个可以选择的方向。坚持集中隔离（或入方舱）的做法，其必要性可以再作斟酌。五、公民对疾病治疗和康复形式的选择是私权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那么病人对康复和治疗的方式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对乙类传染病实施强制性的治疗，或剥夺公民自身选择治疗康复方式的做法涉嫌侵权，未经公民自身同意和选择，而采取强制治疗和康复措施，可能涉及到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和健康权利。一般医患关系，医生在治疗的时候，只有当病人同意治疗措施时，医生才能采取医疗干预的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承担侵权责任。六、理性之举：明确行政主体，提供书面法律依据和告知理由行政机关对公民实施行政措施，应当明确行政主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当然，行政机关不能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公民有权拒绝，因为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行为可能对公民造成损害和侵权。七、依法防疫是必要选择应当明确的认知，国务院联防联控联控防疫办法第九版和优化防疫20条都属于行政措施。行政措施的出台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有专门制定的行政法规作为行政措施的依据。从法理层面，各种防疫措施的出台，实际上形成了对公民行为的行政许可，而行政行为的许可只能是依法设置。如果常态化防疫会是较长时期，建议紧急启动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或针对三年的防疫经验教训，对专门防疫行政法规，实施紧急立法。以上个人认识，供参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