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下 城 隍

红板凳

编制：胡华泉

图片：来自网络资源





我在搜集整理瑞昌城隍资料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随着华人走向世界，城隍在没有刻意组织下，悄无声息地向世界输出。城隍，已不再是中国城隍，而是天下城隍！



中国古代城市，一般用土筑城墙，城墙的四周都挖有护城的堑壕，有水的称池，没水的称隍，所以这种护城的壕沟就叫“隍”。城隍本指护城河，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





城隍，可追溯到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因为在不少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周围，都发现有一条壕沟，以防御敌人、野兽的入侵。由此可推断，新石器时代聚落周围的壕沟与石(泥)墙可能已并存，以保护居住其中人员的安全。在原始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先民们将其神化，并定期祭拜，以对护佑表达感激之情。

 因此，可以说城隍神的雏形应是原始村落的保护神。目前在中国一些村寨的“寨神”即为其遗存。中国的城市是在村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简易的防御建筑被高大的城墙所代替，围沟也成为护城河，“寨神”升格为保护城市居民的“城隍神”。



古时，只有天子可以祭祀城隍，祭祀的方式只筑土坛，无神像无庙宇。设置城隍庙祭祀，大抵从道教成为民间信仰才出现。孙承泽撰的《春明梦余录》中说：“芜湖城隍庙，建于吴赤乌二年（西元239年）间……”，是有关城隍庙中最早的记载。

民间信仰城隍，应该兴起于南北朝，据载，梁武陵王时，某地乡民在筹祭城隍时，突然间窜出一条红色的蛇，绕着牲牛不去。由这段记载可知梁时祭祀城隍在中国南方已是件极为寻常之事。



唐代奉祀城隍神已较盛行。《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唐代“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唐代地方守宰多有撰祭城隍文，祭祀城隍神者。开元五年（717）张说首撰《祭城隍文》其后张九龄、许远、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继之。李阳冰、段全纬、吕述等撰有“城隍庙记”杜甫、羊士谔有“赛城隍诗”

唐代信仰城隍神已成习俗，以致“水旱疾疫必祷焉”，五代十国时期，城隍神已有封号。据《册府元龟》卷三十四《帝王部崇祀三》载：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诏杭州护国庙，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顺义保宁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兴德保闉王。汉隐帝干佑三年（950）海贼攻蒙州，州人祷于神，城得不陷，故封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



宋代城隍神信仰已纳入国家祀典。据《宋史·礼志八》载：自开宝、皇佑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州县城隍，祷祈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宋赵与时《宾退录》谓宋代城隍：“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赵与时还就闻见所及，列举有庙额封爵的城隍神达数十个之多。

元朝继承宋的祀典。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上都建城隍庙。至元四年，兴建大都。至元七年，大都城建成，立城隍神庙，设象而祠之，封曰佑圣王。元虞集《大都城隍庙碑》曰：“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城隍夫人之封赐始见于此。元余阙《安庆城隍显忠灵佑王碑》记曰：“今自天子都邑，下逮郡县，至于山夷海峤、荒墟左里之内，无不有祠。”



明代城隍神信仰趋于极盛。明太祖对城隍特别崇敬，曾亲诏刘三吾：“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福祸之，俾幽明举，不能幸免。”明太祖更册封京都、府、州、县四级城隍，各级城隍神都有不同爵位和服饰，各地最高官员需定期主祭。及至清代，祭城隍同样列入祀典，城隍的地位更崇高。但凡新官到任前需到城隍庙斋宿；上任日，更需在城隍前完成祭礼才能就任。由此观之，城隍的职能随时代变迁，已由起初有求必应的神明转变为地位超然的国家和地方守护神。洪武二年（1369）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城隍亦封为王，秩正一品；其余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灵佑侯，秩三品；县为显佑伯，秩四品都、府、州、县城隍各赐王、公、侯、伯之号，并配制相应的衮章冕旒。朱元璋敕封城隍的用意，据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载，太祖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洪武三年，又定庙制，府州县城隍庙与各地官署正衙高广相当《大明会典》卷九三载每岁仲秋祭都城隍神，“遣官诣庙致祭，国有大事则告”明代府州县新官到任，必先宿斋城隍庙，以与神誓；并称城隍神于冥中司民命，且有监视纠察官吏之任。

清代亦崇祀城隍神。据《清史稿·礼志》载：清都城隍庙有二，一在北京，一在沈阳。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城隍为群祀之一。清承明制，以城隍主厉坛，每岁仲秋祭都城隍。每月朔、望有司诣都城隍庙上香，二跪六拜，旸雨愆期则祷。



城隍文化首先在离大陆近海的海岛传播。位于平潭县潭城镇中心地段的五福庙，又称威灵公庙。相传明洪武年间，驸马陈福征剿沿海寇乱后，无意为官，返回故里，择居万安。时倭寇又犯，面对强敌，力量悬殊。陈福为保公主及乡人安全，会同守城官军，连夜加固城墙，加强军民防御，次日倭寇数攻不下，加之明军援兵即到，倭寇只好撤离，终保一方平安。事后却遭诬陷为清剿不力，以致蒙冤被错斩。后公主向皇帝说明缘由，终得昭雪。皇帝封谥“威灵公五福都城隍”，祀于京都，移炉福清，分炉海坛(平潭)。清乾隆二十二年(1683年)，水师海坛镇移设海坛岛，奉五福都城隍为驻镇都城隍。



台湾与大陆一水之隔。自明、清两代大量移民台湾，他们把家乡各种信仰，包括城隍信仰也带到台湾。据康熙《台湾府志》载：台湾府城隍庙建于台南，最早的是在郑成功时代兴建的。康熙年间，当时的台湾、诸罗、凤山三县，亦相继建起城隍庙。乾隆十三年，台湾新竹建起一座官阶最高十分气派的城隍庙。按清代统一规定，把城隍祭祀定为正式祭典，新上任的地方官员，必须先到城隍庙举行祭典，祈风祈雨、消除灾害，然后履职视事。台湾诸罗知县周钟瑄在《诸罗县城隍神碑记》中说：“钟瑄闻之，圣人设教，明为人而幽为鬼神，理一而已。邑有令以治明也，赏善罚恶，均其赋役，平其争讼，教以孝悌忠信，邑无饥寒怨咨，善相率者，令之职也。有城隍以治幽也。”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分巡台湾兵备道徐宗干在祭告城隍文中说：

计自视事以来，勉竭心力，惟恐贻误民生，但才短事剧，积习难移，徒滋愧悚。自秋徂冬，兵船覆溺，饷鞘沉沦，淡兰水溢为灾，彰鹿地震尤重，斯民劫祸难逃，究由官吏奉职无状，不能挽回天心。循省之余，益深惴惴，只有吁乞尊神，默为辅佑。



随着华人在海外的辛勤开拓，城隍崇拜也随之漂洋过海，移植分灵到华人侨居地，并流传至今。在泰国南部宋卡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市区中心地带的华人居住区美人街，有一座具有闽南庙宇风格的城隍庙，建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据记载： 宋卡城隍庙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佛历2385年，时值暹罗第三世皇朝，皇上御赐檀香木一柱，圣烛一对，并各种祭祀，……泰人士皆热烈参加庆典,肃穆隆重。……披耶宋卡之功勋兴城隍庙永垂不朽。



新加坡，城隍信仰从未故步自封。”新加坡道教学院学术主任吉凌说，早在19世纪初，城隍信仰就已传入新加坡。因为移民社会的特殊性，无法完全照搬中国城隍庙的建制形式，经过与本地文化的融合，新加坡城隍信仰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既保留了原来面貌，又根据现实社会需要，不断丰富城隍文化的内容。传承中华文化、投身慈善公益、促进宗教和谐、反哺原乡祖庙，城隍信仰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灵活、可变的策略，使其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适应各种社会环境，从而香火不绝。”



印尼华人的信仰，城隍代表着公正。身陷法律诉讼的老百姓会向城隍求助，相信城隍会帮他们主持公道。”印尼三教庙宇协会会长林万金说，普通百姓对道教了解甚浅，他希望通过交流，可以更深地了解城隍文化。“也希望道教在印尼可以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以及孔教（儒教）6种宗教拥有同样的机会，一起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除印尼外，城隍信仰在东南亚各国广为传播，先后建立了北苏门答腊棉兰崇圣宫奉祀城隍神、马来西亚麻坡青山庙供奉的“惠安县的城隍爷”、缅甸旅缅晋江公会的城隍庙、越南华人村寨建寺庙供奉的城隍、菲律宾马尼拉的石狮城隍庙等。

华人街，也是城隍输出的地方， 据不完全统计，67个华人街，分布五大洲，41个国家，这些华人街都不同形式的存在城隍元素。

由于自然输出，城隍信仰与文化，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