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陶铸传）》在暴风骤雨的土地改革中 _ 郑笑枫 舒玲

红色不朽军团_红旗之声

《红色故事（陶铸传）》在暴风骤雨的土地改革中

郑笑枫 舒玲

广东省解放初期,省内约有100多股土匪,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地主恶霸和国民党特务,猖狂进行破坏活动。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这股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甚至对县区乡政府进行袭击,妄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为了消灭土匪,巩固华南沿海的前哨对敌斗争阵地,华南分局决定:凡有匪情的地方,都应把剿匪作为中心工作,彻底粉碎美、蒋里应外合的反革命梦想。从1950年3月到1950年8月,全省歼匪12万,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并开展了减租退押和反霸运动,为广东全省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顺利开展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当时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广东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加快农村土地改革;在城市进行民主改革运动,从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改革的任务,在中国的南大门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为粉碎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广东解放前夕,1949年9月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江西赣州市召开了扩大会议,宣布了新的华南分局领导成员名单:叶剑英任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在广东开始土改之前,华南分局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广东省虽然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但土地制度的封建地主占有制在中南6省中,是比较集中的。在广东全省，占总户数5.8%，总人口 8%的地主阶级,占有土地 26.9%;占全省土地33%的公尝田,绝大部分实际上也为地主恶霸所占有。而占总户数 56.7%,总人口 50.3%的贫雇户,只占有土地 11.6%。广东农民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一般要向地主缴纳相当于产量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地租,有的高达百分之七十至九十。但是广东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广东华侨众多,华侨和工商业地主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而这些众多华侨地主或华侨小土地出租者,又多是在国内无法生活而出国谋生，而以在国外出卖劳动力或经营工商业所得,在家乡购买土地,作为国内家属生活或作为年老还乡的生活依靠。叶剑英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确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制定出一系列具体政策。叶剑英主张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应给予合理照顾;对一般的华侨地主,认为其在“农村中所有土地和房屋,大多数是靠本人辛勤所得汇回国内购置而来,与一般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有所区别……应予以适当照顾。”他说:“把华侨地主与靠封建剥削为生的地主一样对待的主张是错误的。”1951年,华南分局在《土改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是放反封建之手,不放反资本主义之手”,“特别对兼地主的工商业者,讲明人民政府保护工商业政策，使他们解除顾虑,安心经营。”同年5月,方方在《从三个试点县土地改革中看到的若干问题》中又指出:对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者,只割掉其封建尾巴,“不要伤及其他四肢,变成残废,割前晓以道理(宣传),割后还给他上些膏药(适当的必要的照顾)..…是工商业财产,丝毫也不动他的。”

1950年8月,成立了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方方为主任，李坚贞为副主任,决定兴宁、龙川、揭阳为全省土改试点县。试点从1950年10月至12月,进行三个月,然后在全省铺开。三县试点，工作比较稳,一是对地主不乱抓、乱斗、乱打;划地主要经过“三上三下”,由土改工作团最后批准。对华侨地主,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对房屋、家具、耕畜、粮食、农具保留不动。对华侨地主与地主华侨,在政策上还有区分。对大的华侨地主,要经过省的批准才能划定。历史证明,广东省根据广东的特点制定的这一系列土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广东省土改试点工作开始之时,正是我们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最严峻的时刻。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给狂妄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者以迎头痛击。毛泽东根据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形势,1950年11月中旬,给华南分局发来电报,要求广东的土地改革加快进度,扩大土改面。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在1950年底,把土改试点县由3个县扩大到11个县。未搞土改的县,搞一个乡或一个区作为县的试点。

1951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广东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1951年6月,全省有4万余干部下乡,在1500万人口的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

不久。传来毛泽东对广东土改进展缓慢的批评。

陶铸11月底完成广西剿匪任务,刚回到武汉，就接到毛泽东的电令.调广州华南分局负责广东的土改工作，有人比喻陶铸像辆坦克,惯于以勇猛的拼劲,冲锋陷阵，去摧毁敌人最顽强的堡垒，有好几次艰巨困难的任务，毛泽东都是把陶铸调去当“攻坚排”使用的。广西剿匪进展缓慢，打不开局面，毛泽东调陶铸去坐镇指挥,限期完成剿匪任务。陶铸从广西刚回到武汉，又接受毛泽东下达的新任务,南下广东,领导土地改革,向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作猛烈的摧毁性的冲击。

陶铸于1951年12 月中旬到达广州。12月25 日就接到中共中央电令,任命陶铸为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谭政)。

陶铸十分敬重叶剑英。他来到广州,头晚就住在东山美华中路电话总机房的一幢楼。他来不几天,就参加分局扩大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中央派陶铸同志来主抓土改工作。从此之后,广东的土改,由方方改为陶铸负责,李坚贞、赵紫阳分任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4月,由陶铸主持,召开干部扩大会议。陶铸根据毛泽东对广东土改进度缓慢的批评,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把土地改革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同时更坚决地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在全省成立几个区党委,以地区为中心,集中土改队小组长以上干部,进行整队,放手发动群众,在广东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批地方干部在这次“整队”中,受到批判、处分。

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广东问题的小型会议,研究广东的土改问题。叶剑英、陶铸、方方和中南局邓子恢4人参加。毛泽东在这次小型会议上,就点名批评方方:“土改一开始就犯了右倾的错误”,并第一次提出方方“搞地方主义”。会上,毛泽东对华南分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重新分工:叶剑英主管全面,陶铸管党和土改，方方管政,谭政管军。方方由分局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第三书记由谭政增补。1952年6月30日至7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在领导层批判土改中的“右倾”和方方的“地方主义”。随后,在海南岛和全省其他地方的领导机关内,也批判了“地方主义”。毛泽东在广东问题的小型会议上,点名批判“地方主义”后,随后在反右扩大化中，也导致广东反“地方主义”扩大化了。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把工作上的某些不足和共产党内的不同认识以及某些有“地方主义”情绪的一大批同志,也都当作“地方主义”进行批判,并划了一批“右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这是陶铸始料未及的。

广东土改,在毛泽东点名批判广东土改犯了右倾错误之后，一个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在全省轰轰烈烈的掀起,土改步伐迅即加快。陶铸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全力投入领导土改运动,集中全省百分之五十的干部,投身土地改革运动,实行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到1962年底,全省土改,已基本跟上全国的步伐。1953年4月，全省97个县,除5个少数民族县及少数民族地区暂不进行土改外,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同年4月1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宣告全省土地改革胜利完成。

在广东全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同时,1953年4月14日,陶铸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总结土改工作时就不失时机地提出:“胜利完成土改,全力转向生产”的号召。他说:“土改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即摧毁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我们就有条件全力来搞生产了。把生产压倒一切的任务提出来。因为,生产是我们目前工作中的主要环节,只要把转向生产的工作做好,其他一切工作都会在围绕着发展生产的总任务下面逐项做好。”

陶铸进一步提出:“由土地改革转变到发展生产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他说:农民们虽然分得了土地,但他们还没有确确实实感觉到这块土地是自己的,自己要从这块土地上取得一切生产与生活资料,使生活一天天地变好。更由于我们在财经工作以及公粮负担上有偏差,更使他们对勤劳致富还有怀疑,他们的眼睛不是望着自己的土地,而是望着救济,幻想着或恐惧着“吃大锅饭”。还顾虑自己生产好了会“冒尖”,怕再来次革命。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发展生产怎么可能呢?这是我们转向生产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全省应该开展一个宣传运动,宣传土地改革的胜利,宣传保护农村新的生产关系,以解除农民的思想顾虑,树立劳动致富的观念。

陶铸以他一贯的干劲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深入农民,调查农村土改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想到了土改后农民家底很薄,为了搞好生产,他亲自主持解决农村生产中存在的困难,各地区统筹安排解决春耕到夏收前农民的口粮问题,以及农具、畜力缺乏等具体问题。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解放前全广东省粮食产量最高的1934年为825万吨,至1949年竞降至723.5万吨,每逢灾年,饿殍遍野。1952 年全省粮食产量就增长到854.3万吨，比 1949 年增长18%。1953年粮食产量达到930.3万吨,比1952年又增长8.9%。

陶铸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都坚决执行,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党性原则,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当他一旦发现自己工作中的偏差,他勇于主动承担责任,认真纠正,从不掩饰。他在1953年2月2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坦率地检查他在领导广东土改中存在的一些缺点。主要是:土改全面开展后,“搞得确是比较粗糙”,“团结面不够广”,较突出的问题是没收了华侨地主的房屋,侵犯了一些工商业者、小土地出租者的利益,打击了一些曾经在游击战争中支援过革命的开明士绅;挫伤了一些应该争取、团结的知识分子,造成了一些遗留问题。特别是在1952 年春耕整队中,由于对广东地下党和土改干部中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方法简单,处分面偏宽,挫伤了部分干部。这些缺点,当时在陶铸主持的土改复查中,已部分得到纠正。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遗留问题,也没有可能当时就得到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