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中学到济宁一中时期的校长郑又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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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郑伟老师谈话纪要由马涛整理
2012年2月8日下午，为筹备校庆110周年，济宁一中校庆办有关同志走访了济宁市教研室退休的郑伟老师。郑伟老师现年73岁，是济宁一中建国后第一任校长郑又樵（1916～1999）同志的长子。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想了解郑又樵校长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在济宁一中任职时的具体情况。
下午2：50分，我们如约来到市教研室宿舍郑伟老师的居所。室内书籍、书案及书法条幅盈室陈列，透着儒雅气息。坐下即向郑老师说明来意，一见面郑老师就热情而风趣地说：“我今天下午以三种身份接待大家；第一我是咱们学校前任校长的后代；第二我是咱一中的毕业生，是高中58届毕业的；第三我又是贵校学生的家长，我的三个女儿曾经在一中上学，一个外孙女现在正在一中学习。”谈话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接下来是一段轻松愉快的漫谈。说起郑又樵校长来，郑老师很健谈，他简要介绍了郑又樵校长的生平概况。
“郑又樵校长原籍是兖州市颜店镇郑郗村。他出生在当地破落大户人家，因家庭经济拮据，少年时代为了求学，只能寄居在曲阜的姐姐家里。上完初中以后，考入了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与进步同学万里、张凡等人一起组织唯物辩证法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其它进步书籍，积极靠近地下党组织，在这一段时期形成的思想认识引导他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毕业后他曾在兖州苇园小学任教，参与帮助、掩护地方抗日游击队的活动。1939年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受济宁地下党委派，来到济宁，建立济宁回民普育小学地下党活动据点，以小学训育主任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学校进行抗日地下活动，于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济宁第一次解放后，他曾任济宁市第四区区长、市文化联合会主任。这一年的九月，解放军撤出济宁后，他曾任冀鲁豫第七地委秘书、城工科科长，负责城工党群工作。1948年济宁第二次解放，奉命接管济宁教育工作，他被任命为济宁教育局副局长、济宁联合中学校长；1949年被任命为济宁联合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在济宁一中工作期间曾任济宁市教育工会主席（1950～1957）、济宁市政府委员（1950～1953）等职。 1958年调至曲阜师范院，任数学系主任、党总支书记。他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于1960年组织师生编写的《公社数学》，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文革”期间他受到错误批判和严重冲击，但他坚持真理，保持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气节。1972年，他恢复了党总支书记、数学系主任的职务。1978年主持数学系招收运筹学研究生的工作，1981年以后又对新设的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等系科建设、思想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83年离休后，他又被运筹学研究所、曲师大学报（自然版）、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心聘为顾问。晚年仍然孜孜以求积极倡导延安精神，积极参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活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999年7月2日病故，他一直在为教育工作忙碌着。”
郑氏老家，颜店郑郗村 说到这里，郑伟老师停顿了片刻，沉浸在怀念、沉思的回忆之中。
“ 我们知道郑又樵校长作为建国后济宁一中首任校长，不仅为解放后学校的重建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也是历任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由1948年直至1958年他调到曲阜去工作。他为济宁一中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时间久远，郑校长在济宁一中工作时的具体情况现在了解的人已经不多了，您作为郑校长的长子，可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情况？”
当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以后，郑伟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他深情地向我们一一道来。
“我父亲在一中工作的时间是1948年7月至1958年3月，几乎整整十年。这十年是我由9岁到19岁，由小学到中学的时间。我作为学生，对于作为校长的父亲的工作，自然是不可能深入、全面地了解的。我只能简要地就我当时所见所闻以及后来父亲遗留下的文字资料谈一些情况。
一、济宁第二次解放后接管教育工作的情况
1948年7月14日上午，济宁国民党守军弃城而逃，我父亲与杨沛等冀鲁豫第七地委社会部的领导同志带领部分人员从南关入城。进城不到三天，杨沛把接管济宁市教育工作的任务交给了父亲，紧接着济宁市政府任命他为市教育局副局长，当时未设正职，父亲实际是主持教育局工作。多年的革命工作经验，使父亲深知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于是他首先召集教育界原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与我党地下工作有联系的一些人士，如孙启棠、樊森、魏文森等先生开会，了解、掌握济宁市公立和私立小学、中学的情况，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如部分师生随国民党军南逃、校舍遭到破坏、广大教师由于国民党政府几个月未发薪水口粮因而生活异常困难等。还有存在一些人对形势认识不清，怀疑共产党能待多久，对参与民主政府办学心存疑虑等。
父亲及时将上述问题向市政府汇报，经过研究后迅速采取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措施，基本上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首先，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与公安局局长孙源同志商议派警员加强学校周围的治安，制止哄抢校产行为，并且以教育局副局长的身份，同驻地部队十师政治部杨科长一起，代表政府看望和慰问本市知识界著名人士、资深老教师，如李澄宇、刘枕青、孔祥榛、蔡春堂等。政府对生活困难的教师发放生活补助粮，在7月底和8月初在文庙发放赈急粮11600斤，使165名生活艰窘的教师得到救济。
其次，对于一些人存在的思想问题，社会上一些舆论等，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教育局与华野纵队文工团沈亚威、张锐协同召开青年学生座谈会和文艺晚会， 以宣传我党进城后的政策，营造形势稳定的氛围，安定人心。7月19日，教育局在省立济宁中学礼堂召开部分中小学教师座谈会，黄伟民、解步瑶、夏芝田、夏勉正等20多人参加。在会上父亲代表教育局向全市教师宣讲了城市解放后尽快恢复发展的教育方针，讲述政府保护一切公立、私立学校，并申明希望原学校所有的供职人员全部留任的“包下来”的政策。
8月上旬，教育局请华东野战军六纵司令部（当时驻城北戴庄）司令员郭化若来联合中学作形势报告，会场设在学校西院篮球场，中小学教师200多人。郭司令员分析了两年来解放战争的形势，我军以每年消灭蒋军100多个旅的速度发展，国民党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残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即在眼前。与会教师大受教育，从而认清了形势，消除了顾虑，会后即有很多人到教育局报到留任。
8月13日至23日在联合中学裙楼院举行全市中小学教师学习会，到会人员250余人，集体供应膳食。教育局副局长郑又樵主持会议，市长李明实作动员报告，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和民主政府多项政策及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会议结束那天，市委书记韩去非同志作政治报告，讲解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教师参加民主政府学校工作，这对于解放初期教师队伍建立与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与前面介绍的工作同步开展的同时，也开始了学校组建工作。1948年7月17日，即解放军进城后第三天，接受了国民党政府办的省立济宁中学。又因县立简易师范已经无人负责，故一并接管。人民政府以这两所学校为基础，成立了“济宁市联合中学”。联合中学的筹备委员会由七人组成，有郑又樵、孙嗣东、孙瞿门、黄伟民、马玉震、吕进先、夏芝田等人，筹委会设在济宁中学原址。8月1日济宁联合中学（附设师范部）正式成立，郑又樵任校长。
历史进入到1949年3月，省教育厅指示学校仍归属省办，校名恢复为“山东省立济宁中学”。在此前的二月，私立中山中学经人民政府接收后并入本校；然后在四月私立华光中学由政府接收后并入本校。省立济宁中学当时成为鲁西南规模最大的省办完全中学，设有初中、高中十七个班，还有前师五个班，后师一个班。
1951年，奉省厅指示将校名改为“山东省济宁第一中学”，此后我父亲直到1958年调去曲阜师范学院，他一直任济宁一中校长，在解放初期为学校的筹建、组合及最终步入正轨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二、五十年代学校的教学工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解放了，战乱基本结束。我父亲受党组织的委派，在比较困难的局面下开展教育工作。他积极努力为办好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给后人留有深 刻印象的有这样几项：
（1）推广学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由于建国初期教师队伍文化水平层次参差不齐，思想认识也比较混乱。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下，我父亲带头认真钻研了凯洛夫的《教育学》，他给大家讲课，组织大家学习，以此作为教育教学的理论规范，要求老师们贯彻到教学实践中去，每周教研活动时间组织大家讨论、学习，力求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事隔多年以后，一些老教师还能很熟练地记得“六条教学原则（自觉性、直观性、理论联系实际、系统性、巩固性、量力性）”、“四个教学阶段（感知、理解、巩固、运用）”等等。这在当时确实是先进的教育理论，在统一教学思想、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到1957年6月开始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时候，大家都心悦诚服，办学方向得到了进一步端正，为今后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 制订各种规章制度，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当时“新型正规化”的口号要求下，各教研组都有教师的备课制度、讲课制度。学生有教导处制定的考勤制度（点名册存档）、考核制度（5级分计分法），都十分正规。学校教务、总务两处日常工作怎样进行，都有明确规定。从而保证了教学工作、事务工作的正常运作。教务处独创的“发喜报”的传统制度（学生在本校毕业，考入某高校或中专时，学校特向学生入本校前的原初中或小学发报喜），一直是济宁市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
（3） 父亲特别重视学校图书、仪器设备等硬件建设。建国初，国家教育经费不充裕，校长号召全校师生向学校捐书，他本人带头向学校捐赠清初版四大箱《廿四史》及《皇朝通典志通考》，《杜氏通典》，《钦定续通典》，《马氏文献通考》，《钦定续文献通考》，《郑氏通志》，《钦定续通志》等珍贵书籍，孔祥榛老师向学校捐赠了家藏的明末及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济宁直隶州志》、《济宁直隶州续志》等书，其他老师也捐赠了不少珍贵书籍，还接收了中西中学原存的《万有文库》、《韦氏英语大词典》等书，丰富了学校图书室库存量，在同类学校中，存书的质与量都是罕见的。
尤其想说一下学校的“文物陈列室”。时任校长的父亲十分重视历史文物，他竟然在这所普通中学里倡导建立起一间“文物陈列室”，内藏龙山文化的黑陶、石器、殷商甲骨文实物、周代陶量、战国的青铜戈、明代项子京收藏过的考官手札折子，等百余件珍贵文物。这在当时和现在都不是一般中学所拥有的。曾经有一位前苏联考古学家（名字记不得了）对此给予高度称赞；国内考古学家、著名甲骨文研究学者胡厚宣先生两次到济宁一中来看过学校文物陈列室收藏的甲骨文以后，大加赞赏，并将拓片收入他的专著中。父亲曾经一再强调文物一旦捐给学校，即应视为校产，为公家所有，任何个人不得侵占。直到1958年他调离一中前，还在强调这一点。可惜的是在“文革”前、“文革”中图书和文物都遭受破坏，部分文物被盗，三片甲骨文原件至今下落不明。幸好剩余部分文物被济宁市博物馆接收而保护起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学校文物陈列室由老师和学生共同管理，学生中有文物学习小组，我曾经担任过小组长。在搜集、研究文物的过程中我获益匪浅，曾经用学到的知识写成一篇《济宁琵琶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1960年第三期）杂志上。
说到学校仪器设备，建国初期曾接收一部分原中西中学的仪器，如天文望远镜、显微镜等，但数量很少，不敷应用。后来主要来自于这几个方面：一是省教育厅拨发一部分；二是用学校微薄的教学经费购买一部分；三是师生动手，自力更生制作一部分。
校长每次去济南开会都到教育厅管理处（当时负责教学仪器的管理机构，其职能相当于后来的‘教学仪器站’），争取上级配给、拨发教学仪器，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仪器，以及一些药品、标本等。当时到济南出发的老师都带有造访管理处的任务，有时还派专人去做工作，争取上级的支持。2002年版济宁一中《校史》中就有记载：早在1950年4月“鲁中南行署教育处配发我校初中理化生物教学仪器及标本一套”。是年12月“行署拨款学校自购高中教学用理化生物仪器与药品，实验室设备进一步充实”。1952年6月“省教育厅配发一中初中学生理化生物分级实验仪器一套22组”。1954年3月“中央教育部配发我校高、初中全套实验仪器与标本。至此，实验室拥有仪器与标本11488件（套），为鲁西南地区各中学实验设备最充裕者”。当时的课堂实验水平已达到高中三科分组实验（一个班六个组和部分双人组）。
当时学校号召师生自己动手制作教具与标本，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尤其是鸟兽标本制作。1957年，社会上有一个工人叫赵守义，掌握有专门技能。他曾跟着教会里的英国传教士学过技术，不仅会铁工、木工，而且擅长鸟兽标本制作工艺。一开始学校请他制作标本，后来又派人向他学习此项技术。在1957年底和1958年初，上级号召勤工俭学、学校大办工厂之际，专署的张竞南告诉我父亲让学校上这个项目。于是父亲着手组织人员，由仪器室胡凤茹老师牵头，生物组赵玉正老师协助，开展标本制作工作。先到济南购买有关识别鸟兽类的图书（如《苏联鸟类检索表》等），了解基本知识。寒暑假到附近农村和微山湖去猎取禽、兽，也有群众送来的一部分。收集回来后组织老师与同学剥制加工成标本。在整个过程中校长十分关心这个项目。亲身参加这项活动的赵玉正老师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清晰地记得郑校长反复交待的一句话：“要注意标本的质量！” 在领导关心，师生合作努力下，成功地掌握了完整的标本制作过程。制作出来的标本有一部分由地区教育局分发给各中学，满足教学需要。标本还编印了目录，发到开设了生物、农林专业的大专院校，供他们选购。
1958年10月，济宁一中附设标本厂制作的产品，先后送省、中央举办的勤工俭学产品展览会参加展出，受到上级及群众的表扬。1959年5月起，一中附设标本厂的产品开始远销至外省各高等院校，颇受赞许，真正做到了为教学服务、为生产服务。有一些标本至今仍然在一些学校实验室作为珍贵资料保存。济宁一中的标本制作一直延续到1961年7月，贯彻实施上级“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济宁一中标本制作业务才逐渐停顿下来。

济宁一中文物室收藏文物之造像 三、五十年代一中开展的各项社会活动
（1） 组织学生参军参干，为部队、机关输送合格人才。
建国前夕，即1949年4月至6月期间，学校按照上级指示，组织选拔首批（分几次）学生参军参干。每进行一次，先由校长做动员报告，然后组织讨论，提高认识，发动报名，组织学校人员（教导处、班主任、卫生室等）协助招人单位进行体检、审核，举行欢送活动等，做了大量工作。
首批参军参干工作实际是开始于1948年底，学校推选师生代表参加济宁市组织的“淮海战役前线慰问团”为契机，进行广泛宣传与发动，到第二年（1949年）5月全校师生踊跃参加济宁市召开的“渡江战役胜利祝捷大会”期间，利用形势教育，激发了青年学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热情。于是在4～6月期间，按照上级指示，组织动员了部分觉悟高、进步快的学生参加到部队和政府机关工作中去。据回忆，先后几次参军参干者约八、九十人。
又隔了半年，到1950年底，这年冬天到第二年（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踊跃报名参加各类干校学习的不下300多名（共七、八批）。后来，在1954年夏，比我高一届的初中毕业生，又有36名同学被选录去了解放军第四炮兵学校。在1955年7月，正是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夏天，五个初中班中又有26名毕业生被选录去了解放军铁道兵学校（石家庄），现在还记得我们“三三班”就有边永华、郭永远、石星月、刘茂昌四人。 1956年6月，学校又选送两名学生去解放军航空学校学习。
1958年我考入曲阜师范学院，离开了济宁一中，以后历年参加军事院校学习和直接参军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总之，父亲在济宁一中工作的那段时间（建国初期），学校为部队、为国家机关输送了大批人才。当然，学校还为高校、科研、留学、文教卫生、工农业建设等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作为当时形势下的特殊任务，济宁一中在“参军参干”活动中，确实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做了很大贡献的。
（2） 开展校内外社会活动，进行思想教育。
建国前后，五十年代初，学校总的工作方针大体都是依据以下几个会议精神或文件要求：1948年9月的“青州会议”，1950年4月“济南会议”，1951年4月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提出的“普通中学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以及1954年6月政务院公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
上述会议、文件精神，本校从联合中学到济宁一中都是一如既往认真贯彻执行。如配合宣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响应国家号召购买折实公债（1950年3月），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等。学校组织上街、下乡，表演结合形势自编的秧歌、歌曲、快板、活报剧等节目。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支持、孟蒙老师主持并导演的几台大型话剧，最早有以高三学生（刘炎、李德钧等人）为演员的话剧《思想问题》，内容是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后来又排演了《民主青年进行曲》，内容是关于青年学生运动的。还有老舍先生的名著《方珍珠》；还同本市小学教师共同排演过《三世仇》等大型话剧。一出剧往往是几幕几场，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上演地点常在本校大操场、师范部大礼堂等地，对市民开放演出时即在育华舞台（申家口向西），逢春戏院等地。海报贴到街上或南门口，卖票收入用来募捐、支前等。排练一般是在课余时间，上演则常利用寒暑假。
排练大型话剧，当时在演出之时，常常是全市为之轰动，影响巨大。不仅活跃了师生、市民的文化生活，还锻炼培养了人才（演员多为青年教师及高年级学生）。从社会影响方面来看，向广大观众进行了政策宣传、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等，在建国初期的那段特殊时期，在教育界、文化界都起到了积极引导的作用。 四、在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中关心爱护知识分子。
父亲在济宁一中的十年间（1948年～1958年），正值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频繁不断。从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武训传》、评《红楼梦》、反胡风集团……再到“反右”斗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政治运动对于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无产阶级政权，对于提高广大群众及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斗争扩大化、执行政策中“宁左勿右”等失误，导致“反右倾”的空气越来越浓，“极左”思想越来越严重。在当时的形势下，作为党支部书记和校长的我父亲诚然是抱着应有的政治热情和党性原则投身于学校开展的各项运动之中，承担起应有的领导责任。但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逐渐感到不适应。他在晚年回忆那段时间在济宁一中的政治运动，感叹地说：“难啊！”我知道他说的“难”是指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难以处理一些工作。我问他：“难在哪里？”他说：“上级的指示精神有的与实际情况挂不起钩来。有些事，有些人，不像说得那么严重，但硬要处理，硬要斗争。——对人对事儿，总要实事求是吧！”我说：“那时候，你的这种思想不就是‘右倾’吗？”他说：“我开始也觉得自己思想是‘右倾’，但我掌握的原则是，工作中重大事情常向地委汇报，学校重大决策靠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好在那段时间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具体地对人对事，该我校长做的，我还要做，如政治上、生活上该关心的还是得关心。真正的‘关心’二字在当时是多么难啊！”“关心”二字的概念在当时“左”的空气中是有特殊含义的：“关心”是有阶级性的，关心者与被关心者都是要讲“阶级”、讲“成份”、讲政治立场的。而父亲正是在这一点上长期转不过弯来，这一点也使他后来吃了很多苦头。“文革”中被打为“叛徒”，“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等，被红卫兵殴打，胆部受损，手指骨受伤。均与他当时的思想不通有关。“文革”时曲师院数学系红卫兵到济宁一中调查的材料，就有人反映他包庇“地、富、反、坏、右”。我曾在1967年曲师院的大字报上见到有人揭发郑又樵的“罪状”中，涉及到以下几件事情：
孔祥榛（1912——1996）老师解放前就是进步教师，亲属中多人参加革命。建国初，因生活困难，曾将在农村自家院的小门楼拆下来的砖瓦卖掉，按当时的政策要求，此类事情需要单位开具介绍信，孔老师找到郑又樵校长（当时也兼教育局副局长）开了介绍信。事隔数年，有人将此事揭发，说是地主富农将土改时分给农民的财产（实际上此小门楼是保留财产）卖掉，性质属于地主阶级“反攻倒算”，郑又樵支持地主“反攻倒算”，属于严重的立场问题。
刘亚山老师，当年是是父亲在曲阜师范学校时的同学，父亲了解他的政治面目，解放战争时期，他被国民党军所裹挟，当了几天国民党军的文书，后被我军所俘。父亲曾经为他做过担保证明而被释放，后又接受他到济宁一中教化学课。刘老师工作积极，后来提为总务主任。不久有人揭发刘亚山有历史问题，郑又樵被说成是“包庇反革命”。
张志平(1916——1980)老师有一段时间负责总务处工作，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为“老虎”，关在裙楼西北角二楼一间小屋内反省。父亲鉴于他身体有病，给予他一些生活上的照顾，后来也被说成“包庇坏人”。
此类事情还有很多，本来属于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中基层领导应有的对知识分子关心、爱护和保护，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空气“极左”盛行，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小问题被无限放大，郑校长这些行为就被认为是“立场问题”，甚至于成了“包庇坏人”。
历史地看待父亲，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日伪时期就以教师身份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结识了市内广大知识分子，与这些知识界和文化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在济宁先后两次解放，政府开展学校恢复工作时，有一大批教师、青年学生是他动员或介绍参加工作的。曾经有一位姓米的人士说“郑又樵”就是“郑又桥”，是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起着重要作用的一座“桥梁”。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济宁的教育事业，对于党的工作顺利开展，郑又樵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但是，由于他介绍的人来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成份复杂，投入革命工作后当然还存在着一个改造、提高、融入和适应的过程。今天看来，作为学校领导，关心爱护教师，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适应新社会工作要求，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他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父亲晚年说过：“在济宁一中那段时间，虽然有些挫折，但总体是顺利的，重大的受冲击是在曲师院‘文革’中，……我一生无怨无悔。”
五、父亲的为人及生活作风
对这个问题，我作为直系亲属，有很多内容可谈。但是为了讲得更客观些，日前我还是走访了几位离退休老教师，如与他共同工作了十年，现在已经84岁的赵玉正老师；他的学生兼同事，也曾一起相处十多年，现在81岁的沈需普老师，以及曾经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其他一些老同志，共同回忆起父亲一生的为人，大家一致认为他有以下几个特点：
（1）谦和待人，以诚待人。
他平时对老师、对学生总是和譪可亲，有人说相处多年从未见过他大声呵斥别人。他没有架子，所以大家愿意与他接触，有事都愿意向他反映，老师之间有争论或者产生了矛盾，他提倡心平气和地用“讲事实、说道理”的办法公平解决问题。他强调与人为善，待人以宽，相互之间不猜忌、不记恨，遇事开诚布公，襟怀坦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赢得众人对他的信任与尊重。
（2）关心他人。
作为一校之长，他平时很注意关心师生的生活，视帮助别人为自己的职责。建国初期，贫困学生较多，在没有建立起助学金制度以前，他多次到地委、市政府财政部门为学生申请伙食补助，为家庭困难的教师申请救济。他为了解学生伙食情况，不定期到大伙房（学生餐厅）吃饭。有一次在二院餐厅见几个学生把不爱吃的粗粮馒头抛在地上，他当众捡起来，搓掉沾在上面的泥土后自己吃掉，使在场的同学很受感动。他当场对同学们进行了艰苦朴素、节约粮食的教育。在伙房发现问题，他就及时处理。有一次回族学生展万标提出回、汉同学在一起“改善生活”时，锅、勺没分开，他就告诉伙房及时改正，加以注意。寒冬季节，他督促总务处克服困难为住校学生买来草苫子改善住宿条件。有一位老师生病，身上的疮流血弄脏了被褥，他就将自家的被子取来给这位老师使用。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不胜枚举。
（3）作风民主，尊重他人。
他在担任校长期间，先后与几任副校长在一起共事。在领导班子内，研究工作时有时意见不一致，甚至于争论起来，他都能够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求得统一认识，开展工作。前期的吴明、仇复副校长和后来的赵炎、王鹤仁副校长、李益民主任等老同事都有同样的感受。多年以后，赵玉正老师在谈起郑又樵校长的民主作风时，还很有感触地说：“郑校长不仅自己工作中‘有事多商量’，教育别人也要这样做，使我们在工作中受益匪浅。1953年学校组织六十多名学生的夏令营去曲阜参观活动，派我领队，另外还有高凤来等二位同志协助。临行前校长再三交待要‘有事多商量’。我们在曲阜参观，几天的具体活动都是遵循这个要求做的。在返回的路上，经过兖州城东的泗河金口坝时，由于当时雨季水大，河水漫过了桥面。对于究竟“过”与“不过”的问题，我们进行反复商议，集体研究，又经过实际测试，最后决定由两个大人夹一个学生牵手而行，最终全体学生安全通过。回校以后，向校长汇报时，他一方面表扬我们‘有事多商量’齐心协作、克服困难的作法，同时也表示对万一出事的担忧和后怕，反映出他对于师生的真切关怀。”
（4） 严于律己，勇于承担责任。
郑校长平时工作上处处以身作则，在教学上要求教师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而他首先做到身体力行。在联合中学和在师范部，他一直承担政治课教学，后来因事务太忙才减少了课时。他号召大家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他自己首先认真钻研。他要求师生刻苦努力，教好书、上好学，他自己首先做到勤奋工作，他常用“人一能之，吾十能之；人十能之，吾百能之”，“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道酬勤”等名言来要求自己，要求别人。老师们对他印象最深的事是他好熬夜，校院里熄灯最晚的总是校长室。
他严于律己，不徇私情。1952年夏，他的外甥女蒋纯从曲阜来考济宁一中初中部，只差很少的几分未能录取。有人建议他照顾录取，他则表示一定要按规定办理，不能录取。我在初二时与同班同学一起打闹着玩儿，把同学的手打破了，他要求在大会上批评，要我做深刻检讨。当时我的压力很大，也很不理解，认为“只是闹着玩儿的，打破手又不是故意的，为什么对我如此严厉？”直到我成年以后才明白父亲作为一校之长，必须严于律己。
还有一件事情大约是发生在一九五一年或者一九五二年，初二学生颜珣琨在学校卫生室打针后突然发病身亡，当时给颜珣琨同学打针的张姓青年医生压力很大。郑校长了解情况后迅速向上级汇报，组织部门派来了调查组，结论是该生原来就患有心脏病，医生张某也负有一些责任。此时的校长多次检讨学校管理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同时做好善后工作，取得了学生家长的谅解，其家长后来又把他弟弟送来学校就读。学校则加强改进医疗管理制度，要求从业人员接受教训，加强责任心，提高业务水平。校长承担责任后，作为当事人的青年医生也得到了适当的处分。此后学校也接受教训，医疗工作多有改进，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5）生活俭朴。
建国初期，国家经济状况较之战争年代有所改善，但他仍然坚持在老区养成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工作、生活中处处注意节俭。最初校长室设在红楼下面楼梯北面走廊西的第二间房间，狭窄而且光线暗，但他说“不要紧”，安之若素。后来搬到西边平房一间堂屋，总务处要做简单装修，置办新办公桌椅，都被他拒绝了。他平时在二院的家里吃饭，家里的主食是按月在街上订的粗粮煎饼。有时候所谓的“改善生活”，就是喝面条，吃白面卷子。在吃的方面他从来未有过特殊要求；在穿着上，我还记得他的内衣被母亲补过多次，打了好多补丁，但他仍然不舍得扔掉。在住房问题上，他让其他职工家属住比较好的院落房子，自己的家属则住在二院北面靠墙的四间筒子屋里，原来是用作仓库的，屋子地面比院子地面低半米多，下雨时水会流进室内来。窗子很小而且几乎与地面平，东面还紧挨着厕所，条件非常差。在这几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我们住了五、六年。母亲有时候说几句不高兴的话，父亲说：“这就不错了。”
父亲平时没有什么嗜好，不吸烟，不喝酒。除了随着学校有时候集体包场时跟着看戏看电影以外，从来不到戏院电影院去。如果说他有什么爱好，那就是爱读书，爱看历史典籍或考古学杂志等。他虽然爱欣赏文物，但是个人从不收藏。征集来的文物观赏之后即送到学校文物室。总之，父亲在日常生活方面从来没有什么奢求，一直过着简单、朴实、平和的生活。
谈到这里，郑伟老师应我们的要求，又谈了郑又樵校长晚年仍然对于济宁一中这所他奉献了十年岁月的学校充满了深厚情感。他在回顾自己的生平时，曾满怀深情地说道：“我在济宁一中工作过的那段时间是紧张而愉快的。解放战争结束了，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我真想为学校工作大干一番。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工作中还是有不足和失误，但我还是十分留恋那里的同事，那时的教师与老学生……”。他对济宁一中的真挚情感，与共事多年的老师生们结成的亲密关系，他是非常珍惜的。在他调到曲阜工作以后，他一直保持着与济宁一中的老师和学生的联系。一中的老教师、老学生到曲阜时也常去看望他；他只要来济宁也一定会去一中看望老师们。1992年5月28日，他来济宁参加中区史志办审稿会的时候，专门到济宁一中家属院看望李国亨、聂传文、陈子久、董绍馨、胡凤茹等几位老师。1996年农历九月九日，他以80岁高龄特意与在济宁的老同事一起欢度重阳节，会后合影纪念。当时学校领导陪同参观了学校新建成的教学楼、操场、实验室、图书馆等。对于现代化设施和管理工作，他大加赞赏，表示了由衷的高兴。对于这位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如今已经年迈的老教育工作者，还有什么比亲眼看到他曾经投身的事业不断发展，更令他高兴的呢？
前排左起：郑又樵 李益民 王鹤仁
中排左起：沈需普 刘建元 陈效文 巩固民
后排左起：陈海屏 卞玉芳 刘化民
在访谈即将结束，我们将要告别离开时，看到室内门旁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幅郑又樵校长手书的条幅，是给他的曾外孙女肖贝多写的：
四世同堂为贝多生日而作
莱菔生子芥生孙 高堂秩满四世春
贝多本是经载体 敢效龙门有传人
八十三老人手书 一九九八年三月廿六日
据郑伟先生讲解：首句中的“莱菔”即萝卜。萝卜籽和芥子都是微小颗粒，郑又樵先生以此谦称自己的家庭只是寻常百姓，普通人家。接下来一句表达了四世同堂，家庭和美的喜悦心情。第三句中的“贝多”本意指“贝多罗树”，此树树叶亦称“贝叶”。印度佛教用贝多罗树叶书写经卷，故佛教经卷亦称“贝叶经”。给孩子起名字“贝多”，寄寓了“学习文化，传承文化”之意。末一句中的“龙门”指代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后以“龙门”称之。司马迁有一养女，为汉丞相安平侯杨敞之妻，外孙平通侯杨恽均为汉代知名人士。故司马迁的女儿作为中国历史中的“杰出人才”而闻名于世。此处用典，意为“谁说女子不如男”？ 以家中重孙女引以为骄傲，并无重男轻女传统偏见，其高识卓见，仁厚长者之风，令人起敬。
细观郑又樵先生所书手卷，字润笔畅如行云流水；体味其中用典之义，更让我们感受到这位耄耋老人当时对于后代的慈爱之情和期盼之意。老人自己以谦卑的心态，表达了对于后代的成长所感受的欣慰，同时也寄希望于后人能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如今肖贝多在济宁一中高一年级就读，学业日进，成绩优秀，不负其曾祖期盼，果然是后继有人，“龙门传人”实至名归。
谈话结束后，我们告辞出来。郑伟老师深情介绍的情形，深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久久不能淡去。
郑又樵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其子、孙皆有从事教育工作者。教育世家，为济宁教育奉献至多。榜样力量，感人至深，必将激励青年一代学习先辈精神，继承光荣传统，为教育事业发展而努力，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材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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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郑又樵校长捐献图书：
《钦定廿四史》、《皇朝通典志通考》、《杜氏通典》、《钦定续通典》、《马氏文献通考》、《钦定续文献通考》、《郑氏通志》、《钦定续通志》等。
2. 关于济宁一中文物保管室曾经保存的文物：
郑又樵先生创办济宁一中文物室，号召师生征集文物，并率先将自己收藏的文物赠与学校文物室收藏。学校美术教员刘枕青先生去世后，其家人将刘枕青先生收藏的甲骨文四块赠与学校。1962年1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厚宣先生到济宁考查，专程来济宁一中察看文物陈列室，确认其中三片甲骨为安阳殷墟出土真品，并将拓片带走，并一再强调学校要注意保存好历史文物。胡厚宣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甲骨文合集》中，收录了这三片甲骨文的拓片，并注明：济宁一中文物室收藏。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百年来甲骨文材料统计》中，有一篇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孙亚冰提供的文章，文章列举了世界各地收藏的甲骨文实物情况。其中提到山东省公有单位藏甲骨文实物，具体分布如下：
17．山东省博物馆5468片
18．山东大学3片
19．山东师范大学2片
20．青岛市博物馆43片
21．济宁一中3片
很可惜，这三片甲骨文在文革期间被人所盗，至今无处可寻。
学校文物室中曾有较高收藏价值的灰陶“量”一件，内底刻有铭文一个“廪”字。郑又樵校长与教务主任李益民共同研究释读铭文，初步认为是先秦文物。后把铭文拓片，发函给山东省图书馆馆长、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王献唐先生。不久，王老先生复函，似为周代秦国计量粮食的工具，亦可称为“秦量”，非常珍贵。原件曾存放于裙楼北头的文物室内，现藏于济宁市博物馆。
甲骨文拓片之一 生物教师谢铸先生手抄教材一本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