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瑞西北科考团在内蒙古

达瓦

20世纪的1927年，在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联合科学考查活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年5月包头开始，沿北部草原、沙漠、戈壁、山地人烟稀少的民族地域进入新疆，历时数年的科学考察活动，这也曾经是世界探险史上的一次奇迹。

组织如此庞大的考察团体，涉及众多学科，包括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考察的地域涵盖了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等多个省区。在自然条件恶劣、西北政局动荡的环境下，科考团的成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以严谨的态度开展科学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考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年5月至1933年秋，（其中后4年是批准延长）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旭生）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方和外方团长，以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科学考察。

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延伸，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由斯文·赫定领队的“绥新公路查勘队”，以汽车为交通工具，主要勘察绥远到新疆的公路路线。其中也包括对沿线进行的科学考察。（实则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还是有区别的）。

此次考察源于1926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设想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开辟途经中亚的航空走廊，需要预先考察沿途的地理、地貌和气象情况。斯文.赫定成为这支考查队的最佳人选，由汉莎公司出资赫定策划了这次科考活动。

赫定来华得到当时北洋政府批准和许可，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签订了一项协议，只允许2名中国人随行接洽到新疆，考察采集品先运瑞典研究，有机会再送还中国。由此而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和抗议。以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为首的十几个在京的学术团体开会商讨对策，在会上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反对外国人随意采取中国古物”之宣言。

以刘半农、袁复礼、梅贻琦、马衡、李四光、李济、徐旭生等中国学者经过六个月多次协商，由刘半农起草议决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十九条，被称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个平等协议，成立了中端科学考察团。

签字仪式在北大国学门举行，这十九条里明确规定了西北科考团是中瑞联合进行，属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下属组织，下设理事会，监察并指挥科考察团的一切事务。设中方徐旭生和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刘半农作为常务理事，在后方打报告要经费、做协调，为科考付出大量琐碎却又重要的运作。

（图：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沙俄、英、法、德、日等列强开始到西北等地以探险为名搜寻盗买文物，这片土地曾是中国与波斯、印度文明交汇之处已开始有了模糊感知。一拨又一拨的探险者往往打着“考古”的旗号步入新疆、甘肃等省区，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被搜掠而去。

不能忽略当时的时代背景，五四运动开始的第七年，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爱国救亡思想的冲击，使得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已觉醒，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思潮对他们影响颇深，在他们眼里偌大的中国再不能任西方探险家随意进出肆意妄为盗劫中国文物。

1927年5月9日科考团中国团员徐旭生、黄文弼、袁复礼、龚元忠、马叶谦、刘衍淮、崔鹤举、李宪之十人，终于在上午九时前齐集北大第三院研究所，和前来送行者都聚于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照片资料。（图：今沙滩原北大红楼）

然后再乘汽车往西直门火车站，考察团斯文.赫定等旋亦到站，送行者中国方面有沈兼士、刘半农、庄尚严、梅贻琦、余鸿宝、李振邦、李子开、刘浚哲、金希贤、常维钧、马沅君，瑞典方面有瑞典公使，其他团员亲友之送行者尤多。图为考查团员在西直门火车站前与送行人员留影。左起：2詹蕃勋；6瑞典公使EverlÖf；8赫定；9徐炳昶；11黄文弼；12崔鹤峰；13刘衍淮；14袁复礼；15马叶谦；16周肇祥。

第二天5月10日晚7时半，赫定、徐旭生以及中国团员八人和北大李四光教授及学生五人到达包头，已在3月下旬就提前来包头等候的外籍团员到车站迎接。

从包头出发前中国团员合影，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炳昶、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

科考团在包头的驻地客栈，从其背景山丘看应该是老城东门大街一带，这里曾是老城最为繁华的大街，是多民族杂聚，集汉、蒙、回、满等民族，在数平方公里狭长的地段竟然有藏传和汉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财神庙等宗教建筑。东门大街向东北数里尽头是东河漕，向北山坡上有转龙藏胜迹，这一带后边山丘称之为“北梁”，也是社会各阶层集中之地，各个产业都较发达，因此也就有了“九行十八会”。从商号到店辅各种手工业作仿，到车倌、驼工、苦力和乞讨者。

根据科考团留存的日记等资料，从北京到来的团员住在南门的客栈，这里离火车站较近。购买和租赁的二百多峰骆驼也在南门外放养，在即将起程前又把大量物资用品4百余箱，从客栈用牛车集中于出发的西北门附近客栈的大本营等待出发。

（图：考察团旧照）

在包头的数天，12日徐旭生同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等数人到刘宝窑子、转龙藏等北边台地寻得新石器时代石斧、石镞、陶片等。在返回时到路边人家讨水喝，交谈后得知此家人正是原国会议员绥远省立中学校长王定圻烈士之家兄，还热情烙面饼茶水接待北京的客人。

包头出发前徐旭生前往县署拜见县长，谈此次中瑞西北科考目的和路线。还同黄文弼、丁道衡等人到绥远省立二中（今包头一中）会见了年轻校长。

（图：科考团旧照）

为筹备这次西北考察，斯文.赫定在当年三月份就派外籍团员提前赴包头进行购买骆驼、订制木箱，各种生活用品等做了的前期大量工作。

据袁复礼所记，他因事在京停留了三天，于13日晚到包头住宿于北街的一家客栈，院内堆满了许多木箱，是为装运行李、食品、器具和仪器之用的。到客栈后与徐旭生等中国团员相聚，展望即将进行的工作。在包头数天袁复礼也到周边考察亦发现石器遗址三处，皆在城北台地上。对包头地理进行了测绘和考察，手工绘制的包头地理图，其精确度也令人叫绝。

包头历史悠久，秦代设九原郡于今麻池古城，秦为防御匈奴南侵，从秦都咸阳修直道达九原郡。汉代改称为五原郡，在这里屯垦戍边成为重要战略重地。明代这里曾是漠南蒙古土黙特部阿勒坦汗势力范围。（据此东五十公里美岱召）清代中后期大批晋陕等地“走西口”难民来到这里开荒恳地，而山西生意人也来此设商号，逐步形成城镇。

（1932年拍照作者不祥）

黄河几字湾流经这里在城南形成小河套，到清代这里已成为水旱码头皮毛集散地。1923年平绥铁路延伸于此，包头通了火车为这里注入活力，西北地区的地方特产、皮毛等物资通过黄河水运到这里再通过铁路运往各地，包头也逐步繁荣起来。

（图：30年代老包头照片）

出发前考察团将几处堆放的行李物品用牛车拉运在西北门一家大客栈集中，一切都准备好了。5月20日凌晨大队开始向西进发，252峰骆驼组成的驼队足足排了二里多长，前后驼铃钉铛响着走出城外，为安全起见晋绥军王英部派三十名骑兵全副武装随团两侧护卫。

（图：科考团旧照和视频截图）

科考团本应在五月十九日出发，北平出发前北洋政府已同意免除这次考察税金，但包头地方当局以交税费为由而扣押部分装备。赫定和徐旭生多次交涉都无果，无奈交四百大洋才放行。五月二十日由包头启程，共购买和租用骆驼252峰。除考察队员外又随团配以驼工、杂务、厨师等人员二十余名。载负行李、帐房、仪器、文具、厨具、食品等等约四万多斤。出包头西北城门，转向沿大青山西行，经井坪、二道沙河、前口子来到昆都仑沟口（今110部分国道）。

科考团从黎明前出发，一直西行十几公里将进入大青山与乌拉山之间昆都仑沟口，沟内由北向南季节性昆都仑河向南流入黄河。

这里古代称石门水，又名“呼延谷”， 是中原进入漠北草原地带的重要隘口，沟两侧山上至今有汉代烽障，沟前山麓战国赵长城就横亘于山口两侧。公元前213年秦朝大将蒙恬沿石门水北筑长城、修秦直道于此，其遗址至今保存完好。

汉武帝曾亲率十八万大军，出石门入大漠北登单于台，威慑匈奴，显示了文治武功。东汉昭君出塞途经石门，于是“敛眉光禄塞，回望夫人城”的诗句像昆河的水从远古流传至今。

科考团进入昆都仑沟行数公里的五分子平缓之地安营扎寨，夜里有四人武装放哨守护，晨起早餐后驼队继续沿河道北行，二百五十多峰的骆驼前后浩浩荡荡行进在较为平坦宽阔的土路上。

几十年后的五十年代，这条千年古道因常有洪水泛滥而影响到包钢建设和下游，1958年在沟内修建了昆都仑水库而中断了古道交通，如今在沟东沿山修筑了包头到百灵庙公路更加畅通，这条公路到固阳也正是当年科考团所走道路。

科考团中徐旭生、黄文弼、龚元忠（摄影师）及四个青年学子等又从宿营地返回沟口到寺院参观考察记入笔记之中，“此召为东公旗庙，有僧人数百，……前有茂密小树林”。

昆都仑召创建于1689年清康熙年间，是乌拉特中公旗庙，乾隆帝赐名“法禧寺”。昆都仑为蒙古语意为“横山口”，依山傍河而建，为藏汉式的建筑风格。原有经堂、殿堂23座，覆钵式白塔4座，以及僧舍60余座，占地110余亩。文革中遭到破坏，寺院文物全部被损毁，大殿内壁画涂上白灰才得以保存，如今仅存部分建筑经堂、殿宇12座及部分僧舍已得到修复。

（图上：作者不详，下图：刘洐淮考察日记）

根据科考团成员日记，从昆都仑沟口进入后，沿途看到冯玉祥部队在此战争留下的炮筒及废弃已毁坏的汽车，道路上破衣烂衫的赶车人和地里干活的农民，感觉到潇条的乡村，下午来到宿营地五分子。

赫定也从出发的第一天开始用他特有的钟表加指南针再加时间，可以计算出每天所行的公里和路线方向，直到新疆。

（图：今昆都仑水库，远处桥梁是包头通往白云鄂博铁矿专运铁路）

从五分子再出发经过榆树塔子等许多村庄，虽然春天已经到了，可塞北的荒凉和贫瘠的土地上农民种些莜麦和大烟来维持生计。在六义湾看到山坡上一段石砌长城遗迹向西逶迤去，徐旭生猜测可能是明代长城（实则是秦长城的一段，固阳秦长城达120公里）。

这一带土匪猖獗，第一批护卫军人返回后又调来20名护卫骑兵，夜间由军人和学生及两名德国人轮流值班站岗。夜里狂风大作总算一夜平安，天亮科考团继续上路北行，从山坡而下到牛肠弯又转向西北行到察汉旗沟，白山梁进入一宽阔平原，傍晚来到红娃子公中在此宿营。（图：固阳秦长域）

从科考团队员留存日记，许多地名因蒙古名转译或变音，有的尚存有的已不存在，以下地名都是在原记地名的基础上现在名称。

考察团沿昆都仑河谷溯源而上，进入固阳县现金山镇七分子村、公义明村、尔德泥沟村、六分子村、大仙山西侧的“脑包山”附近。由此继续向东北行到兴顺西镇现贾格尔齐村、厂汗以力更村、红娃公中村，再到北侧的脑包村、三九圪卜村、公中滩村、同兴公村、四成功村、耳居图村，继续向北进入现达尔罕茂名安联合旗西河乡合教村、圐圙点力素村，最后到达忽鸡图河（包白铁路忽鸡图站东南）。

（图：固阳文物所落和平）

5月24日经过香苏恩喜，过白彦脑包再到同兴公、四成公等村，沿途曾捡拾到汉代陶器残片。再到哈教的较大村庄，有土寨四角筑炮楼以防土匪，百余户人家有个建于1905年的天主教堂，有比利时和荷兰人两传教士在此。村民大多为天主教信徒，教堂内设小学40余名学生和一年轻教师。科考团的经过村民以为土匪如临大敌，结果虚惊一场。科考团在公种塔拉至此停留住宿，傍晚两传教士到宿营驻地回访了斯文赫定等人。

（科考团视频截图）

25日启程到达库伦德拉苏、白音布拉克、又继续前行到达阿布该音郭罗（艾不盖河）宿营，这里已进入草地。赫定派随行的蒙古随从去打探从绥远及哈伦乌苏来这相聚的外国人驻地。晚上得到消息他们在东边15公里水草很美的地方扎营正在等侯。28日科考团沿着胡济图河上游行数公里扎下营，编号为8号营地。北距茂明安旗府25公里，东距百灵庙40公里。

包头出发八天的行程在这里暂停，下午管理科考团旅行事务的副队长丹麦人哈士伦和考察团电影摄影师德国人李伯冷来到8号营地，两队聚集于一起。

（科考团视频截图）

另一队是从张家口经苏尼特旗，再到哈伦乌苏接美国探险家安德鲁斯寄放在那里的65峰骆驼。之后不久那林、马学尔、华志（德航空人员）及生瑞恒也从绥远带着51峰骆驼和北平购置所需物品和许多生活用品安全赶到8号营地。至此，18名欧洲队员和10名中国队员全部聚齐了。被称为“蒙古通”的拉尔生是驼队队长，又继续在当地购买了一些骆驼，从包头租来的骆驼也送到共计292峰，为西行做好一切准备。（科考团视频截图）

中方科考团成员：团长徐炳昶：（字旭生）北大教授。袁复礼：考古地貭，清华大学教授。黄文弼：考古历史，北京大学助教。丁道衡：地质，北京大学助教。詹蕃勋：水利，北洋大学。崔鹤峰：工程师，北洋大学。马叶谦、李宪之、刘衍维、龚元忠：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1929年后续人员：陈宗器：物理，中央研究所。赫盛景：植物，北京学术理事会。徐近之：观察助手，南京中央大学。胡振铎：气象，中央研究院。尤寅照、龚继成：工程师，铁道部。

（图：科考旧照8号大本营）

外方成员：团长斯文.赫定：瑞典探险家。拉尔生：科考旅行事务。赫黙尔：医生兼人类测量。艾里克.那林：地质学及绘图。沃尔克·贝格曼：考古。乔格.生瑞恒：科考助手，均为瑞典。哈士伦：科考旅行事务副队长，丹麦。

赫德：气象学。李伯冷：电影技师。米伦威：会计。钱黙滿、狄德满、马森伯、冯.考尔、华志、马学尔、冯普尔、海德、均为航空技师，德国。（后期1928、29年又加入5位瑞典地质古生物家，1位德国汉学家参加考察活动）

8号宿营地位于东经109°53'12.5"，北纬41°40'56"，21顶帐篷沿胡济图河（忽鸡图）向东一字排开颇为壮观。考察团中有中国、瑞典、德国、丹麦四国团员，因而被赫定团长誉称为“四国之城”。

为了使每个队员在考察中的身体健康，都打了预防针以免遇到流行病的侵袭，卫生意识也已经非常现代。白天队员们各自在周边忙着专业考察，夜里在篝火的映照下悠扬的歌声在广袤的草原上飘荡。这也是这次整个旅行探险考察中惟一聚齐的一次，之后再也未能这样聚集。（图：科考团拍照）

5月31日上午，徐旭生、丁道衡、黄文弼、龚元忠、那林、贝格曼、庄永成、靳士贵等人带30峰骆驼向东出发，第二天下午到达百灵庙。4日赫黙尔、李伯冷也来到百灵庙进行动物植物标本采集和人体测量，拍摄考察团活动的胶片资料。

徐旭生一行在百灵庙考察，僧人介绍寺院情况，但仅开一殿以大喇嘛不在为借口不开其它殿堂，后经蒙古驼工交涉答应第二天继续开殿，并打听古迹当地人告诉在北方有古城遗址。

（图：百灵庙全景作者不详）

百灵庙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2年）。百灵庙系达尔罕贝勒庙的转音，康熙帝赐名“广福寺”，原寺院由5座大殿、9座佛塔和36处藏式结构的院落组成，总占地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这座草原著名佛寺经火烧战乱和文ge大破坏残损严重，后虽修复规模已远不及当年。

旗府百灵庙镇历史上是漠南通往漠北和新疆的交通要道，北与蒙古国接壤。自古这里为游牧民族生活地域，曾先后是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民族这里游牧之地。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是由原清喀尔喀右翼旗和茂明安札萨克旗于1952年合并而成的。（图：袁复礼拍照）

6月5日在旗府以北20多公里处的艾不盖河边，黄文弼发现了敖伦苏木古城，“城为土砖所砌，城墙残垒屹立，犹可考见古城模样。此城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短，庄永成以步度之东西约1040米，南北约643米，西南北均有城垛遗址，此城坐西朝东，面临河畔也。入城循视一周，残瓦片堆积如山者10余座，散瓦石遍地，乃建筑房屋遗址”。猜测可能为净州故城（实为汪古惕王府城）。

6日下午在遗址发现了元《王傅德风堂碑记》残碑，碑文不全字迹模糊，乃叙述元代一王之世系及功业。另发现明《阿勒坦汗蒙古文碑》，碑文颂其功绩及宏扬佛教。

两件重要石碑和大量建筑构件的发现，6月18日黄文弼返大本营与徐旭生谈及此碑。本议到旗府谒拜贝勒王建议将两石碑拉回旗府保护起来，后觉得这样反会导致石碑遗失或售。徐旭生给北京刘半农、马衡写信並请转呈蒙藏委员会，请求派人到敖伦苏木古城考察和发掘，若不能风行便立即派人将两块蒙汉文碑运回北京保存，后来两通石碑几十年来也不知所终。（其中阿勒坦汗蒙文碑2004年被文物工作者在一牧民家门口做踏脚石发现）

（图：左元碑，右明蒙文碑）

此后黄文弼在1931年的《西北科学考察概要》等学刋上发表文章，在之后几十年关于《王傅德风堂碑记》的内容及敖伦苏木古城历史、文物、民族宗教诸多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课题。这个千余字石碑正是打开敖伦苏木历史的钥匙，从1932年以来美国、欧洲及日本等学者不断前来考察。

1942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多次来赵王城考察，经过分析推断，专家认为王傅德风堂碑上刻的是脱欢一家几代人辅佐历代赵王的辉煌历史。“王傅”是官职，是王的老师；“德风”是道德风范，“堂”是屋子，“德风堂”是屋子的雅称。王傅德风堂碑是由五个时间段分别续刻而成。（图：敖伦苏木古城航拍）

这枚监国公主印章是1958年被武川一村民所拾得，直到1974年铜印章被当地文物工作者收回，现珍藏于内蒙古博物院，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铜印高6.3厘米，宽10.8厘米，厚1厘米，重量为1400克，印面上篆刻的蒙文，为3行14个字：“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

监国公主是嫁到汪古部的成吉思汗三女儿阿剌海别吉，又称齐国大长公主。她曾先后嫁给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不颜昔班、镇国和孛要合。《元史》说她“明睿有智略“，“师出无内顾之忧，公主之力居多“。

敖伦苏木为蒙古语，意思是“众多的庙”，始建于元代俗称赵王城，为汪古惕部世居之地，早先曾为金朝守边护疆，后追随成吉思汗西征屡立战功，成吉思汗将三女儿阿剌海别吉下嫁汪古部的首领阿剌兀思，（有16位公主下嫁）后其子世代为王，是成吉思汗家族“安答”（弟兄）及姻亲关系。

遗址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考察发现城内有王府、景教、天主教会堂、孔庙等遗址，及明代喇嘛庙（作为阿勒坦汗避暑地）。城址内有建筑遗址17处，高台和土包99处。城东300米处还发现有墓地一处。还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构件、石碑、石兽以及景教墓石等遗物。

在赫德（德国）指导下气象生马叶谦、刘衍淮、崔鹤峰、李宪之作为助手在哈那河进行气象观察。四位学生受招募报名而进入科考团，出发前常务理事的刘半农找他们促膝长谈，关怀备至，寄予厚望。四位气象生随科考团一路西行，勤奋好学逐步熟悉气象观察记录。旅途中向赫定团长学习他独创的绝技，利用骆驼的步行速度和时间加指南针等，可以准确测量出所行路线方向和距离公里数。

在新疆结束气象观测任务后经赫德、赫定推荐刘衍淮、李宪之留学德国，最终成为中国气象学界的奠基人。《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记载了近三年每一天。（李伯冷摄）

在西行空闲时队员在周边考察，8号大本营赫定在这里等待去北平和绥远购买的物品仪器等，拉尔生还在购买骆驼，赫定每天都做笔记，还学点蒙古文。偶有放牧的蒙古人好奇地来营地观看，赫定抽空画些速写，他的绘画技艺很高，一生留下画作5千多幅。特别是早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照像机丢失全靠手绘速写留下大量的珍贵资料。

（图：赫定画喇嘛庙，乌拉特、土尔扈特蒙古人）

6月26日在大本营来了十余人的二人台小剧团，为科考团进行了专场演出，简陋的装束，伴以四胡、笛子，扬琴等乐器，男扮女装的主要两个演员和几个配角，简单的化妆和服装头饰等，手拿手绢或扇子就地化妆表演，外籍科考团人员不懂唱词，却也看的还颇有兴趣，这段视频也可能是留存下来二人台演出最早的纪录。（科考团视频截屏）

6月23日为庆贺瑞典的夏至日，夜里科考队员聚集在帐篷前的草地上唱歌喝酒尽情欢快，放松这一阶段的艰辛。

在8号营地后队员们以专业分组分队考察，贝格曼、丁道衡、那林、靳士贵等则向北行分头寻找地质材料、古器物。黄文弼与庄永明沿着艾不盖河下游寻找敖伦苏木古城遗址。袁复礼、詹蕃勋等沿哈那河测量基准线和地形图。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的草原、丘陵、山地考察都各有收获。在考察团队员日记中留下许多地名：阿乌格鄂博、艾不盖河西畔有残城墙、伊克诺尔、塔布毛短、察汗赤诺、阿乌格鄂博、善丹庙等许多地方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和石器、陶器等物件。（袁复礼摄）

7月初黄文弼、詹蕃勋及庄永成等除在敖伦苏木考察外，还到周边考察秦长城（实为汉外长城）。在1927年7月10日日记中记载：“后本村人来谈，南70里甲色庙滩有一古城甚大”。7月12日黄文弼来到甲色庙滩，日记中记载：“下午2时半抵甲色庙，寓鲍姓庄家南1里至甲色庙滩，1里至故城。故城在庙南偏西，内有河，名城窟略河，西南流，出半山图沟，至固阳”。7月13日，黄文弼在日记中写到：“余在甲色庙滩山上，望甲色庙，照一像，即至城根，照相数张，再量地”。（图：怀朔古城全景）

黄文弼猜测为汉代稒阳故城遗址，1980年经文物工作者调查试掘，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城，东西长约360米，南北宽约220米。城址内发现官署、寺院建筑和居民点、古井。出土有石雕兽、石柱础、莲花纹瓦当、鸱吻、花纹砖、泥塑佛像和灰陶罐、壶等残件，都是北魏时期文物。结合文献考证，为始建于公元433年北魏六镇之首的怀朔镇。之后随着“六镇起义＂而逐步衰落于历史长河之中。

曾世居怀朔镇的高欢、侯景，都是这里出生的名人。高欢利用起义军逐步掌握军政大权自封大丞相，使北魏皇帝成为傀儡，公元550年高欢的小儿子高洋建立北齐王朝。

科考团在达尔罕旗期间遇到了隆重的百灵庙麦达尔（蒙古语弥勒）法会，每年的农历6月14日三天法会（推算1927年是阳历7月12日）。部分外方科考团员也参加法会受到寺院活佛卓尔罗斯热情接待。

千余人的寺院僧人和附近的蒙古人都聚集来到百灵庙，围绕寺院的宗教活动非常隆重，殿堂内诵经声不断，殿堂外僧人抬着大法号吹响，白海螺作引导，鼓号齐鸣响彻寺院，后边巨幅弥勒佛画像和雕像被僧人高举绕寺而巡行，紧随后的几百僧人和信徒相随气氛热烈而非凡。（科考团视频截图）

大殿前台阶地毯坐垫是寺院僧人组成的鼓乐队，喇嘛头戴各种面具身穿宽松大袍，或扮相面目狰狞可怖的护法神，或扮牛、鹿、骷髅等面具，手拿法器等前后出场，按照鼓钗的敲打节奏而舞，节奏越来越快，喇嘛的舞步也随之加速。

跳“查玛”舞是藏传佛教寺院法会中重要的一种表演形式，民间称“跳神”。“查玛”为藏语，“步扎”是蒙古语译音，为了降伏妖魔，免除灾祸，以此手段吓跑和驱散恶魔以保护地方和百姓平安。

科考团的部分外籍团员全程观看了和拍摄了这次隆重法会，受到寺院活佛卓尔罗斯喇嘛的特别关注和欢迎，斯文赫定代表科考团为百灵庙捐赠50块大洋和西洋闹钟、小刀小勺子等。

笔者收集到当年西北科考团所拍摄（德国人李伯冷拍摄）的无声影片，受当时的影视技术诸多影响，视频不太清晰，一节一段时间很短，每节前边有都有英文简介。（点击图看视频）



8号营地驻扎一个多月，为了扩大考察范围，和大队同行时水草困难因素，科考团决定分为北、中、南三队分批西进。292匹骆驼根据各队人数和所带仪器工具给养等分配。7月1日，瑞典地质学家那林率领北分队出发，成员有丁道衡、貝格曼、海德、马森伯、哈士伦、生瑞恒及采集员靳士贵，另有3名驼工等11人，二十五峰骆驼。

刘衍淮被留在胡济图河独立气象作业，直到8月2日结束这里的工作后，又赶上了先头大队。

赫定、徐旭生两位团长向各队友拥抱握手道别，约定在乌拉特后旗山德庙（善丹庙）会合，全程420公里。

7月2日丁道衡在随北分队考察途中见被称之为“白云鄂博”的山，呈东西蜿蜒之势，山岭在阳光下泛着青黑色光芒，在草原上突兀而起。7月3日他背起地质行囊进行勘察，至山腰则矿石层累迭出，愈上矿质愈纯。登高俯瞰，则南山壁皆为矿区。当即给中方团长徐炳昶写信报告，随后考察团派专攻地质学的詹蕃勋来到绘制了一份二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根据此图对白云鄂博地区的地形、地质构造以及矿区生成、铁矿储量、矿石成分、地上水源等项进行了初步调查。记录了大量文字资料，采集矿岩标本10余箱，以作科学研究。

丁道衡凭借着专业独到的眼光看到这里黑色矿石极为丰富，他认为，白云鄂博是一个蕴藏丰富而极有开采价值的大型铁矿。在这次考察工作中，他共绘制了地质图100多幅，收集地质资料35箱、风俗物品3箱，沉睡了亿万年的白云鄂博被丁道衡发现了，这是他一生中所取得的最辉煌的巨大成就。

白云鄂博蒙古语意为“富饶的神山”，依据习俗每年蒙古族都聚集于山上举行隆重的敖包祭祀，祈愿草原风调雨顺六畜兴旺。

（图：丁道衡照片）

丁道衡，字仲良，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曾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丁宝祯之孙，1926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以优异成绩留校助教。

在他发表于1933年的《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中首次提到发现的大铁矿，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包头钢铁基地的建设和大西北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设想修铁路将附近的大青山煤田与之相连，使煤铁积于一地，并在包头建设一个钢铁基地，对西北的交通、经济将有重大影响。

几十年后这里蕴藏着占世界已探明总储量41%以上的稀土矿物及铁、铌、锰、磷、萤石等175种矿产资源，成为享誉世界的“稀土之都”。（图：今白云鄂博铁矿）

7月4日，袁复礼也率南队出发，全部是中方队员，是人员最少的一队，有詹蕃勋、龚元忠，采集员白万玉及3名驼工杂役和15峰骆驼。在西行一段时间后，因为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奉徐、赫定两团长指示又调詹蕃勋到了北队与丁道衡勘探测量绘图任务。袁复礼继续带队到达阿木塞尔河上游的盆地及乌兰鄂博西喀拉淖尔湖岸等地，发现古代长城遗迹，和动植物化石，还有细石器有石核、刮刀、箭头等。

（图：袁复礼拍照考察帐篷，和同行的考察队员）

8月袁复礼又发现了白云鄂博西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富含铌等稀有金属矿床之一。

袁复礼在考察期间所拍摄的乌拉特蒙古人和牧区景色。

中央大队出发前都由拉尔生前边领队，探测道路和选择扎营之地，就在中央大队将要出发前，拉尔森前边的驼队因新购骆驼膘肥体壮又没经过太多训练，聚集一起而突然受惊爆群，又带动其它骆驼将所带物品抛撒四野乱窜，一百五十多峰骆驼四散外逃几十里范围内，驼工费了两三天时间才追赶归队。拉尔生所率驼队不得滞留下来5天重新整理行囊，又雇用了几名蒙古驼工管理骆驼。（考察视频截图）

7月22日剩下人员在赫定和徐旭生的带领下中央队起程西行，这是考察队27人数量最多，指挥和协调南北两队中遇到的问题。北分队一直与大队相距不远，整个旅途中基本上保持这一队形，三队之间靠骑着快驼的蒙古驼工传递信息联系。

中央队途经乌拉特中旗的海流图和乌拉特后旗，8月15日经过22天的行程420公里到达山德庙（善丹庙），由于赫定胆结石病痛在这里做暂短休整。

（图：赫定、徐旭生、袁复礼在考察途中）

考察团从出发以来，每天驼队的行程在三、四十公里左右，从草原到沙地和山地的狼山，在一些地段基于三角测量的平面地图绘制，和利用高处的敖包与经纬仪测海拔高度，赫德观察气侯每数天就放一颗氢气球可升高到一万多米。

宿营地多选择在离开有村庄人多的地方，免得受到人为干扰，在有水草之地更适宜人畜的需要。路上经常遇到从新疆或绥远之间东西往来的骆驼商队，互相问侯哪儿来到哪里去，以及相关路程及沿途水草、水源地状况。也遇到朝圣、逃难和来草地作皮毛生意内地人，一些村庄从晋陕来此耕种的土地的汉人。考察团还派人到东南200里巴彦淖尔盟三道桥和陕坝永胜乡比利时天主教堂采买生活用品。

（图：科考团旧照）

考察团前后通过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附近，沿途发现有化石、石器和汉代城障及隋唐突厥石人墓等遗迹，黄文弼还在这里发掘了古代军营遗址出土大量箭镞和兵器及汉代钱币，贝格曼还在狼山区域的岩石上发现了三处岩画。

8月6日在13号营地（编号以住宿点顺序而推定）召开了三队负责人的会议，研究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问题，及人员分配和调整，商讨后一步勘察工作。8月15日科考团经过宏大的山丹庙，数百名喇嘛立于寺顶观看这支庞大而奇怪的驼队，经过22天的行程在山德庙附近暂短的休整。

（图上：袁复礼拍山德庙，下：刘衍淮日记图，科考营地）

山德庙又称巴音善丹庙，创建于清朝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是乌拉特后旗最大的寺院，在戈壁草原的山地高坡上显得尤为突出，重重叠叠藏式建筑依山而建，颇为壮观而醒目，佛寺是蒙古人精神寄托信仰之地。

这一带属于乌拉特蒙古部落地域，1649年清廷将乌拉特部蒙古人从遥远的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西迁，以加强边疆戍卫。于1652年抵达现在所赐驻牧之地，乌拉特三公旗正式建制，游牧地域在乌拉山之西河套以北的广袤的草原、戈壁、山地，直到中蒙边境。

科考团休整期间还进寺院参观，殿堂内供奉的各种佛像，白墙平顶棕色饰带藏式的建筑风格，北边一座大白塔和数座小塔。科考团驻扎在这里，每天都有寺院年轻僧人出于好奇来到营地观看奇异的外国人，特别是留声机和各种仪器。赫默尔借此机会采集些僧人血样，李伯冷则在善丹庙拍摄了一段无声电影留下了珍贵资料，可见这座寺院规模之大。

可惜时过境迁，之后的战乱及文／ge大破坏，这座寺院被毁，直至九十年代又在原址上重建了部分殿堂，由格鲁派改宗为香巴噶举派。

（点击图看视频）





斯文·赫定在山德庙患胆结石痛而休整期间，偶遇他曾在1907年冒险进入西藏，在扎什伦布寺拜见九世班禅喇嘛，在哪段时间里曾经接待过赫定的图别钦活佛，他是东行北平途经山德庙而停留数天。图别钦活佛是班弹活佛表兄，班禅额尔德尼的父亲是他母亲的兄长，这对兄弟降生在同一年都45岁。时过二十年，在遥远的万里塞外佛寺竞它乡遇故友，两位朋友在帐篷里喝茶畅谈甚是欢快，还互赠送些小礼品留念。（图：驼队行进中，赫定与西藏活佛图别钦在交谈）

在到达额济纳旗前还发生了一件小故事，行程半道上遇一汉人愿为科考团打杂，每到宿营地帮厨捡拾柴草，早起烧火熬茶也很勤快。十几天后早晨出发竞不见此人踪影，赫定的骆驼也找不到了，清点发现少了2峰骆驼和米面粮等物品。哈士纶立即带两名蒙古驼工寻踪向南追击，两天后在沙漠中找到这个盗贼，蒙古驼工视贼偷不吉利极为生气将所盗粮食全丢撒抛弃将贼捆起来。回到驻地本想送百公里外酒泉军警处理，可又影响考察行程计划。经过两团长教育也只能又释放。

在山德庙十多天的休整，三队前后离开，8月29日中央队向额济纳旗进发。途经巴丹吉林沙漠、巴音毛道、图孔敏寺、乌兰托洛盖，经受了一个月草原、沙漠戈壁干燥和酷暑，全团以损失28峰骆驼来到阿拉善。

9月26日到达喀拉浩特（黑水城）遗址进行考察，在黑水城得到一部元刊本的大藏经。这个荒废于沙漠之中的西夏故城，在1908年和1914年遭到沙俄科兹洛夫所率的考察队两次盗挖，古塔和古城内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用近百峰骆驼把所劫文物运到俄罗斯。之后随之而来的斯坦因、华尔纳等先后来这里购买和盗挖了文物。

28日考察团来到额济纳河畔的胡杨林中松都尔，决定在这里建立大本营进行较长时间考察，分为南北两小队沿额济纳河上下游沿线和周边考察。

额济纳是西夏党项语“亦集乃”之转音，意为“黑水城”。额济纳河发源于祁连山向北流入戈壁大漠，历史上称弱水或黑水。古代这里是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重要屏障。霍去病在这里大败匈奴，西汉到东汉修建了大量烽燧关隘以确保丝路畅通，所以在戈壁荒漠遗留下大量古迹，两千多年的历史沧桑，它静卧于这里再无人去关注它的存在和价值。（科考团视频截图）

10月4日黄文弼带5峰骆驼20天的给养到嘎顺淖尔湖西南部居延烽燧障城周边考察，后由额济纳河下游又转到上游探寻沿途古迹寻找居延古城。在考察峰燧遗址时发现了最初三枚汉简，因急于去新疆，未能进一步发掘，为后来贝格曼再次到来这里考察，发现汉简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黄文弼在考察途中古遗址）

气象观察站也设在大本营松都尔，留钱墨满、马叶谦、生瑞恒（懂蒙、汉语言）及杂役2人在此留下较长时工作，这是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气象观测站。在这荒凉偏僻之地坚持了八年，为额济纳河流域留下大量精确的气象资料。

四个气象生中崔鹤峰被派回北平，等候设立包头气象观测站，终因无果而最早离开的队员。马叶谦两年多气象观测记录的数据功不可没，期间被当局疑涉军情拘留数月。1929年4月29日马叶谦因精神错乱而自杀身亡，他是考察期间唯一殉职队员，永远留在了这片胡杨林中。（上图：松都尔观测站合影，下图：四个气象生和观察点）

大本营在额济纳河边胡杨林中，秋天金色胡杨林如同进入童话般世界，考察队员无比兴奋把一个多月的疲惫全都忘记，完全沉静在欢乐之中。

有中国队员提出“双十节”即将到来建议庆贺，获得团员响应，四个气象生开始筹划。10月10日在胡杨林沙地用木箱搭建的简易主席台上放着野花，中外团长和全体人员围坐在旁，首先徐团长用中法语演讲，后赫定团长也讲话表示祝贺。接着运动会开始，有蒙古驼工的蒙古摔跤、百米赛、跳远及河道竞走等六项比赛。六个中外团员跳入深秋的河里连游带跑，到了对岸再返回，运动直到下午4点先告一段落。

（以下图为科考团拍照或视频截图）

接着宴会开始，西北菜排骨粉条纯肉佐当地蒙古酒，团员觥筹交错互相敬酒其乐融融在欢快之中。之后对运动员获得名次进行颁奖，奖金为团里所出，物品为团员所捐，外籍团员放弃了奖品转赠给未参加比赛的驼工。太阳落山拉尔生点燃了篝火，大家围在熊熊篝火旁又举行了拔河、袋中跳等娱乐活动，留声机放着中外音乐，蒙古族驼工拉起了悠扬的马头琴，团员们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

（图：摔跤比赛，科考视频截图）

半年来在广葇的草原戈壁朝夕相随，中外团员和睦相处，从开始外籍团员认为，中国科考员没有野外考察经验，跟着也就是学学也没什么用，很快会自动退出。半年的磨合中方团员虚心好学和对科学追求一点都不差，而外籍团员的吃苦耐劳，对科学的认真执著都互为感染，科考团被斯文·赫定称之为“流动的大学”。两位团长更是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科考工作更都是兢兢业业，白天行路或考察，夜晚还在记录和绘图。

考虑到给养不足和费用短缺，赫定派人到南边二百公里甘肃毛目购买，又派华志带几峰骆驼先去迪化取钱和信件，返回在哈密等候科考团，他们都愉快接受任务离开。

赫定决定要带队沿河考察，当地蒙古工匠用胡杨木凿开树干造了两独木舟，为避免侧翻中间连接。

10月17日上午由赫定、哈士伦等4人乘舟沿着额济纳河漂流直到居延海考察，徐旭生等10人沿岸边或乘驼或步行，沿河进行水文地理测绘，小舟常被搁浅要随时下去推行。几天时间测绘了支流敖包因河西流入嘎顺淖尔，登鲁尔河东流入索果淖尔湖。赫定带着罗盘、绘图板、望远镜等测量记录，从早晨上船直到落日才上岸休息，徐旭生等中外队员陆地配合，在岸边点起篝火等待赫定等船上人员，晚上水陆14人就在岸边扎营休息。徐旭生对这些外籍队员科学探索精神发出由衷的赞叹。

在第三天漂流到索果淖尔上岸，从南岸距土尔扈特王府仅两公里，赫、徐团长派随行蒙古雇员持信件到王府约见，第二日郡王达西派儿子图布辛巴雅尔回访，说明父年老体弱，对科考团到来表示欢迎，並允许他们在周边考察和建气象站，遇有困难会尽力帮助。从17日到26日两位团长分水陆並用考察十天才回到大本营。

额济纳旗土尔扈特部原是天山以北蒙古四卫拉特联盟的一支，17世纪30年代游牧于伏尔加河中游。康熙年间土尔扈特部首领阿喇布珠尔率部东返，被清廷安置于额济纳旗，始称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直属清廷理藩院所辖，旗首领（扎萨克）为世代相袭，管辖不到百户。

袁复礼所率南队则远离大队向西南甘肃民勤进发，9月4日距山德庙不远的喀拉托罗盖玄武岩下袁复礼发现有化石，因给养不足未能发掘，写信给后边的丁道衡让他发掘，获得三具鹦鹉嘴龙化石。

袁复礼从民勤又转向阿拉善右旗、左旗，沿着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历经艰难行程直到11月16日才到达额济纳黑水城。所行之路考察过古城，发现动植物化石，新石器时代文物等。两个多月人乏驼累，冒着断水断粮和人迹罕至寒冷的塞外天气，终于来到前队设在松都尔的气象观察站，大队在前一周离开这里向着甘新蒙边境进发了。袁复礼在这里休整十余天，率队向哈密进发。

在额济纳旗营地一个多月，10月23日丁道衡的北分队与中央大队会合，南队始终无消息。11月8日考察团开始西行，留下了气象观察站的生瑞恒、马叶谦及几名驼工，把多余的64峰骆驼暂时放养于这里。崔鹤峰派驻包头创建气象站顺带部分采集品送往北京。

科察团绕居延海以北、木林河、库枯特穆尔腾乌拉，开始沿途还有蒙古包和牧户，逐渐进入荒漠地越来越难行，科考团37人所带的给养在减少，水和草也难以解决127峰骆驼的需求，科考团再次分组行进，拉尔生、哈士伦率队先行，两团长则向西北行进。气侯越来越寒冷，从戈壁再越过山地，路上逐渐没有人烟，如同在荒凉的月球行进。

行旅中遇到11级左右的沙尘暴遮天蔽日，12日到14日飞沙走石帐篷被狂风撕裂，这是赫定从未经历过的大风暴，之后又遇暴风雪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几度，风雪太大原地停息二天后继续西行。由于骆驼吃不到食物而饥寒中逐渐倒下，无奈只能把倒下的骆驼用以食物补充，偶尔也在旷野里打到羚羊或野兔来渡过最为艰难时候。

更要命的是赫定团长所患胆结石病，驼背上的摇晃很快越来越疼痛难忍，赫黙尔生医生让他必须平卧休息，队伍在赶路又在这不毛之地怎能静养，最后用帐篷杆和折叠床改为担架轮流抬着赫定在风雪寒冷的路上行走。

寒冷和路途艰难，给养困难让科考团在荒山野岭中举步为艰，路上遇到几次商队购买些粮食度日。

“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它是“那林谢别斯廷布拉克”的异译，被称为“中国最长的地名”，同时也是唯一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地名。地处甘肃最北“黑戈壁”与蒙古国边界泉井地名，原称谢别斯廷。12月13日夜幕降临时赫定被担架抬着来到这里（即75号营地）的位置。这个地名被标注在地图上，是斯文·赫定命名的。“那林(NORIN)”，与他死守这里地质学家那林的名字，因为这个泉的经纬度是那林测定的，名字放在泉名之前。

全团人和骆驼在严寒和给养不足中抬着病中的赫定团长向着谢别斯廷走去。前行的拉尔生、哈士伦等人已到达在泉井边搭好了帐篷点起火等待他们的到来。

为了不拖垮全团人员，赫定决定由徐团长带领继续前行哈密，那林、赫默尔、贝格曼、哈士伦几位留下在谢别斯廷泉旁扎营留守，等待赫定胆结石病痛好转，大队到达哈密后再来救援，留下部分给养和十多峰骆驼，第二天凌晨徐团长和留下的赫定等人握手道别踏上了前行的道路。

在黑喇嘛阴魂不散的黑戈壁，营地一眼清泉汩汩涌出，四周已枯萎的芦苇和红柳丛，远处黑色的山脉像屏障一样，护卫着这一方宁静，成为方圆几十里商队重要水源之地，也是野生动物饮水点。

在困守谢别斯廷泉的一个月里，只要天气稍好那林和贝格曼就到周边勘察地质地貌绘图，赫定只要胆不痛总是坐起来写每天日记，记录行程路线总有做不完事在等着他，表现出了他一贯坚韧博爱的品质。在圣诞节这天，他点燃蜡烛，留声机里放着音乐，并用猎获的羚羊肉做菜，用泉水当酒，度过了有生以来具有特殊意义的圣诞节。

斯文赫定在谢别斯廷困守一个月来靠剩余极少的粮食和打猎，偶尔也有过往的商队给些接济艰难渡日。在这荒无人烟的驼道有来自天津杨柳青“赶大营”的大商队，也有来自绥远、包头、武威等地的驼队，一天夜里一支从古城（奇台）去往绥远的驼队竞有一千二百多峰骆驼从这里经过，驼铃声数个小时不绝于耳，赫定感叹这支庞大的商驼队艰辛而有序。

就在十多年前专门研究新疆近代史黑戈壁的著名学者杨镰来这里考察，试图找到赫定当年在这里75号营地，在这片芦苇地的南边台地靠近水塘的一片空地，找到一些黄羊等动物头骨和生活遗存，从这里一条小道直通水源地，他认为这应该就是75号营地。



如今地图上“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地名旁的泉井，被命为“周恩来井”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在1962年中、蒙两国划定边界时，由于赫定命名泉井在中国境内，总理据此而成为划定边界走向的重要依据，保留了大量领土。

就在赫定等留守人员粮尽弹绝几乎陷入绝境之际，提前到哈密的马学尔所率救援队到达，1928年1月8日到达哈密的徐旭生团长，在大石头村与马学尔相遇。带着给养和骆驼来到谢别斯廷，在队员们呵护下用驼轿1月24月终于也抵达哈密。而袁复礼所率南分队也于1月14日到达哈密，至此全团聚齐。

本文到此，中瑞西北科考团在内蒙古行程结束，为衔接后文，科考团在新疆南北有更多考察不做细述。





1928年3月，筚路蓝缕的科考团以损失了近一半的骆驼，在哈密体整，经驻军反复审查，总算前后分队到达迪化（乌鲁木齐），以此为大本营。在这里稍事休整就分散于天山南北考察，黄文弼在吐鲁番、库车、塔里木河流域等地考古调查；丁道衡到南疆直至帕米尔高原地质矿产考察。

赫德带着两气象生在迪化、库车、若羌建立气象观测站；那林、贝格曼进罗布泊进行地质和考古调查；丹麦人哈士纶则到土尔扈特蒙古地收集民歌民俗。袁复礼在天山南北进行地质与古生物调查。正当各项工作都卓有成效展开之季，两件突发事件险些让科考团半途而停止。（上图：科考团进入哈密城，下图：赫、徐两团长在去迪化途中）

由于开辟亚洲航线受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阻难以进行，汉莎航空公司取消了对考察团的资助并撤回了考察团里的人员。而支持科考团的新疆总督杨增新在这年7月7月遇刺身亡，后继任者却对科考团处处设难。

为此，斯文·赫定在当年5月回国筹集经费，同年9月赫定又赶回了科考团，考虑到这些事和两年考察将到期，而大量工作才开始。为了不半途而废，年末斯文·赫定与徐旭生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京，向理事会汇报工作。经理事会研究决定延长考察期限两年，增派团员，并报请南京国民政府审批。

（图：考察团部分人员在新疆与督军杨增新等军政人员）

1929年3月初，徐旭生与赫定同赴南京，拜会了南京政府外交、教育等部门并拜见了蒋介石，获准考查时间从原定的两年延长至六年，到1933年5月8日结束。之后又衍生出1933-1935年的绥新公路考查。

回到北平后斯文·赫定因突患疾病去美国治疗，徐旭生受聘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故没再回到新疆，而是参与理事会的工作，科考团由袁复礼任代理团长。

1929年10月斯文·赫定回到北平，月底乘火车来到绥远，11月4日重返百灵庙送别第二批考察团戈壁组成员陈宗器、霍涅尔、贝格曼、柏利、贝歇尔等从这里骑骆驼沿第一次的路到额济纳旗，而斯文·赫定却受到新疆当局阻挠，无法进疆而同行。

同时赫定在这里为1927年曾为考察团赴新疆而作出贡献的四位蒙古族雇员，举行了庄严的颁奖仪式——荣获了瑞典国王授予的荣誉勋章。

斯文·赫定则从百灵庙驱车东行考察内蒙古藏传佛教寺院，为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选择参展的建筑艺术从百灵庙、苏尼特、四子王、宝昌、正蓝、商都等十余座寺院，10月21日到张家口回京。

（图：斯文·赫定在苏尼特旗德王府）





1930年4月贝格曼等一行再次来到额济纳旗对周边障塞进行考察，27日在博罗松治（卅井侯官）遗址发现了第一枚汉简。在对其它遗址丈量时钢笔掉在地下，他弯腰捡拾发现几枚汉代五铢钱币和箭镞，如同神助，他带的狗与田鼠捉迷藏掉入鼠洞里，竞发现鼠洞里有更多汉简七零八落藏在洞里。

此后北到额济纳河下游的索果淖尔和嘎顺淖尔，南到金塔、毛目的广大地区，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到1931年3月27日的11个月内，贝格曼带着采集员靳士贵勘查了410多处遗址，在30个不同地点486个坑位出土了3700多件文物，一万多枚汉代简牍。

（图：贝格曼在居延塞障遗址）

由于年代久远残断简较多，而东汉的“永元器物簿”保存了汉代简册原貌，是万余枚简牍中至为珍贵者。此简册由77枚长23厘米的木简并两道编绳编成，出土时编绳和编简都保存完整。

居延汉简跨越了两汉间的数百年，在边塞中还发现了可能是文明史上最早的纸，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笔的实物，被称为“华夏第一笔”之称的汉居延笔，著名金石、考古历史学家马衡对此笔还进行研究。

贝格曼居延汉简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震惊，被称为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故宫明清档案，并列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居延汉简在1930年送北大文研所保存，中国学者进行分类研究，1937年日本侵华转移青岛再到香港，为此经沈仲章、傅斯年、胡适等学者努力转送到美国保存，直至1965年送交台湾保存。

从1927年至1935年贝格曼始终追随赫定，是时间最长的外籍团员，三次往返于西北行程数万里。除发现汉简，1934年在罗布泊发现的“小河墓地”和“微笑公主”干尸，更让他声名鹊起。空旷寂寞的戈壁荒漠中，他经历过零下30多度和零上40度的严寒酷暑，饱尝了难以想象的艰辛。遗憾贝格曼于1946年43岁英年早逝，留下了两本专著《新疆考古记》，《考古探险笔记》。

（图：小河墓地及微笑公主，居延遗址）

袁复礼独立带队在北疆考察，发掘出包括7个新种的72具二齿兽、恐龙等古爬行动物化石轰动欧洲，使中国的古生物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还顺道去唐代北庭都护府进行了考古调查，冰天雪地在野外发掘冻伤了脚而进行了手术。

作为代理团长他还要协调处理科考团各种事务，中外团员回国出境，组织采集品东运等。

1931年第一批考察工作全部结束后，隆冬12月17日他取道靠近中蒙边界经额旗，继续考察历时半年用推轮记里，于1932年5月2日晚到达归绥再到北平。往返行程过万里，考察活动历时五年是连续考察时间最长、采集品最多的团员。

1927年科考团有外籍专家17名，其中11名德国专家，到新疆后9名航空专家和1名摄像师都回国。留下气象专家赫德，在条件恶劣的西北创建了最早气象观测站。

1928年9月精通蒙古语的哈士纶前往和静土尔扈特部，录制收集了大量蒙古族民歌和民俗文物。完成了他探险记录《蒙古的人和神》，成为国际著名蒙古学大家。

留下和后续的外国专家在地质地理、测量、人类学、考古学、天文气象观测、摄影都成果卓著。科考团负责后勤保障的拉尔生原本是张家口传教士，是在内、外蒙古经商中的富商。在科考团他出色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得以发挥。

（图左：赫定、拉尔生、赫德、部分外籍专家。右：霍涅尔、哈士纶）

陈宗器是第二批考察队员随贝格曼等人来到额济纳旗，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与贝格曼在这里考察测绘。6月中旬受赫定指示他们离开额济纳前往肃州，从这里兵分三路一路去青海。10月底陈宗器作为霍涅尔的助手冒着严寒和给养不足从敦煌向西进入无路而荒无人烟罗布泊考察，1930年12月30日见到了有水的罗布泊，随后他俩在罗布泊做了大量堪称当时最完整的地磁学、地形天文测量与研究。一年多时间里寒冷和缺乏新鲜食物牙齿脱落，更失去双亲而无法尽孝，霍涅尔被冻掉手指，凭着对科学执著两人测量准确的罗布泊位置与形状大小，被证实与1973年美国卫星测量的数据安全一致。

（图陈宗器：驼队进入罗布泊，在罗布泊测量，与霍涅尔）

1931年底霍涅尔和陈宗器结束了对罗布泊、祁连山等地的考察后，来到额济纳绿洲东缘的巴彦陶来，进行地图测绘，研究风对沙丘移动的影响，还调查了远古时期黑城东西水系的分布情况，取得了重要收获。堪称当时最完整的地理学、地形学、天文大地的测量与研究，也是中国科学家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科学成果。

陈宗器和霍涅尔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察活动一直持续到1933年3月底。4月1日，他俩从额济纳启程，于5月7日回到北京，结束了长达近4年的野外考察。

（图：陈宗器在额济纳旗和罗布泊考察）

刘半农作为常务理事，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他虽未直接参加考察，打报告要经费、打电报做协调，作了琐碎却又重要的运作。那时中国兵荒马乱，考查团能顺利地运作下来，且不断申请延期考察，足见理事会在后方付出了多少努力。考查团的成果出来，刘半农写的题签最多，那种成就感是中国学者的集体情怀。

斯文·赫定70寿辰，国际地理学会组织纪念论文集，他远赴绥远调查方言以论文为斯文·赫定祝寿。这一去却患上了“回归热病”。1934年7月14日，43岁的刘半农溘然离世。只留下那首经典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被人传诵。

（图右：赫定绘刘半农）

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旭生）留法博士，西行中为协调与地方当局的联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得到赫定认可，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学者素养，离开科考团仍协助理事会工作。后从事考古工作，30年代出版《徐旭生西旅日记》。

黄文弼参加科考团曾两次进疆，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及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发现土垠遗址，被称为新疆考古开拓者。出版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多部著作。（右下）

陈宗器1929年科考团第二批团员，作为霍涅尔的助手3次到达楼兰、罗布泊考察，是在西北考察时间最长的团员。后来由斯文赫定出资到德国留学，成为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图左）。

科考培养了中国顶尖学者，开中国现代学术之先河，取得的众多重大发现震惊了世界学界。

对带回大量采集品进行分类研究，后因抗战爆发而中断，战后重新恢复研究，1930～1948年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形式共出版专著8种。从30年代起，中国团员共发表论文专著60多篇（册）。可是至今国内也没有整理出一份科考团成果的完整目录。

1949年后采集品移交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继续研究，受左的影响时断时续。到文ge时期，当年的科考团受到质疑，队员受到批判。而瑞典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分11大类，至上世纪80年代已出版55卷，至本世纪仍在出版。

由于在西北科学考察工作中所取得的卓越科学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中国团员袁复礼和陈宗器“北极星奖章”。中方团长徐炳昶因在考察过程中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为考察团的成行所做的贡献，获得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

为了纪念此次西北科学考察，中国政府在1932年曾发行纪念邮票一套共四枚，画面为我国古代名画《沙原放牧图》。这是中国邮政史上第一次为科学界和中国的考察活动发行纪念邮票，

1933年8月斯文·赫定被聘为民国政府“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顾问和队长，已回国的外籍团员贝格曼、赫默尔和生瑞恒接着参加了此次查勘，直至1935年3月结束。

10月22日为查勘绥新公路赫定第三次到达归化城，省主席傅作义接待了赫定一行。11月10日经召河往百灵庙，11月16日赫定一行拜见了在百灵庙暂驻锡的班禅喇嘛，26年前曾在扎什伦布寺与班禅喇嘛结下友谊，这次相见互赠礼物。

接着公路查勘团三辆卡车一辆轿车沿第一次考察路线边行边查勘抵达额济纳旗。之前汽车所用汽油等物资骆驼已提前运达这里，又至酒泉开始了甘肃和新疆的考察。

（图：拜见班禅活佛，汽车查勘）

赫定曾向中国政府提出：“不重视新疆事务，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去新疆”！此建议立刻得到国民政府重视和批准。他认为：“这条路将复活古丝绸之路，它最终应贯穿欧亚，无疑是一条横跨亚洲的大动脉”。

从百灵庙西行，斯文·赫定率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驾驶3辆美国福特牌卡车和1辆轿车由归化起程，勘测公路的走向，做前期设计工作。当时西北地区政局动荡，土匪横行。查勘队所经过的地区都是大漠戈壁，少有人烟。考察队中方成员陈宗器、尤寅照、龚继成中国队员在卡车上架起罗盘，对沿途的山脉、峡谷、河流进行定位、测绘、绘图；对河水的流量、流速等数据进行测量，标定路线和所需架桥的位置等。

1934年2月，查勘队由哈密进入新疆，距赫定上次离疆已经6年了，正值新疆主席盛世才与西北军阀马仲英激战之时。查勘队先是落入马仲英之手被软禁，汽车被征用。后又被盛世才囚困于迪化长达数月之久，查勘队经历了次生死的危险。被解救后立即奔赴罗布泊进行考察。

赫定勘测的公路在抗战前组织沿线百万民众筑路，修通了绥蒙甘新公路，抗战时每天上千辆卡车在运送国际援助物资，历史证明赫定的远见卓识和这次考察的深远意义。而赫定提出并探测的戈璧沙漠公路只建成额旗到洒泉一段290公里。另有从哈密到罗布泊再到敦煌的公路虽未通行，却是当今最具探险之道（隋唐时的大海道）。

（图：查勘队在哈密合影）

公路查勘队被马仲英软禁库尔勒期间，借盛、马双方交战乘机逃脱，4月5日赫定率队一部分乘汽车沿陆地行，一部分则从尉犂沿孔雀河漂流到阿不旦村，见到已须发斑白的罗布老人奥尔德克，34年前是他带领赫定发现了楼兰遗址。赫定走后他在沙漠中又发现“有一千口棺材的地方”，赫定派贝格曼随老人在沙漠中转了近一月，6月2日的傍晚，贝格曼在干枯小河边找到了“上千口棺材的坟墓”，命名为“小河5号墓地”並发掘出微笑公主干尸。此后直到2000年考古人员才再次找到墓地，通过碳14检测距今3800多年属印欧人种。

（图：公路查勘队在罗布泊）

赫定曾在三十多年前在这里考察，他曾提出罗布泊是“游移湖”的观点，近一个世纪学者在争论他的观点正确否，当他看到原罗布荒原已是一片水泊望不到边更证实其观点，可惜罗布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完全干涸了。

队员在塔里木河到罗布泊勘查了河道水系，陈宗器等人先后两次去楼兰考察，这也是赫定最后在这里考察。6月赫定等人到达迪化，盛世才对公路查勘很冷淡，无奈赫定率队离开新疆。

（赫定与查勘队在罗布泊考察）

作为西北科考团组织者和外方团长斯文•赫定，生于1865年。他是世界著名探险家，从1890年开始六次进入中国西部旅行或探险。他率领团队纵横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走上青藏高原，穿越可可西里，进入柴达木盆地，考察罗布泊，发现楼兰古城；考察冈仁波齐峰，发现恒河源头，让西藏填充了世界地图的空白。穿过巴丹吉林沙漠、黑戈壁。行走于罗布泊到敦煌荒漠，探查丝路的几条路线。

他师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首提丝绸之路概念的李希霍芬，在德国接受系统教育获得博士学位。

因为探险他终身未婚，一生钟爱中国，与诺贝尔齐名。他著述等身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发行。其中《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就是这次探险经历。

他与中外十几位国家元首、总统有过交往，中国近现代史中名人也与他多有交集。李鸿章特意召见过他，蒋介石、汪精卫、孙科、蔡元培、蒋梦麟、孙科、张作霖、杨增新、盛世才、傅作义、梁思成、林语堂等都与他面对面交流沟通过，他一生获过的荣誉无数。

1935年2月21日，斯文·赫定一行前往南京，向铁道部提交了1张总图350张线路图、7张区域地图、7张沿线高度剖面图，以及沿线记录表和照片。国民政府组织绥新公路勘测大型听证会，西北科考团两个阶段历时八年的考察正式结束。

1935年3月14日，出席了中方在北京举办的盛大宴会，28日斯文·赫定回国，从此再未回到中国，1952年11月26日逝于瑞典享年88岁。

中瑞西北科考团已过去90多年了，这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联合科学考查活动，在近代科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中外学者合作从事野外考察也为中国培养了优秀的专业人才。

西北科学考查历时8年，在自然条件恶劣、西北政局动荡的环境下困难重重，考查地域辽阔、涉及学科广泛，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如发现北疆恐龙化石、居延汉简、罗布泊小河遗址、白云鄂博铁矿等。这些成果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公路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复兴影响深远。

可这样有影响的科考却在之后受“左”的影响逐渐淡化和遭非议。好在近几十年相关学术团体、大学为纪念西北科考团召开论坛或纪念会。让我们永远铭记着他们为科学做出的贡献，丰碑永存！

（网络图）

笔者王磊义（达瓦）毕业于内师大美术专业，几十年来从事文博工作，文博研究员。对西部史地和佛教艺术情有独钟，多次赴西部考察，塔里木河绿洲的和田、喀什、库车、库尔勒等南疆到北疆，从G7公路到黑城、阿拉善三旗、达茂旗等都留有其足迹。

曾发表论文40余篇，先后由文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藏学、北京工艺美术等出版社出版著作：《汉代图案选》《藏传佛教尊像选》《包头博物馆-唐卡》《中国佛教尊像集》《五当召珍藏-唐卡壁画》分卷编撰。国家文物局课题《藏传佛教寺院美岱召五当召调查与研究》负责人。著作两次获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政府奖二、三等奖。获包头市首批“鹿城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