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 、清官和牌坊

江渚翁

　　如果在我的故乡去寻找历史的足迹，必须去罗川。

如今的正宁县县城山河镇，虽然是全县政治文化人口最集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但是，他的代表性的历史地位尚不足百年。百年以前，他只是一个逢五逢十交易山货的小小集市。每逢集日，在并不宽阔的土路两侧，村民们会把甘草、五倍子、茴香、花椒，和羊皮狐狸皮等山货摆出三五十米长的山货市场，以换取咸盐和土布。这里叫“山货岭子”。

民国初年，县长被砍死在位于罗川的老县府里，这叫新任官员还如何安睡？于是县府迁址，来到这平阔的塬上。官员毕竟是有文化的人，遂将“山货”按当地口音改为“山河”。虽一字之变，立时拔地而起，名字率先高端大气了起来。

我们还是去罗川看看。罗川很小，由四座不大的山头在一水两岸，棋局辐凑而成。一水不急不阔，蜿蜒逶迤，曰：四郎河。四山不险不峻，敦实稳重，曰：泰山、琴山、药王山、北华山。呵！光是这些半“借”来的名字，就让人雅兴惴飞，顿时觉故事满满。

然而，这山和这水，以后一旦有人因为读了我的文章，慕名远道而来。那你莫要怪我，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山这水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几乎没有特色。反正我即使搜肠刮肚，既发不出诗兴，也找不到灵感。

罗川有遗迹：石牌坊、铁旗杆和城隍庙，还有一颗历经两千年岁月的古柏。都历史久远，即使那最年轻的铁旗杆，也铸造于清道光年间，已夸一个半世纪。如果你到了罗川，最醒目的，一定是石牌坊。

按解释文字：石牌坊分别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和四十五年。时朝庭为旌善出生于正宁的清官赵邦清，并旌表其生母、养母而修建。从建筑本身而言，其势庄严恢宏，其形繁而不赘。其材质优色朴。雕图：庄稼树木，庭院鸡豖，山水浮云。用浮雕为主，镂雕为辅的手法展现出来，线条圆润而流畅，虚实相映成辉。虽历四百余年的雨浸风蚀，依然骨俊直矗，是珍贵的历史建筑遗迹。

我不懂建筑，并且对那些尽力堆积的图案也不以为然。传说赵邦清及进士第，曾治山东藤县，政绩卓著。著名的戏曲作家汤显祖就赋曲礼赞，说在他治下的藤县山清水清人清。这多好！的确是艺术大家的手笔。但是这三个牌坊上，制作者却恨不得把所有能牵附的东西都填塞进去，没有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中国画“留白”的艺术之美，被只懂技术，不懂艺术的匠人用画蛇添足给破坏了。遗憾！

在县衙门口，竖起这三座高大的石牌坊，旌表清廉，宣扬孝道，在以四书五经八股治天下的明王朝，是司空见惯的逻辑。我没有仔细的考究过赵邦清，但是对人云亦云的“清官”附和，却留有谨慎。原因有三：

第一、石牌坊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和四十五年。其时朝庭先后在贵州遵义，宁夏灵武银川和朝鲜用兵，战事导致财政十分困难，官员们“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京官四五年勉强发一次俸禄，而外放的地方官却好久没有领过俸禄。

第二、朝庭恩批修建牌坊时，一方面是万历皇帝已经二十七八年没有上过朝了，除了首辅一品和贴身太监，谁也见不到。赵邦清时任吏部稽勋司郎中，级别正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司局正厅。他不可能见到万历皇帝。在他之上还有侍郎，侍郎之上还尚书，尚书之上还有首辅大学士。

第三，令我不由不厚道的是，他时任的吏部（即今天的中央组织部）稽勋司郎中，正好主管文官的档案，晋级文件和退休终养。也就是说，旌表立牌坊这些事，他主管。

罢了！就此打住。再说下去，自己也会讨厌。这些天，网络上正为一个女官员戴三万元的耳钉而纷纷嚷嚷。我就想，对一个政府发言人，因为是美女，就把她的照片在屏幕上放大再放大，流着哈喇子，瞪大变态的眼睛，去仔细研究一颗正常人压根不会注意的小小耳钉，这些个“监督”者，这些个“正义”之徒，又是多么的猥琐，多么变态！。

做人要厚道！我自己，谨记切戒！至少不能做司马南和张捷那样刨人祖坟的恶心事！“大义”或“公理”的旗子举得再高，狐狸的目的却一定是吃鸡。

从儿时的小人书，稍长一些的秦腔戏和小说。对于清官，我和任何人的感情是一致的：敬而爱之。但是，这样的认知不仅太过简单，也不符合事实。当我历经了五十年人生之后，站在这庄严的石牌坊底下，却如有人打翻了五味瓶子，把汁液迎着我面泼来。这于赵邦清到底清不清？或者有多清？没有关系。这三座石牌坊建于明朝，那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那说不清理还乱的大明王朝，只看看皇帝，清官和牌坊。

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低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连个象样的名字也不配拥有，人叫朱重八。他讨过饭，当过和尚，甚至做过小偷当过土匪。在天下大乱之际，他又加入了郭子兴的农民军。凭籍着勇敢、谨慎、追求实际的性格特点，极其善于把握人心又功于心计，还讲义气善组织的诸多超出常人的优点，历多年征战，竟然坐进了金陵大殿，成为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个平民皇帝。

朱元璋坐上龙庭，他是谨慎地，他的谨慎来自于不敢丝毫懈怠，不敢稍有疏忽的战争经验。每天黎明，都会有士兵在南京城楼吹起提醒官员百姓的画角（一种类似鼓角的战争号器），唱：“创业难，守业更难，难上加难…”。这就是著名“画角唱哀”。当然他对整个国家的的控制措施远远不止这些务虚的形式。他认为国家治理效能不仅体现在人心上，也体现在规矩条律上。而重要的是大权必须掌握在自己于里，必须足够的独裁。因为天下是他朱元璋的，是他朱元璋家的。

周公孔子孟子的家天下理论沦陷了，而且沦陷得口莫能辩。

朱元璋把朱家和天下分得很清楚。他首先把朱姓封了四十八个王，受养于全国各地。各王地位尊贵，根本不用做事，但他们的后人只要有爵位，即受厚禄。

朱元璋出身农民，对官员有着天然的仇恨情結，那怕是为他所用。且莫说胡惟庸蓝玉案连坐诛杀四万多人。单从薪俸设置上就一目了然。

如：山西晋王年俸五万担。而朝中一品大员年俸仅一千挂零，七品县令年俸七十六担。即一个晋王的年俸约为四十七个一品大员总额，而全国一多半的县令七百人辛苦一年，年俸总额抵不过晋王一个人。何况朱姓封王中最低俸禄也在年六千担以上。

朱元璋对官员的漠视自有他的逻辑，他说：“为官耀尔门楣，光尔祖宗，荣尔妻子，怎敢不竭殚尽事”。意思是你有了荣誉就不能要钱。他还说“尔等饱读圣贤之书，应见义忘利……”也就是说马儿不吃草也要马儿跑。又说：“孔孟圣贤之道，要在寡欲轻利以修身”。

他也讲圣人之道，当皇帝把圣人之道用来耍流氓的时候，整个国家就成了一台由流氓建立，按着流氓逻辑运行的流氓机器。三百年后，新文化运动在北京上海风起云涌。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陈独秀、林语堂对儒家文化大加鞭挞时。我们怎么能不随声响应？

我知道，朱元璋在今天的电视里是一个有道明君，尤其是他的铁腕反腐。在中国人传统的盼人倒霉的看客陋习中。腐败只是1+1一定等于2的概念。

朱元璋的确是铁腕反腐，凡贪银六十两者即诛，贪百两者剥皮萱草。为了反腐，朱元璋甚至使用了在北魏时期就验证失败的群众反腐措施。他鼓励举报，对举报者给予奖赏，甚至鼓励百姓把官员绑送京城。果然，北魏的丑剧再一次上演。流氓们以此诬陷好官成风；无赖们以威胁敲诈官员为生财之道；恶绅和流氓结合逼迫官员结成贪腐联盟；官员们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和流氓恶绅勾连……官道上每天都三五人用绳索牵着上京的官员……。公事废驰，社会混乱。后来不得不命令待罪办公。于是，在堂堂正正的州府县衙大堂上，出现了不少戴着木枷铁镣的待罪办公之官。而几乎大部分的衙门之外，木杆或树丫上都悬挂着一两具填满了稻草麦草的官员的人皮标本。今天的人们，如果通过时光隧道，穿越到朱元璋时代，看着这样阴森森的景象，该做如何反应呢？

但是，铁腕反腐的结果呢？连朱元璋自己也哀叹：“寡人每日里唠唠叨叨，耳提面命，已经说得口干舌燥没有力气了。但是杀死的贪官尸体还没有拉走，新的犯官又来了……”。他不愿意关注那些普通官员“一月之俸，仅了五六日之炊”的现实。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我们再看看清官吧。

清官刘崧吏部侍郎，正四品。“十年一被，鼠破，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十年只有一条被子，被老鼠咬破了，才新换一条。旧的补补给孩子穿。

清官曾秉正，正三品。离职回家，实在没有路费，就把四岁的小女儿卖了。朱元璋知道后，“上大怒，置腐刑，入大牢”。他不追寻原因，而是阉割投牢。他似乎维护人伦，但是悲剧由他而生。

最有名的当然是那个按照朱元璋要求身体力行的第一清官海瑞。母亲过生日，他向县尉借钱买了二斤牛肉。这事迅速传遍当地官场。江浙总督胡宗宪笑道：“你们知道吗？海瑞前两天竟然买肉了”。

那些王族呢？朱元璋立下祖制，王室身份高贵，不事事业。那么他们唯一能使门口兴旺发达的途径就是多娶妻妾，群生子女。待子孙年长封爵就能享食厚禄。于是，娶妻妾三五十者，比比皆是。儿女但逢家庭聚会，竟多不相识。山西晋王、河南豫王都子女超过九十。至明朝末年，连同朱元璋不足五十人的朱氏黄胄，二百七十年增加到一百万。而明朝老百姓的人口只增加了一倍。

日益庞大的皇族日益增长的奢华消费，消耗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到嘉靖十五年，晋王一家的供应竟然是山西省全省的税赋的一倍以上。北京城皇城里皇室的供应是八百五十多万担。但是，皇上确定的“轻徭薄赋”方针里，若依法纳税只能收四百万担……。尽管如此，无耻的税费设计令百姓实际承担着税费七倍八倍乃至十倍以上的帐外负担。

例如，明王朝规定京城供应的大米必须是太湖米，而且必须收实物。当都城在南京时，百十里运输距离，肩挑车推，耗资多不过一倍。但是当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遥遥千里，老百姓不仅要自己如数送到北京，而且必须自己承担运输（大运河船运）费，还要接受层层检查，大斗衡量的盘剥。于是庙堂之上，轻谣薄赋三十税一“贞节牌坊”的旗幡招摇过市。庙堂之外，十税八九，敲骨吸髓。

然而，正是这种四两拔千斤，移花接木的制度设计，把仇恨从敲骨吸髓，厚颜无耻皇族身上，通过太极推手成功转嫁给了检运官，槽运和户部太仓一路贪官身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逻辑，在道德外衣的包裹下，变得隐秘了，却更无耻了。而那些“前仆后继”的贪官们的命运只能是：被杀是国法，不杀是皇恩。既然人为刀俎，又怎么能逃得了被鱼肉的命运？

于是，如何自保？其码不被诛九族十族，成为官员们不得不殚精竭虑的必修课一一清官坊，这些护身符应用而生。

然而，即便是有幸讨得了御赐的牌坊或浩命赦。也未必善终善了。如严蒿父子，如年羹尧，如和坤。又如張居正，张廷玉……。

那么清官呢？如海瑞。他的升迁之路，出乎常理，又恰在常理之中。没有人愿意与他共事。不只官员，包括衙役仆从。他的升迁是同僚们一次一次“联名举荐”方式智慧地，当做瘟神一样送走的结果。他也曾官至三品，但最终只能沦为那些顶尖政治高手打击别人的工具。一生除了落得个“清白之身”，政治上一事无成。

海瑞矗立在高高的祭台上，形象光彩伟大。但是人伦大义的座前，只是一个被礼法绑架的囚徒跪地不起。

具有卓越政治家气魄的 张居正评价他：“只能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只能放在那里装装门面，不能把关系民生的事情交给他。

无独有偶，万历皇帝对他的评价如出一辙：“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干事恐怕不行，挂起来树个风气，也算个补充。

难道？这就是彻彻底底清官的宿命？

不然呢？但，只能如此！

那些大明王朝的帝王天子呢？万历皇帝一次就赐给福王四万亩士地做生日礼物，而那些个无聊……

一个一度喜欢玩葱戏，竟然把京城的大葱买绝。把葱叶凉之半干，吹气，撞击，“啪”一声响。“实气蹙之做响以为戏”。

一个喜欢钓鱼，把钓上来的鱼卖给大臣，要天价，致使多名大臣几乎破产。

一个喜欢穿戏服当将军，就不惜巨万之金千里演习。

实在不忍说下去了。

我一直认为大明王朝是一个由流氓建立，按着流氓逻辑运行的社会。流氓们擅长绑架，一种武器是棒子和匕首，另一种是道德。升级了的流氓尤其擅长后者。

而最为悲催的是万千大众们，乐此不疲，义愤填膺地做着后者的帮凶！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