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自己文化底子薄，但这也不能全怪我啊

走南闯北

　　这不是谦虚，是真薄啊！我仅从数理化史地文和英语这七个大科，从学生时代的实际水平和现在的实际文化程度两个方面，具体剖析解读一下。

　　先说一下学历。我是1963年3月上学，1974年7月高中毕业，上学时间共11年半（为什么会是这么个非常规的上学时间？有文革的因素，有赶上学期改革的因素）。学习成绩在班级算是上中等或第一集团吧。再后来又上过自修大学啥的，都不做数了。

　　数学。当年是初中生，现在比小学生强不了多少。解释一下，当年高中毕业不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真实水平未必能赶上现在的初中生。而我今天还能剩下个小学生水平，也是因为日常生活没法离开加减乘除，否则很可能就得进幼儿园大班了。

物理。当年初中，现在初中减。

化学。当年初中，现在近乎零。之所以还没到零，是因为还记得几句“氢是H氧是O，N氮P磷S硫”等化学元素字母的口诀。

历史。当年初中，现在高中加吧。

地理，当年是否有这门课已经没印象了，现在高中加吧。

语文。当年高中减，现在大学加。

英语。当年幼儿园小班减，现在幼儿园小小班减。上学时，好象到了高中阶段，学校才开了英语课。现在能记住的单词五到十个吧，能记住的短句仅剩下“毛主席万岁“和”我们为革命学习英语“这两句了。

　　不细捋不知道，一细捋吓一跳。按这七科过去和现在的水平这么一细捋，似乎觉得文化底子比印象中又薄了一层。

我知道，这种文化底子并非我一个人的特例，而应该是我们那一代人，或者至少应该是我家那一片，以及跟我家相似的小乡小镇中走过来的这拨人，文化水准的一个大体写照。不排除有例外的优秀者，但所占比例太小了。

　　这篇文字的主题，想说的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能全怪我“，也就是想在个人心智、个人努力这个主观且主要的因素之外，再具体分析寻找一下客观方面的原因。既不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推卸责任，更不是为了寻求补救措施，只是想让自己”死个明白“，而已。

我想从时代大环境、地域中环境、家庭小环境三个方面，逐一掰扯掰扯。

　　先说时代大环境。我学生时代这十一年半，被国家的“十年浩劫”覆盖了一大半。家乡小镇的师资和教学水平，一般得不能再一般，但如果能全程正常教学，倒也不至于太拉胯。偏偏在小学四年级左右，开始了文革，学校至少是在停课半停课的状态下过了一两年。1970年进入中学后，虽然没再出现停课半停课的情况，但也就仅算是能基本正常上课吧，乱七八糟的干扰还是不少。进入高中后，又遇到了频繁更换班主任，打乱分班等因素，学习氛围还不如初中阶段呢。我们这届学生本应在1973年底毕业，但赶上了国家学期调整，延迟到了74年的7月份才离开学校。但延长的这半年时间，从学校的教学安排，到自己的到课情况，都是一团糟。

除了不能正常上课学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即便学校能按正常秩序运转了，受文革大背景的影响，在过分强调学工学农学军，过分强调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针的影响下，教学方向也是严重跑偏的。我简单罗列一些事吧。组织宣传队到各处进行演出，参加上级组织的红歌表演，学跳忠字舞，学唱语录歌，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吃忆苦饭，某个主题下的纪念活动，夹道欢迎从北京回来的某某人，到农村生产队或学校的农场帮助干农活，为完成援外任务到火车站分拣土豆，批林批孔。等等等等吧。学生时代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体力劳动，这本是好事，但得适度。一旦干扰挤占了正常的学习，一旦这些活动脱离了正常的培养目的和渠道，而过多地服务于政治环境需要，就必然误人子弟了。

　　再说地域中环境。我没具体调查过家乡小镇人口的文化结构，但从直觉上，从对同学邻居熟人的了解和观察中，感觉文盲半文盲占了很大比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凤毛麟角，书香门第为数不多，藏书为零的家庭不在少数。我们父辈那代人，大多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从山东河南等地或逃荒或闯关东在此落脚生根的。他们的一切活动，第一位的是要解决生存问题，其它方面，要么视为不着调，不正景过日子，要么觉得可有可无。那时听大人们唠嗑，一提到某件事，首先是问“能当吃当喝不？”常态的话题多是我家孩子能打酱油了，我家孩子今天薅了几麻袋猪食菜，我家孩子今天扒了几捆树皮，我家孩子今天割了几捆柴禾等。而关于孩子的学习情况，反倒成了次要话题。我们这一茬人的原生家庭，相当数量属于此类。

此类家庭有它的优点，就是多都正直磊落，善恶分明，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也大多都知道只有努力让孩子好好学习，将来才可能有出息。但除此之外，想在这样的家庭中营造出文化至上的氛围，那就不容易了。

上中学时，一个从武汉来的男同学插到了我们班。当时好象武汉的形势很乱，学校停课了，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到了我们这的亲戚家，让他在这跟着上学。班里同学有点歁生，经常各种戏弄。我一个走动比较近的同学，有一天很感慨地跟我们说到：你看还是人家大城市来的，大伙再怎么欺负他，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脏话。而仅仅是这一个小的细节，就足以看出我们所处地域环境的文化氛围和文明程度。

　　再说说家庭小环境吧。我的父母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山东过来的。父亲一天学没上过，后来通过在工厂扫盲班的学习，能认识一些字了。母亲也只上过四年级的小学。那时在我家，除了我们学习的书本、糊墙的报纸和过年贴的年画之外，不要说其它书籍，几乎连带字的东西都很少能看到。

父母的人品没得说，象前边说到的那些家庭的优秀品质都具备。 在保证我们几个孩子饿不着冻不着，管束你不走歪路，督促你好好学习方面，爸妈做得都很到位。爸爸还时常说过，你们能学到哪，我和你妈保证供你们到哪。以我爸妈的经济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做到这样，绝对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了，绝对是问心无愧，问责无缺了。如果在此之外再要求他们能在学习方向、学习重点、学习方法，进尔在兴趣培养、人生规划等方面，能给你指导引导辅导啥的，那就是浑蛋逻辑了。

在家庭小环境上，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家务劳动负担太重了。我从八九岁起，就陆陆续续地从爸爸肩上，接过了各种生活担子，到十二三岁时，除上班挣钱以外的其它担子，基本都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必做内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无可非议，并且在孩子阶段多劳动、多吃苦、多分担责任，也让我的整个人生跟着受益很多。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孩子的年龄段上，超负荷地承担生活和生存压力，在时间、精力、体力甚至心理上，不但会影响到正常学习，甚至还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当然，客观地说，这个问题并不能单纯地归于家庭小环境，主要还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造成的。

　　由上边大中小三种情况构成的总体环境，基本就是我和我的多数同学们，在学生时代的文化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教育和文化的有用供给严重不足，无用供给甚至是有害供给却大量存在。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求知欲最强的年龄段。学习环境的问题再多，也无法阻挡人的这一天性。具体到我个人，感觉自己就象是一片干涸的土地，不放过对任何一滴雨水的吸吮。甚至象一条饥饿的流浪狗，犄角旮旯地到处钻，寻找一切可供饱腹的东西。一根小骨头，半块苞米面大饼子，甚至一块烂菜帮子，嚼到嘴里就是菜，呑进肚里就是食儿。

有事为证。

一个同学兼邻居，算是书香门第，他家经常有各种书可看。我时常在他家一看几小时，天黑了也不愿回家，甚至有时人家要睡觉了，被撵了才恋恋不舍的放下了书。这种情况多了，人家也烦，有时一发现我要进门了，赶紧把书藏起来。我就亲眼见过他们手忙脚乱藏书的场景。明知人家不待见，明知人家是有意把书藏起来，自己进屋后还是东撒摸西撒摸，找到了就一屁股坐那开看。脸皮那个厚啊！我一直感恩这个同学和他们家，让我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多少还抓住了几根稻草。

还有一次，一个同学将《西游记》带到了班级。正常借阅轮不上我，我就跟人家商量，下堂课我不上了，借我看一会。临上课前，我将书借到了手，之后跑到学校的大墙外（外边是生产队的菜地），蹲在墙根下看了一节课。那真是既过瘾又残忍啊！

　　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在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面前，学习变得无处不在，学习渠道更是小群多路，五花八门。而每一次无论何种方式的学习，或多或少或有形或无形地总能有些收获。

　　小镇上好多家庭都由政府部门统一安装了有线广播，每天早中晚三次播报。有段时间，每晚八点半到九点钟，是小说连播，记得听过《海岛女民兵》、《征途》等，还记得播讲的人有曹叹、陈阿嬉等。某一阵子社会上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反腐败吧），有线广播中也经常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有一次就听到一篇稿子中说到：资产阶级法权象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

　　我家那儿有过春节贴年画的习俗，多是一些大胖小子抱大鱼之类的内容。有一年特殊点，买了一张内容是反映我国自力更生新成就的画。我经常边看边琢磨。记得那上边有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有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东风号万吨轮下水，有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有第一台内燃机车。等等。

　　小学后期时，邻居小伙伴手里有本儿童读物，书名叫《小砍刀》，反映的是抗日还是斗地主的事。看后记住了某还乡团在是否要把共产党员家的孩子杀掉时，一个当官的说的一段话：根大成树，树大成林，林大藏虎，虎大伤人。还看过一本《中学生作文选》，学会了“须臾“这个词，还知道了太阳要出来之前东方天空的那种颜色，叫鱼肚白。还看过一本小册子，书名叫《老俗话里的是和非》，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等老话，都是从那里知道的。

　　上中学期间，也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1970年代初的某天吧，在一同学家看到了《参考消息》（这个报纸在当时一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同学的父亲是公务人员）。在一篇关于回顾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过程的文章中，提到事后被苏军关押的原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报怨说，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换洗内衣了。原来在人家那儿，一个星期不换内衣已经是一个很违背常态的事了。而当时的我们，别说好多人连个内衣的概念都没有，即使有，穿上一季能不能洗一两次都不一定。我们中学的一个老师，冬天站在讲台上讲课，讲到动情处时配以双手上扬后仰的肢体动作，棉袄前襟随之撅起，下边的同学连他的肚皮都看到了。贵为老师尚且如此，可想其它人家了。

另一次还是在这个同学家看《参考消息》，其中在报道尼克松访华时，提到美国老百姓在街头或家中看电视转播。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电视的概念，但想象中的看电视，怎么也跳不出小镇看电影的场景。另一次在他家看《参考消息》，一篇文章好象是台湾人写的思念大陆的长诗。当时我还特意背记了一部分，但现在都想不起来了。有一句“故国春深乡梦远，情多王璨怯登楼”，也弄不准是不是这首诗中的内容了。

　　还有一个同学，比较成熟，经常就一些事情发表见解。鲁迅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诗句，就是在他的一次关于鲁迅文章的谈论中听到的。

　　某天，爸爸从单位带回家一本《红旗》杂志，一阵翻看后，对其中的一篇《论刘禹锡的政治诗》印象比较深刻，并记住了文中介绍的刘写的两首诗。一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那首，另一个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村“那首。并且还由背记这两首诗，有了两点学记诗词的体会。一是要先记住其中最精彩的警句，再逐渐扩展到全诗，再扩展到对作者和时代背景的了解。二是不管能否理解，先背下来，然后再慢慢咀嚼理解，说不上哪天在什么因素的启示下就豁然开朗了。象刘诗中的“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是烂柯人”这句，由于当时接触不到任何注释和背景资料，根本弄不清是啥意思。好多年后看到了相关解释后才算把这个问号打开了。

　　爸爸单位的大喇叭，每天都转播中央电台、省电台的节目。我们家属院能听到，上学途中也能听到几分钟。就在这些播报中，我学会了《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等歌曲，听过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少剑波扮演者沈金波教唱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朔风吹林涛吼“等唱段。当时苏联发射了一种洲际导弹，叫”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相关宣传也是从这个广播中听到的。

　　爸爸所在工厂的办公室搬家，仓库中留存的好多旧报纸，象是半要半不要了。我们家属院的小孩就一摞一摞地往家搬，糊棚糊墙都用得上。记得这些报纸的年份，多是1963、1964左右的。感觉很新鲜，又是一顿翻看，并且还记住了其中一首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诗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路，我来了。这调门儿，明显带有大跃进年代的痕迹，但很为其气势所折服。

　　1974年高中毕业那阵，全国掀起了学习小靳庄活动，到处都搞赛诗会。爸爸所在工厂办公室的走廊里，也办起了诗歌比赛专栏。偶尔路过时看上几眼。对一位姓苑的作者写的 “还是从前老茧手，大干快变“，”看罢诗坛有所感，也向诗坛进一篇“等诗句印象较深。

　　某天到既是邻居又是本家大娘的家闲坐，见到一本中学语文教材，是大我七八岁的大哥以前上中学时的课本。一阵翻看后，记住了其中的一篇课文，是李白写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当时对其中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意思并不理解，在心里咀嚼了好多年后，才逐渐明白了作者的心情和意境。

　　另一个邻居家是自学的中医，他家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曾经有一段也挺羡慕中医这个职业，于是有事没事的就跑到他家看书，也多少了解了一些中医的知识。比如，号脉的24种脉象及相对应的症状，寸关尺这三个切脉部位及相关联的脏器，一些中药的功能药理等。后来兴趣淡了，相关的学习也随之放下了。

　　班级成立了个宣传队，我入选其中。但没几天，还没等真正排练节目呢，不知什么原因就黄了。但节目脚本中的一句台词给我印象较深：东风吹红日暖天高云淡，山连水水连山风光无限。

　　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饥一口饱一口的学习，很难形成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但在那个年代，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如此，而且也唯其如此，才汲取到了多一点的营养。

可惜了那个求知欲极强的年龄段，也可惜了那段一张白纸的好年华。好多该学的东西没学到，该画上去的画图没有画上去，而一些不该学，不该画的东西却占用了大脑好多宝贵的内存空间。以至于后来想将这些东西删除掉时，它们却已被焊在了大脑的沟回中。而其后再进来的新知识新东西，却经常是无处落脚，存不下，记不住，用不上。

　　曾在前几年央视举办的中国诗词大会上夺冠的才女武亦姝，据说诗词储备量能达到三千首。我左掰扯右掰扯地算，估计自己最好时期也超不过一百首。但文革时代的好多语录和歌曲，记住了二百首都不止。虽然这二百首也是一种知识储备，但若能将其换成正常的知识，相信对人生的意义能更有益些。

　　说了这么一大堆，无非是想说明，我们学生时代的文化环境真是不咋样，个人作为浩荡大潮中的一片小树叶，即使有过几下小挣扎，最终也只能成为欠帐多多的“知识青年”。虽然我们那拨人中，最后也有的成为了大学教授等文化人，但他们只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如我般的绝大多数，早年严重的先天不足，特别是错过了学习黄金年龄段后再行补救时的事倍功半，终让我们回天无力，至今的文化底子也没厚实起来。

　　写到这里，觉得前面提到的让自己“死个明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作为读者的你，看到这里，对本文标题中的”不能全怪我”的委屈和申辩，是不是也能给予理解了。

　　前边的所有照片，均淘于网上。向原作者致谢！

下边再上几张自己学生时期的照片。

　　上图应该是小学四年级左右吧。左为作者。

　　上图的年龄应该在十三四岁左右，上初中的时候吧。

　　上边这张照片，对我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特殊之一，照片拍摄于1974年，这一年我高毕业，结束学生时代走向社会，是人生最重要的时间节点。特殊之二，照片与本文关系密切。后排右一，就是前文说的我总赖在他家看书的同学，前排右一，就是经常在他家看《参考消息》的同学，前排左一，就是宣讲鲁迅作品的同学。特别之三，照片中后排的三位同学，都已去世十年左右了。借此照片缅怀他们，也缅怀我们共同的学生时代。

中间排左一为作者。

　　上图左一为作者，另三位同学在前面的照片中都出现过。照片背景中的小楼，是爸爸单位的办公楼。前文中提到的工厂办公室搬迁，就是由原址搬到了这里。可惜爸爸所在的工厂以及这座小楼，都早已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