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硝烟弥漫的远方

仲夏

　　人的一生，注定会遗忘许多东西，也注定会有一些记忆无法忘却。比如，1978年的春天，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批的幸运儿，我走进了南京师范学院这所美丽的校园，成了一名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从此改变了我这个祖祖辈辈是农民的种田娃的人生；再比如，1985的仲夏，我去了云南老山……

那年的6月23日，踏上了去云南的征程，我年轻的心开始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激动和兴奋。在云南，离我们盐城遥远的彩云之南，在麻栗坡县，一个叫老山的地方，那里，炮火纷飞，硝烟弥漫。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更是第一次到军人为保卫祖国而厮杀的战场。然而，当我走进老山茂密的森林，踏着崎岖的山路，看到解放军指战员们或微笑或疲倦的面庞，听着那隆隆的炮声，我却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因为，我从小就梦想着能穿上绿色的军装，但是，1974年的冬季，高中二年级的我，在报名参军的体检中，因为鼻窦炎而失去了资格；再因为，大学毕业后来到了我工作的报社，知道了钱毅——我们这张创刊于1943年的盐阜大众报一个永久的闪闪发光的名字，一名记者，一位烈士——他就成了我心中的榜样——做一名战地记者，哪怕和钱毅一样为之付出生命。

于是，在那个夏日，我开始了内心早就渴望的远行。

那次的远行，缘于老山战事。

老山，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天保镇船头村以西的中越边界骑线点上，12号和14号界桩之间，主峰海拔1422.2米。占据老山，向北可以看到我国境内25公里的广大地区，向南可以俯视越南老寨、清水以南直至其河江省会的27公里之远，向东可扼守麻栗坡至河江的主要通道，向西可监控12号界桩以西边境要冲。1979年我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后，越南派兵侵占了老山，并不断骚扰我边境，打死打伤我边民无数。1984年4月，昆明军区两个军收复老山，此后，我军不断换防。1985年5月18日，我济南军区67军与南京军区1军换防。5月底，就与越军有师级规模的大战，战况异常惨烈。

在67军下辖的一个炮团，一位副团长的妻子是我市的公安民警，在部队刚刚到前线时，这位妻子给丈夫写了一封信，鼓励他立志边防保家卫国，此信当时在全军引起巨大反响，我据此采写了长篇通讯《亏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

稿件的采写见报，像一粒种子在我心中蠢蠢欲动，这粒种子突然地生长出来，长成了从军人到战场到战地记者的大树，枝叶伸向了遥远的西南——我向报社领导提出去前线采访的请求，终于，军分区一位同志，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像，还有我，一行四人，6月25日到达昆明。

　　记不清是昆明军分区还是67军派的军用吉普，在经过两天的山路颠簸，27日傍晚，我们来到了当时的军部所在地麻栗坡落水洞。

见到老乡官兵，瞬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亲切，呼啸的炮火中，乡音犹如天籁，王成式的英雄、盘肠大战的勇士、几乎渴晕的送水上前线的战士、在猫耳洞多少天不见天日的裸体军人……采访的官兵，每一位都给我震憾。那时的战场，后方也不安全，冷枪冷炮谁也不知道会在哪里炸响，我们到的那几天，虽然没有战事，但在军医院，我们每天都看到有新的伤员，因为除了毫无预警的冷枪冷炮，还有边界线上十几万颗地雷就像躲藏着的杀手，随时随地会出来咬你一口。因此。我们的采访，基本都是在军、师、团部的营区里，即便如此，也没有太多的安全保障，因为总归是在战区，因为那炮弹是不长眼睛的，我就亲眼看到山坡上的一位哨兵，一眨眼就没有了，而炮弹的气浪，差点掀翻我们的汽车。

7月8号前后，部队要求我们立即离开，说很快要发起一场新的战役。同行的另外三位劝我和他们一起回去，但是我不死心，我想，到了战区，如果既不能亲历战斗，又不能到达最前线，我这个记者，有何面目面对经过战火洗礼的报纸？有何面目面对前线200多参战的老乡官兵和他们的亲属？有何面目面对烈士钱毅？

我留下了。军部的一位参谋老乡对我说：“你想要去前线，必须要得到军首长的批准，否则，没有哪个敢把你带上去。”

当你坚守你的信念时，总会有冥冥之中的机缘。军参谋长粟戎生是粟裕大将的儿子，1984年2月粟裕去世后，有骨灰安放在我们当地的烈士陵园，那片土地上，安眠着他的无数战友，他要陪伴他们。而1984年清明举行的粟裕将军骨灰安放仪式，正好也是我去采访的。以此为由头，我和粟戎生参谋长搭上了话。也许是因为战事的压力，粟参谋长话不多，对我要到前线的请求，他未置可否，只是对陪着我去的参谋说：“前线非常危险，无法保证安全，你们商量。”

我并不要什么安全保证，我只要上前线，在离开报社的时候，我已经将遗书写好，放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所以，在一位师部首长的安排下，终于要开始前线之旅。

　　7月12日凌晨5时，吉普车就带着我出发了，7时多，快到前沿，吉普车无法再走了，下车，在一位小战士的陪同下，向前沿阵地进发。

我的装束：一顶钢盔、背心、短裤，肩膀上一边挎着一个水壶，一边挎着一个小包，包里放着我从朋友那借来的相机，一个空白笔记本，一支笔，一颗手雷。根据要求，我身上不能有说明我身份的东西，一颗手雷，叫光荣弹，前一天已经学习了使用方法，我被告知，这不是给敌人的，而是留给自己，所以叫光荣弹，即如果有被俘的可能，自己必须光荣。这是纪律，我已经宣誓一定会遵守，那时我没有恐惧，只有激动。

战壕，像一条蜿蜒的巨蟒，在半山坡上往前延伸，战壕里，峋嶙的石头、水塘和泥泞的山土，还有蛇。左边，往上，是高山密林，右边，高度有的地方齐到胸口，更多的地方，高及肩膀甚至额头，壕沟外，有时是陡峭的山坡，有时就是绝壁。半走半爬了五六个小时，快下午一点半钟的时候，来到了这位小战士所在排的阵地，在一个猫耳洞里，见到一位几乎全裸的班长，见到我，他非常惊讶，也非常兴奋，他说阵地上还从来没有营级以上干部来过呢。他指着战壕的对面说，那就是鬼子了。我一看，对面有几十个人在来来回回的走动，还有几个女兵，目测距离大概两百米左右。班长说：现在没开战，双方有时还可以喊喊话，有时对方还会问起我们这边当地老乡的情况，因为他们本来就熟悉。我说我想爬到战壕上面拍一下对面越军阵地的情况，班长想了一会说：你必须在3秒之内拍完，10秒之内必须钻进猫耳洞，因为对方有观察哨，如果看到你有照相机，他们会认为你是当官的，就一定会打枪放炮。我爬到战壕上面，找到适宜的位置后，举起相机，很快的拍了两张，就立即跳下战壕钻进猫耳洞，我还没停下来，就听得头顶上一声巨响，过了大概十几分钟，钻出猫耳洞一看，我站的地方，一个炮弹爆炸后的大坑，像是地狱的入口。

死神与我擦肩而过，我朝着那个还冒着青烟的弹坑沉默了几分钟，我的灵魂好像飞了起来，看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那从低到高几乎排满一个山坡的烈士墓碑，又仿佛看到了家乡大街上阳光下逛街的人群，还有我办公室伏案工作的同事。我忽然的就笑了笑，我知道我活着，我知道我会活着，于是我沿着壕沟寻找战士，继续我的采访。

采访几乎是和泪水汗水同步的。猫耳洞里，常常想起《十五的月亮》的歌声，战士们呵护着猫耳洞里的一朵野花，他们把一封家书看到看不清字，他们笑着包扎伤口却看着幼儿园小朋友寄来的卡片泪流满面……

从前沿刚刚回到军部，接到报社的电报：“接电速回”。

我的父亲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我的儿子才出生3个多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赶到昆明（在前线无法与家里联系），给报社打电话，报社领导说：“和你一起去的同志说前线可能要打大仗，说你不肯回来，我们不放心。”

那颗光荣弹，没人跟我要回去，我就带着它，乘飞机、上火车、坐轮船，一直带到报社，向大家展示后。交给军分区，让专业人员引爆了。

老山18天，它使我永远不能忘怀，除了当时采写见报一组《来自老山前线的报道》稿件外，还有我内心情感的净化和升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那些流血流汗的祖国卫士，他们一直在对我说着怎样生活、怎样工作。而胜利归来的军人，有许多，变成了我的朋友。直至现在，他们战友聚会时，还常常喊我一块，饮酒高歌。

那硝烟弥漫的远方呵，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遥远，还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38年的久远，更因为那枪炮声离我们现在和平幸福的生活远远、远远……

但是，不论是怎样的远方，都远不出我的记忆；而那弥漫的硝烟，更加不会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