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面记忆

骑在银龙的背上

　　在我的故乡陕西关中，渭河两岸的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盛产着玉米和小麦，由此而生发的面食也就成了关中人骨子里不二的选择。关中人爱吃面，就像老虎爱吃人，早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因而把粮食变成能够直接做面的半成品，就成了庄稼人居家过日子的头等大事。

在我的记忆中，村子里是先后有着两家磨面小作坊的。最先是西街北门口的XX家，由于和我家的老屋只隔了一条马路，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磨面就再也不必跑太远的路，父亲和母亲也就放心的把这项重任交给我了。这种乡村的磨面作坊，规模一般都不大，一个脱皮机，一个淘麦池，一个碾磨机，一个盛放面粉的磨得发光发亮的长方形木盆，再配备三五个倒腾粮食的斗，简单的几样家伙事儿凑齐，就算是组成了磨面的全部家当，基本上每两三个临近的村庄里都会有一家。

　　父亲那个时候常对我们姐弟几个说，我们是赶上了好年头，他像我们这么大年龄的时候，磨面都是用人推着石碾盘一圈又一圈转着磨，吃力不说，碾出来的面粉，不仅质地粗糙，渣子多，且吃起来口感也极为不佳，后来稍好一点，有了牲口才逐渐替代了人力。而现在有了新式设备——电磨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磨面在关中农村又叫做“套磨子”，有的地方也叫“打磨子”，是每一个农家孩子学业之外必备的功课。大清早吃过饭，父亲从铁皮圈起来的粮食屯里装上一口袋小麦，足足有一百二十斤重，轻松的用肩膀扛起来，一直扛到隔壁磨坊门口的磅秤上。那个时候，磨面是按照斤两收费的，称过麦子，就算是排上号了。

　　要说套磨子的过程，其实也并不复杂。首先将口袋里的麦子一点一点倒进一个方斗里，再拎起方斗，将里边的麦子又转倒进脱皮机的进料槽口里，对麦子进行第一遍脱壳清理。也就是将从打麦场上晒干归仓的原麦里残留的麦皮、碎石子、铁屑以及土坷垃等杂物一并筛选出来，这一步尤为重要，直接影响到面粉的成色和口感。麦子脱下来的壳，又叫麦皮，或者麦毛，这东西一旦粘在身上，浑身上下便奇痒难耐，是最下等的饲料，一般都用来喂牲口。等到麦子脱壳筛干净之后，紧接着就是淘麦了。淘麦，顾名思义就是淘洗麦子，将脱过壳的麦子倒进一个长方形的水泥池里，一边用马勺抛洒清水，一边用小铁锨不断的前后左右翻动搅拌，对麦子进行均匀水洗。当然，这个洒水的量非常关键，不能多，也不能太少，尺度不好把控，一般都由磨坊主亲自来操刀完成。经过水洗翻拌后的麦子，去掉了表面的浮尘，颜色变得澄黄发亮，经风轻轻一吹，不一会儿功夫就会阴干结成块状。这个时候，只需用一根木辊轻轻拍打搅动，结块的麦粒很快就会松散开来。这个时候，磨坊主便会示意我将麦子一点点重新盛进方斗里，等到麦子送进碾磨机的进料口，磨面也就正式开始了。也不过一袋烟的功夫，雪白细腻的面粉就随着机器震天阶响的轰隆声从碾磨机底部的一个铁皮仓里唰唰唰地流淌出来，一直流到下方的一个长方形大木盆里。

　　刚刚磨出来的面粉不仅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麦香，摸起来还有着丝丝余温。为了防止面粉堆积聚热结块，这个时候，我便疾步上前用一根木桨不断的在面盆里来回翻搅，以便热量均匀散开。这一刻，眼瞅着白花花的面粉越堆越多，越堆越高，像个小山包一样，欢喜得让我笑得直合不拢嘴。我有时候常想，在那个物质不太富裕的年月，无论贫穷或者富有，也无论男女老幼，大家对粮食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那是一种农民对土地鸟儿对蓝天的情感，现在的孩子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

在靠近碾磨机顶端吸风口的地方，接通着一根碗口粗的铁皮圆筒，圆筒七扭八拐着最后又折回到下方的进料仓里。被粉碎后的麦粒正是通过这根圆筒，由气力输送，在碾磨仓内部来回往复循环，以此来实现麸皮与麦芯的分离，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筛箩提纯，最终完成了麦子到面粉的蜕变。这样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听起来也很枯燥无味，但是，如果你亲眼目睹过这个场景，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会对一直以来都习以为常的普普通通的粮食产生敬畏之心。

到了中午时分，天气逐渐暖和起来，有喜好热闹的村中老者，会三三两两的开始向磨坊门口的空场子前聚集。这里是村庄的闲话中心，他们抽着旱烟，喝着浓茶，咀嚼着东家长西家短，胡吹乱谝着千里之外的国际时事，合着前来排队磨面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一起构成了寂寞的乡村里一道别样的风景。这个时候，如果你偶尔朝磨坊里瞧上一眼，你就会发现，在整个磨面的过程当中，前后工序之间的衔接几乎是一气呵成，机器一旦合闸启动，磨坊主也就像带了电的机器一样，一手拎斗，一手拨麦，走上窜下，动作娴熟，一丝不乱，中间一刻也不停歇。用一句“龙口夺食”的农村谚语来形容磨坊里的场面，也一点都不为过。

　　最初跟着大人来磨面，后来稍大一点了，就自己一个人来磨面，久而久之，我对磨坊的人熟悉，对磨坊的机器也如数家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偷偷一个人跑进磨坊专门琢磨过磨面机器，心想着以后长大了要是念不成书，就在家里也开办一个磨坊，做个专业磨面户。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我还真就琢磨出了一些门道。

要说这磨面机，实际上并不复杂。它是靠着两个带纹的铁滚子互相挤压，粉碎粮食，然后再凭借机器的前后颠簸使面粉过箩分离出来。那个时候，这种滚式机器还是较为落后，声音大，粉尘多，效率低，一袋粮食需要人工循环五、六遍倒入进料口才能磨完，往往还没等到面粉出仓，自己的身上头上倒先覆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而为了能少留点麸皮多出些面粉，需要循环的次数就更多。记得那个时候磨面，每当到了最后收尾的时刻，母亲总是反复叮咛着主家，多磨一会儿，多出些面粉。主家常常开玩笑说，好我的老嫂子，再磨，就磨成黑面了，怪不得黑牛越吃越黑了(黑牛是我的乳名），都是你的黑面把娃吃的。我那个时候人长得黑倒是不假，但这和吃黑面没关系。麸皮少了，出面量高了，这也不假，但磨出的面粉却真的发暗发黑，擀出的面条不劲道，而且口感也糙。

　　后来，东街又新开了一家磨坊。机器先进了，噪音变小了，磨面的程序简单了，筛出的面粉也更白更细腻了，磨坊门前的空场上依然人来人往，依然一派热闹。

就在霜降节气来临前，人们纷纷播撒下冬小麦的种子，经过一整个冬天的扎根蓄力，待到来年春天再拔节孕穗，直到芒种前后才收割。整整八个月，当一颗颗金黄色的麦子晒干归仓，人们满心欢喜的将新碾的麦子拉进磨坊变成面粉，又将面粉变成粗瓷碗里的扯面、油泼面、臊子面和白蒸馍的时候，这一刻，洋溢在庄稼人脸上的是久违的纯真的微笑。

那个年月，除了极少数的年轻人南下打工，多数的庄稼人都是围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转，老婆孩子热炕头，几乎很少有背井离乡出远门者。再加上人口多，家家户户几乎都是三个以上的孩子，吃得自然就多，一袋白面过不了半个月就见了底。磨坊的生意就特别火，不光是本村的街坊邻里，还有临近村庄的人拉着粮食来磨面。一天从早到晚，电磨子的轰隆声直个不停，场面一度热闹。

直到有一天，我问儿子，知道馒头是怎么来的吗？儿子说，面粉做的。我又问，那面粉是怎么来的？儿子说买的，超市里各种牌子的面粉都有。我一时语塞，却也并不感到惊奇，孩子连麦子都没有见过，又怎会知道面粉是怎么来的呢？时代变了，或者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

是啊，随着时代的变迁，年轻人挤破脑袋地拥向了城市，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留下来的大多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曾经一度热闹的磨坊必然走向没落，直到无人问津。没有了人气，村里的两家磨坊先后都关了门，那一堆堆大疙瘩机器也都以废铁的价格贱卖处理掉了。

如今，村子里再也见不到磨坊的影子，也没有了电磨子，人们都不再去磨面，而我却时常怀念起那一段磨面的日子。街头巷尾都在传说着北莽原上河道乡一带的麦子质量好，磨出来的面粉更白，口感也更筋道，大家都骑着电动车载上一整袋麦子直接去换回半袋面粉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