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知青岁月有关的话题

胡杨

在我的记忆中，知青是一个很长很沉重的话题，也是父亲的大半人生坎坷的命运关键词。

何谓知青？我查了查，有说法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或者说是那些高中、初中毕业后因为诸多原因没有机会再上学的城市待业青年。父亲从小在上海长大上学，因直系亲属在新疆伊宁市，到1962年17岁那年回疆在伊宁四中继续就读，1965年高中刚毕业，就被动员立即下乡，去河谷东部伊水河畔上游的一个组建十多年的国营农牧场接受再教育。翻开父亲的老相册，第一张照片是一群在伊犁河嬉戏的年轻人，据父亲讲，当年挂红披彩的知青车队过雅玛图古渡口时，已由同学转变为“知友”的伙伴们纷纷跳下“老解放”，冲进伊犁河的波浪里，搏击一番并合影留念，相互留下“把火热的青春献给农村”、“誓叫沧海变桑田”豪情壮语，然后挥泪各奔东西，扎根农村。因此，父亲应该算这类青年。

据现在对历史的解读，知青下乡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市中的就业压力问题，鼓励并组织城市中毕业的年轻学生到边远的农村牧区建立农牧场，垦荒种田，接受农村生活的锻炼和洗礼，早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建国后五十年代初期就有一批试点，六十年代初期是第二批，这时的红卫兵时代还没开始，父亲他们那一代知青就已经登上当时的历史舞台，也算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吧。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知青下乡是1969年以后的一批又一批。缘由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领袖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于是，成千上万的城市洋学生，于1969年前赴后继地离家远行，赶赴农村。

　　我曾多次问过父亲是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想当保尔，是纯洁的冲动，崇高的理想，还是无奈的选择？父亲只是摇头不语，只是念叨一句：你不懂那个年代。这一疑惑，就是许多年以后。只是我至今不明白，建国初期的生产力很落后，社会经济建设急需人才，而这些知识青年怎么就成了城市里无用坐等吃闲饭之人？或许只有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才能洗刷掉小文化人的清高习气方能成为有用之才。今年是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我算了算，父亲的“知龄”应该是44年，即1965年下乡，算“前老三届”。远远早于1969年，算是当之无愧的老知青吧。

也许，父亲那一代知青人并不知道在青春乃至人生的起跑线上托举的并非人生的梦想，那只是没有终点的开始，可是他们义无反顾的走向了祖国的东北、西北、西南最偏远的地方，奔赴农村、兵团和农场，一直持续到十几年以后。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继续生活在那里，二十年、三十年……，直到他们的子女这一代人也都长大成人，不再离开。

父亲说，下乡最初是激动地、兴奋的。看到眼前一望无际的库尔旦芦苇滩，那仿佛不就是白洋淀吗？走进阔斯阿尕什没人深的草甸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风吹草低现牛羊，幽静的伊犁河从身边流过，那不就是肖洛霍夫笔下的顿河风光吗？围着荒原的篝火，唱起欢快的《喀秋莎》、《共青团之歌》，那是一个多么激越火热的年华啊！农村的广阔天地的确让他们这些城市的骄子感到新鲜稀罕。可下乡不是旅游，生活不是童话。两年以后父亲的知青人生就变成了苦闷和彷徨。住的是阴暗潮湿的“地窝子”，吃的是干涩的包谷面馕，春天在泥沼里挖渠满手血泡，夏天去库本巴热放马蚊虫扑面，白天干活、晚上批斗，一片混沌，心底的理想和憧憬早已不知去向，可是又不敢对任何人说，怕扣上资产阶级小情调的帽子，取而代之的是如何生存和应对远离亲人的孤独。

　　一晃四年以后，老三届的师弟师妹们陆陆续续下来了，而且还有天津、上海、连云港等城市下来的知青，真是为了一个革命目的，五湖四海的人都聚到了一起。看到后继有人，父亲心有所安了。据后来的资料统计，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在1500万左右。今天看来，把知青下乡说成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可能太严肃单调，说是人口大迁徙未免太轻描淡写，我则把它理解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迁徙与大燎原。

知青一天天多起来，农场一天天热闹起来。有的当了医生、有的成了农田水利技术员，有的放电影、有的热衷文艺宣传，志趣相近的“知友”们不仅有了许多共同语言，还齐心协力让农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谓旧貌换新颜。古人说三十而立，一些大龄知青看到人生前景黯淡，就索性在当地成家了。

下乡后的第六年，经人介绍，父亲便在场部低矮的一间土坯房里用从其他知青那里借来的自行车迎取了从四川来农场支边的母亲。几年后，就有了我和小妹。在我三两岁的时候，还记得邻家留着两撇大胡子的维吾尔族老人司马义常常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提溜起我用他那膻哄哄的大胡子猛扎我的脸，然后问到：你是知青的儿子吗？讲故事会吗？你咋不戴眼镜？然后放下拼命挣扎的我，开心的大笑一阵。结果，上小学以后我就真的戴上了眼睛。此后，知青这个话题便伴随着家境的拮据与父母之间的隔阂与性格差异，一直争吵到我的青少年时代。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些下乡的知青多少有点家庭成分问题，即使没有问题，文革开始后高考就停止了，何去何从？也许下乡是唯一能有所作为，通过残酷的锻炼和磨砺能言明自己有一番理想有一颗红心的舞台，有舞台就会有梦想，期盼有一天能再回去。针对这些人，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 的论调，已经早早为他们指明了前途和方向，更是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励志口号，写在了每一个知青硬壳笔记本的扉页，都是大大的正楷或仿宋体，美观、得体、庄重。我至今还悄悄保留着两本父亲这样的笔记本，里面都是学习毛选的心得和思想认识，还有一些当临时技术员搞农田水利大会战的草图。只是，没熬到头就地结婚的知青，便不再能拥有这个梦想，只有老老实实做一名农场普普通通的职工了。

其实，知青年代的苦，不仅是身体还有精神的苦。母亲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用到父亲身上就是“百无一用是知青”，农家活什么都不会干。其实不是不会，而是干得不精不出活，比如说灶台上的馍馍蒸的半生不熟、菜园里的菜种的要死不活，猪圈里的小猪养的瘦骨嶙峋等等。于是，家庭里父母的争吵便和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醋，和家庭生活的艰辛，和双方之间的性格差异的汇聚成了一曲苦涩冗长的知青家庭命运交响曲。农牧场组建初期因文化相对落后，场里便派父亲去学校教书，教育贫下中农的子女。于是父亲又放下了广播员的活计，成为农场的民办教师，只是，微薄的收入难以养家。就在家徒四壁的时候，父亲还常常被召集去开一些和小家庭生活不相干的“紧急会议”，或长期被叫去搞宣传搞文化会战。于是，家计主要靠母亲当农工拼命挣来的工分维持，日子就越发窘迫。脱土坯、打土墙、养猪喂鸭等等都由母亲接手了，母亲是支边青年，没有上过几年学，吃苦耐劳是长项，生活也就这样勉强过着。还好，毕竟是有文化的人，怕是大多知青早就读了马寅初的人口论受了影响，农场知青的计划生育自觉意识还是很强，一般知青家庭就也两三个孩子，虽不比当地的农工家庭一生七八个来的热闹，负担也少了许多。这怕是当年知青下乡唯一没有听话的益处吧。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已开始学会了在下课放学以后，给场部供销社宰羊剥皮，报酬是羊的杂碎，拿回来洗净改善家庭生活。邻里有一户家境好的人家，一见到我就不怀好意的追问：今天有羊头吃吗？那副小人的嘴脸很是让我厌恶。这期间，我跟父亲回过几次伊宁市，还去过一次乌鲁木齐，去看望爷爷奶奶和老太太，感觉很生疏，不过头一次吃到了“大大”泡泡糖和点心，看到了高楼和穿梭不停的小汽车，还是很开心难忘。这期间，虽然还有下来插队的知青，可有关系的悄悄都通过招工招干之类的途径回城了，父亲也去跑了跑路子，自家都舍不得吃的两只小肥羊也送去打点关系了，可是回不去。

　　1980年的春天，胡耀邦同志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到国庆节就基本定调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但只限于下乡知青本人。农场没结婚的知青都解放了，欢呼雀跃，迫不及待的都返城了；结了婚的个个愁眉不展，老婆怎麽办？娃娃怎么办？心里七上八下、火烧火燎，到处打问跑关系，回答都是一句话：没办法，先顾你自个吧。于是，没返城的知青家庭便狼烟四起、战火不断，打架的、离婚的、抛妻弃子的等等见怪不怪了，犹如梁晓声笔下的《孽债》、《年轮》，很是凄惨无奈。

我的父母和我的知青家庭也面临同样的现实，年幼的我们虽然不懂当时的政治气候，可本能让我和小妹紧紧站到母亲一边，不理父亲。父亲整天阴着个脸，愁眉不展。现在回想，可能“要返城就得真要撂下这个家”的想法曾在无数个夜晚吞噬着父亲的心，让他迷茫和痛苦。可，最终父亲还是留下了，不过和一帮同样命运“知友”踏上了整整两年的上访之路，终于在1981年底由伊犁州教育和劳动人事部门下发文件，给了几个“带帽”指标，父亲从场民办教师的身份转为国家干部，算是安慰吧。

父亲的脸上慢慢又有了笑容，看到已经长大的我和小妹，看到农村经济的复苏和温饱问题的解决，看到勤俭持家的母亲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父亲开始慢慢断绝了返城的念头，安心过起了日子。于是，课也讲的好了，桃李芬芳农场；饭菜也会做了，不过还是没有母亲做的好吃；房子也盖起来的时候，父亲的背开始有点驼了；等我师范毕业回到农场子校又和父亲成为同事的时候，父亲早已安于天命了，一下课就赶忙跑去收拾给我新盖的房子和院落，让我安心备课、改作业，好好表现。父亲原先修长细嫩的手指越发粗黑，乱糟糟的头发里有了许多银丝，父亲慢慢老了。

　　生活是艰辛的，也是无坚不摧的，它的武器是漫长的岁月和无情的消磨。现在想想，对这样的一群城市青年，让他们背井离乡远赴偏远山村，自裹腹食，自生自立，该是一种怎样的苦痛、磨难与考验？尤其是老三届以前的这些知青，他们大多的命运基本没有离开农村。

知青岁月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阵痛，也是我们这一代知青子女的挥之不去的记忆痕迹。快到四十不惑的我，突然对父辈身上的这种知青情结越发心酸浓厚起来。列宁说过：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解和记忆，是对父亲那一代人的最大安慰与纪念。突然间，我想起余秋雨先生曾在他的一片文章讲过一个叫“宁古塔”的地名，远在东北黑龙江北大荒，是古代专门流放贬官和文化人的地方，尤其是清代，许多文人名士被发配流放至此，背井离乡，最终的归宿便是身陷这片寒冷的荒原，不能回乡。可留下的却是千年的文化的影响和不屈的自尊，开化了当地落后愚昧的民风，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脉。不晓得，这场史无前例的知青运动也是否也有意无意蕴含着这样的一种寓意？

　　把花样的年华和青春留在农场的三十多年后，年近花甲的父母又回到了伊宁。走的时候，没有鲜花和欢送，没有名衔和锦衣，也没有多少积蓄。 只带着一付沧桑的面孔，一尊疲惫的身躯，一对勤劳的双手，毫无怨言地默默的又回到了这个几十年前离开的城市里。时间和空间的隔阂，的确疏远了父亲曾今拥有的亲情和友情，社会发展早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切还需从头开始。两位老人省吃俭用，带家教、做小生意终于买了一幢房子，悄然安度晚年。我还依然留在父母呆过的地方，继续工作和生活。女儿今年上初二，在伊宁三中，成绩还好，吃住都在爷爷奶奶那儿，很得疼爱，让我放心了许多。一有时间便回去看看父母，看到我脸上的疲惫和消瘦，母亲很是心疼，让我想办法早点调回来。前几日问女儿：知道“知青”吗？女儿愕然，说不懂！便转身又去上网聊天了。

　　此文曾发表于《伊犁晚报》副刊；个别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