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济世车 仁术救生船——忆先父马凤图

蘭穆訊息

德行济世车 仁术救生船

——忆先父马凤图

马明达

我的父亲马凤图，字健翔，回族，是当代成就卓著的武术家，同时又是一位致力于医者仁心的中医师。50年代，他与牛孝威、董静庵、柯与参并称“兰州四大名医”，医名广传河陇。

父亲1888年生于河北省沧县杨石桥一个世代习武的回族家庭。幼随祖父，父亲习劈挂拳及摔跤等艺，并随舅父吴懋堂和孟村吴世柯习八极拳。1899年，当时12岁，拜盐山县黄林彪为师，习通背大架子，十二大趟子，劈挂，青龙等拳及六合枪要法，双手刀法，七十三剑（宣化剑）等艺。系统接受了李云标，肖和成，黄林彪所倡导的通备学说。

对父亲的武术成就，报刊上已多有介绍，国内外也陆续发表了多种专题研究的论著；而作为一代名医，虽然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称颂之词，专门介绍的文字却比较少见。父亲一生倡导医武结合，主张医者应该是强健体魄的表率和宣传者，武者不仅应该是良好生活方式的楷模，而且应该有一定的医学修养，“医武双修”，才有珠联璧合之效。”深感愧疚的是，作为后代的我们，几乎都做不到这一点。

父亲曾经怀着“济世”的抱负蹭蹬于仕途，然而在饱经挫折之后，选择从医“济世”为晚年的归宿。这大概就是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了。不过父亲与许多被动的从医者确有些不同，他真的喜欢中医这门学问和这个职业，因此才能做长时期的准备和积累，一旦下海，即如水到渠成，不久便成为此道中之高手。



这篇文稿侧重于父亲的医学成就，是他在兰州的从医经过和他晚年的医学实践。父亲及我们全家和兰州缘深情厚，民国十六年（1927），父亲来到兰州，先居住在埽泥泉子（今柏树巷），1945年在南稍门的福禄街中街子口上买了一院房子居住，1949年，搬到南城巷一处土木结构的小院子里。直到1966年，南城巷拆迁又搬到了大众巷，后来就住在了兰州大学校内。我们家兄弟姊妹八人，有七人出生在兰州，都是清华小学上的学。所以，我见了故乡人就给他们说：我是南稍门人！

父亲在把中原地区的通背拳法传入西北并自成一家后，又将学医得来的知识用在了为人民健康服务上，最终成为一名职业中医师。

说起父亲的医学，虽然幼年时曾从二叔祖马占元学过一点单方偏方之类，但说不上有什么家学渊源，启蒙老师是舅舅吴懋堂先生，而真正将他引入医学殿堂的还是武术家黄林彪先生。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他一生所走的亦武亦医的道路，是黄先生一手带出来的。

后来又得到了另一位对父亲产生过影响的人，是当代名中医张锡纯（寿甫）先生。张锡纯是盐山县人，与父亲可算是同乡，但二人原先并无交往。民国9年（1920）初，父亲南游归来，曾到天津谋求职业，与张锡纯邂逅于桐城派古文家孙宝琦先生居处。父亲后来回忆说：张很率诚，也很健谈，医典稔熟，文史修养也相当厚。谈起晚清和北洋的秘闻轶事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这与他医名高，接触过很多重要人物有关。当时他的《衷中参西录》前几期已次第问世，社会反响很大，京津医家几乎案头必备。父亲遇见他时，刚刚读过几期，对其中内容十分熟悉，所以张对这位中医爱好者的学识颇表好感。又知道父亲擅长武术，而且是盐山黄林彪的弟子，更加另眼相看。二人谈未尽兴，约定第二天再谈。

第二天，二人在鸿宾楼饭庄见面，在座的还有张最喜欢的京剧武生高富安和李吉瑞、薛凤池等伶界朋友，谈话内容自然不限于医学。但张对自己的“衷中参西”之说做了一番提玄钩要的阐述。而且鼓励父亲大胆临床，勇于实践。他反复说：医家的真知卓识皆来自临床，一日不临床，便短了一日之智；三日不临床，遇病家如履险地。他强调医家须有胆识，终生局促于经络脉象而临诊不知所措者，与好谋而无断的将军同。他借用唐代颜真卿向“草圣”张旭请教笔法的著名典故，一口气说了六、七个“胆、胆、胆……”此时神情激越，意气昂然，旁若无人！父亲后来说‚张锡纯先生是他见过的前辈名医中最为淹贯博通而气宇恢宏的一位，而且以当时的盛名，竟毫无骄饰之态，谈笑风生，挥洒自如，这一点是常人不容易做到的。

几年后，张在沧州行医，父亲乘返乡省亲之机去拜望，可惜，当时正有京中显贵的眷属特来沧州求诊，张忙于接待，与父亲匆匆一晤而别。以后通过信，还收到过他寄赠的《医林改错》等医书，然而终于没有再见面的机缘。父亲对张锡纯怀有深切的敬重之情，他对张所有的方剂都做过认真研究，并经常在临床中参酌使用。此外，在充分吸收西医理论和精心诊断、大胆用药方面，也都有效法张的地方。30年代张殁于津门，父亲在唁电中自署“受业沧州马凤图”，后来也经常以张的私淑弟子自称。

初到甘肃的父亲，政务繁忙，调动频仍。但父亲总是挤时间读书，找机会临诊。遇有名老医家，一定去拜访求教。民国16年（1927）任狄道（今临洮）县长时，尽管任期短暂，他还是拜访了当地几位老医生，向他们请教甘肃的地方病及对症方剂。临洮是陇上的文化名城，出过不少文人，也出了不少名医。在这里，他还买到不少久觅未得的稀缺医籍，均出自当地某世医之家，如乾隆版的薛氏《医经原旨》等。

民国17年（1928）到18年（1929）初，在导河县（河州含今临夏市及积石山、东乡、永靖、康乐四县）县长任内，是父亲一生中最为艰难坎坷的一段经历。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民国18年（1929）秋，父亲又由军法处长调任永登县长。此年春夏两季，甘肃曾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道馑相望，饿殍遍野，约有80多万农民死于饥荒。永登是重灾县之一，入秋后，雨水较好，灾情缓解，民困稍苏，但疫病大面积流行，特别是肠胃病急剧增加。当时社会医药水平非常低下，大量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有的人逃过了饥馑却丧身于疾病。父亲以少量时间料理政务，其他时间全部用于救治患者。他从兰州请来几位医家，在县衙内开辟了临时诊所，向患者免费或低费施诊施药。一时间四乡病人闻声而来，县衙内熙熙攘攘，成了一个救治中心。他经常亲自坐堂看病，不嫌累，不避脏，遇疑难顽症，寝食不宁，务求良效。据当时在县府任科长的佟少侨说：他身为一县之尊，政务之外，从早到晚处理病人，亲自组织和察看药物，还督促县府上下所有人员参与救助工作，亏了他体格强健，精力充沛，要是一般人，恐怕早就累倒了。

当年许多得到过救治的永登人，都深切感念这位与众不同的“县长先生”。60年代初的大饥馑中，永登红城子、苦水等乡的几位老人，曾几次专程送来炒面和干菜。“文革”浩劫中，父亲遭到迫害，又有两位永登老人特来探望，他们甚至提出要接父亲到永登边远山村去避难。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可能招来大祸的侠义行为，父亲不想让这些善良的农民遭池鱼之殃，只能婉言谢绝。两位老农朴实诚恳的样子，令人终生难忘。

更为难得的是，父亲在公余之暇，时常为民众看病，凡到四乡视察，必定带着药囊，为寒苦患者施诊送药，还亲自给县内医家讲授《内经》《灵枢》《伤寒论》等医典。民国22年（1933），甘肃籍中医牛孝威自北社一直存在到解放初期，它对甘肃中医事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

民国22年（1933），甘肃籍中医牛孝威自北京归来联络地方中医王仲英、李子质、柯与参等筹办“中央国医馆甘肃分馆”。牛孝威以此事来寻求父亲的支持，他当即表示赞同，便带着牛孝威、王仲英等，找省府当局交涉申办，并争取到了邓宝珊、张维、水梓等地方头面人士的赞助，使国医馆很快建立起来。当时全国成立分馆的仅华北和沿海几个省而已，甘肃是走在前面的。国医馆成立之初，父亲并未担任职务，后来他应邀担任了处方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负责与医疗事故相关的鉴定事务，这实际上是一项责任重大的职务。

民国32年（1943），他与牛孝威、于有五等创立了兰州国医讲习社，在兰州民众教育馆设置讲席，分诊断、方脉、药物、针灸等科目，向中医初学者义务授课。他曾讲《中医药物学》，每次选讲五味药，从药性功用到配伍处方，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受到同仁和社会上的好评。40年代末，他与中医师王致廉等创办了“兰州健民国医研究学社”并出任董事长，王任社长，地址在白云观内。学社一面招收学员，传授中医基本知识，一面设诊所应诊。社员、学员曾达到130余人，分布在全省许多县，其中如席良丞、窦伯清、王海如等，后来都是省内有影响的名医。这个学社一直存在到解放初期，它对甘肃中医事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

30年代末，甘肃省为贯彻南京政府颁行的“中医条例”，首先在兰州试行中医资格考试制度，并由市警察局协理其事。当时还有省府参议等虚衔的父亲，也呈交了参加考试的申请表，任警察局长的老友拜伟（襄华）见到后很不理解，曾专门到家里来劝阻，父亲笑而不答。后来还是如期参加了考试，成为兰州少数取得正式医照的中医师之一。到40年代末，父亲一面在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担任兼职教授，一面在家里另辟诊室，接待患者，只是一直坚持义诊，并不收取脉金。这时，他的医名在兰州城内外已经是尽人皆知，“马大夫”的称呼已不胫而走，仅仅是还没有正式挂牌行医而已。他经常为付不起药费的穷困病人垫付药费，身上钱不够了，就让记在帐上，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他还在家里自制了多种常用的散剂，遇有紧急而窘困的病人，特别是农村来的病人，便免费送给他们。

1949年5月间，刚刚就任“西北长官”的马步芳，曾面请父亲出任天水专员兼保安司令，父亲以年事已高，不堪驱驰为由，坚辞不就。鉴于当时复杂的形势和生计之难，6月6日，他正式在兰州同泰堂药店坐堂行医，并同时在住宅门口悬挂上“中医师马凤图寓”的招牌，启用了印有“沧州马凤图处方”的处方笺，从此开始了他晚年20余年的“悬壶”生涯。这时，父亲已是60开外的人了。

对解放以后的世事变迁，父亲有着清醒的思想认识。对他来讲，适应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自食其力者。对此，他有精神上的准备，也有技能上的准备，加上长期不懈的宗教修持和武术锻炼，使他具有雄浑舒广的体魄与胸怀。所以，他对自己以迟暮之年犹从头开始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不仅并无忧虑，而且大有“归去来兮”般的轻松感。在新旧鼎革之际，从容地完成了自我变革，在自食其力中度过了自己的余年，这的确是父亲一生中最成功的一页。

父亲身高一米八，喜欢着一袭长衫，白须飘然，形神清癯，风姿秀逸，拎着手杖，风采卓然，堪称是武艺和医德俱佳的典范。受人尊敬，名望很高。父亲出诊只要走在南稍门街上，一种高古清逸的气韵扑面而来，坐在凳子的人都要抬屁股，站着的人也要点头示意问好，嘻戏打闹的孩子也要停下来，等老先生走过去，成为南稍门坊上一道风景。

兰州解放的第二天，父亲参加了“兰州市回胞临时救济委员会”的组建与领导工作，因为职业是医生，便主要分管掩尸与救济流落伤病人员的工作。由于他的认真负责和兰州各坊穆斯林的通力合作，这项繁难的任务得以出色完成，受到军管会的好评。接着，父亲又经“兰州回胞赴宁呼吁和平团”主要成员身份，参加了和平解放宁夏的谈判工作，受命负责与中卫方面马鸿宾部八十一军的谈判，对促使马鸿宾部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宁夏回来不久，出席了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曾单独受到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接见。甘肃、宁夏的负责同志都曾经提出要给他安排适当的职务，但父亲明确表示，我是医生，有为人民服务的技能，因此，他不能接受领导上的照顾，不食无功之禄。为了表明心志，父亲上交了宁夏之行中所得到的全部礼品，并多次退回有关部门送来的“车马费”。实际上，当时他的大部分子女都在读书，家口繁重，入不敷出，全家生活正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

1951年元月，接兰州市中医师协进会第19号聘书，父亲担任该会指导委员会委员。同年3月，他正式取得省卫生厅颁发的医政字第32号行医执照。不久，便与高维岳、蒋淑敏等医生在同泰堂中药店创立了“和平路第一中医联合诊所”，这是兰州市第一个联合诊所。1952年，省卫生厅筹建甘肃省中医院，在畅家巷设立了第一门诊部，父亲以名老中医身份，受聘以“半参公”形式在门诊部应诊，实际是扶持这个门诊部，这是当时他这样规格的老中医唯一的一例。以后的数年中，已届古稀之年的父亲，每天步行到畅家巷上班，风雨无阻，从不迟到，从不缺勤，应该说他对省中医院的创立有荜路蓝缕之功。此外，从50年代初开始，他还一直担任兰州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兰州中医处方鉴定小组组长、甘肃省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等医学社会职务。

1954年春，父亲曾在处理一起因医家孟浪处方而造成医疗事故的“处方鉴定书”上写道：“医德昌则社会公德昌，医德衰则社会公德衰。医家的责任不只在治病救人，亦在为社会树健康楷模，为世人立道德榜样。是故，医家的道德标准理应高于一般标准，对其要求也应高于一般要求。不可以降格迁就。降格以就、迁就从事则必定贻害社会。”

　　马凤图先生与其子马明达合影并题字

古今欲行医于天下者，先治其身，欲治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精其术。父亲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和信念，不懈地钻研医术，怀着宽容、宽恕，关心他人的一颗正义仁爱的心，竭尽心力为患者服务，为人解除病痛，救人于危难之中。几十年过去了，关于他医德方面的许多事迹，仍然在群众中传播着，真可谓山高水长，口碑在人。

王致廉先生曾回忆说：马凤图为人笃诚，治学谨严，医德高尚，医风正派……诊病不问患者富贵贫贱，一视同仁。诊费不计，遇有贫苦患者，免收诊金，有时给无钱买药的患者施舍药费。病不论轻重，细心诊治，一丝不苟，用药机动灵活，临床屡起沉疴，殊受社会各界和病家爱戴。他一生无烟酒嗜好，影剧也很少涉猎，唯喜好读书，偶获佳本，必通读为快。读书每加批点，加注心得、疑义，积数十之久，存书亦殊观。他十分重视中西医结合，已63岁高龄，尚争取参加甘肃省第一届中医进修班学习西医。

作为医生，他把医德看得无比崇高，甚至认为医德不仅是医家自身的立身处世之本，而且也是整个社会清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

当年兰州人谈到马大夫，称他为“三不大夫”‚即不坐车、不吃饭、不分昼夜。有口皆碑。关于“三不大夫”的说法，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无非表达了群众的推赞之情。1962年12月2日的《团结报》曾以《马凤图老人的“三不”作风》为题，作过专门报道，我们引录其中的一段：马凤图老人是兰州市白银路卫生院的中医大夫，他的服务精神，受到患者和家属的赞扬。他具有“三不”作风，即不摆架子、不坐车子、不计报酬。凡有求医者，业余无阻，风雨无阻，黑夜无阻，路远无阻，随来随诊，随请随去。每次去郊区看病，一根手杖两条腿，常常雨里来，泥里去；白天往，黑夜归。一次，雁滩公社一位社员，深夜赶来叩门求诊，他老人家一听这社员的妻子病重，拿起手仗就走，使社员非常感动……

重读这篇60年前的报道，使我想起许多往事。报道说，自1956年以来，父亲连续7年被评为区、市、省的卫生先进工作者。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文革”浩劫之前，他差不多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对此类荣誉，他一向处之淡然，从不在意。1962年他被评为全省卫生先进工作者，我曾把奖状挂到墙上，他看到后让我拿下来。我由此想到，“三不”以外，似还可以再加上“一不”，那就是他从不接受患者赠送的锦旗镜框之类，非留下不可的，也并不悬挂，积存多了，便让人处理掉。他向来不主张医家张挂锦旗广告来招徕患者，平时言谈中也鄙夷这种行为。有一位号称“癫痫专家”的医生，墙上挂满了“妙手回春”之类的锦旗，他见了不以为然，劝他拿掉，并告诫他：“医家最要紧的是心存厚道，兢兢业业以求实效，不可以这样哗众取宠。侥幸弄险，必有后患！”

1958年，父亲响应号召，以名老中医支援“新生事物”城市人民公社卫生院，转到距家较近的白银路公社卫生院，从此由“半参公”改成了全日上班，工作量比前大大增加，而收入则大为减少。不久，城市人民公社撤销，医院改为白银路卫生院。在这个集体所有制小医院里，父亲以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受到患者的崇信和礼尊。他使得小医院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而且实际上成了小医院得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在这里，他一直工作到史无前例的狂飚从天而降，“横扫”之下，自然不可幸免于难，在备受凌辱折磨之后，终于当1969年底的“大疏散”时获准“退休”，实际上是在停发工资3年多以后，生活上不做任何安排，便被弃置不管了。好处是自此可以不参加无聊的学习和会议，不再接受侮辱性的批判。在当时来说，特别同遭遇更加悲惨的许多人相比，这就算是最大的恩典和幸运了。

1967年，饱受折磨的常书鸿先生因腰部受伤，被从敦煌监送到兰州就医。到兰后并未得到应有的治疗，病情趋重。这时，经友人介绍来家中求诊。父亲对这位对保护民族文化有特殊贡献的著名画家和学者，寄予深切的同情，不仅精心处方，而且教给他用适度的运动和按摩方法加快恢复，在短时间内便获得显效。常先生第一次见面时就说，马老形神俱好，一种高古清逸的气韵从眉宇间透出来，以后一定要为马老画一张像。

“文革”祸难绵延了10年之久，常先生的愿望无法实现。一直到父亲去世10多年后的1987年，有两位日本学者写了介绍父亲武术成就的专著，请求常老题辞。已经80多岁的常老依然记着当年的心愿，他扶病拿起画笔，凭着记忆和照片，为父亲画了肖像。这幅画很可能是常老一生中最后的一张肖像画，它饱含着常老对马凤图这位患难之交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常书鸿先生绘马凤图肖像

“退休”以后，他的心情好了很多，成天笔耕砚耘，整理武术和医学方面的稿子。他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完成通备拳派的体系建构和论著，再写一部自己临床心得的总结，如此，便可以无负黄林彪先生之教，亦可告慰平生了。然而繁忙的医务占去了他太多的时间，使他的计划难以落实。虽然当时我们全家已从旧居被强迫迁到陋巷破屋之中，求诊者仍不断找上门来，慢慢地，许多外地的老病家也找来了。父亲从来都坚持病人无分身份等级、荣枯贵贱，只要登门，便一定悉心治疗，这个信念丝毫没有因为当时的倒行逆施而稍有改移。有时，他依旧拎着那条为人们所熟识的手杖去出诊，亲自上门为行动不便的病家看病，即使风雨冰雪之天也不例外。

1973年2月的傍晚，父亲在接连工作了几个小时之后，觉得有些累了，头也有点晕，便倚在床头闭目假寝。门人魏毓敏带着一位朋友来求诊，他不顾我们的劝阻，使劲坐起来为这位朋友把脉处方，甚至还强颜问了病家的籍贯等，不想这时出现了脑血栓症状，自此一病不起，不久便溘然即世。这张接连写了几个“荆芥三钱”的处方，竟成了他留给后代的最后墨迹，象征着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品格。

1962年冯国瑞先生赠给父亲的诗是一首七律，现抄引如下，以作为本文的尾声。

奉赠健翊先生

百年阅历叹古今，三尺精淬有异锋。

铁肩侠胆燕山客，玉骨冰心沧州翁。

青海同校赵宽碑，金城漫话灵飞经。

与子相逢唯一笑，残生噩梦难为情。

“百年阅历”“三尺精淬”“铁肩侠胆”“玉骨冰心”，都是诗家对父亲人格风范的揄扬之词，其中也含有若干“今典”。

记得当年冯先生对父亲吟解这首诗时，我在一旁侍候茶水。冯先生讲到第四联时回忆起一些往事来，一时颇为动容。两位老人不禁都落下泪来……至今思之，犹觉就在眼前，令人感慨系之。

流寓兰州的山东籍篆刻家丁希农先生告诉我：冯先生曾对他说：“马健翊一生清介纯正，出处明决，进退从容，与朋友交有始有终，真是今人之有古人风者。”我将冯先生这段话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沉吟良久，终于未加评说。然而我觉得他老人家的内心是高兴的，因为这确实是他一生所求的。冯先生毕竟还是深知他的老朋友。所以，我摘取冯先生赠诗的句子，聊志对父亲的纪念。

兹据马明达《铁肩侠胆燕山客玉骨冰心沧州翁——纪念回族名中医马凤图先生》删订，马琦明。

　　本文作者马明达教授演练劈挂拳

精彩评论选编：

马明达教授的这篇忆父长文，情文并茂，读后使人感触极深。中华传统美德和博大精深的文 武医学在马凤图先生的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堪为典范，在世风日下之际，其济世救生之德行、仁术和轶事，应广泛宣扬和传播。此文在表达出对父亲深切怀念之情的同时，对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美德也很有教益。

在新冠施虐之际，我们多么希望多一些像马凤图老先生这样德高术精的医者帮助我驱疫除瘴，复归美好啊！

恭读长文，引发了我对马凤图老先生及其子马明达教授钦佩与强烈好奇，通过百度搜索，了解到马家家学传承的更多故事，感佩更深。（陈江浩）

这篇文章使我重新认识了在兰州老辈人非常崇敬的马凤图先生。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说，马凤图先生名扬兰州武术界，武艺精湛，武德敬仰。不知道马老还是一位医者仁心的名中医，值得好好挖掘老人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教育现在从医者，或未来的从医者认真学习，继承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中医传统。尤其是这三年新冠疫情肆虐，国家付出巨大代价，人民也是苦不堪言，许多家庭陷入生活的困顿。我在想，我中华民族在建国前如此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自古代到新生代，也遭受多次疫情祸害，当时没有西医，完全靠中医就遏制住疫情。人口繁衍生息，到建国时达4亿多，这在世界上怕都是奇迹。现在抗疫完全是西医主打，怎么投入巨大就效果不佳呢？真应该认真反思。谢谢！（苏冠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