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家庭过程 多元性与复杂性

西西

第一章 正常家庭的新定义：21世纪家庭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或各有各的不幸。

———托尔斯泰

幸福的家庭都有或多或少的不一样，而不幸的家庭却或多或少的相似。

———纳博科夫

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家庭应该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家庭，在变化之中维持生命的连续性，在复杂多变中找寻一致性。危机和挑战，原本就是人类环境的一部分，我们的回应方式决定了我们能否成功应对，我们通过学习获得整合多元角色和适应新挑战的能力，让家庭得以健康发展，适应时代需求。

第二章 正常健康和失功能家庭的临床概念：从缺陷取向到资源取向

不要根据家庭是否存在问题来判断一个家庭是否正常，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运转，家庭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作出调整，症状通常是对环境改变和发展需求适应不良的征兆。

尽管家庭成员过度的缠结或梳理常常是家庭功能失效的特征，但应把家庭中的亲密和疏离模式视为不同家庭交流的表现形式，而非家庭功能良好与家庭功能失效的本质性的差异。

总之，从结构治疗模式的观点看，没有什么家庭系统是正常的或者是异常的，家庭结构是否正常取决于他们是否适合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有弹性的家庭模式具有潜在的力量，可以适应普通家庭遇到变化时的需求，良性家庭功能的发挥，需要在家庭中建立一个明确的代际权威和父母权威家庭系统的完善，需要设立清晰而灵活的边界以及利用家庭压系统的力量来调整家庭结构模式，以适应所需的变化。

第三章 幸福与不幸家庭中的伴侣互动：Gottman的实验室研究

婚姻的成败并不在于是否有冲突，而在于当冲突出现时，人们如何面对。 一、 不幸婚姻的共同特征：

1.四骑士： 批评指责、轻蔑鄙视、防卫、筑墙回避

2.情感解离

3.情绪泛滥：例如，听到对方讲话就引起烦躁的情绪。

4.消极升级：用更消极的方法回应对方的消极表达。

二、幸福婚姻中的冲突形式

1、求证型：夫妻习惯于探讨婚姻关系中各自的情绪体验或观点。

2.激烈型：会用更富争议性的方式来处理冲突，强调各自独特性，激烈的争吵，但他们传达出的温暖和情感，能与消极情绪中和。

3.回避型：夫妻倾向于最小化矛盾，以减少冲突。

第四章 当代双亲家庭：把握工作与家庭的挑战

双职工家庭能获得许多好处，除了在经济上能够有更好的收入以外，在心理和关系层面上，双方都承担了多重角色，而不再是传统的角色分工，男人赚钱，女人操持家务，这就缓和了这样或那样的情绪中负面情绪的影响，增加了体验个人满足感与成功的机会，也增加了每个人带给另一半和家庭关系的正面情绪，对伴侣的生活产生的视角，并在彼此的对话中带入新的话题。

双职工家庭的成功策略：

1.优先考虑家庭时间和家庭幸福

2.强调总体平等及伴侣关系，包括共同决策、对财务问题平等的影响力，以及对家务的共同责任

3.伴侣间平等的重视彼此的工作和生活目标

4.共同分担照料子女和家庭生活的情绪工作

5.将家庭中的游戏和欢乐最大化

6.在工作单位中专注于工作

7.对他们的家庭及平衡多重角色感到骄傲，相信家人能从双亲工作这件事中获益

8.简单生活，包括限制那些阻碍家庭积极团聚的活动

9.对家务管理采用高度但现实的期待，运用计划策略以节注意时间

10.积极参与决策，注意时间的价值

第五章 离婚后的风险和弹性

每一个体如何应对这些应激源,取决于各种保护和易感因素。保护性因素缓冲了个人面对的压力,或者提高了处理离婚带来的挑战的适应性;易感性因素使得人们的适应性减弱,导致各种不良后果。这些因素包括个体的性格特征,家庭过程和关系，以及扩展到家庭以外的生态系统(如朋友、扩展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邻居)。此外,发展性因素对于婚姻过渡期的儿童和成人的适应有重要作用。个体可能在某一特定时期对由婚姻变化所带来的应激和机遇特别敏感;一些应激可能引发个体对离婚后的适应困难(例如所谓的“睡眠"效应)。除了随着年龄带来的正常应激外,家庭成员可能面临- -些由于离婚本身带来的各种挑战(例如对单亲生活的适应、父母亲各自重新约会、再婚)。因此,随着婚姻过渡期和家庭重组的展开,这一模式强调研究父母亲和儿童在离婚后再适应的重要性,例如面临家庭重组时。某些情况下,离婚可能

给父母亲和儿童提供了一.些好处:逃避一个不快乐的、充满冲突的家庭环境;建立更有意义的家庭关系;个人发展潜力等。总而言之,最有意义的不是离婚这一事件的不可避免性,而是父母亲和孩子面对离婚带来的各种挑战时的适应性。

第6章

单亲家庭的多样性、资源及面临的挑战

单亲家庭数量的迅速增加已经被一些人当作证据来证明我们婚姻的未来,我们的文化根基正面临威胁。然而,尽管近几十年来婚姻破裂和抚养孩子的问题持续增加,但是在家庭环境中好好抚养孩子的愿望依然强烈,即使这些家庭的形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单亲父母可以并且也确实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创造了满意的生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旧渴望美满的婚姻或者一段长期的亲密关系,分担负担,共享欢乐。这并不让人奇怪,因为培养孩子和提供经济支持是绝大多数单亲父母必须承担的。对于低收人或离异家庭来说这更具挑战性，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工作机会少,家庭的安全保障越来越小。在这些日子里,单亲父母们没有足够的积蓄,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孩子，这无疑增加了发生家庭问题的风险，而社会不能为单亲家庭提供他们所需的经济、社会以及心理支持,这就要求每一个家庭独立去应付和战胜面临的困难。如果我们能共同去面对这些问题，就能更好地解决，尽管这些问题更多是由于本该提供帮助的公共服务体制的不健全，而不是个人问题所导致。当单亲父母和/或他们的孩子被视为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时,他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努力寻求方法来处理超负荷的儿童保育和家务劳动,增加做自己感兴趣事件的时间和精力,通常还有经济来源不足的问题,这些是他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他们在治疗师处可以得到理解、支持以及帮助他们调动自己的优势和社交网络,这样在面对多重竞争和复杂挑战时也能创建切实可行的生活,并用心经营它。在与单亲父母及他们孩子工作时,治疗师需要促进他们的个人能力,学会利用和扩大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提高他们的自尊,进一步巩固家庭结构,帮助这些父母和孩子加强同亲属的联系,获得核心家庭以外的支持，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以下三项准则会帮助治疗师在与单亲父母工作时保持一个有用的视角。

(1)要记住各个单亲家庭形成的原因不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各异,所以每个单亲家庭差异显著,这点很重要。对有些父母,成为单亲是一个极具创伤性的事件;而对于另一些父母来说,这只是他做出的一次选择,是福是祸很难判定。

(2)像大多数家庭一样,单亲家庭也存在特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单亲父母最有可能遇到困难,而这些困难超出了他们独立处理的能力。这样的时间包括他们成为单亲家庭的初始阶段、财政状况紧张的阶段,以及父母或者孩子经历情绪和行为问题的阶段，

(3)在评估单亲家庭的需求和资源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记住家庭单位并不仅仅只包括住在一起的人,或许还应该包括非监护人的父亲。为了孩子能最健康地成长,应该培养孩子和父亲的关系。虽然有时会有压力,但这种关系能让监护方家长得到短暂的缓解放松,改善孩子调整、适应的能力。家庭潜在的社交网络还可能包括扩展家庭中的成员、亲密的朋友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组织。注意所有这些超出单亲父母和孩子之外的联系都会扩大这个家庭的资源,加强这个家庭在更大系统中的潜在生命线。

第7章 再婚与继子女家庭

良好的人际交流是继子女家庭应对各种常见挑战,顺利适应新环境的必要技能。如果继子女家庭陷入重复的不良互动模式而无法自拔,此时就有必要接受心理治疗而不是心理教育(Ganong et al.,2002)。如果不成熟的人际交流技巧并非产生新环境适应不良的主因，就有可能是家庭成员内心心理问题在起作用,心理治疗在此可以派上用场(Papernow,2008)。若继子女家庭成员难以处理某个特定问题或难以接受某种特定的人际沟通技巧,通常他/她的内心有更深的伤痛。

隔离与恐惧，这些都是基本的心理教育与技能训练所不能处理的。根据内在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个体治疗可能会有所帮助，案主可以探索那些问题而无需顾虑当面说出伤害配偶或孩子的话。一日案主清楚知道自己的心理问题来源与相关行为模式,治疗师可以采用夫妻治

疗引导案主与配偶相互分享新的思考与心得。

治疗子系统的重要性评估继子女家庭的关键在于临床工作者是否能区分哪些是继子女家庭的正常动力与现象,哪些是家庭成员内在或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的病理性的问题。很多治疗所做的工作是心理教育而不是对个人内在的严重问题进行外理。然而，我们相信，正如多位学者(Browning &Artelt.出版中;Papernow,2008;Visher &Visher,1996)所言,成功的继子女家庭治疗不仅在于它做了什么,还在于它是如何做的。因此，在与继子女家庭工作时,治疗的整体结构必须考虑到继子女家庭与初婚家庭的区别。

第8章 男女同性恋家庭生活:风险、弹性和增加的期待

看这一章，想起图灵，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到剑桥，协助军方破解德国的著名密码系统Enigma，帮助盟军取得了二战的胜利。1952年，英国政府对图灵的同性恋取向定罪，随后图灵接受化学阉割（雌激素注射）。1954年6月7日，图灵吃下含有氰化物的苹果中毒身亡，享年41岁。

如果图灵生活在现在，也许就不会死。

“正常”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而所有的旁观者都受一个更大的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的支配,影响他们看到什么和如何诠释。

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专业机构的主流将男女同性恋视为一个正常的人类变异。在西半球的大多数精神病学协会也跟着这么做。在更近的时候,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协会也把同性恋从精神病的一个类别中去除。在这些国家，精神病机构现在的流行观点是同性恋是人口中一个可期待的变异，很像左撇子,是一个少数人的特征。就像左撇子曾在很多国家被认为是罪恶的象征,只有魔鬼才拥有(从拉丁语sinestre,即魔鬼是带着左手而来的)，孩子们被家长和老师逼迫改为惯用右手，同性恋也越来越被认为不是 

一个罪恶或者一个疾病,而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的人类变化。

也有一些证据证明,同性恋行为也普遍存在于动物王国中,有此行为的动物种类之多样就像鸟的群数和人类的教民数一样。从行为学的角度，“反对”同性恋就有点像“反对”鸟的迁徙。在所有有记载的时间里，同性恋和双性恋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而且也将永远如此。性取向的变化是创造于物种之中的。

第9章 亲属照料的家庭过程

当家庭的组织形式、角色、责任进行转换时,照料者、亲生父母、孩子和扩展家庭也需要转换并拓展彼此之间的关系。此时，家庭成员彼此间的忠诚可能会互相矛盾,关系变得紧张,依恋也会受到挑战。成员们也可能会面临家庭多代际和子系统间关系的三角化问题。上述困难的强度与家庭中之前已存在的关系网络及促使亲属照料关系形成的因素有关。更具体地说，即如果存在一个以团队合作的方式有效解决困难、冲突的关系网,那么该家庭中的成员们就能很好地适应他们之间不断发展变化的关系、组织及角色。换言之,倘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存在沟通上的困难以及未解决的冲突与敌意时,那么当它面临与亲属照料相关的挑战时就会显得更加脆弱。此外，如果是由于物质滥用、父母人狱、儿童受虐待等负性的原因促使亲属照料发生的话，面对困难时家庭的脆弱性也会增加。

例如,由于父母的物质滥用问题，一个孩子同外婆一起居住,他可能会深爱着他的外婆。但是,这种感觉将会很复杂。对于外婆的依恋可能会让他(她)对父母在亲密感上产生不忠,疏远父母,或认为父母是不够格的。另外,如果孩子还爱父母的话,他同时会觉得受伤、感到困惑以及因父母的问题而沮丧。在这种情况下，当外婆试图去平衡自己对女儿女婿的爱,支持女儿女婿为人父母的角色，以及监督双亲的访视.以确保祖辈的幸福和安全时,她对于各方的忠诚信念同样也会相互冲突。这种情境里的亲生母亲，一方面会感激祖母的帮助,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对祖母为自己儿子设立的规矩觉得不满,会因自己与子女的接触受到监督而感到沮丧。此外,处于三角关系中的扩展家庭成员同样会因为对彼此的关心和爱、被动卷人子女的照料任务,以及对每一位成员健康的保护,而出现对彼此忠诚感的冲突。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当家庭成员们试图控制系统中使人压抑的感觉并减少压力时，复杂的关系模式可能催生出三角化关系。孩子会同母亲在同- -战线上,责怪外婆苛刻的家规和对母亲探访的监督。母亲则会将这种与孩子的结盟当作是一个与孩子连接的机会及对自己父母角色的支持。但是这样的关系模式将损害长辈对孩子行为约束的一致性,破坏了孩子与外婆的日常交往,并加剧家庭的压力。当然,如果是在一个常常直接谈论问题直至寻求出解决方案的家庭中,外婆会立即去找女儿谈话。他们会就孩子的幸福健康进行讨论,对制定恰当的规矩和规则达成共识,并寻求途径以保证每个人在亲属照料中的角色得到足够的支持。

第10章 领养家庭

依恋是一个关系形成的过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积极的、需求满足性的、令人愉快的互动发展而来的一.种情感纽带。依恋的发展是缓慢的,最初形成于父母与儿童之间,而日后最终变为个体与他人所有情感关系的模板。依恋不是一个全或无的现象,而是一个谱系，在谱系的一.端是稳固的安全型依恋,而另一端则是带有严重困难的依恋类型，例如，反应性的依恋障碍,而大多数的儿童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在发展健康依恋关系方面,出生后12月内被领养的儿童和非领养儿童并无差异。如果孩子经历过忽视或丧失,与早期照料者之间依恋的发展产生断裂,并且父母异常焦虑,或父母的期待与孩子的个性与行为之间没有一个很好的匹配,那么在领养家庭内孩子依恋形成的过程将变得更为复杂。出生12个月以后被领养的儿童可能会面临依恋与心理发展方面的困难,这些儿童很可能因为从其先前的依恋关系中被割离出来而体验到急性的分离焦虑。而且,对于那些领养关系多次变化或受到早期不当照料的儿童来说,其在领养家庭中健康的依恋模式将或多或少受到损伤。在婴儿期后被领养的儿童可能失去了与生身父母、同胞以及扩展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结，他们进而会失去朋友、宠物、玩具、食物、风俗以及熟悉的环境，这些儿童也失去了了解自己身世的机会。领养父母也会经历继发的丧失，例如,丧失与早先渴望的孩子关系。他们经历了在一些人眼中地位的丧失以及个人生物延续性的丧失,而这些丧失会限制父母与孩子发展新的依恋关系的意愿。

研究表明,出生后不久便被安置在领养家庭的孩子与照料者之间发展的依恋与亲生，儿童一-致,并且孩子直到8岁左右才会意识到到与被领养相联系的丧失。8到11岁之间认知的发展能够使他们对领养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而领养儿童正常的领养哀悼过程通常开始于这段时期。应用依恋理论研究领养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很多领养专家认为学习如何应对与领养相关的丧失,对于领养家庭成员发展健康的依恋关系是非常关键的。但对于一些领养父母来说,之前存在的依恋人物一例如亲生父母和之前的养父母,常常被视为是一种威胁。结果，父母倾向于降低这些人物在孩子生命中的重要性,并且基本不给孩子机会来谈论有关这些人物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机会有效的解决与领养相关的丧失,以致增加了领养家庭出现问题的风险。

第11章 文化:对正常概念的挑战

没有人真的独自前往一个地方,就算是以流放的形式,甚至是那些没有亲人陪伴在旁的独行者。也没有人不怀着深深眷恋,或带着空虚的灵魂离开属于他(她)自己的世界，我们通常都会在脑中封存诸多关于自己的记忆、历史及文化。而这些我们孩童道路上的记忆，有时模糊,有时清晰。-----弗雷勒

文化是指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随着它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改变。它铸造了我们的思想模式、感觉模式和行为模式,这是很明显的，同时又是极其微妙的，即使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文化在决定我们生活方式上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 如何吃饭、工作、

恋爱、建立家庭、庆祝、应对悲伤、以及死亡。文化认同对于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心理、身体及精神健康都会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们对文化的定义包括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身份或取向、家族地位、宗教和移民经验,而种族又是一个复杂的建构,它是指一群人由于拥有共同的祖先而发展出了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信念和习俗,并通过家庭代代相传，让后人产生了一种归属感和历史延续性,也决定了他们的身份。

种族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生物或基因问题。种族是一种自然外表下的生物学表达，是社会和政治的建构,在牺牲其他人的条件下授予特定的一些人以特权。它是外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概念，而它的依据仅仅是我们的身体特征。种族歧视就如性别歧视，是一种和特权以及压迫相类似的制度,在主流社会里被看作一种生物或文化现象，它有条理地运行,在给某些人造成损失的同时又有助于社会的另一些成员。种族歧视和贫困一直在美国的种族和少数民族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种族一直是一种我们社会中主要的文化定义者和分配者,因为肤色而被标记为不同的人总是比其他人遭受更多的歧视。他们不能像其他移民者那样“通行无阻”，留给他们的是一个“强制的”的种族和民族身份。

社会阶级是一个复杂的建构,将收入、学历、职业、财富和可利用的资源纠结其中,并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地位和状态。同一个种族或民族群体中的每个人可能因为他们不同的社会阶级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那些生活贫困的人不得不应对生存的压力,接触鱼龙混杂的街坊邻居,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工作、医疗服务、以及公共监督的权力。所有的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价值和信仰。相比之下,富人的世界观只考虑他们自己的隐私和自主权;满足他们的需求可能被看成理所当然,给予他们时间和精力把重点放在实现他们的愿望上,而不用担心没有家人的支持。富有者的特权可能会转变为一种世界观,它植根于共有的种族背景和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最终导致了对于文化背景的麻木。

文化、性别和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多方位的,因为性别内含在文化价值和信仰中,性别和性别角色久而久之又促进了文化的演变发展，而授权较少的边缘群体会发展出对立的世界观以超越传统文化必要条件的限制。

性身份和性取向是20世纪的一种社会建构,内含于文化中，和种族、阶级和性别一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经历以及文化习俗的演变。 性身份由一个人的性取向、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综合构成。性取向反映了性、感情和情感吸引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也会发展和改变,它并不是由生物学上的性、性别认同或者性别角色确定。

第12章 种族、阶级和贫困的交叉口:美国非裔家庭的挑战和弹性

在非裔美国人的家庭发展过程中,关于种族歧视有许多层次的新增问题是他们必须要与之抗衡的。遗传下来的奴役和压迫已经造成了非裔美国男性在美国社会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恐惧。Franklin(1999,2004)和Franklin以及Boyd- Franklin(2000)提到“隐形综合征”，一个矛盾奇怪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具有显著肤色的非裔美国男性却让全社会把他们看作恐惧的存在,结果对待他们的方式好像把他们当作“隐形的”。

美国的非裔小男孩,或许在他们开始上学的时候被老师视作“可爱”的小男孩,但当他们长到7.8岁或9岁时，就会被看作一种威胁。Kunjufu(1985)在他的《对付消灭黑人小孩的阴谋》(Countering the Conspiracy to Destroy Black Boys)这本书里就讨论了“四年级衰竭综合征”,在这个年级,老师(和治疗师)会被非裔美国小男孩恐吓威胁,于是他们就给这群孩子贴上攻击、多动和失败者的标签。

促进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和贫穷的社会态度的转变：

心理健康服务的提供者必须要接受社会责任的个人意识,要改变诸如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和贫穷的态度。第-一步就是要坦然承认这些现象的存在,并要知道他们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微观层面,我们能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工作的家庭开始。然而,许多心理健康医生,当被要求移至“宏观”层面时,就像他们所服务的家庭一样,变得不知所措。如果这些问题在以往任何一个社会完全得到解决,我们就一-定愿意在.我们自己的机构、诊所、社区、当地、州、以及国家政府大声地表达并且拥护改变。

第13章 移民家庭的历程:多维的工作框架

移民和文化适应历程的多维度模型(MECA) MECA模式(即多维、生态系统、比较法)(Multidimensional,Eco-systemic,Comparative Approach Falicov,1995,1998,2003)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便我们了解移民及文化适应的经验、改变了的生态环境及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组织的相关内容。每个移民家庭的生活都处于一种“插入”和“删除”的状态中,他们既获得了一些共享的经验,又有一些偏好观点,这些观点源于他们各自的原生团体和迁移地文化的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诸如在民族、种族、语言,社会阶层、教育﹑地理、气候、宗教、国籍,职业和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这些变量的组合构成了所谓的每个家庭的“生态位”( Ecological Niche )(Falicov，1998b、2003，inpress)。家庭和个人从他们特殊的生态位及独特的个人史中得出了各自生活的意义。文化适应及同化的过程也必然同每个移民的生态位紧密交织在一起。一个新移民如果在语言、民族、宗教,种族﹑教育等文化的主要方面适应良好的话,相较于原生文化与迁入地文化大相径庭的另一个新移民来说﹐他能更快地同化、融入并发展出所谓的“双文化( biculturality)”。家庭迁往何处、如何定义自身、迁移时家庭所持有的对自身生命周期的观点,到时的时机以及家庭的组织结构都能为我们了解移民家庭历程提供线索。

与其他模棱两可的丧失相比,迁移最与众不同的一点是整个有意义的生活系统的连根拔起:在躯体上、社会层面以及文化上的。城市生态学家Peter Marris(1980)说,对于移民来说,最亲近的人就如同滋养植物的根系一般,是一个有意义的系统,通过躯体、社会及文化的真实性给予他们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如果用连根拔起来进一步比喻,我们知道,当一棵植物被猛然拔出的时候,它的根上势必会带着一些残土。好的园丁都知道,当将植物移栽到新的土壤里时,没有必要将根上的残土清理干净,这样也才能减少损伤,确保移栽的成功率。

这样一来,移民们即使失去了原来滋养他们根系的肥沃的土壤,通过建立新居所.将传统传递给孩子们,在他们说的语言、烹饪的食物,形成的交际圈、与故乡保持的联系,还有逐渐发展出来的家庭与社会仪式中,他们根系上故乡的“残土”仍得以保留。这样看来,如同移栽植物的例子一样合乎情理,移民家庭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保留、重建了一部分熟悉的旧情境,以便在新环境中建立更稳固的家庭及文化根基。这样,将更有利于移民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第14章 家庭和社会中日益改变的性别规范:在复杂之中趋向平等

性别组织家庭

“性别”是一个由社会所创造的建构,包含了文化对男性或者女性的期待,以及男女两性被文化所认同的特征和行为。

性别通过影响三个方面的家庭生活来组织家庭结构(Knudson-Martin , 2009a) :

·结构。性别影响家庭的决定如何产生,谁的兴趣占优先地位，还有谁的观点得到认可。性别经常通过并非有意识的方式来决定谁在家庭中做什么和孩子应该如何进行社交。

·情绪和意义。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和情绪反应被性别话语和结构所限制。同样的行为和症状在不同的性别背景下呈现不同的意义。

·技能。刻板的性别建构限制了男性和女性的发展,例如“滋养”或“坚定”这样的“个性”特质被性别的文化结构所影响。为了保持她们在关系结构和抚养经历中的变化,许多女性和男性需要扩展他们的技巧并发展新的能力。

性别二元论

在最近几个世纪,性别的二元化态度得到了普及,认为女人和男人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文化世界,即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Gray,2004)。这些关于性别如何思考和行为的区别有时被形容为“固定线路”,好像性别的脑部功能差异是天生的,男人和女人天生不同。但是，这已刊发有两个问题: 同性间差异远大于异性间差异 ；社会经验会塑造人类的大脑 。

在任何的家庭里性别权力的差异都可能是很复杂的,因为性别歧视以及其他方面的歧视常常同时存在。为种族平等而斗争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他们来说,保持性别平等是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家庭中的男性控制和统治可能是对(男性)所缺少的社会权力的一种补偿( Hill,2005)。女性也可能尝试保护自己的黑人男同胞不受社会羞辱,根据主流的文化标准和他们所内化的自己的亚文化,两者都可以将家里的男性领导看作获得成功的信号。

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白人女性可能比有色人种的男性拥有更多的权力,而更高的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也可能带给女性更多的权力。男同性恋比男异性恋有更少的社会权力。人们可能在某些社会领域有权力,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尽管如此,性别权力仍然可以异常顽固。夫妻间的给予和接受是基于每个伴侣给这段关系带来的资源,包括物质上的和地位上的,而夫妻各自的期待受到性别规范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境下,一定要理解什么被认为是“公平”的。

举个例子,虽然钱通常被认为是权力的来源之一,但一项关于女性比男性收入高的异性恋伴侣研究发现男性仍然感到自己在家事上有特权﹐而女性则竭力地帮助他们的丈夫保持他们的性别权力地位。诸如这样的权力不一致导致了婚姻不幸福,从而提高了离婚的风险。尤其是当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时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在更大社会中社会地位越低则意味着女性在家庭中经常处于不平等位置。女性尽管也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但仍然要做一大堆家务和教养孩子。即便是“平等分担”孩子教养和家务任务的伴侣,也常会把照顾家庭的任务留给女人(比如安排拼车、维持家庭日历、确定要做的家庭任务等)。

第15章家庭生活的灵性层面

灵性,是一个宽泛的总体结构,是指日常生活和关系之外的超越性信念和实践。灵性是宗教的“心和灵魂”(Pargament,2007),也可以在宗教结构之外经验到,通过积极投入个人信仰及那些非宗教的人文价值也可获得。

灵性最好被看成人类经验的一个层面。因此,它需要扩展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以涵盖生物-心理-社会-灵性的影响,及它们对个人和关系层面的幸福﹑痛苦、疗愈和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像文化或种族一样,灵性涉及各个方面的生活经验,包括从跨代遗传到共享的信念系统,及在持续互动的灵性实践和对逆境的反应中的表达。它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是起伏不定的。就神经生物学建立的联系来看,它涉及到自我最深刻的和真正的联结,被认为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中心的存在,或灵魂。它包括伦理价值和道德指南,延伸到对自我和超越自我的责任意识,以及对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因此,灵性超越自我:这促成了意义、完整﹑和谐,和所有与其他人的连接感,包括从最亲密的联结、延伸的亲属和社区网络、与所有生命、自然和宇宙的统一。这一观点是古代世界各地土著民族的精神信仰体系的核心,是亚洲﹑非洲、原住民和印第安人对所有的创造的一个统一体的认识。

第16章家庭生命周期

从个体、家庭和文化角度理解家庭生命周期

很典型的是,当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感的。他们可能卡在过去或者放大现在,被自己当即出现的感受所淹没,所镇住;或者他们关注于未来所恐惧或渴望的某一时刻。他们没有意识到,生命意味着随着不断发展的家庭关系的转变而不断从过去移动到未来。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观点来看,症状和功能失调在一个系统背景下被考量,也涉及在什么样的文化下可以被看作“正常的”(也即可预期的)功能。因此,治疗干预的目的旨在帮助家庭重建自身的发展动力,以便能进一步促进每个家庭成员的个人发展。

为了理解人类的进化过程,我们必须要审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人们是如何在家庭和更大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即便随着家庭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仍然有一些我们可以用于界定阶段和任务的统一原则,比如在一些生活的转折点,因增添家庭成员或丧失家庭成员会产生情感失调情况。

每个系统(个人、家庭和文化)都可以用两条时间轴如图呈现:一条代表先天和从历史中所沿袭的因素(纵轴),一条代表发展和演变(横轴)。对于个人来说,其纵轴包括生物遗传﹐具有个人性格特征的复杂的行为举止,可能的先天残疾和基因型。其横轴是涉及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贯穿于整个生命跨度的个人的情感、认知,生理和人际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特征要么变得趋于死板,要么变得更复杂、宽泛而灵活。个人具体的阶段无疑更难以掌控,因为这要依赖于个人的先天资质和环境影响。

焦虑和症状的发展

久而久之,在家庭发展过程中,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折时期的压力通常是最大的,因为家庭要重新平衡、重新定义、重新排列他们的关系。Hadley ,Jacob,Milliones,Caplan和 Spitz(1974)发现，症状的出现显然与平常家庭成员的增减过程相关联(如出生﹑结婚、离婚、再婚、死亡和移民等)。Murray Bowen( 1978)的临床研究,追踪了好几代人家庭生命周期的模式,特别是关注关键事件和转折阶段以理解当时的功能失调情况(Bowen,1978)。如果一些情绪性问题和发展性任务没有在恰当阶段予以解决﹐就可能会一直迁延阻碍着以后的过渡和关系(McGoldrick et al.,2011a)。如果在发展性的横轴上有相当大的压力,一些家庭可能会产生非常重大的问题。而如果在纵轴上充满紧张的压力,那么即使是在横轴上家庭遇到一个小压力也会引起系统的巨大瓦解。焦虑产生于纵轴和横轴的交汇之处,产生于各种系统的相互作用,产生于系统间如何共同工作以相互支持或相互阻碍,这些都是家庭如何能管理好其周期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评估当前家庭生命周期的压力程度,评估家庭关系的连接情况,评估随着家庭历史发展而代代相传的三角关系等,变得极其重要。尽管所有的变化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压力感,但当水平(发展性)压力与垂直(跨代的)压力交集时,系统内的焦虑会跳跃式激增。举一个通常的例子,如果一对父母很乐意成为父母,并做着没有太大压力的工作,那么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只会引起家庭系统扩展后的正常压力。而另一方面,如果养育孩子对家庭一员或者对配偶双方都是一种负担,而且无法解决,那么为人父母的角色转变对这对夫妻而言或许导致更大的焦虑。即使没有任何突出的根本性的家庭问题,如果孩子的脾性与父母的气质匹配不当,孩子的存在可能会潜在地消耗这个系统。或者说,如果孩子是在明显的经济政治大动荡期间怀孕的,家庭还背井离乡,被迫迁移,挥别原来的文化,那么出生的孩子就可能具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正常环境下的家庭进程

（一）家人之间:年轻的成年人 年轻人的首要任务包括与原生家庭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走进成人的工作世界和关系世界。家庭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现实,影响着他们是否结婚﹑和谁、在哪里,怎么结婚以及他们将如何成功完成家庭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年轻人可能依然是过度依赖而不能离开家,或者他们可能叛逆,以伪独立的方式离家出走与父母或家庭决裂。因此,这个阶段的女性出现问题更多的是迷失自我,取而代之寻觅并适应一个配偶;男性的问题更多是在关系中很难自我约束,于是一心工作,形成一个不完全的自我认同。 在家庭生命周期的这个阶段进行与家庭工作特别有价值,因为如果年轻人能转向新的生活方式,就打开了新的选择之门。可以鼓励男孩在情感上和表达上发展自我,探索与家庭和他人的连接。

（二）夫妻:家庭之间的结合 性别角色发生变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夫妻的频繁结合,家庭成员之间的物理距离越来越遥远,以及对核心家庭的重视,这些对于夫妻为自己定义相互关系,比在传统家庭结构中设置了一个更大的负担(McGoldrick ,2011a)。尽管任何两个家庭系统总有不同的模式和经验,但在我们现在的文化中,夫妻受家庭传统的影响更少,在发展亲密忠诚的关系上比以前更自由,与他们以往在原生家庭中所经历的不同。一对夫妻的组成往往被误解为是两个人的结合。实际上这代表的不仅是两个整体系统的变化,而且是一种系统的重叠形成了第三个子系统。

（三）有儿童的家庭 夫妻双方为人父母,形成了三口之家,这使家庭第一次确立了永久性关系。没有孩子的夫妻分手,只要结束家庭单元就可以了。但是一旦有了孩子,他们只能结束夫妻关系,而对孩子来说他们依然是永远的父母,孩子也依然与原生家庭中的他们相连。因此,无论是从象征意义还是事实上来讲,这是家庭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 家庭生命周期转变到这个阶段,需要成年人升级一代,变成下一代的照料者。父母不能适应这种转变会发生的典型问题是,夫妻因承担责任或拒绝做父母或无力作为父母照看孩子等问题而彼此争执。在有些家庭,孩子出问题可能更是一种孩子气质特点和发展性需要的功能。喜怒无常的孩子给父母造成了更多苦恼,使养育方式更具挑战性,降低了夫妻和家庭的功能。

（四）青少年家庭 青春期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家庭中孩子的定义和父母角色的定义与他们的孩子紧密相关。青少年开始了他们向成人角色和责任的转变,父母必须从认知、情感、生理和社会需求等方面对这些转变做出反馈。当孩子变得更自主和独立于父母的时候,亲密的亲子关系对他们健康的情感状态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与儿童家庭相比,父母必须建立性质不同的界限,保持信任的关系和开放的交流,以便青少年为了支持和安全感会转向他们。与父母没有亲密关系的青少年在造成物质滥用和怀孕等问题上存在更大的危险。建立坚固而具有渗透性的界限具有挑战性,因为父母对青少年不再保有完全的权威性。青少年可能并确实会敞开家庭走向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中,同样地,他们带着朋友和新理想走进这个家庭大舞台。在这个阶段,偏离正轨的家庭或许受到新的价值体系关系的影响,并受其威胁,常常因为与他们先前对孩子的早期认识不同而困惑不已。新的通讯工具如手机和网络对青年人和他们的家庭关系来说﹐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Blinn-Pike,2009)。比如,手机能为家庭联系提供便利,促进青少年独立的进程,可能也增强了父母的监管和控制(Lanigan , 2009)。

（五）晚年生活家庭 健康衰退,经济不稳定和依赖是常见的难题,特别对那些没有自理能力的老年家庭成员来说。随着年龄增长,慢性病和伤残,提出了家庭照顾的重大挑战,特别是老年痴呆,85岁以上的老人中几乎一半人患此病。特别对家庭成员来说,极度痛苦的是伴随这个所谓“长期再见”的老年痴呆症的无法言明的丧失。 在临床上,老年家庭成员几乎不会因患有心理问题,特别是抑郁症来寻求帮助,更多的可能是因身体疾病而求医。经常是他们成年的孩子来求助,但是开始可能也不会把他们的问题与年老的父母联系起来。临床医生需要了解现在大家庭的关系和近期变化,比如关心父母不再能独立地生活或者父母晚年的疾病。这些危险期对于处理老年相关创伤也是个契机。共同回顾家庭生活有利于相互的理解,有利于更新过去冻结的关系,达到“家庭完整”的新水平。

（六）离婚、单亲和再婚家庭 离婚家庭必须经历一个或两个额外的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以推动家庭向前发展。许多家庭经历过离婚阶段之后,又以婚后家庭重新长久地稳定下来(Ahrons,2011)。甚至更多的再婚家庭在长期的重新稳定之前,需要经历一个再婚这一额外阶段的商议过程。离婚和离婚后家庭的情感过程是一辆在所有的转折点上伴随着情感张力高峰的过山车,这包括当夫妻决定离婚的时候,当要将离婚决定公布于家庭和朋友们的时候,当讨论钱、监护权和探望安排的时候,当分居发生的时候,当真正离婚的时候,当离婚的配偶因金钱和孩子而联系的时候,当每个孩子毕业、结婚、生子或生病的时候,当配偶一方有新朋友﹑结婚、有其他孩子或死亡的时候等。这些情感压力高峰并不是必须按照以上次序发生,而且其中有的会重复进行数年。适应有赖于哀悼所失去的(包括希望和梦想),有赖于处理自我,配偶、孩子和大家庭中的伤害﹑愤怒、责怪、内疚、羞愧和丧失等。

第17章 家庭弹性:在逆境中淬炼力量

危机和挑战是人类生活中必然要面对的现象。家庭弹性的概念拓展了我们对于身处逆境的家庭功能的理解。家庭弹性包含家庭成员面临人生磨难时修复,重整和成长的潜能。

弹性中生物─心理影响的相互作用

考虑到这些差异,早期研究聚焦于弹性或坚韧的个人内在特质,反应了占优势地位的“强悍的个人”这一文化精神。起初，弹性被视为个人内在固有的特性,就像赋予某人“不会受伤的孩子”这一人物盔甲,这个孩子是不受压力影响的﹐像“钢铁娃娃”,即使失控也将不会动摇。后来研究扩展到了更大范围的逆境条件下,如贫困的环境,慢性疾病、灾难性的生活事件﹑创伤和丧失,研究人员广泛认可:弹性的出现,取决于先天的素质和后天的培育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显然,弹性涉及多种风险因素和长期的保护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一过程中包含个人、人际交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可能会抵消个体心理、生理的和遗传方面的先天不足或应激状况的负面影响。

支持性的关系滋养弹性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都证实重要的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Walsh,1996)。个人的弹性在重要的联结中得到培育﹐特别是与像教练和老师这样的榜样和引导者的联结,这些人致力于他们的幸福,相信他们的潜力,支持他们的努力,并鼓励他们尽最大努力投入他们的生活。

家庭弹性:临床与社区实践的指导原则

·人类弹性的关系视角(对应于“坚毅的”个体)。 家庭与社会纽带;社区、文化和灵性资源。

·转变聚焦家庭缺陷的视角。 受到逆境的挑战,有修复和成长的潜力。

·以发展性系统观为基础。 在整个生命历程与世代中,生理-心理-社会和灵性的影响。

·危机事件、重大压力源冲击家庭系统;家庭反应带来影响。 所有家庭成员、家庭关系,家庭单位的复原。

·对危机,痛苦和适应的情境性理解。 家庭、更大的系统/体制性的支持;社会文化的影响。暂时的影响。 症状的时限与危机创伤性事件。 累积的压力,破坏性的转折,长期存在的逆境。 随着时间不断改变的适应性挑战:当下的和长期的。个人和家庭的发展阶段、多代的模式。

·多样化的弹性途径;没有单一的模式适合所有的家庭和情境。

·干预变得具有预防作用:在强有力的弹性中,家庭变得更有资源;在未来挑战面前变得更积极主动。

第18章 正常的家庭转折期，夫妻关系的质量以及儿童的健康发展

在主要家庭生命转折期中家庭历程的系统模型

在我们的模型中,家庭生命周期中相互影响的六个方面包括:(1)家庭成员个体的幸福或痛苦;(2)父母和祖父母之间关系的质量;(3)每个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质量;(4)同胞之间关系的质量;(5)家庭的生活压力和可得到的社会支持之间的平衡;(6)以及我们研究的重点父母之间关系的质量。

这个系统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关系间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祖父母和父母之间冷漠、敌对的关系能够通过孩子自己观察到的情况直接影响孩子,同时也会通过影响作为个体及伴侣的父母,以及通过影响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来间接影响孩子。我们利用这个模型来观察两个主要的家庭转变期，以展示家庭多个领域的变量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夫妻适应、亲子关系质量以及儿童成长之间的动力性联系的理解。

当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男性、女性以及他们的婚姻发生了什么?

自我意识的改变

明确地说,首次为人父母代表了个体自我身份的标志性重组和幸福感的转变。然而，强调这些改变或多或少地掩盖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们在时间轴上倾向于保持自我身份的一致性。孩子出生前低自尊的准父母,在产后的6到18个月里,他们作为新父母,其自尊水平会比较低,而那些在孩子出生前对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满意的夫妇,在拥有第一个孩子之后,他们的婚姻的高满意度也会延续下去。

与原生家庭之间关系的转变

第一个孩子降临人世,进人家庭,就意味着家庭代际之间角色和成员关系的转变。

亲子之间关系的转变

当孩子降生,新的三口之家形成时，家庭结构会发生改变(从二元体到三元体),同时系统中也增加了新的角色(母亲、父亲)和新的关系(父母一孩子,祖父母一祖孙),这使得系统中的所有成员都仙要进行一些自我调整。亲子关系的质量不仅仅受到父母反应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儿童生物及心理特征的影响。一个婴儿脾气的好坏对父母的内心平衡会造成不同的影响，这会进一步在产后初期影响到个人及夫妻的适应。

应激及社会支持方面的改变

一项针对不同种族中产阶级夫妇的研究发现:夫妻双方在从妻子怀孕和产后6--18个月间,并未感觉其核心家庭之外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有明显增加。其他的一些研究则发现从怀孕到产后一个月父母的压力有所增加,产后六个月,压力减轻,到产后十二个月,压力又有所减轻。

第19章 应对家庭中严重疾病和残疾的挑战

疾病的时间阶段

有关“应对癌症”、“应付残疾”、或“应对威胁生命的疾病"的讨论，大多数时间将疾病看作--个稳定的状态,而没能理解疾病随着时间的不断演化。时间阶段的概念为临床医生和家庭提供了一个纵向思考的方式，以理解慢性病持续进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伴随着明显的标志、转折和不断变化的需求。疾病的每一阶段有着它自己的心理学挑战和发展性的任务,对家庭适应来说会要求明显不同的力量、态度或改变。慢性病自然发展的核心心理社会主题可以描述为三大阶段:危机期、慢性期和终末期。

时间阶段的相互作用和疾病类型学为慢性疾病规范的心理社会发展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类似于人类发展模型。时间阶段(危机、慢性和晚期)可被认为是慢性疾病进展过程中明显的发展性时期。每一时期都具有与疾病类型无关的特定的基本任务,每种疾病都有特殊额外的任务。

第20章 家庭及社区生活中仪式的价值

无论是熟悉的或神秘的,朦胧的过去还是未知的将来,我们的绝望和我们的欢庆——所有这一切也许都可以通过仪式进行表达。在家庭,社区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仪式编织着连续性和转变。在标记着我们来自何处的同时,仪式也在促使着自我、关系和社区的转变。生活在这个快速发展的2l世纪,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还是出生或死亡这等大事,仪式都使得我们得以度过并记录下这些生活中的事件。仪式超强的延展性,以及其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使其位于我们的生活和关系的核心位置。

仪式无处不在,它们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发生,包括早上分别时的仪式,放学或下班后重回家中,三餐及睡前准备等。仪式使每一个家庭内部的活动与众不同,如生日、周年、家人重聚或假期。它们用于庆祝季节性的、非宗教的抑或宗教性的节日。仪式使得生命周期得以循环并将其记录下来,包括出生、进入青春期、对成人关系作出承诺,以及死亡。

第21章 对和谐夫妻及其家庭功能的评估:主流的模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