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陆雄飞

母亲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在新中国生活了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的老人家，一辈子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妇女。

我家在宁波市郊叫澥浦的古老漁镇。母亲自进这个家门后，基本没有离开过老家。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四个，我是老四。老人家很爱孩子，从来没打过我们，也很少挨骂。母亲教育子女有她的“理论”：孩子淘气不用担心，只要肯用功读书，长大了照样有出息。鉴于这种“理论”，她对我们读书是管得较严的。母亲没有上过学，但能认数字，也能“画”自己的名字。就凭这点水平，当然辅导不了我们功课，可是她行使严格的监督权。每学期的成绩单和平时的考试的卷子，她是必要审查的。只要单子上有80分以上就高兴，80分以上多了，就可能有两个水煮蛋的奖励。假期里我们贪玩，只要几天不看书，她就要我们收收“魂”，督促你去“用功”。而对我们的淘气，母亲采取宽容态度。记得有一年，我到离家十里地的姨妈家玩，因为淘气，倒裁在大水缸里险些丧命，吓得姨妈当天就把我送回家。闯了大祸，我觉得这次难免皮肉之苦，想不到母亲却淡淡地说：“以后要小心，死了就不能吃饭了”。她用一句最朴实的话，诠释了死的含义。母亲认为，孩子闯了祸，已经受了惊，如再过份责备，会吓出“灵魂”，就成傻子、呆子。我们兄弟四个就是在母亲这种育子“理论”呵护下长大。长大后的我们，分赴国家各地，各自在金融、公安、铁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岗位上默默工作着，尽管没有“光宗耀祖”的业绩，但也平平安安，没有给父母惹事、丢脸。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浙江大学读书。当时浙江省能保证大学生每月32市斤粮食供应，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由于缺乏副食和油水，每天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中。母亲心疼我，总是在寒、暑假回家时要为我“补补”。当时乡下吃人民公社食堂，她就在食堂为我订中餐8两（老称，合现新称半斤），晚餐6两，而且尽量挑“好”菜，而她自己每餐仅吃3两（不到现称2两），吃我剩下的菜汤。我曾多次“抗议”过母亲的“不公”，希望让她增加些，但老人家却“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最后我不得不以“绝食”相威胁，母亲才在“训斥”我不听话的同时，把她的中餐增加一两。这场母子的“粮食战”，终于以我的小胜而告终。假期结束，母亲还往往塞给我几斤粮票，一个假期耗尽了母亲所有粮食“储备”。我知道，这是她从自己每月22斤定量中，从嘴里一口饭一粒米地扣出来的，在当时情况下，母亲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牺牲自己的办法呵护孩子。我大学五年级的寒假前夕，母亲来信希望我准时回家，还为我买了半只兔子肉过年吃。可是这个寒假偏偏是我报考研究生备考阶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招收研究生很少，我报考的“爆破力学”专业，大概属于军事工业，系里指定我报考，我是奉命应考的。把这情况告诉母亲后，老人家不久就来信，说情况知道了，要我安心“好好读书”，不要让先生（老师）操心。其实母亲的確很惦念我，可是她把母子亲情的“小局”让位给了“好好读书”的“大局”。结果研究生没有考上，也耽误了我吃兔子肉。半年后回家，想不到这半个兔子肉还给我留着。她用一层厚厚的盐和不知从那里搞来的半斤黄酒腌渍起来。每想到这些，我总会抑制不了自已，感覚眼眶湿湿的，鼻子酸酸的。其实，几乎所有的母亲都会这样做，这就是母爱，一种可以牺牲自已，奉献一切而不图任何回报的爱，一种平凡中突显崇高的爱，这是世上最无私，最纯洁，最伟大的爱。

1963年我毕业了，分配通知书上显示的工作单位是北京2138信箱。母亲问我这是什么单位，说实在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2138信箱是干什么的，所以只能笼统的告诉她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家大单位。此后由于保密原因，一直没有告诉母亲我工作单位的真实名称和性质，老人家也再没有提起这个问题。直到去世，母亲一直认为我在北京的一个信箱里工作。在她看来，她的儿子能到北京的“公家”大单位工作，超出了她的期望值。能为“公家”干事，这是最完满的答案，使她感到莫大的满足和欣慰。她一再嘱咐：端公家的“碗”，吃公家的“饭”，好好为公家做事。在赴京报到前的待家日子里，母亲默默为我准备行囊，“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为我的远行操碎了心。她知道北京冬天很冷，怕我受冻，特意定制了一条八斤重的大棉被。“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不久，我带着这承载着深深母爱的大棉被和老人家的谆谆叮咛，踏上北上的火车，跨进北京南礼士路100号，从这里迈进了核工业。

按照宁波人传统理念，男孩长大后到家乡外去工作才是有出息的表现。父母把四个儿子都陆续送到外地，父亲也长期在外地工作，家中只剩下她一人。母亲常对人说：“如果有个女儿就好了，可以留在身边作伴。”这种心情反应了她的孤独，也是我们作为子女的心病。我家有个相处几十年，关系极好的老邻居，生有三个女儿，见母亲这样欢喜女孩，就说把其中一位“过继”给母亲。这虽然是戏说，却成了真实。姑娘朴实本份，且很能干，实际上承担起“过房囡”的责任，给孤独的母亲不但带来心理上的安慰，也得到生活上的照顾。“过房女婿”是镇里卫生院大夫，他就成了母亲的“保健医生”，“看病在家里，抓药送进门”。这个“过房囡”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直到送走了老人家。至今我和这个“妹妹”仍保持密切联系，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当然“过房囡”的照顾并不能完全摆脱对在外地儿孙们的思念，除了四年一次的探亲假外，唯一办法是写信。母亲规定，每人每月给她写一封信。不识字的她能从信封上认出这是谁的来信，也能准确算出哪天哪个儿子该来信了。如果谁写信迟了，她会烦燥不安，有时甚至会收到老人家的“责问信”。不过这样的信我们很少收到，因为我们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违反母亲规定的。同时我们会准时收到她的回信。她的信由“过房囡”执笔。这个“妹妹”完全尊重原作，按母亲的口述，一句不拉照写不误，连语气都是母亲的，整封信是篇原汁原味的母亲“原创版”。其实给母亲写信很简单，绝对是报喜不报忧，无非是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之类的“标准话”，也写些当地发生的事情和风土人情。我们兄弟散落各地，还经常较长时间出差在外，从这些地方发出的信件，也给母亲积累了不少信息，使她能知道许多地方发生的大事和风俗习惯。老人家是“双脚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乡下睡觉早，母亲躺着就想儿孙们，一会儿想这个地方儿子，一会又想另一地方的孙女，一个晚上能把全国“转”个遍，我们笑称她是“立足老家，放眼全国”。

母亲信佛，但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不过是一种信仰而已。除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吃素外，其它时间荤素不论。有时也会念念经，但不是雷打不动，主要还是排解寂寞和孤独。同所有信佛者一样，母亲坚信“报应”，认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今世不报，来世必报”的信念，这句话成了她的口头语、座右铭。母亲也相信“来世”和“因果”，因此对死并不恐惧，她认为死了即去另一世界。只要今世不做坏事，多行善积德，到阴间就不会受苦，转世也可落个好地方。鉴于这种信念，她就自已准备后事。首先是寿衣，布料自己买，式样是俗成的，请个缝纫师傅做了全套寿衣。然后用布包好，先是放在柜子里，后来干脆放在枕头边，每年夏天还拿出来凉晒一番。其次是棺材。母亲怕死后火葬，好在当时宁波还没有强制推行火葬。土葬要棺材，正好家里有现成的木板，请木工打了一口白皮棺材。当年正值我回家探亲，从在宁波市区工作的同学那里要了桐油石灰，（那是极好的嵌缝材料，是造木帆船用的），买了红、黑油潻，把白皮棺材潻成里红外黑。还与另一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一起在棺材的一头刻了个大寿字，喜得母亲合不拢嘴，硬要留那同学吃晚饭。最后是坟墓。母亲説这是她阴间的“住房”，对此她的要求不高，够“住”就行。１９８１年我们兄弟四个在距家四公里的大同公墓园，买了父母的合葬墓。墓穴坐北朝南，还特意加大了墓碑，由擅长书法的三哥亲自写了碑文。四年后的的１９８５年，母亲驾鹤西归，享年79岁。我们把她老人家和父亲骨灰合葬进坟穴。从此父母又在一起了，而与我们却阴阳相隔。长跪父母墓前，我们默默祈祷：愿老人家在天堂愉快，我们永远怀念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