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博物院十八件珍宝

悦己

2022.10.1期间，克服种种种种…还是选择追求远方和自由；经历了曲折无奈，半途选择了洛阳、郑州，看博物馆，看石窟，领略大唐前中原轮回历史，加上以前看的陕西博物院，通过仔细地赏读辨识一件件文物，终于对这些文明有了肤浅的认识。因陕博为冠，读懂它就等于读了半步中华史，所以先整理了最为珍品的18件宝贝。

1.旟（yu）鼎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前10世纪中叶）

19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

旟鼎上所铸的文字古朴，表达的意思清晰，铸刻时代明确，被公认为周康王时的标准器，也是证明西周采邑制的存在的珍贵文物。

2.五祀卫鼎

1975年2月的一天，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董家村有村民在平整土地时无意间挖到了一个窖穴，其中有一件便是五祀卫鼎。

西周中期，土地所有制开始发生变化，部分土地实际上已属私有，但土地的转让、交换、买卖，仍需通过王朝重臣。说明贵族对土地的处分已得到制度上的默认。

内壁铸有铭文19行共207个字，记录的是西周中期的一件土地交易事件。

铭文大意 

西周恭王五年正月裘卫为了在昭王太室东北营治二川（泾水和渭水），准备用自己的土地五田 (五百亩）交换厉的土地四田(四百亩)。他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刑伯、伯邑父、定伯等大臣，这些执政大臣向厉讯问，厉也表示同意，并立了誓，大臣便命令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以及内史实地勘查，划定地界，办理了交付手续。

五祀卫鼎腹内的铭文对土地变更的契约内容记述较详，有立契时间、缔约双方名字、标的、契价和交割、见证人等内容。它是研究西周中期土地制度、法律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对史学界和法学家都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同时这篇铭文中有确切纪年，在它的铭文中有“余执恭王恤功”的“恭王”（恭王在世之称）和执政官姓名，因而推断五祀卫鼎是裘卫在恭王五年正月所作的鼎，因此五祀卫鼎是判断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标准器，非常珍贵。

3.多友鼎

西周晚期周历王时期（公元前9世纪中叶-前771年）

1980年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斗门镇下泉村。

是几个村民在村头河道旁深约4米的细沙堆中发现的，多友是鼎主人。

周朝末年的周厉王时期某年十月，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猃狁( xian yun)向周发起了攻击，危及京畿腹地，，厉王命令武公派遣多友率兵迎击，激战半个月，先后在采阝、龚、世、杨冢等地战斗，共打了四次大仗，都取得了胜利。杀掉敌军356人，俘获28人，缴获战车127辆，夺回了被掳去的人民，将猃狁逐出了国境。武公将多友的战绩报告给了厉王，厉王给予以多友重赏，赐给多友青铜一百多钧。为了感谢周王，也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多发将赏赐的青铜铸为鼎并铸铭文记录了这件事情。

此鼎价值很高，是因为腹内的铭文是重要的上古文献。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铭文，许多都记载着周人反击猃狁的事件。猃狁是西周时期北方地区重要的民族之一，与西周王朝经常发生战争。当时的猃狁是西北主要的边患，时常侵扰周国人们，劫掠财物、人口，严重威胁着周王朝的统治。鼎的铭文对战争的原因、时间、地点、过程以及结果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是现代人们研究西周晚期的历史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西周晚期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古文字研究、地理研究的珍贵资料，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腹内铸铭文二十二行，共二百七十八字，是1949年以来出土的西周铜鼎中铭文最长的，通过这些文字，我会给你们讲述西周历王时期主人参与反击猃狁侵犯的一场鲜为人知的战争历史

4.皇后玉玺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狼家沟村

我国最早的印章实物发现于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秦统一后，确立玺印制度，规定帝后印章称“玺”，其余均称“印”。汉代册立皇后，都要授予玺印，它是皇后合法身份的凭证。

据《汉官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还记载：“皇后之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从这件“皇后之玺”的质地、钮式和文字来看，形制与印文与汉制相合，应属于西汉的物品。又因它发现的地点在汉高祖刘邦和皇后吕雉合葬墓长陵西侧仅一千米，由此陕西省博物馆的有关专家进行了研究、鉴定，认定此印章当为汉朝开国皇后，也就是刘邦的夫人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

皇后之玺属西汉遗物，在学术界已无异议，但其具体时代却有不同看法。

也有学者认为，在长陵附近获得未必就是吕后的玺印，它可能是从别处带来的；刘邦初定天下，各种事务都在草创阶段，不可能刻制如此精美的玺印；从汉武帝前后（文景至汉中后期）所刻制玺印来看，其风格同“皇后之玺”、“淮阳王玺”也高度一致。鉴于这三个理由，这些学者认为“皇后之玺”应为汉武帝时所制，甚至于其制作的时代有可能更晚。

5.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

∣1981年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市茂陵东侧陪葬墓内

此炉是西汉皇家未央宫的生活用器。从同时出土的“阳信家”刻铭的铜器分析，加之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这件熏炉原在未央宫，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将其赏赐给姐姐阳信长公主及其丈夫大将军卫青。

国古代香炉，以汉晋间流行的博山炉最为精美，这件熏炉造型奇妙，为所见博山炉中最精美者，是古代罕见的艺术品，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两千年前杰出的金属制造工艺

阳信公主与卫青喜结良缘的爱情故事

阳信是汉武帝刘彻的同胞姐姐阳信公主。史料记载，汉景帝刘启和王皇后共生有四个孩子，老大是女儿，也就是阳信公主，最小的男孩就是刘彻。阳信公主因其封邑在阳信而得名，又因为是家里的长女，也被称为阳信长公主。而其第一次嫁于开国功臣曹参曾孙平阳侯曹寿（曹时），故又称平阳公主。

史书记载，这位阳信公主，对弟弟刘彻关怀备至，所以深得刘彻的敬爱。汉景帝刘启在位时，为了笼络平阳侯曹时，把阳信公主嫁给了他。可惜曹时体弱多病，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年仅二十几岁的阳信公主成了寡 妇。

两年以后，阳信公主改嫁汝阴侯夏侯颇。夏侯颇是开国功臣之后，然而婚后没多久，夏侯颇也死了。阳信公主又一次守寡。

虽然经历了两次打击，但她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

终于，已过不惑之年阳信公主第三次出嫁，嫁给了被汉武帝封为“骠骑[piào qí]大将军”的卫青，也终于找到了她最后的幸福。阳信公主嫁给卫青以后，两人幸福美满的生活了九年。

6. 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618年—907年）

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

从材质看，兽首玛瑙杯选用世间罕见的俏色玉材，杯体光滑，通体呈玻璃光泽，晶莹瑰丽，整件琢工精细、巧夺天工。从选材、设计到工艺，都可称为唐代玉雕艺术的精品，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

缠丝玛瑙是一种世间罕见的俏色玉材，多产自古时西域国家，现在全世界很难找到制作它的同类材料，具体产地现在学术界仍有争议。

从造型看，型似号角，是仿自西方一种叫“来通”的传统角杯（酒具）。“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兽角形。一般在酒杯的底部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

虽然兽首牛角杯在唐代文物群中出土，但是否为唐代的物品？缠丝玛瑙多产自西域，类似这样造型的器皿，在中亚、西亚、特别是波斯（今伊朗）较为常见。另在《旧唐书》中有“开元十六年大康国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从这些现象分析，这件珍贵的玛瑙杯很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从西域来到中国的，但也不排除这是出自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的工匠之手，亦或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的杰作。 

7、8. 鸳鸯莲瓣纹金碗

唐（618年—907年）

197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

碗在唐代金银器中的数量很大，形制变化也颇多。但大多数为银质，金碗很少，最有名的当数这两件鸳鸯莲瓣纹金碗。金碗除了多为皇帝所使用之外，在皇亲贵戚举行的一些重大活动中也有使用一般用来作饮酒之器。

这两件金碗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丽的纹饰，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当然，其对西方金银器造型的借鉴和改造也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金银器皿壁面捶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装饰，最早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后来的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制作继承了这一风格。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捶揲技术非常成熟的粟特银器中，就大量使用凸鼓的多瓣纹作为装饰。初期是瓣数较多水滴形的分瓣，后来又演变出桃形的分瓣。

唐代，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工艺精良的西方金银器的传入，尤其是许多粟特金银工匠进入内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发展。中国金银器皿上也接受了这种凸凹多瓣的作风。这对碗在装饰上，将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和兴旺和谐的民族审美情趣融合其中，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写实与寓意的关系也处理的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成熟，是罕见的艺术作品；而将多层次高密度的纹饰这样繁而有序、清淅准确地錾刻在小小的空间内，更是唐代金银细工高超技艺的杰出表现。

鸳鸯莲瓣纹金碗的今生故事

1970年秋天，距离著名的西安城墙含光门仅仅一千米左右的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陕西省公安厅收容遣送站，一座两层高的楼房正在施工中。施工队正在进行土方挖掘，仅仅在距地面0.8米处，在基坑的一个角落里，挖出了一个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的大陶瓮，陶瓮很粗糙，有封口，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工人好奇的打开了其中一个陶瓮，发现其中盛满了明闪闪的金银财宝。考古队迅速赶到封锁了现场，并开始继续发掘，10月11日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点的北侧不远处，又一个陶瓮出土，不同的是这会不仅仅发现了陶瓮，还发现了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密封大银罐。这保存完好的两瓮一罐被送至文保部门打开，共出土了各类器物一千多件，包括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唐兽首玛瑙杯1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玉带10幅，玉臂环1对，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宝石等无价之宝，这就是著名的“何家村窖藏”。

这批文物中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的有3件，定为中国国家一级文物的有数十件。

兽首玛瑙杯：被定为国宝级文物，海内孤品，首批被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鸳鸯莲瓣纹金碗：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被定为国宝级文物，首批被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的数量非常大，价值非常高。经实测何家村唐代窖藏金器总重达298两（唐大两，合今45克），银器总重3700多两（唐大两），再外加十副玉带，它们的总价值在唐代大约折合黄金900―1000两，铜钱3830万钱。按照当时的物价，这些钱可购买300万斗米，相当于15万男丁一年向唐政府缴纳的租粟。 

1971年6月，北京故宫慈宁宫正殿举办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出土文物精品展”，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一批唐代文物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展品。

参展的何家村出土文物的50件组中，就有鸳鸯莲瓣纹金碗。展览在北京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参观了，江青也在其中。一件放在展柜中的鸳鸯莲瓣纹金碗，流光溢彩、富丽堂皇，深深吸引住江青的眼球，这件巧夺天工的金碗，仅隔玻璃看当然不过瘾，于是应江青要求，负责展览的有关领导，将这件金碗从展柜中提出，拿到一间办公室供江青仔细观赏。当时陕西方面负责展览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杭德州同志也被拒之门外，他担心文物如果不还怎么办，急得头上直冒汗。一个多小时之后，金碗才被拿回了展室，放入展柜之中。杭德州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9.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

秦代兵马俑中的陶马，东汉时期的铜奔马，以及唐代三彩三花马等，或作奔跑之姿态，或昂首站立。这件鎏金银壶上的骏马，却是恭敬蹲坐的姿态，而且口衔酒杯，很是独特，这是为何？

原来银壶上的马为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这幅舞马图案是唐玄宗舞马祝寿的真实写照。

皮囊形壶是契丹族墓葬或窖藏中常见的器物，是金银匠巧妙地借鉴契丹族皮囊制作而成的。唐朝初期政权统一，很多少数民族移居中原，其中包括很多契丹族人。而这件文物恰是北方契丹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物证。

舞马的荣哀史就是一个王朝的兴衰史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最为珍贵的还要数壶身上的两匹祝寿舞马，这里面蕴含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

唐代的马不仅广泛的应用于战争、交通、运输、驿传，还大量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中，其中最吸引人的恐怕是唐玄宗时期的舞马了。

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时，宫中养了好几百匹舞马。玄宗经常观看并亲自训练。用来表演各种舞蹈节目。据说这种演出往往规模很大，一次一百匹马共同表演，动作整齐划一，场面十分壮观热烈。

唐玄宗在位后期越发的骄奢淫逸，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每逢八月五日玄宗生日（即八月五日，定此日为"千秋节"，天宝七年改为"天长节"）时，在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下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并以舞马表演助兴。此时的舞马披金戴银，在《倾杯乐》的乐曲节拍中，翩翩起舞。有时还安设三层板床，舞马跃上三层高的板床旋转如飞，有时还让壮士把床举起，让马在床上表演，而少年乐工则站在周围为马伴奏。当气氛达到最高潮时或一曲结束之后，舞马会衔着乘满酒的酒杯到皇帝面前祝寿，为他祝贺生日。唐朝文人曾写下许多有关舞马的诗词，时任宰相的张说，身为高官，应是多次目睹舞马场景的，所以他的诗词最具真实性，其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这样描绘：

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银壶上的舞马形象正与诗文描绘相符，是对其真实的描述。银壶上的舞马衔杯造型正是当时祝寿情景的真实再现。

出尽风头的舞马最终下场却很可怜。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向西仓皇逃跑，宫廷舞马也散落民间，安禄山曾经看到过舞马表演，深感喜爱，于是将几匹舞马带到范阳。安禄山败亡后，舞马又为其部将田承嗣得。有一天军中有宴乐，舞马应节跳跃起舞，田承嗣不知道这是宫廷的舞马，以为是妖马，便用扫帚打它们。舞马却以为这是因为自己的舞蹈没有遵循节拍而受惩罚，于是“抑扬顿挫，犹存故态”。于是最后的几匹舞马在马厩里昂首扬尾，奋力舞蹈，而受到的鞭挞也更加激烈，最后全部被用鞭子活活抽死了。

此后，舞马就鲜为人知了，舞马衔杯祝寿这一独特的宫廷娱乐形式也在历史的变革中从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永远定格在这件银壶之上。

“舞马”技艺失传后，仅以文字形式流传于世。而此壶被发现后，成为少有的能证明唐玄宗生日宴会上舞马衔杯祝寿的实物资料。

史书记载说，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回到长安，夜里登上勤政楼，楼下再无骏马舞蹈祝寿、宫女云集，齐奏《破阵乐》和《太平乐》的恢弘胜景。玄宗凭栏南望，只有烟云满目。他亲吹玉笛，劫后余生的梨园弟子唱起了《凉州词》，曲罢相睹，泪零如雨。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后唐王朝走向不归之路。而舞马的荣哀，伴随着唐王朝的盛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唐代社会发展的缩影。这件银壶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盛唐宫廷庆祝活动的特写，成为大唐王朝兴衰的最好见证。

10.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是迄今已知唐代银罐中最大气和精美的一件。不仅可以领略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水平，也是唐代审美时尚、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的一种折射。

11. 三彩骆驼载乐俑

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的形象。

这组乐舞俑是典型的盛唐时期的作品，舞乐者均穿着汉族衣冠，使用的却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表现的是流行于开元、天宝时期的“胡部新声”，即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

这件骆驼载乐俑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有主唱、有伴奏，骆驼背上放置一平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有点心惊肉跳，而这八个人却在平台上演奏歌唱，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显然已是唱到了动情之处。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个个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乐步徐徐行进。

艺术家大胆运用浪漫夸张的手法，以狭小的驼背作舞台，却承载阵容庞大的乐队来表现当时流行的新舞乐，充满想象，可谓匠心独具。整件作品造型新颖浪漫，制作工艺精湛，釉色鲜明亮丽，协调自然，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形态逼真传神，使人仿佛耳闻悠扬的乐曲。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

载乐俑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对我们研究盛唐时期的音乐、歌舞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虽经地下埋葬一千三百多年，出土时仍光彩夺目。它是唯一一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的唐三彩。

载乐俑表现出唐代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唐代的开放，迎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带来的各种奇珍异宝，让唐代人爱不释手；带来的异域音乐和舞蹈，使唐朝人喜不自禁。能歌善舞的各国艺人在唐代首都长安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演绎了人们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包括三彩骆驼载乐俑，西安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表现乐舞艺术的陶俑与众多的文献资料一起，为人们再现了当时震撼人心的乐舞之声。它穿越时空，久久回荡在历史的各个角落里。直到今天，当我们看着这个驼背上的乐队时，耳边又似乎回响起了盛唐时期那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骑驼乐舞三彩俑，与这尊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表现的主题相同。但从整体的构思和造型艺术对比来看，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则更为精美。

唐长安城内的马戏娱乐和乐舞

当我们透过这件艺术品，遐想着1300多年前唐朝都城长安街头一群胡汉艺人骑着高头骆驼载歌载舞的浪漫情景。陶醉于俑塑的从容、和谐之美，忘却了这实际是长安百戏中上演的惊心动魄的杂技节目。

唐代百戏在民间很活跃，主要内容是自西汉以来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传过来的。它不仅仅是音乐，民间歌舞杂乐、杂技、幻术、武术和杂戏等都汇集其中。现在留下记载的百戏有橦木、盘杯、跳剑、吞剑、缘竿、猕猴缘竿、弄碗珠等等。顾名思义，这些表演其实和今天的杂技马戏项目几乎一样，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民间百戏由于内容丰富多彩，表演惊险刺激，观赏性强，所以在唐朝的朝野内外都深受欢迎。当时，在长安城热闹的商业区东市和西市就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人们还可以花钱雇演。

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因为和杨贵妃闹气，一怒之下将她遣送出宫，后因思念不已，只得又把她接回来。为了哄回来的贵妃开心，玄宗就召来两市杂戏做专场表演。表演的节目虽不得而知了，但在唐代最受欢迎的就有展现高空平衡技巧的高难度杂技。相传，幽州有个胡女叫石火胡，因她能站在十层叠放的彩绘坐床上如履平地，一时成为家喻户晓、备受追捧的大明星。唐代的驯兽也很精彩，玄宗皇帝生日时，披挂华丽的马匹会和着音乐的节拍摇头摆尾，为他表演衔杯祝寿，甚至还有舞象、舞犀等大型动物的演出。

骆驼载乐就是集乐舞、杂技和马戏于一体的百戏节目。在训练有素的骆驼配合下，演员们且歌且舞，展示着敏捷的身手和过人的胆识、才艺。

双峰骆驼一般身高2米左右，负载力可以达到250公斤，像这样驮载多个成年男子行走需要经过特殊训练。这些艺人都是在驼背完全没有围栏的平台上载歌载舞，若无高超的平衡技巧实难想象。唐代高空平衡技巧的表演水平很高，所以，骆驼载乐这种节目，在长安一定大受欢迎，唐人要把它们精心做成陪葬的明器，带到阴间去继续享乐。

唐时，中亚有许多乐师、歌舞者留住长安城内，唐高祖曾拜中工安国出生而长居长安的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曹国人曹保及其子善才、孙曹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宪宗元和时，西域米国人米嘉荣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玄宗开元时，康国、史国均造使献胡旋女子。南亚、东亚诸国中的骠国、扶南，以及日本也有很多乐工旅居长安，带来了很多新的乐曲和乐器。

唐代独特的艺术奇葩—唐三彩

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陶瓷业在唐朝时期有重要发展，主要是陶瓷技术突飞猛进，除了“南青北白”瓷业之外，最杰出的一项成就是唐三彩的i烧制，唐朝人创造了三彩烧造技术并达到鼎峰时期，创造了浓艳瑰丽的唐代艺术风格。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彩陶，其中“三”并不是只有三种颜色，而是表示多的意思。器物表面多以黄、绿、赭这三种颜色为基色，后人便称之为“唐三彩”。

唐三彩虽是陶器，但与低温釉陶有所不同，其胎体用高岭土制成，釉料则用数种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钴）为着色剂，以氧化铅为熔剂，烧制出绿、蓝、白、赭、黄等深浅不同的颜色。

唐三彩的制作采用二次烧制方法，第一次在1150℃下素烧，第二次挂釉低温烧制，温度在900℃左右。由于釉料中含铅，铅的熔点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温度之内釉色会扩散流淌。唐三彩正是利用这一特点，使不同色釉于高温下交混，互相侵润、互相融合，从而呈现出班驳淋漓、千变万化的绮丽装饰效果和艺术效果，而且没有一丝人为的痕迹。

唐三彩技术除使用于器物外，还广泛运用到人像、禽兽雕塑的装饰上。绝大多数的唐三彩用于明器（即冥器，殉葬），极少用于日常生活。唐代流行厚葬风气，从而也推动了三彩业的发展，使三彩成就达到前无古人的巅峰状态。目前全国各地均有唐三彩出土，但以西安和洛阳两地出土最多。西安地区唐三彩多发现于唐代贵族权贵的墓葬中，数量之多，令人惊叹。这组文物都是三彩中的精品。

12. 青釉提梁倒灌壶

五代（907年—960年）

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彬县

从陶瓷工艺质地看，这件提梁倒灌壶胎质坚固，质地细腻，呈灰白色，釉色釉色呈橄榄色，素雅润泽。壶纹饰采用的是耀州窑有名的刻花工艺制作。耀州窑的刻花技艺是先用刀具垂直刻出纹样轮廓，再在纹样旁用刀具斜刻，并剔去刀痕中的底泥，使纹样微凸，然后施釉烧制。这件提壶纹饰繁缛华丽，但花纹清晰，层次分明，釉色晶莹透亮，有很强的立体效果，显得特别富有生气，给人以美得享受，实为耀州窑器皿中罕见的珍品。

唐代白釉倒装瓷壶

宋、辽、金时期，倒流壶较为流行，宋代时最为出名。宋代制瓷业有较大发展，当时窑口林立，瓷器品种繁多。北方定窑的白瓷，耀州窑的刻花青瓷，磁州窑的白釉黑花瓷，钧窑的窑变瓷等，以其丰富的装饰技法构成了北方瓷器的独特风格。

到了元代，其工艺发展得更加炉火纯青。据《元代瓷器目录》记载，“倒流”壶的制作工艺比较奇特，烧制需经过3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较复杂。将这3道工序烧制好后，然后依次连接起来才组成了构造精巧的元代“倒流”壶。

明清时期，制瓷业更加繁荣昌盛，制瓷工艺又有了改革创新，器形烧造富于变化，装饰技法与题材更为丰富多彩，釉色品种繁多，色彩纷呈，开创了中国制瓷史的新篇章。

元明清时期，倒流壶一直都有制作，保留下来的实物尤以清代为多，其质地有彩瓷、紫砂以及锡壶等，较前代有较大发展。清代倒装壶很少再有早期带提梁的样式，而是将提梁改为执柄，造型一般都作成枝叶寿桃形，壶上多装饰蝙蝠、鹿、寿星、童子、松树等图案。桃子有长寿的寓意，桃形的倒装壶常是寿辰时的寿礼和酒具，取时光倒流，长寿百岁之意。随着制作工艺的提高，倒装壶在原有特点的基础上，也出现了新的功能。

倒装壶奇特的构造，巧妙的内部设计，充分体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我国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现代社会，倒装壶仍在普通百姓家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并以其颇具趣味的独特使用方法引人入胜。

耀州窑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市的黄堡镇距西安105公里，是我国古代北方著名的八大名窑之一，耀州窑与宋代的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享有同样的声誉，由于宋代属于耀州，因此得名。

耀州窑自唐代创烧，五代成熟，宋代发展至鼎盛时期，被冠以“宋代刻花青瓷之冠”的美誉，备受世人青睐。主要生产刻花、印花青瓷，还有一些酱釉和黑釉产品，以生产工艺精湛的刻花青瓷驰名中外。其造型和焙烧工艺在宋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时对耀州瓷就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的赞誉。耀瓷不仅朝贡皇室，应用官府和民间，而且还畅销国外，受到人们普遍喜爱。元代后期，耀州窑一跃成为西北地区的瓷业基地和最大的烧造区。明清时期，耀州的陶瓷业达到鼎盛，炉火昼夜不熄，故有“炉山不夜”之称。

宋代耀州窑是北方青釉瓷的代表，以耀州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耀州窑系。河南的临汝窑、宝丰窑、宜阳窑、禹县窑、内乡窑、新安城关窑均深受其影响，烧造青釉刻划花、印花瓷器。

金元兵灾后，耀州窑走向衰落，纹饰日趋简化，工艺日渐粗糙。如今，耀州窑产区各窑场均已停产，唯有陈炉镇窑的烧造还在延续，成为西北地区的制瓷重镇。陈炉镇的十一个村庄几乎家家烧瓷，被誉为“陈炉不夜”。

13. 釉油滴碗

宋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这件黑釉"油滴"瓷碗具有典型的北方窑口的工艺特征，特别是环布碗底的油滴斑点，晶莹透亮，增添迷人的色彩，堪称瓷中珍品。是迄今所见同类器物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14. 客使图

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

唐代的墓葬中，只有约1%的墓葬才有壁画，而能配得上壁画的无疑都是最为显赫的王公贵族。唐墓壁画完全以现实生活的内容为主，它表现的是墓主生前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仪礼规范、生活习俗、服饰特色、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等，真实还原了唐代的贵族生活。

画面中共有六位人物，前三位是唐朝鸿胪寺官员，均着初唐朝服，呈三角状站立。后面三位，为首一人推断应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中间一人推断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使节。最后一位应来自中国东北靺鞨族。此画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也为研究唐代中外交往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5. 打马球图

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有20余骑马人物，均着深浅两色窄袖长袍，戴幞头，穿黑靴。壁画突出五个持偃月球杖的骑者驱马抢球。前一骑作反身击球状，其余纵马迎击。后10余骑人马，行者骑枣红马，或山间奔行，或驰骋腾空。止者着绿色长袍，红翻领，伫目凝神，无球杖。背景衬起伏山峦，五颗孤零零的古树点缀在空旷的画面上，与墓道东壁的"出行图"中的古树遥相对应。此图是有关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

16. 狩猎出行图

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

狩猎出行图，原图揭取时分为数幅，画面以青山松林为背景，四十多个骑马狩猎者携弓带箭或持旗或持驯豹鞭，簇拥着主人纵马驰向猎场，殿后的还有两匹负重骆驼，构图气势磅礴，宏伟壮观。是唐墓壁画中上乘杰作。

17. 宫女图

1960年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

绘于唐永泰公主墓墓前室东壁南侧，共9人。高176厘米，宽196.5厘米。为首一人头梳单刀半翻髻，目视前方，双臂交叉于腹前，挺胸起步前行，姿容华贵高雅。其后一人头梳螺髻，回头似在向其他人吩咐事情。其余7位宫女头梳半翻髻、螺髻或双螺髻，手中分别持有独台、团扇、如意、方盒、高足杯、拂尘、包袱等物，侧身缓行。其中除2位着男式袍衫外，其它7位皆着窄袖袒胸短襦，肩披丝帛，下穿红、黄、绿等色曳地长裙，脚着如意云头履，画面形象生动，似是侍寝的图景。

18. 阙楼仪仗图

唐（618年—907年）

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

阙楼仪仗图共两幅，内容相同，分别绘于唐懿德太子墓墓道东壁和西壁。

画面壮阔，人物众多，以山为背景，绘城墙、阙楼和即将出城的仪仗队。此图为唐代壁画中罕见的完整、大面幅、高等级的阙楼画面，是唐代建筑绘画之佳品，亦是唐代阙楼实物的形象资料，十分珍贵。

画面描绘了王宫阙楼建筑的形象。阙，夹门而建，是宫门前的标志性建筑。阙楼在唐墓壁画中已有出土，但都是单阙或双阙，惟有懿德太子墓当中的阙楼图为三出阙。从画面看，阙体高大宏伟，自下而上由墩台，平座、屋身、屋顶组成。其屋顶为庑殿式，上有鸱尾，出檐深远。翼角翘起，出檐深远。屋身面阔、进深各三间，大门居中，两边为直棂窗，四周有回廊。柱头斗拱为五铺作双抄偷心造，补间铺作为三个人字拱，斗拱比例硕大。西壁阙楼图与东壁的阙楼图虽同为三出阙，但形状略有不同，局部装饰也有些细小差异。阙楼砖砌台基及雕刻花纹、阙楼的挑檐及斗拱、鸱尾等都描绘的清楚可辨，再衬托山峦、树木之景，阙楼之后的山峦逶迤纵横，以颜色的浓淡变化来表现山石的明暗远近，山峦因而显出突兀和挺拔。更见阙楼气势恢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