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一）

江宝章

子曰 江宝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上面的“子曰”，当然都是“孔子说”……。 作为中华文明的奠基人，2000多年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穿越时空，如阳光雨露，如山川河流，滋养着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深刻地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影响了一个国家的运行方式和社会形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子曰诗云”的诵读声中，被植入了儒家文化的基因，完成了精神洗礼和文化身份定位。 现时一些人好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其实“龙”除了作为一个古老的神秘图腾之外，在后世只是帝王与皇权的专属标志——龙颜、龙体、龙心、龙袍、龙子龙孙、龙兴之地，等等，用以彰显帝王的神圣与威严。龙就是帝王的化身，与民族文化、普通百姓是沾不上边的。一个民族的身份靠什么确认？基因？血缘？还是地域？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意思是孔子是以礼制文化来区分夷夏的。所以，与其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不如说是炎黄子孙来得确切，或从文化的角度说，是儒家的传人。 一、乱世孤光，不平则鸣 孔子出生时，周王朝建立已近500年了。遥望三皇五帝之世，天高地迥，何其渺邈，中华文明刚刚萌芽，晨曦微茫。日月行迈，夏商播迁，绵延至孔子之时，中华文明已蔚然成荫，彩霞满天，万涓成河。 当历史的车轮驶到了春秋末期，周王朝已失去西周初创时如日初升的盛世气象。自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洛邑，王室日渐衰微，诸侯争霸愈演愈烈，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摇摇欲坠。其时，“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柳宗元《封建论》）“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所描绘的战争场景在春秋时期已屡见不鲜。国破家（邦）灭，风雨苍黄，涂就了那个时代浓重而鲜明的背景。在君王贪婪、恐惧、私欲、虚荣、扩张野心、称霸天下等心理驱动下，周初以来国与国之间所遵循的和平、友好、仁义、礼让、互助、公义等准则，越来越被赤裸裸的暴力、欺诈、背信弃义、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等所取代。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再次向虞国借道讨伐虢国（3年前晋国第一次向虞国借道伐虢），在灭掉虢国后返回时顺便把借道的虞国也灭掉了。（见《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这起典型的背信弃义事件，给后世留下了“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两条富有哲理性的成语。类似的剧情在春秋以及战国时期反复上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岂妄言哉？ 这是一个破坏的时代：战乱频仍，天下无道，道德沦丧，礼坏乐崩。这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时代的地层即将分崩离析，新时代的陆地还未形成。身处时代交替的前夜，孔子内心充满了戒惧，他用忧伤的眼神看着心中的理想社会--周文王、周武王所创立的周朝大厦在迅速地塌陷，同时对眼下变动时代充满未知的恐惧。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说：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两代而创立的，它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信从周朝的礼乐制度。 《孔子家语》中记述了这样一件故事： 虞、芮二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之。 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侪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与而退，咸以所争之田为闲田矣。 孔子曰：“以此观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从，不教而听，至矣哉！” （《卷二·好生第十》） 这是孔子对西周社会的礼赞：耕者互让田界，行人互相让路，男女分道而行，老人无须手提重物，官场互相谦让官职，一派君子国气象。“不令而从，不教而听”，这就是周文王至高的治国之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孔子家语卷七·礼运第三十二》） 这是孔子心中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大家所公有，选贤任能，讲求诚信，人们互相友爱。不只爱自己的双亲，不只爱自己的子女。老人都能安度晚年，青壮年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鳏夫、寡妇、孤儿和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在孔子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人性的，人道的，是公正和温暖的。这与其说是孔子的执念，不如说是他理想主义情愫使然。然而，这幅他所无限憧憬的盛世景象似乎越来越像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一切都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 不平则鸣，不平则“曰”，孔子有话说。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 如今不仅诸侯间屡屡擅启战端，甚至连阳虎这样季氏的家臣也能多年把持鲁国国政（“陪臣执国命”），天下还有安宁的日子吗？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执政者只要实行德政，百姓就会像群星环绕在北斗周围一样拥戴他。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正人先正己。在孔子的政治伦理中，对统治者理应在道德、品格方面有更高的要求。统治者要以身作则，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行为上的，都要成为百姓的表率。这种简单的要求和规则扩展开来，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使任何不合理的政令、条例、法规都失去了道德的高地，都可能反噬恶政的制定者，从而在道义上形成了对恶政的扼制。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 （孔子曰：）“必教而后刑也。”（《孔子家语卷一·始诛》） 不事先对百姓进行作战训练就把他们推向战场，这是无视百姓的性命。不事先对百姓进行教化，（百姓犯事了）就要杀掉他们，这就是虐杀百姓。这些都属于恶政。 哀公问于有若（注：孔子学生，他的观点也可视为孔子的观点。）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鲁哀公问有若说：国家遭遇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那就按十分之一征收田税吧。哀公说，按十分之二征收尚且不够，十分之一怎么够呢？有若回答：百姓用度够了，君主用度自然就够了。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甚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 孔子坐车从泰山边上经过，听到一个妇人在墓前哭得很伤心，就让子路去问。妇人说，她的舅舅、丈夫、儿子都被老虎咬死了。孔子说，那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回答说，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听了这话，孔子感慨万千，对随行的学生说，“小子们记住，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啊！” 与那些主张“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等残害百姓的治国方法相比，孔子所提倡的诸如君主应在道德行为上成为百姓的表率，选贤任能，轻徭薄赋，使民以时，宽厚待民，惠民安民，法律不但要公正，而且要合情合理，反对战争，反对滥杀，等等以德政、仁政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充满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生命、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底层人民、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悲悯，成为千百年间美政、良政所遵奉的圭臬和衡量的标尺。 孔子自称“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大约在30岁左右，孔子开始授徒。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八佾》）只要带10条干肉作学费，我没有不教的，而且不分身份高低贵贱，“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中年以后，孔子名声越来越大，前来求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位当时最愽学最智慧的人，把他的政治思想、社会学说、教育理念、道德养成等等，都贯注到教学中，传授给了众多弟子。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迷惑，只空想而学习就会有危险。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要向好的榜样看齐，看到不好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像他那样的毛病。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把《诗》三百篇背得滚瓜烂熟，却不能运用于处理政务和外交应对，背得再多又有何用呢？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用不合道义的方式得到的富贵，我视它如浮云。 杏坛讲学，光风霁月，大概是孔子一生中最舒心愉悦的时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曾经无比向往能与弟子们一起享受这样的美好时光，“吾与点也”。（我赞成曾皙的志向。）像一个辛勤的农夫，他播下种子，用喜悦的目光看着禾苗成长，沉浸在或近或远的收获的喜悦中。 然而，他的从政之路却并不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