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二）

江宝章

子曰 江宝章 二、“道其不行矣夫”—两代儒者的宿命 孔子3岁丧父，幼而失怙；稍长，17岁又丧母。可以想见，孔子的童年与青少年应该缺乏常人所拥有的幸福与快乐。令人惊奇的是，孔子从小就对礼乐之事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除了鲁国所拥有的浓厚礼乐文化环境和氛围熏陶外，我们只能理解为天性或天命如此。从20多岁开始，孔子已经在思考治国理政方面的事情了；30岁，孔子即与到访的齐景公、晏婴谈论秦穆公称霸的原因；35岁，孔子出走齐国，再与齐景公论政。史书记载，孔子还前往成周洛邑，“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 观察探究先王的礼乐制度，为什么不去宗周丰镐之地而去成周洛邑呢？盖因自周平王东迁至今已200多年，丰镐之地大概已是一片荒芜：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 那一片黍子和高粱长得多么茂密啊，我的脚步却如此沉重，内心难以平静。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心中忧伤，不理解我的人问我在寻求什么。 《毛诗序》说，这首诗是为哀伤西周而写的。东周时的一个大夫因为公务路过宗周丰镐故地，看到过去的宗庙长满了黍稷，一片破败景象，不禁悲从中来，彷徨不忍离去而作了这首诗。 在成周，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孔子家语卷三·观周第十一》）仔细考察了庙堂和祭祀等场所之后，孔子对西周的礼乐制度了然于心，真正明白了周公何以圣明以及周国之所以王天下的原因，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 孔子说，他不是匏瓜，不能只是挂在那里不拿来吃。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他在等待识货的商人（君主）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身心、学识、阅历等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的孔子正在等待一个机会。没想到这一等就到了51岁。鲁定公九年，“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孔子家语卷一·相鲁第一》）这是政治家的孔子对自己政治理念的初次实践，他成功了。第二年，他陪同鲁定公与齐国在夹谷举行盟会，担任代理司仪。相对齐国而言，鲁国是一个小国。为了确保盟会顺利，孔子向鲁定公提出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建议，以其外交智慧，在盟会上多次挫败齐国的挑衅，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使齐国主动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的四座城邑和汶河以北的土地，显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在担任中都宰两年后，孔子改任鲁国的司空，后来又担任大司寇，均政绩斐然，甚至令邻国君臣感到了威胁。“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如果有人重用我，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便能成效显著。孔子的自负看来并非自卖自夸。 从政几年，孔子让鲁国有了兴盛的迹象，作为邻国的齐国首先感到了不安，遂使用计谋造成孔子与执政者季桓子的不和。55岁那年，孔子带着一众弟子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鲁国，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的经历。 不平则鸣，不平则“曰”，孔子到处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如果有人用我，我将在东边建立一像周文王、周武王时那样的周国。他要去寻找梦想能够实现的地方。 孔子一生扮演着两种角色--求仕者与授业解惑者。但无论求仕还是授业解惑，都为了一个目标：传道与行道。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 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于是上天赋予了孔子宣扬正道的使命。 孔子第一站来到卫国。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 卫灵公关心的是行军打仗之事，孔子却回答，我只知道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孔子是反战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宜乎卫灵公对他的主张不感兴趣。 从卫国离开，孔子先后辗转于陈、曹、宋、郑、蔡、叶、楚等国。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叶公问政事，孔子说，要让近处的人高兴，让远处的人来归附。 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和他的弟子一路走来备尝艰辛，迭遇险情，但却始终对自己肩负的使命坚信不疑：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遭到了匡人的围困，因为他们把孔子误认为是曾经残害过匡人的鲁国人阳虎。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身处困境，孔子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的身上吗？如果上天要让这种文化灭绝，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如果上天不想让这种文化灭绝，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孔子离开曹国前往宋国，被宋司马桓魋所阻止。当时孔子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周礼，桓魋率领士兵推倒大树并威胁要杀死孔子。“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上天把仁德赋予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在学生保护下，孔子离开了宋国。 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七日，随行弟子饿得站都站不起来，一些弟子甚至对老师的学说产生了怀疑，但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尽管后来危机得以化解，但却给孔子及其学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4年的颠沛流离，14年的栖栖惶惶，历经“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的困苦，饱受风霜与冷落，孔子又回到了鲁国。在崇尚实力的年代，孔子竭力推行的仁政、德政的治国思想在诸侯王的眼里，至多不过是一件华丽的外衣，挡不住一乘战车，换不来一寸土地。 似乎是儒者的一种宿命，100多年后，距离孔子出生地不远的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又一位儒者踏进了与先驱者同一条命运之河：怀抱同样的政治理想，具有同样的道德勇气，同样的自负，最终也同样的落寞。他就是被后世称为“亚圣”的孟子。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着学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注：即游说）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游走于魏、齐、宋、鲁、滕、薛等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 老天如果想平治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呢？王如果用我，岂止齐国百姓得到安宁，天下百姓都会得到安宁。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 只要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天下，保天下，保自身的平安，上到天子，下到百姓，莫不如此。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 敬重自己的老人，并推及到敬重他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推及到爱护他人的孩子。（王只要这样做了，）治理天下就像在自己手心里运转一样容易。 …… 这些思想与孔子可谓一脉相承。但是，与孔子那时相比，天下变得更加动荡不安了。 历史进入了韩非所说“当今争于力”的时代，仁义道德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大道理离现实太远，不切实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告子下》） 当今为君主做事的人都说：我能够为君主开垦荒地，充实国库，为君主联合盟国，打仗必胜。这些当今所谓的良臣，正是古代所说的民贼。 显然，当今诸侯们最需要的是这样的“良臣”。 仿佛是为了印证孟子的说法。公元前361年，（那时孟子大约20岁左右）一位来自异国的年轻人（大约30岁上下）与一位同样年轻的君王在秦国宫廷里见面了。他们同样胸怀大志，同样雄心勃勃。他们就是来自卫国的商鞅和刚刚即位不久的秦孝公。刚刚从卫国脱离险境的商鞅来秦国一为逃难，二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四次与秦孝公会面，先是以帝王之道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听得很不耐烦，昏昏欲睡。第三次、第四次则以称霸之道相劝说，正中秦孝公下怀。“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劝说君王，他好像打算采纳了。我用富国强兵的治国方法劝说君王，他非常高兴。不过这样就很难与殷、周先王们的德行相媲美了。） 商鞅的四次游说秦孝公，带着精明的功利目的，他的所作所为，只有政治投机而没有道义原则，他要的是功名富贵，为此，是非善恶仁义道德通通都可以弃之如敝屣。这大概正是孟子所说的“民贼”一类的所谓“良臣”。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评论商鞅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他的一整套治国方案，就只有帝王的霸业而没有黎民苍生的福祉，老百姓只是国家这部强大机器上的一个个零部件，没有思想、没有尊严，没有财富，只剩下耕战。到了韩非那里，他的理论更是只为了帝王一人的权力和威严而设计。“法”“术”“势”，2000多年专制君主的护身法宝，也是专制制度的理论源头。 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相比，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更加惨烈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胜利者获得了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财富和人民，而失败者则难逃或“身弑国亡”，或“身危国削”的命运。（同上） “恶”的力量无情地冲决了旧有的堤岸，历史流入了新的河道。 晚年的孟子也只能像孔子一样，回到家乡，与学生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仁政、德政有时的确会显得迂腐，不合时宜，许多杰出的思想都曾遭遇过类似的命运，但那不是思想本身的错误，而是思想与时代的错位。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它常常是非理性的，它看似向前迈出的一步却有可能是真正意义的倒退。历史上常有这样一种现象，曾经一度大行其道的学说、思潮，在经历一段轰轰烈烈之后却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一些被冷落的学说却能在时空中恒久地发出宝石般的光芒，正如儒家的仁政与德政，历经几千年的风雨冲刷，依然闪耀着人性、人道主义光辉。 晚年的孔子，心境是孤凄的。他的政治理想终究化作了泡影，儿子孔鲤先他而去了，几个最亲近的弟子颜回、子路等也先他辞世。“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论语·先进》）当年跟随他在陈蔡遇困的弟子们都很少登门了。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