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孔繁维

我的父亲出生在1925年。 我的母亲出生在1928年 他们都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 他们于1950年结婚 婚宴在上海泰兴路上的丽都花园 鲜花后面的是我外公，身边的小孩子是我的舅舅们和阿姨们。 父母亲当时就住在巨鹿路上的同福里。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结婚的时候，他们一起去了杭州游玩。 父亲的英文名叫leslie，母亲的英文名叫lucy，这是我小时候，看他们二个人的戒子，戒子的里面刻着他们的英文名字。 1952年，我出生了。我出生时，我们已经搬到了重庆南路177号。 1954年我弟弟出生了。母亲以前是大小姐，不会做家务，要养我们还真不容易。 我和弟弟都是在思南路幼儿园上学。 那时候，父亲工资就有111元，五几年的时候，这个工资是非常高的。母亲在我们小时候时的工资好像是84元，后来这个水平一直延续70年代以后。 但是他们非常省吃俭用。 父亲上班在上海市电报局国际报房，地点在和平饭店一、二楼的夹层里。母亲上班在外滩23号的中国银行。他们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上班在家门口坐门口2路或是5路有轨电车，到东新桥下车，车费才3分钱，然后走到外滩去上班。有一次，售票员打洞打错了，我母亲下车时非要说我母亲坐过站了，要补票。我母亲说，我家门口就是复兴中路站，到东新桥正好3分，我到建国东路上车干什么？ 58年的时候，大跃进年代，大炼钢铁，父亲也下放劳动，炼了一大阵子钢铁，父亲经常下放，经常劳动，也练就了他坚毅的性格。 我上小学了，是在59年。那时我们家没有相机，因为那时国内还没有生产出相机，相机都是外国货。我们的照片的是裘家外公（裘天宝老板的儿子，外婆的姐夫）拍的。记得有一天下午，我还在上课，父亲把我接了出去，一家4口，裘家外公在复兴公园给我们拍了许多照片。 休息天，我们经常去外婆家，外婆家在静安寺，离家不算近。回来经常坐三轮车，我们弟兄俩就坐在父母身上，一家人一辆三轮车。 大了一些，就坐出租车。那时的出租车不是现在的概念，三轮的小乌龟车坐的有点挤，四轮的小臭虫比三轮的稍微大一点点。记得有一次，外婆家回来是下雨，我们四个人坐四轮小臭虫回家，按公里数算，到家8毛4分。记得很清楚。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和舅舅一家去浦东玩，路上有要饭的，父亲拿了一张3元的人民币给了他，这个景象记得很清楚，到现在也没有忘记。 父母给我买过一套小西装，还带个领结，非常神气，弟弟没有，可能是因为那时弟弟穿的太小。这套小西装我非常喜欢，平时不舍得穿，出客时穿。 我们经常4个人一起打桥牌，有时候我和父亲搭档，有时候和母亲搭档，所以，我们从小就会打桥牌，虽然水平不怎么样。 父亲年轻的时候就经常练毛笔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教我们练字，从磨墨开始，握笔，和字的结构，练的是柳公权的贴和沈尹默的贴。但是我很不争气，到现在的字也写的歪歪扭扭，像爬虫一般。 父亲以前也有一台打字机，是问外公借的，后来还了，自己在淮国旧买了一台，60年代初，父亲著了一本书，叫“业务公电”，天天晚上工作的很晚，我们先睡觉，他一个人开个台灯，哒哒哒哒（打字机的声音）的工作到深夜。后来，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去北京邮电部校对他的著作，待了几个月。 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生活比较有规律。 父亲、母亲早上很早就起来了，母亲去菜场买菜，父亲就在家烧早饭。先打开收音机，音量调的很小，听的是新闻节目，然后泡一杯茶，浓浓的茶。早饭的内容很丰富，有时候是泡饭，一小锅泡饭，当然还要准备酱菜。有时候是糯米粉赤豆饼，前一天烧的赤豆汤，加入糯米粉中，再加卸白糖，然后用油煎，非常好吃，有时候是牛奶面包加白脱油。
母亲菜买回来了，二个人再把菜准备好，复杂的先烧好，简单的叫我们中午自己烧一下，然后一起出门上班了。
烧菜基本上父亲的手艺不错，原因是我祖母的手艺不错。母亲以前家里都是佣人烧的，所以家务基本不会做，但是，母亲在家里一直在努力的做家务，虽然是“笨手笨脚”的。
好在家里是烧煤气的，所以，省去了生煤球炉的烦恼，以至于我们兄弟俩很小就自己烧饭了，当然不是炒菜，而是烧饭和汤。
我们小时候看病都是在上海邮电医院，因为这是父亲的劳保医院，医生都是熟人，看病不要钱，我们子女看病也只花很少的钱。
有一次，母亲买了阿胶，在狮子缸里用黄酒浸，然后放在锅子里蒸了若干小时，最后放入冰糖核桃桂圆蒸，放凉了，阿胶就结成冻。母亲给了我们尝了尝味道。

第二天，父母亲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走过吃一勺，走过吃一勺，又甜又香，一天下来，半缸没有了。

晚上，父母亲下班回来，看见我怎么流鼻血了。马上带我去邮电医院看急诊，被医生“骂”了一顿，说，怎么能给小孩吃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自己馋，怪不得父母亲。

1963年时，上海第二照相机厂(原上海照相机厂第二分厂)试制出了国产折叠相机中技术指标最高的“上海203”相机。 65年时候，我们家有照相机了，就是海鸥203,120胶卷的。父亲用家里的旧木板做了一台印相机，照片自己印了。后来，父亲在冠龙照相器材商店买了放大机，还买了一只50mm焦距的照相机镜头，装在放大机上，开始了自己的暗操作。暗室就在我们家的只有2平方的小间里。父亲把一块台面玻璃，8毫米厚的，洗干净了，作相片上光用。直到后来，才买了一个8吋的上光机。
在淮海电影院旁边有一家“达美”照相器材店，我们的药品和照相纸基本都在这里买的。
父亲自己先学会了，然后，教我们兄弟俩，所以，我们搞照片至今也有近60多个年头了，虽然至今没有作品，水平还不咋地，但是玩照片上也算是属于老卡勒了。
那时候拍了照片，洗胶卷，印照片，放大照片，都是自己搞。在70年代初期，父亲连彩色胶卷都是自己冲洗，彩色照片都是自己放大冲洗。
60年代中期，父亲买了一台收音机，7灯五键的，喇叭是8吋的，贝司很足，可以听听音乐。父亲很喜欢听音乐，受他的影响，我们对音乐很有感觉，起码乐阶很准，节拍很准，乐感很强，喜欢听轻音乐。后来有机会借到“天鹅湖”片段的黑胶唱片，78转的，听了一段时间，非常享受，以至于这些片段都能从头哼到底，还知道，哪个是王子的独舞（拿波里舞曲），哪个是黑天鹅的独舞，当然，四个小天鹅的独舞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突然有一天，马路上热闹了起来。我们趴在阳台上看，有许多穿着时髦衣服的都坐着三轮车回家了。后来听说，有“红卫兵”专门剪头发和剪小裤筒裤脚管。
有一天父亲回来说，单位里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现在看来都是笑话，父亲就是业务比较好，怎么就成了学术权威了呢？还是反动的！
父母亲的胆子都比较小，生怕红卫兵来抄家，把家里的一些外国书籍和一些名著都烧了，都是在白天，拿一只铝水桶，烧的黢黑，不敢在晚上烧，因为火光太亮，烧的时候，撕几页烧几页，一下烧多了生怕烟子太大，目标太大。这下损失了不少书籍。我们那时虽然小，但是也是“帮凶”，帮着销毁“封、资、修”的四旧东西。
母亲每星期都要去外婆家，有一次晚上，母亲带了一包东西回来。过了几天回来说，外婆家抄家了，是外公单位里的红卫兵。
又过了几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红卫兵，凶神恶煞的，我们怕的要命，在旁边响也不敢响。母亲从橱柜里拿出二包东西，交给他们。后来才知道，外公叫母亲藏了10个镯头，都是一两一个的，后来，外公不知怎么的坦白了。外公单位的红卫兵，来我家时，除了那10个镯头（手镯）以外，母亲把以前结婚时外公给的一个镯头也带走了。
虽然后来这些东西都还回来了，心里的阴影留下了，不敢再在家里放这些东西了，返还的一只镯头卖给旧货店了，后来家里的红木方桌，红木椅子都去了淮国旧，当然都是三钿不值两钿。
父亲被下放到在奉贤的五七干校去了，大冷的天，在户外搭草棚（住宿用），北风吹的手脚僵硬，皲裂，还要在竹竿上绑铁丝，非常艰苦。当然也睡不好吃不好。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也很辛苦。 后来，学校还没有复课，我们在家里闲逛。 父亲从干校回来后在钟表三厂劳动，学会了修钟表。修钟表，最基础的是洗表。我们兄弟俩当然还没有到这个境界，父亲就教我们洗家里的闹钟，那时几乎天天洗闹钟，家里的闹钟洗的干干净净，滴答滴答的声音非常有劲。 当然，这段时间，父亲教我们的拍照技术和暗房操作达到了顶峰，因为是大量的练习，胶卷买处理的，照相纸买处理的，洗胶卷和相片的药品花不了多少钱。这段时间，我们的暗房技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当然不是质量上的，而是数量上的。不过，用心起来，质量还是可以的。 母亲自己先学会了做衣服，然后教我们做衣服，当然，做上衣是要有一定基础和沉积的，所以，先教我们做裤子，做裤子先要裁裤子，我先改自己的一条旧裤子，拆了，重新改，裤脚改小，臀围改小，裆改小，改好了，可以穿，样子有点像阿飞裤。在这个基础上，买了新布，在母亲的教导下，剪裁了踏制，做成了一条像样的裤子。

我的这条裤子就是在母亲的教导下先改的那条，后来带到贵州穿的。 1969年，我插队落户去了。从户口迁出到行李托运，父母亲都是一脸的无奈，默默的帮我整理着行装。母亲陪嫁的漆皮箱和皮漆革，父亲去干校时买的海军呢大衣都装在了我的行李里。

3月21日，父母亲到彭浦站送我去贵州，父亲虽然脸上带着微笑，但是也掩盖不住他们心中的苦涩。

父母亲每个星期都会来一封信，非常不放心。几乎经常给我寄包裹，包裹的外皮都是家里旧衣服剪裁后缝起来的，不像现在有纸板箱，里面是几罐午餐肉，猪肉脯，等等零食，生怕我没有肉吃，营养不够。其实我当时也不懂什么营养不营养的，却是大大解馋的好东西。 因为68届和69届初中毕业的分配是一片红，第二年，弟弟也去插队了，本来热热闹闹的家庭，现在只剩老两口了，父母亲送走弟弟时，心里又增添了新的苦涩，脸上已经没了笑容。家里变得冷冷清清，也不知道父母亲是怎么度过这段时光的。 直到71年12月，我进了厂，他们才放下了心。 后来，邮电管理局成立了职工大学，父亲就调到了邮电职大当老师，教英语。母亲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调到了财经大学，教国际金融。 母亲在财经大学非常辛苦，那时国际金融没有课本，母亲主持编制了“国际结算”一书作为教科书，

母亲编制此书时非常辛苦，父亲也帮母亲编制此书，我没有在上海，也没有看到他们如何辛苦，只是后来听到父母亲偶尔提及。 母亲的学生非常多，有好些在各个银行当领导，母亲退休后，有好几个大银行都请母亲做顾问，直至母亲到79岁，才彻底告老还乡，在家休息了。
一直到我上了大学，父母亲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
我80年结婚了。061基地的3415厂有成套家居购买，大厨，五斗橱，床，夜呼箱二只，方桌，四把沙发椅。一共40只脚，大厨五斗橱都漆的精光瓦亮，价格在800元左右。父母亲出钱，老丈人通过关系买了回来。父母亲还在上海帮我们在淮海饭店（青年会）办了8桌酒席，那时候结婚一般不在饭店办酒席。 父母亲身边没有子女，根据政策，可以调回一个子女，弟弟就这样调回了上海，他和父母亲住在一块儿 。 虽然重庆南路177号房子地段好，质量好，但是面积只有20多平方（房间净面积，不计公共面积），而且厨房卫生间都是公用的，为了改善居住条件，1982年，父亲单位增配房子，搬到虹桥路1077弄去了，那里是二室户，虽然面积曾加不了多少，但是是独门独户，卫生厨房都是独用，这也是父母亲想了半辈子的愿望。那时候我还在贵州。 从此，父母就和弟弟住在一起，开始过起了厨卫独用的生活。 他们这段时间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 我女儿也难得回上海看看阿爹（爷爷）好婆（奶奶）。 父亲1985年退休了，就在家里做买汏烧。 母亲后来也退休了，不过她一直被几个大银行聘用到79岁。 1987年，我们回沪探亲后返黔，卧铺票非常难买，东托西托，结果买重了，因为是托人买的，退票也不方便，父亲说，那我去你们那儿看看吧。 就这样，父亲来到了贵州我们家，看看我们的情况。正值我们厂建造风华园的时候。 和父亲一起去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 陪伴父亲过了他62周岁的生日。奶油蛋糕特意从遵义买回来，没有蜡烛，因为买不到。 我的岳父母就住在我们楼下，每天岳母烧菜，岳父陪父亲喝酒。

父亲在贵州住了1个月，高高兴兴的回去了。

我们在1991年调到了上海的崇明。虽然进上海了，但是由于隔了一条江，交通也特别不方便，先要到吴淞码头坐船，到崇明的堡镇或南门，还要坐个把小时的公交才能到，所以，父母亲没有来过崇明。 直到我们在莘庄买了房子，父母亲才来我们家玩，这时他们已80了。 我们调回上海后，经常去看望他们。在最后的几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看望他们。 这是两位老人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大年夜。 父亲于2017年去世了，享年92周岁。 母亲于2019年去世，享年91周岁。 写此回忆，不仅是对父母亲的敬重，更是对他们的怀念。 虽然父母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