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碑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脞说

王建秋

明碑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脞说

王建秋

蒲岐古城蔚文门，俗称南门。现城下尚留有一碑“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系明朱谏撰文、侯廷训书丹者。数年前曾过拓一纸，然漫漶多多。起首数行，模糊几乎不可见，其中“侯廷训书”、“荡南”几字署款还隐约可辨。碑身下部有阙。据村民介绍，是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横卧蔚文门月城地上，成村民纳凉之榻，磨损严重。加之年岁久远，残泐亦是自然。

蒲岐古城蔚文门（南门）

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碑记

明开国初年，天下大定，在胜利之后军队如何安置便是个问题。功高的军官以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自不待论。那数量庞大的一般军官和兵士又将何去何从？故洪武元年，以太史令刘基奏立军卫法，取汉屯田制、唐府兵制、宋尺籍制之要首创军民分籍和卫所制度。分封每个军官为“世官”，级别高的为指挥使，管一个卫；其次有“千户”、“百户”，管千户所与百户所。千户有正有副，百户之下有试百户；最小的是镇抚，管一个总旗或小旗。而兵士则每人赏官田五十亩，给耕牛、农具，教树植。条件是当兵到老（六十岁），老死后由儿孙一代代继承下去，每代只须长子一人服役，次子以下为“余丁”，用以补缺。这所赏五十亩官田每亩须纳粮二斗四升，集中储藏，以作军粮军饷。而一般老百姓世代均免除兵役，除非自己志愿投军。自此，卫所里的军官与兵士，便在指定的地区定居下来。

蒲岐古城保泰门（东门）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开国规模》：

（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定卫、所官军及将帅将兵之法。自京师及郡县皆立卫、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领钤束，通以指挥使等官领之。大小相连，以成队伍。有事征伐，则诏总兵官佩将印领之。既旋，则上所佩将印于朝，官军各回本卫，大将军身还第。权皆出于朝廷，不敢有专擅。自是征伐，率以为常。

官兵自是有诏征伐，无事屯田，故朱元璋自诩：“朕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钱。”至洪武十三年，全国有卫共四百九十三个，独立的千户所有三百五十九个。

温州沿海，南起金乡，北到蒲岐，延亘三百馀里，海疆辽阔。在温州建立卫所，主要在军事上有助于巩固海防和抗倭。明洪武元年，置温州卫。八年，温州卫之外，又设磐石、金乡二卫。其时蒲岐仅派驻巡检司。十七年，信国公汤和视察沿海卫所，筑卫所城寨，加强防务。至洪武二十年二月，蒲岐始置守御千户所，隶属磐石卫。

蒲岐古城定安门（西门）

蒲岐千户所，据《弘治温州府志》载，历任有正千户三员，副千户四员，百户六员，镇抚一员。又旗军九百零四名屯守蒲岐。随着卫所城垣的建成，大量外地军人和家属的迁入和定居，也逐渐改变了蒲岐原住民的结构以及语言、风俗等。有明一朝，蒲岐历任的千户就达五十九名之多。崔、何、魏、芮、张、胡、周、谢、殷、陈等外姓的迁入，使蒲岐成为了百家姓所城。但随着军民长期杂处，彼此体制不同，也出现过官兵横暴、侵凌民户等许多社会问题，因与本文无涉，此处不赘。

乐清沿海，时有倭患，而蒲岐首当其冲。明永乐嘉靖间，蒲岐抗倭较惨烈的就有三次：永乐八年十月初五，千户崔兴，百户霍祥祯、戚朝康战死。十日后，倭再犯，千户杨文战死；嘉靖三十三年，千户崔海战死；嘉靖三十七年，千户秦煌、魏履谦及百户季璋战死。海氛不靖，故所里士兵须教场演习，时刻备战。

蒲岐古城镇武门（北门）

蒲岐古城镇武门（北门）

蒲岐原有教场二处：一在南门外，一在下堡（又称小教场）。以南门外教场最大，上文碑记所指教场便是此处。初建于洪武年间，因“其旧规稍隘，部伍驰骤，气不甚张”，至正德元年，磐石卫总督备倭都指挥白弘檄委蒲岐千户何彪，当即扩充田地六亩二分，以“补南北之不足”。又嘉靖五年，磐石把总白文，即前都指挥白弘的儿子，看教场仍旧逼仄，特别是东西向的长度较南北狭窄，想“贸地以广之”。此时已退休的千户何彪捐出了自己田产一亩，填并了边上的小河，方得以“南北之长与东西之广相称，纵横一望，可立万人”。同时又重新修葺演武厅，以肃威严。由是“地势宽而军容壮，兵气扬而人心固，以此而论，防御宜克有济也。”果然第二年，大败自福建、广东流窜来的海盗，于是军容大振，民得以苏息。故倩荡南先生作记勒石，示诸后人。

瑶川朱谏进士坊

朱谏（1462—1541），字君佐，号荡南，瑶岙人。他为蒲岐所作的文章除这篇《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外，现在还能看到的还有一篇《重修蒲岐海塘记》。蒲岐海塘，俗称高塘头。据《蒲岐所志》载，其从十四都下堡至十五都二里，凡七百八十二丈。有文字记最早筑塘在洪武三十一年，邑人朱宗益奏，差官下其事于有司，筑塘约千丈。宣德间，郡守何文渊修之。天顺间，宪副朱杞，修塘以军三民七计工，定为永规。成化间又重修。至弘治十一年秋，雨溢，潮水暴涨，塘有圮。是年冬，推官何重器来蒲岐，见“潮水浸淫，郊外鞠为淖涂”，担心“来岁民弗有秋”，上报太守，责成县主簿李瑜，千户何彪、魏成重修海塘。朱谏所作的《重修海塘记》记的就是这一次的修塘，但文章后面没署写作时间。考朱谏三十五岁中进士，授歙县知事，在任第五个年头，他的父亲质庵先生去世，按规定要丁外艰回乡守制，那一年是弘治十四年。估计朱谏作记便在是弘治十四年至十六年这三年丁忧期间。

朱谏丁忧服除，于弘治十八年任丰城知县，考绩称最，迁知武定州，又迁南京兵部员外郎、郎中。正德八年，授赣州知府，镇抚得宜，旋移知吉安府。在武定州任上，朱谏得罪刘瑾党羽，刘瑾欲陷以奇祸，朱谏泰然自若，及刘瑾正法，躲过一劫。而吉安一地，恰临近久蓄异志的宁王朱宸濠的藩地南昌。朱谏料此人必反，一到吉安，便针对朱宸濠的种种不轨，“储饷募兵，浚湟修垣”，以防不测。后宸濠反，朝廷命王阳明挂帅平叛，其所选的大本营即是城池坚固、粮草丰足、军士训练有素的吉安府。平叛后，王阳明“移书归功”朱谏，朱谏辞谢曰“宗室负恩，古今大恶，不幸而我虑中。朝廷方流涕行诛，敢以为功乎？”（王健《荡南朱先生行状》）

然而朝廷吏治的峻刻，加之仕途的险恶，使朱谏早早萌生退隐的念头。王健说他在吉安任上，便“日忆家山之胜，辄自念曰：‘仕至二千石，于书生份侈矣。顾终日役役何为哉！’”果然，于正德十年丁母忧回乡，自此再也没有重返仕途。“服除，自以仕途寡谐，即决志谢事，结庐雁山。”是年，朱谏五十四岁。

在接下来的十来年里，朱谏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雁荡山。他和他的儿子朱守宣利用大龙湫附近的天柱寺废址，改建成雁山书院，以授徒、讲学、著述为乐。朱谏自号荡南，即本于此，曾作诗“老病谁从隐处栖？雁山南面是瑶溪”（《送客》）。在京城为官（后任内阁首辅）的友人夏言，羡慕朱谏结庐雁山，临眺广宇，徘徊茂林，翛然有尘外怀，遂寄诗与他：“闻君书院雁山中，知在西岩第几峰？何日青鞋访灵谷，白云端拜荡南翁”。在朱谏悠遊山林的这段时间里，侯廷训却因议大礼恼怒世宗，下诏狱拷讯。其十三岁的儿子侯一元伏阙诉冤，父子二人命几为殆。无法想像，假如朱谏依然留恋仕途，正常地七十岁致仕，当他碰上那个大礼议之争，朱谏又将会扮演何种角色？

雁山书院

直到朱谏六十六岁那一年，朱守宣觉得父亲年纪大了，自己又不可能老守在边上照顾他，于是在瑶岙老宅边又建书斋，接父亲回家。朱谏性情豪爽，在回乡的几年里，也时有外出走动，“虽跻耄耋，而耳目聪明，兴复不忘，瓯之田夫村妪，无不知有荡南翁者。”尤其与时任蒲岐千总魏奎，交情很深，他们时常泛舟宴遊，诗酒唱和。现存的《荡南集》里，朱谏写与这位魏千总的诗就有七题八首之多。如《蒲岐魏千兵约遊海中大乌屿时宿普照庵中》《蒲岐魏千兵以诗约予楼船泛海观鱼次韵》等，其中一首七绝，题目竟长达九十二字，像篇诗序，一开始便点明“蒲岐魏千兵，名奎，字孔昭。”魏奎在嘉靖八年前任蒲岐千总，上文提及嘉靖三十七年抗倭战死的蒲岐千户魏履谦即是他的儿子。可以肯定，朱谏的这篇《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便是应魏奎之邀而作的。嘉靖二十年，朱谏卒，时年八十。

《瑶川朱氏宗谱》所录王叔杲《朱荡南先生传》局部

为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篆额、书丹的是侯廷训，他的书法不多见，是碑同时呈现他的两种书体，委实可贵。碑额“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十字篆书，雍容方正，自成规范。碑文作楷书，凡二十一行，行三十八字。结字劲瘦，清健有力，有唐人法，隽秀而不失庙堂气。碑文连篆额通高一米八十九，宽一米余，通篇一气呵成，神完气足。

“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篆额

“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拓本局部

侯廷训比朱谏小二十二岁，要说，他们还是有一点点亲戚关系的，论辈分，朱谏还得叫侯廷训一声舅舅。朱谏母亲侯氏，侯宅人，她的父亲侯钝和侯廷训父亲侯敬是族中同辈兄弟。检《缑山侯氏宗谱》，他们共同的祖先要上溯到侯唯贯那，只是中间已隔了十二世。

缑山

侯廷训（1484—1546），字孟学，世居蒲岐缑山。山有顿旗、天马、莲花三峰，连绵起伏如笔架，因自号笔山。正德十一年中举人，正德十五年参加进士考试，会试中式。明科举制度，举人考进士要先通过礼部会试，然后参加皇帝主持的廷试，合格方为进士。但这一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南巡”离京已经半年多，一路遊荡荒淫，后在南京玄武湖荡舟，舟覆人溺，被水呛得半死不活，在南京抢救治疗，所以会试后没有举行廷试。年底，朱厚照回京，第二年三月就死了。他没有儿子，遗诏堂弟朱厚熜入京嗣位，这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

朱厚熜是朱厚照父亲弘治皇帝的异母兄弟兴献王的儿子，他正德十六年四月即位，就命礼部商定祭奉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遭到首辅杨廷和等人的反对，于是揭开了“大礼议”序幕。五月十五日，新皇帝主持殿试，侯廷训赐进士出身，除南京礼部主事。而北京这边的大礼议之争越演越烈以至酿成一场严肃尖锐的政治斗争。杨廷和等主张应以汉哀帝、宋英宗为先例，以兴献王为皇叔，弘治帝为皇考，这对嘉靖帝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与侯廷训同时考中进士的温州人张璁，根据自己对儒家礼制学说的把握和理解，通过同乡礼部侍郎王瓒上书嘉靖帝，提出嘉靖皇帝是“入继大统，非为人后”的看法，就是说嘉靖皇帝是入京继承帝位（继统）而不是给人当儿子（继嗣），与汉哀帝、宋英宗是先给皇帝当儿子而后继承帝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嘉靖帝见此奏章大喜说：“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当时杨一清、王阳明等人也都支持张璁的说法。而在六月嘉靖帝下诏大臣议礼时，在南京的侯廷训，以礼部属官本份，上书《明典礼疏》，“即援濮议，劝上毋以宗亲贰大统”，认为嘉靖皇帝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弘治帝为皇考，完全支持杨廷和他们的说法。现据《缑山侯氏宗谱》，节录《明典礼疏》一段文字如下： 

臣谨按：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所尊本祖，而重正统公义也。夫谓之公，则不可以私胜；谓之义，则不可以恩掩。舜之受禅，惟闻宗尧，不闻帝瞽瞍，而天下万世称舜之大孝者，至于今不衰。固于其公而不于其私也。下至汉宣帝，终不追尊史皇孙；光武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宣帝、光武岂诚忘其父哉？顾以特重大宗，畏于公义，则不敢焉！孔子谓事之以礼是也。衰乱之世，情欲胜而义理不明，遂有共皇立庙京师之举，有濮安懿皇称亲之失。当其时，师丹、程颐各有至当之议，惜皆不用，以贻无穷之讥。此其旧典甚明，可为永鉴矣！

《缑山侯氏宗谱》所录侯廷训《明典礼疏》局部

九月，嘉靖帝生母蒋氏来京，听说还未确定尊兴献王为帝、自己为帝后，便留在通州不肯入京。因据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她这个母亲见自己这个亲生儿子是要以命妇行跪拜礼的！此时嘉靖帝委婉要求廷臣能折中成全他的孝情，可遭到杨廷和他们的拒绝。十五岁的小皇帝痛哭流涕，表示要辞皇位奉母返回安陆州。于是礼部尚书毛澄商得杨廷和同意，上疏请以皇太后懿旨，尊兴献王为“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嘉靖帝觉得“兴献帝”“兴献后”尚缺少了一个“皇”字，多少有点遗憾，但也姑且答应。于是十月，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

两年后，张璁与桂萼旧事重提。嘉靖帝于是在嘉靖三年正月召集群臣重议大礼。已经当了三年皇帝的朱厚熜，个性渐见刚决，在讨论大礼问题上也逐渐占了上风。杨廷和看情况不对，上疏致仕。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载，此时侯廷训刚好“据宗法为《大礼辩》，遍示群臣”，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以这个为事由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一人集体谏诤，反对嘉靖皇帝。嘉靖帝自是不听，当时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至七月，嘉靖帝进一步提出要尊生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准备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宙、社稷，群臣哗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非常感愤地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当时正逢早朝结束，于是自阁臣以下在京大小官员二百二十来人跪哭左顺门，声震阙廷，声势浩大的跪谏一直持续到中午。嘉靖帝大震怒，将其中一百三十四人投入诏狱，其他人待罪。第三天又馀怒未消，下命四品以上俱夺俸，五品以下一百八十多人当廷杖责，结果十七人被当场打死，杨慎等戍边，阁臣与各部长官先后被罢免。而后，嘉靖帝给本生父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神主奉安于奉先殿东室观德殿，生母称“圣母章圣皇太后”，改称弘治帝为“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嘉靖帝以至高无上的皇权酿成“大礼未定，大狱先行”的惨剧，使这场纠缠了整整三年的大礼之争终于划上句号，但自此也开启了此后二十多年的廷臣派系斗争的序幕。

《缑山侯氏宗谱》所录人物备考

此时在南京的侯廷训，作为第一次群臣聚诤的“煽动者”，自然是要被绑押京师，下狱杖讯。而就在这年上半年，侯廷训妻陈氏病逝，真是祸不单行。其时只有十三岁的儿子侯一元“茕茕在疚，独数千里随难”。一到京师，便周旋诏狱，守阙上书，为父亲申冤，大抵是说其父有作《大礼辩》一事，但一直封存未发，更无煽动群臣的道理，整个事情均是受人谗陷之故。《大礼辩》一文今不得见。《缑山侯氏宗谱》记侯一元当年有《阍讼父冤疏》，文缺，温州文献丛刊《侯一元集》亦无录此文。现抄录侯一元《先佥事公暨先宜人行略》一段文字以见其事情颠末：

又明年甲申（嘉靖三年），礼议益急，举朝汹汹。先君乃复理前语，益考据大宗、小宗，条之为《大礼辩》。或曰：“时异矣，《辩》入必祸。”先君曰：“礼，吾职也。即祸，安逃之？”乃先露章堂官，函封欲发。会本生诏至，先君于是言曰：“吾议礼，今礼已定，而吾上疏，是自为名，不可。”乃遂止。久之，调南选部。将考绩，执政有以《大礼辩》言上者，上怒，逮系先君。三校突至，立梏拲牵持，不听辞诀家人。家人环泣，先君颜色不变，谕止之曰：“吾自意有此久矣。然上仁明，无虑也。”既至京，下狱杖讯。更冬，孤一元上书，具言已事所以先发后不果状，辞有左验，然竟考立之。有旨：“侯某执泥狂率，夺阶三级。”于是先君左迁泗州判官。

根据侯一元的说法，其父亲重新整理之前的《明典礼疏》，并增益大宗、小宗考据，作成《大礼辩》一文。当时就有朋友告诫他：情况与三年前不一样了，现在上这个奏章，是要罹祸的。侯廷训说：议礼，是我的职责，如以此招祸，我也不逃避。他虽然不听友人劝告，但还是封函未发，只是给本部堂官说了有这么一会事。后来大礼已定，侯廷训也觉得没有呈上去的必要。这个和《明史纪事本末》“适主事侯廷训据宗法为《大礼辩》，遍示群臣”的说法大相径庭。而后官员考绩时，执政把这个事向皇帝告发，皇帝怒，于是被牵持入狱。因侯一元的周旋，加之确实没有私刊《大礼辩》潜寄京师，证据亦确凿，遂得以出狱。但皇帝恶其“执泥狂率”，降官阶三级，由南京礼部主事贬降泗州判官。

《明史》卷七十九有侯廷训一段文字，附在《薛蕙传》后：

侯廷训，乐清人。与张璁同郡，同举进士，而持论不合。初释褐，即上疏请考孝宗，且言不当私藩邸旧臣，语最切直。除南京礼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礼定，廷训心非之。私刊所著议礼书，潜寄京师，下诏狱拷讯。子一元，年十三，伏阙讼冤，得释。

所谓“私刊所著议礼书，潜寄京师”这条材料应本之于谷应泰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之争，对侯廷训的仕途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泗州判官后，又降为曲州县丞，一贬再贬。后迁福建按察司佥事、漳南兵备道。嘉靖二十二年，以疑狱与御史争论，被黜为民，罢官归里，困顿潦倒、郁郁以终。而与侯廷训同乡又是同年最后成了政敌的张璁，大礼议后平步青云，几年之间位居首辅。一个人的命运与其性格，确是息息相关！

侯廷训在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里所署的官阶是“直隶泗州判官”，自嘉靖三年冬被贬，至嘉靖八年再谪官曲周县丞，四、五年来一直在泗州判官任上。嘉靖六年，估计陪儿子侯一元回乐清应童试，朱谏的这篇《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方由侯廷训书丹上石。

父亲出狱后的第三年，侯一元自泗州回乐清习举子业，二十岁中举，嘉靖十七年进士及第，初授南京刑部主事、郎中，嘉靖四十三年由河南右布政使转江西左布政使，以隆庆元年任满入觐归任，上疏要求致仕，当政准其回乡听调，时五十六岁。寓居郡城温州松台山下，创环璧书院。侯一元文名颇高，文坛巨子王世贞亦尊其为“前辈长者”。他与父亲侯廷训态度不一样，非常景仰张璁，称其“特达磊落人”，甚至与张璁儿子张逊业结成儿女亲家（张逊业之女嫁侯一元第四子侯任邦）。虽然张璁的际遇具有特殊性，但当年大礼议时人微言轻，他不知道年轻的皇帝在廷臣的极力反对下能坚持多久，也不知道自己同这场辩论究竟有多少利害关系，只是以礼制学说提出自己的意见，应该没有谄媚皇帝的意思。他帮助皇帝推进礼制改革，也实现了传统读书人最大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其实大礼议之争，不仅是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更是被奉为正统的程朱道学与异军突起的陆王心学之间的交锋。大礼议后嘉靖帝对张璁倚重有加，那是后话。

张璁绣像

宋明以来，一些历史大事件中经常有我们温州人乃至乐清人的参与，这亦是偏处海隅的温州文明教化的结果。而明代乐清瑶川朱氏、缑山侯氏两大望族，学人辈出。万历时陆釴选辑的明诗总集《盛明百家诗》里，荣膺这一荣誉的乐清诗人只有朱谏和侯一元两人。又缑山侯氏一门四进士最为人津津乐道。重修蒲岐千户所教场记碑刻合朱、侯二族先正词翰，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