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缅怀父亲赵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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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父亲赵振民诞辰100周年（1922.11.10-2022.11.10）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7周年（1945.9.3-2022.9.3）纪念北平和平解放74周年（1949.1.31-2023.1.31） 青年时期赵振民-北京 父亲赵振民，原名杨洪祥。因建国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需要，曾用过杨祯祥、张仁棋、赵振民等多个化名。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沿用赵振民化名。 家乡 1922年11月10日，父亲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白洋淀畔、潴龙河旁的旧城镇石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 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旧城镇石家庄村 高阳为古城，历来重视教育，尤其近代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为发起地之一。父亲出生在重学风的河畔之地，童年间可上学读书，可下河水摸鱼。1930--1934年，在石家庄村上初小；1935-1936年，在高阳县立旧城镇第二高级小学毕业；1937年初，到保定市南大街合计颜料庄当学徒，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后，父亲返回家乡务农，平静的生活被侵略者打破了。 参加八路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高阳老家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时期著名的革命根据地。父亲怀着满腔的抗日热情，在爷爷（杨松坡）、奶奶（王敏）支持下，刚满16岁于1939年1月2日参加了八路军，任冀中军区电讯中队通讯员。在冀中军区电讯队学习、培训后，任冀中军区电讯中队报务员，奠定了为国家通讯事业光荣服务一生的基础。 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父亲参军5个月后，在河北省饶阳县由赵纪峰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冀察晋中央局指定的入党誓词为：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父亲用一生践行了他对党的誓言。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便是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的缩影。 抗战时期，由中央组织部规定，冀察晋中央局指定的入党誓词。 参加“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 日至 1941年1月24日，抗日战争时期的百团大战，为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的战役。由于参战兵力达105个团，故军史上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一开始，父亲在1940年8月便跟随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参加了这次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 1941年7月父亲调往冀中军区第七分区任报务主任。 百团大战 参加“反扫荡”1942年5月1日开始，日本派遣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集结5万多日军，附以飞机、大炮和坦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拉网式大“扫荡”。此次日军的残酷扫荡，使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为了保卫冀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同年7月中旬，父亲所在的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部队，反“扫荡”开始仅一个月，就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歼敌4000多人，其中5月27日一天就大战5次，毙敌500多人。在反扫荡突围战斗中，七分区电台先后两次与司令部打散，通过父亲和战友们的英勇作战和与日寇的机智周旋，实现了与司令部的两次汇合，确保了七分区司令部与上级军区、分区下属各团、各作战部队的通信畅通，为反扫荡胜利提供了保障。 父亲在“五一反扫荡”中的突出表现，受到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部的嘉奖，被授予“模范干部”称号，在党内被授予“模范党员”称号，七分区司令部电台被授予“艰苦卓越”锦旗一面。 进行中的冀中军区八路军 与日寇作战的冀中军区八路军 与日寇作战的八路军电台 调入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城工部的全称为中央局城市工作部，主要任务是领导敌占区的统战工作。抗战初期，华北平津等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奉命撤退，转入华北敌后，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42年抗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及时指示要注意开展敌占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准备力量，配合将来的战略反攻。中央晋察冀分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后改为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刘仁同志任部长（北平解放后，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那时开展城市地下工作，几乎从零开始，刘仁部长从根据地陆续挑选了一批党员干部，派回城市。1943年3月父亲被选调到城工部工作，并参加了短期城市工作训练班学习。在前往敌占区工作之前，“他（指刘仁同志）找我谈了到敌占区工作的事情，并问我怕杀头不怕，当时我想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答应了这件工作，以后在几年的工作中，这段谈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引自《赵振民回忆录》） 建立天津秘密地下电台 1943年7月由城工部派遣，父亲化装迁潜入敌占区天津市，在地下党员沈尔林同志（时任天津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家中建立了党的密秘地下电台。 赵振民1943年-天津 当时地下电台的工作是每天抄收新华社的明码电讯，为敌占区抗战民众提供我党的各种信息，熟悉、适应敌战区生活，摸清地下工作的规律，进行“练兵”，为进一步深入敌占区工作奠定基础。最初在天津作地下工作时，父亲经济上很困难，没有钱买通信设备，个人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工作很难开展。于是父亲经常变换工作和环境，以取得合法的身份，利于隐蔽工作，1943年8月至1945年5月，父亲先后在资本家公馆、日本特务机关公馆当工友，在信昌车行仓库、制城化学工厂当工人，在大来证券行当职员等，保证了抗日战争时期城工部天津地下电台的正常运行。 调回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占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决定在国民党政府北方重镇北平秘密建立地下电台，以便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通讯联络。1945年9月父亲从天津调回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在北平北郊北安河城工部驻地任报务员，同年12月随城工部搬到张家口。1946年1月至7月组织上派父亲到晋察冀军区三处工程系学习无线电技术（包括组装发报机、收报机技术等）。 建立北平秘密地下电台 初到北平1946年7月，奉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之命，父亲潜入北平与李雪同志共同筹建党的北平秘密地下电台，并担任地下电台报务员。到北平后，为了隐蔽身份和生活，父亲的公开职业是国民党联勤总部所属的第八汽车修理厂（先农坛汽修厂）电工车间电工。 赵振民在先农坛汽修厂（前排左1） 未建立地下电台前，父亲利用收音机改制了一台收报机，接受解放区城工部报务员艾山同志发来的信息，双方每天保持联系，为正式通报做准备。同年10月，城工部从张家口撤退，在炮火连天的行军路上，艾山也没有中断和父亲的电讯联系。 红色地下据点新街口南大街257号北平新街口南大街257号龙云电料行是个多年的老字号，1947年春，地下党出资买下了这个店铺。从此老字号换了新主人。北平学委秘书长崔月犁同志（建国后任卫生部部长）介绍一个掩护人刘志义先生，受党的委托，担任了该店的经理，李雪同志任财东，地下党员张彬同志任会计，父亲负责业务，还聘请了几位可靠的电工师傅，在临街的柜台上，经营电料，承揽电器工程和无线电修理业务。后来又扩大了经营范围，经营进口摩托车和自行车，买卖还算兴隆。在电料行后院，主要是为地下电台服务。借用这个老字号和刘志义的社会关系，父亲和李雪同志通过黑市购买通信器材，组装了四部电报发射机和配套电源设备，用短波收音机改装两台收报机，刘志义通过关系用二两黄金在北平、天津又购买了两部收报机，这样收报机、发报机都齐备了。其中三套留在北平用，一套供天津地下电台使用。此外，为我军输送了一批通信器材。另外还购买了距云龙电料行5华里左右的西单商场九九照相馆（北平市第99个照相馆，故取名九九照相馆）。年老的共产党员吴德宽，白天在西单商场北门摆烟摊，借买烟找钱和卖烟的机会暗地里中转收来的电报和发出的电报，到夜晚在照相馆住宿看房子。 新街口南大街 建立地下电台第一台新街口古廟 经过近一年多的紧张筹备。于1947年2月，在北平正式建立了地下电台，最初是利用刘志义居住的新街口古廟（尼姑庵）作为掩护，与解放区电台试验通报。报务员赵振民台（地下电台第一台）是城工部最早在北平建立的地下电台。 1947年赵振民在新街口草厂大坑古廟内 革命堡垒户北平旧鼓楼大街118号1947年春天，北平旧鼓楼大街118号（老牌号）前院，搬来了一家新住户。八路军烈士余琦的母亲余谷似是户主，小孙子余翔是小学的学生，父亲（化名杨祯祥）以表侄的关系从北平东城北小街迁来同住，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组成了一个革命小家庭（地下电台第一台）。118号后院住着房东，一个韩姓前国民党外交部官员的遗孀和上中学的二子一女。前院是五间联排客房，比较安静，其中西边的两间房很讲究，很符合指定的方向而且又隔音，又是官宦人家的房子，便于隐蔽。租时还和房东说老太太爱听收音机为借口，安装了南北很长的天线。 1947年4月，地下电台第一台正式开始与位于解放区的华北局城工部电台相互收发电报。从此，红色电波不断在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北平城上空穿过，把一个又一个重要情报传给解放区。 北京旧鼓楼大街118号 北京旧鼓楼大街118号新址 1947年8月，余谷似奶奶和父亲（杨祯祥）以表姨侄的名义上了户口。对外就说余谷似早年丧夫，儿女都在台湾，每月从台湾寄钱来供余谷似生活；余谷似的表侄杨祯祥是一个乡村的富户，因怕服兵役才来北平，余谷似的儿女都不在身边，为了照顾余谷似和表姨住在一起。 一家三口人，彼此体贴和睦相处，靠余奶奶变卖一些旧物、古董来维持日常生活。父亲白天到龙云电料行上班，夜晚回家收发电报。余奶奶平日里洗衣服做饭搞家务，收发电报的时候负责观风放哨，必要时还和孙子余翔一起递送情报。因为父亲白天上班，晚上发报，患上了职业病，身体不好，余奶奶在条件许可下，经常做些可口的饭食，给父亲补养身体。一家人给外人的印象是这家人过得很好，没有引起保甲邻里的任何怀疑。其实保长就住在隔壁，和房东是熟人，只在刚搬来时来过一次，没有惹什么麻烦。父亲晚上经常在余奶奶脚下睡觉，以防晚上有查户口的，好蒙混过关。余奶奶有一次着凉，咳嗽不止，夜睡不安。父亲从同志那里借到了一付健脑器，听说带上能好些，果然，没过几天余奶奶的病情大有好转。父亲又想办法托人给订了半个月的牛奶，经过这一番的补养，余奶奶身体逐渐康复了。地下工作既惊险又特别重要，随时有被捕的可能。父亲曾问过余奶奶一句话：您掩护电台工作不怕死吗？余奶奶坚定地说：“你们年轻人为革命出生入死，难道我这老婆子还有什么可怕的”。地下电台第一台即是一家人，又是一个战斗集体。 社会部地下电台被破坏1947年9月，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所属的北平地下电台（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被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军统特务组织破坏，随后，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是我党情报战线遭受的一次大劫难，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国民党称为“北平谍案”又称“北平共谍案”，保密局头子郑介民和毛人凤，狂妄地称其“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这次灾难导致50-60名地下情报人员被捕（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100多名牵连被捕。有人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更有人慨然赴死从容就义。 任务和责任更加重大 社会部北平地下电台遭破坏后，国民党当局仍继续利用各种侦测设备，到处搜寻我党其他地下电台的踪迹。城工部北平地下第一电台任务和责任更加重大，在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搏斗和惊险的较量，经过勇敢、机智的斗争，安然地避过了一次次搜捕，顺利完成了一次次重要的任务。 父亲在回忆中写到：“在北平工作期间，环境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敌人加紧了抓丁和搜查，东北解放后上级指示要加紧工作，增加联络次数，保证通讯不受中断，做不到这一点，过去的工作就等于白做。在上级的领导下，克服了很多困难，与掩护我的余伯母一起，想办法逃避了敌人抓丁，应付了敌人的搜查，保证了北平解放前的通讯联络，在北平工作期间又一次磨练了自己的革命意志。” 余谷似奶奶在回忆中写到：“杨祯祥早在1938年12月（阴历）就参加了革命，开始时作通讯员，后来考入报务班，学习一段时间后便一直在队伍中作通讯工作，听说他所在的通讯队是得过红旗的。一九四六年他被调到张家口学习过拆收报机和发报机。我们地下电台用的一直是他自己制的收发报机。”。“杨祯祥他一定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好同志，一定是个好人，我能和一个好同志住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是多么幸运啊。”。 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党组织对地下电台工作的要求、原则和方法都有明确的指示，一旦发生意外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确保党的情报系统与人员安全，也避免家人受牵连。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所在冀中军区离家比较近，有时还有机会回家看望家人，或给家人报平安。调入城工部后，严格遵守隐蔽战线的工作纪律，与家人断绝了一切联系，并多次改名换姓，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但爷爷及其家人一直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焦虑万分，特别是奶奶常常以泪洗面，思念父亲，为父亲的安危担心。爷爷有一次听乡亲说曾在北平见到过父亲，立即前往北平寻找父亲，说来也巧就在北平旧前门火车站附近偶然遇上父亲，两人没说一句话，双目对视，插肩而过。后来在北平的三姑奶奶闻知此事，就秘密通过关系，让爷爷、父亲在其家中见了一面。父亲仅报了个平安，告诉爷爷在一个电料行工作，爷爷并不知道父亲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这也是几年来与家人唯一的一次相聚。余谷似奶奶也与冀南军区的儿子、太行军区的女儿、女婿断绝了一切来往，以保证地下电台第一台安全。 迁居帽儿胡同2号 1948年初，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内战随之全面爆发，国共两党谈判破裂。敌人更加疯狂地对我党地下电台进行侦破工作。北平城内对称的四个方位布置了四个固定的电讯侦察台，日夜不停地进行侦察，大街上有十辆吉普进行流动侦查察。上级领导机关来电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保证电台的安全，使电台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1948年的辞旧迎新的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为了渲染世家的陈年旧习，厅房内红烛高照，酒果盈案，蒸糕做菜，全家忙的不可开交，给邻居一个这家真富裕的感受。等年关一过，地下党组织上就提出再买房或租房搬家，因为在一个地方住的太久容易暴露。地安门帽儿胡同2号（老牌号）是房东的一个后院，前面隔断，后面一排五间带廊北房，近邻是国民党的被服厂。父亲看房后，十分满意，使用了一条多金子买定。按组织安排，1948年春地下电台第一台又有了新居。由于电台的工作不能停，迁居的那天清晨，父亲还在台上，谁知工作还没有结束，外面嘭嘭嘭地叫门，原来是搬家的人赶早提前来了。这时，屋内还在嗒嗒嗒地收报，不可能骤然停止，这可把余奶奶和余翔急坏了。余奶奶赶紧去支应来的人，告诉他们还没起床，余翔便故意敲打墙上的钉子，以扰乱外面的听觉。就这样紧张地闹幐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父亲安全的下了台，收起了机器，才敢开门，虽是一场虚惊，大家都为此捏了一把汗。 帽儿胡同2号独立小院非常有利于电台的工作。在房檐的横梁上面安装了隐避天线，收发报机，整流设备都砌在墙壁里，外面用活动的挂衣板伪装起来，不知底细的人很难发现里面的秘密。经过多次改进，开机和关机隐避的时间只需要几秒钟，军警特务每次来查户口都能作到应付自如，不留任何痕迹。 帽儿胡同2号旧址 帽儿胡同2号旧址 帽儿胡同2号新址 帽儿胡同2号 地下电台第二台、第三台 1948年4月以后城工部又陆续在东城洋溢胡36号,建立了报务员艾山台（地下电台第二台）和宣武门外西草场12条建立了报务员王超向台（地下电台第三台），先后在北平共建立了三处地下秘密电台。后来由于工作需要，1948年10月王超向台撤销，并入艾山台。 一两黄金”1948年国民党在北平加紧征兵，我的年龄正是征兵的对象。保甲不断来催促让我去服兵役。这可把余伯母急坏了，地下电台报务员被征走了怎么办？于是到处打听逃避兵役的办法。经人介绍，总算找到了卖兵证书的黑市。国民党北平联勤总部有位少校人事科长，专作现役军人证明书的买卖，价格是一张证明一两黄金。在成交之前，派了一位穿着阔气的科长亲信，来家里查问家庭和职业情况。余伯母则以西单北食品店和西单亚北布店股东的身份大吹一顿。这位少校的亲信看到家里摆设古色古香，墙壁上挂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赠送的大幅照片，这张照片是在三十多年前送给余伯母丈夫的，那个时候司徒雷登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这些老古董和照片起了作用。这位科长亲信临走时说，不能不小心，怕就怕把证明卖给共产党。没过几天送来了一张通信兵上士的证明书。保甲长看到了现役军人证明之后，再也不来提征兵的事了，从此也客气多了，以为这家人在国民党军队有关系。“。引自《赵振民回忆录》 关键时刻”1948年秋，平津战役即将揭开战幕，蒋军向北平城里撤退，我解放军兵临城下，战争气氛笼罩着古城北平。电报已经成为我党我军领导机关与北平地下党唯一的联系手段，来往电报大量增加，过去只通一次电报，改为昼夜值班，电报随到随发。领导机关来电，要求电台工作的重心转到军事上来，一切为了战争服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过去的工作再好也等于零。北平的敌人也没有睡觉，他们加强对我地下电台侦破工作，军警宪联合突击小组频繁的进行深夜搜查。国民党的电讯侦察技术也算是可以的。我们的南邻是个大杂院，在夜晚不断受到突击搜查，南邻离我们只是一墙之隔，近在咫尺，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房子上立着两根大竹杆架起了一根大天线。当然天线不一定是发电报站使用的，不过它很引人注目，我们的天线没暴露在外面，是利用了一根电灯线站代替，比隐避天线还保险，就是侦破专家也难以想到。南邻被搜查，我们也紧张担心向北扩大搜查面。”引自《赵振民回忆录》 国民党大搜查”1948年10月下旬北平国民党组织了一次挨家挨户的大搜查，动员了所有的军警宪兵和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参加，但由于他们计划不周，到了天亮搜查没有结束。次日上午来了一位穿军衣的特务来到帽儿胡同2号，搜查各个房间，床上床下都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就离去了，看样子有点应付差事的样子。如果真的翻箱倒柜就坏了，因为衣箱里藏着大量的为收发电报使用的干电池。当时北平当局拒绝使用我军占领的石景山发电厂供电。”引自《赵振民回忆录》 挫败国民党偷袭西柏坡阴谋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刚刚开始，蒋介石窜到北平，亲自策划，密谋纠集一个军、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妄图偷袭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北平地下党当天就获得此消息，经过地下电台急报城工部，转报党中央。周恩来亲自指挥作战部署，打的敌军溃败，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 为解放军攻城提供准确信息为了准备解放军攻城，地下党根据上级要求，对北平的各城门及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进行详细调查，并将各种数据由北平地下电台转发给平津前线指挥部。我军根据这一调查材料，作好了攻城爆破准备。1949年1月在解放大军重重包围之下，北平守敌企图为自己留一条逃路，在东单广场修建了临时飞机场，解放军就从城外用炮火轰击，开始命中率低，于是地下党派人直接观察每一发炮弹的具体落点，地下电台及时将着弹点汇报给平津前线指挥部，在地下党的配合下，解放军炮兵逐步矫正了弹道，一发发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越打越准，很快地用炮火封锁了这个短命的飞机场。 全面实时传递傅作义动态信息 北平和平谈判期间，中央来电报指示，要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以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中共地下党的各个系统都在通过各自渠道全面实时地了解傅作义的动向。在我党与傅作义的谈判过程中，他的动态和情绪变化，通过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地下党员），对他父亲在和谈期间的动态和情绪变化都祥细记录下来，转交给地下党，由北平地下电台直接报告给城工部，再由城工部及时地传递给前线指挥部和党中央。 余奶奶光荣加入共产党1948年11月末，在父亲的鼓励下，余谷似奶奶怀着激动的心情，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地下党组织很快就批准了余奶奶的入党申请。1948年12月1日余奶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行列中。余奶奶在回忆录中写到：“这让我心情多么激动、多么幸福、多么光荣呀！我将献出我的余生的一切，把一切献给党，听党的命令，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迎来曙光 在北平和平谈判的关键时期，有一天，父亲晚上就上了台，哒哒、哒哒哒……，不间断的发电报，一小时、两小时，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下午2点多才结束工作。当时地下电台的同志都非常纳闷，这没长的电文是什么内容？但因地下工作保密纪律，谁也不问。后来才得知，经过地下党组织和北平城里的开明人士向傅作义做工作，希望尽力保全古都的300万人民和文物等，他决定接受我党的领导。这电报就是傅作义拟了一份有关和平解放北平的起义文稿。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到：“1949年1月下旬，李雪同志夜晚送来一份几万字的电报，要求立即发往平津战役指挥部并转报党中央。电报的内容是：傅作义将军已经完全接受我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北平和平解放已成定局。长期过惯紧张生活的人，当听到这一可喜消息之后大家不由地松了一口气。为了工作方便从此译电员何钊同志每天来帽兜胡同2号第一台上班。” 签署和平协议 在一九四九年傅作义响应中共“停止内战、和平统一”主张之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傅作义双方代表，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胜利。它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通过地下电台将这一振奋人心的重大消息及时、迅速地发往解放区传遍全中国。 完成了历史使命1949年1月29日，地下电台收到刘仁同志最后一份电报：“1月31日中午1点，我军从西直门鸣礼炮入城，组织群众夹道欢迎。”1949年1月30日华北局城工部长刘仁同志进入北平，告诉李雪同志：“通知电台，停止联络”，北平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地下电台第一台的一家人十分兴奋，一同去照相馆合影，纪念这激动人心、难以忘怀的时刻。 北平地下电台第一台工作人员赵振民（左）、余谷似（中）、余翔（右）一家人1949年1月留影 城工部北平地下电台（包括第一台、第二台和第三台）经受了敌人无时无刻地电讯侦察。无数次地突击检查，严格遵守地下工作者的每一项纪律，成功的发出了每份电报，没有一部电台被破获，创造了我党大城市地下电台的奇迹，终于完成了自己特殊的任务，为北平的革命斗争、平津战役的胜利、北平的和平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聂荣臻元帅的高度评价聂荣臻元帅对北平地下发来的电报份份都要过目，并转报党中央。他最了解在平津战役期间北平地下工作的情况，并高度评价了北平地下党的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梅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梅同志都能及时、准确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当时，敌人在东单修建了临时飞机场，由于我地下党电台的报告和指示目标，我军对这个机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这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刘仁和他领导的地下工作的同志，确实是可亲可敬。”。 聂荣臻元帅撰写的纪念文章（1979.1.24） 北平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举行了隆重的解放军入城仪式，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载歌载舞上街欢迎，北平和平解放了！ 北平地下党大会师 1949年2月4日下午，中共北平地下党员会师大会在前国会议场召开。由于礼堂容纳人数有限，全市3376名地下党员中有2000名到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第一副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第二副书记赵振声（即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在主席台上就座。当林彪讲到“北平地下党从今天开始从地下转到地上了”时，全场沸腾了。 北平地下党会师大会礼堂 北平地下电台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北平解放了，父亲将所有与电台有关的设备、物品整理好，装到一个衣箱内全部上交了组织。地下党保密规定也解除了，北平地下电台的工作人员也欢聚一堂，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北平地下电台成员：赵振民、艾山、方婷、张彬、丛志茂、王超向1949年留影 有一天，余奶奶家宾客满室，其中就有刘仁同志、他的爱人甘英同志、秘书辛异同志等，他们还带着刘仁同志三岁的儿子。一些来客正和父亲热烈地交谈。这时，余奶奶进到屋里，父亲忙给余奶奶介绍一位身穿带补丁的黄棉布制服的老同志。余奶奶在回忆中写到：“这位同志和我双手握手，十分亲热地叫我老太太，听口音像是南方人，经过介绍，我才知到他就是我们城工部的领导刘仁同志，这是个十分诚挚朴素的老首长。我那时见到上级同志还是十分拘谨的，而刘仁同志从开始见面便对我们亲如家人。这使我通过感性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是一家，党的干部和老百性是鱼水关系，如今才真正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使我深受感到激动。” 爷爷、奶奶以父亲为荣 父亲很快与家人取得了联系，爷爷、奶奶喜出望外。爷爷、奶奶是深明大义的老人，先后送父亲（杨洪祥）、三叔（杨来祥）参军上前线抗日救国，支持二叔（杨琪祥）到村委会工作支援抗日和解放战争，姑姑（杨凤赏）建国前就加入了共青团。当得知这些年来父亲肩负重任，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为平津战役及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倍感光荣。 为国家的通信事业奋斗一生 北平和平解放后，父亲在北京电信局工作，建国后，调入邮电部通信部门工作，随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学习，毕业后又返回到邮电部通信部门，根据国家需要先后在北京、长春、西安、重庆、成都、保定等地从事国家通信系统的建设工作，经历了国家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架空明线通信、同轴电缆载波通信、数字光纤通信等的整个发展历程，为国家通信事业做出了贡献。 赵振民1953年-北京 赵振民1956年-长春 赵振民1962年-西安 赵振民1966年-重庆 赵振民1975年-成都 赵振民1978年-保定 赵振民1982年-离休 革命的亲情父亲因工作调离北京后，只要出差到北京，总要去看望余谷似奶奶，常常一起回顾北平地下电台第一台的难忘经历。后来父亲与余奶奶的女儿余铭玖阿姨两家又成为了儿女亲家，北平地下电台第一台一家人从此亲上加亲。 1960年元旦父亲和余奶奶北京留影 我们的幸福童年 小时候，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调动，先后生活在北京、长春、西安、重庆等地，北京、长春、西安也分别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出生地，对北京我们没有什么记忆，童年时期印象最深的地方还是西安和重庆。 1954年姐姐和父母北京留影 迁居西安 1955年全家从首都北京迁至古都西安。那时候，父亲因工作经常出差，母亲在市中心医院工作常常值夜班，但工作再忙，只要有时间就带我们去兴庆公园、华清池游玩。夏天，父亲下班常带一个西瓜回家，西安大西瓜又沙又甜，现在还记忆犹新。爷爷、奶奶从河北老家来西安和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四叔（杨金祥）在西安冶金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上大学期间，也常来与家人相聚。学龄前我们在西安市保育院上幼儿园，小学就读于1920年创校的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读书，当时还请了一位阿姨在家里帮忙。 1956年和父母西安留影 1957年和父母西安留影 1959年和父母西安兴庆公园留影 1964年姐弟西安留影 迁居重庆 1965年全家又从西安搬到了山城重庆，重庆站下火车后需乘缆车出站，很有新鲜感。初到重庆暂时居住在渝中区，第一次吃重庆凉面时，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又麻又辣又有点甜，辣的闭不上嘴，直掉眼泪。晚上父母还带我们去枇杷山公园观看了重庆灯火阑珊的美景。随后，我们搬至九龙坡区，住在一个100多米高小山坡上，就读的石坪桥小学在山坡下，每天上山、下山上学，班主任张老师对我们很好，常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一次父亲还让我们体验了一下挑担子上山的感觉，30-40斤重的担子从山下挑到山坡上，左右摇摆，跌跌闯闯挑上了山，深深体会到挑夫的不易和山城的魅力。父亲、母亲平时忙于工作，节假日就带我们去附近的重庆（杨家坪）动物园、公园游玩。重庆家里请了一位重庆阿姨照顾我们生活，重庆阿姨很健谈，给我们讲她经历的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我们跟她初步学会了重庆话。一年后，父母为了便于工作，全家又搬到了沙坪坝区天星桥附近，一天父亲见我看别人打篮球，第二天就给我买了一个篮球，并告诉我要好好锻炼身体，贵在坚持。从此，我喜欢上了篮球运动。当时弟弟年龄比较小，父亲一回家就把弟弟举过头顶，骑在他的肩上，逗他高兴……。父亲、母亲（饶用洲）感情很好，对子女从不训斥、打骂，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文革”中惨遭迫害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父亲的身心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遭受“造反派”批斗 “文革”初期，父亲作为单位一把手和其他“走资派”一样，遭受挂铁牌、代高帽、游街、挨批斗等迫害，经常半夜从家中被造反派带走，押上大卡车去沙坪坝正街或解放碑游街示众，但这一切仅仅是父亲恶运的开始，……。 父亲被“押解”离渝 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天，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把父亲从家中带走。离开时，父亲向母亲告别，又将弟弟举过头，在家中绕了一小圈后，提着随身皮箱被押解走了，我们望着父亲远远离去的高大背影，不知所措。当时母亲以及单位造反派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人将父亲带走？去了什么地方？ 母亲受牵连关进“牛棚”父亲被带走后的一天，我回家时被惊呆了，家中一片狼藉，母亲被两个造反派看管起来，造反派在家中翻箱倒柜查抄，将家中所有值得怀疑的物品全部搬走，包括父母用过的一些可疑物品（如可能用来收听敌台的收音机）、所有的照片、甚至一些英式家具等等。抄家后，母亲因受父亲牵连、就读过教会学校和家庭出身等问题被关进了‘牛棚’，并被污蔑为“英美特务”。 注：外公饶孟任是清朝甲辰科进士（1904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学士，曾任民国参议院、众议院议员、法政专科学校首任校长、司法院次长等职。 母亲被关进“牛棚”后，停止了她的医生工作，每天都要写交代材料，打扫大院卫生，有时还要遭受毒打，一次母亲被押着上楼，一个造反派嫌母亲走的慢，就用枪托在母亲背后猛地一击，母亲跪倒在地，膝盖正碰在楼梯棱角上，造成了母亲膝盖的终生疼痛。当时弟弟还不满4岁，姐姐带着我们生活，大院里常有小孩追着我们喊“打到赵振民”。造反派允许母亲入冬时回家一天，给我们做过冬棉衣，我可以一周去看望母亲一次，母亲十分担心我们的生活，特别担心弟弟，幸好宋妈、伍妈等许多邻居对我们十分照顾。每次看望母亲时，她都十分坚定告诉我“你爸爸绝对没有问题”，就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全家。 1968年春节过后，母亲被释放回家，但没有恢复医生工作，仍然每日打扫大院卫生。母亲回家后就向父亲的老战友、亲戚、同学，邮电部等有关部门四处打听，最后打听到父亲被软禁在北京。 母亲进京寻夫 1968年5月左右，母亲克服各种阻力带着弟弟从重庆坐船到武汉，在小八姨饶用准家住了几天，然后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到北京后，打听到父亲被软禁在牛街邮电部招待所，母亲想办法终于见到了软禁中的父亲。由于母亲行动受到限制，见到父亲后母亲带着弟弟很快就返回了重庆。当时我们年龄比较小，母亲返回重庆后没有对我们多说什么，但从此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了。 姐弟进京寻父 直到1970年初，父亲在北京的一个老战友告诉母亲，据他分析父亲有可能被中央专案组关押在北京。因母亲被限制了行动自由，于是就让我们姐弟三人利用暑假赴京寻父。 1970年暑假，我们乘火车，经过近40小时长途颠簸从重庆到达了北京（北平），父亲曾经为其和平解放战斗过的地方，这也是母亲从小生活的地方。在北京我们住在三叔家，期待能有父亲的有关消息。第一次见到了三叔、三婶、杨克弟、杨琪妹，三叔一家热情招待我们。 与杨克堂弟1970年北京留影 与杨克堂弟1970年北京留影 在北京，通过多种渠道仍打听不到父亲的任何消息。半个多月后，母亲电报告诉我们，若打听不到父亲的消息，就去先回河北老家看看。 保定高阳老家 四叔在保定火车站接我们，晚上安排我们住在保定师范学校，第二天乘坐长途汽车到了高阳县，老家来人用自行车把我们接回到石家庄村。爷爷两眼炯炯有神，很健谈，奶奶十分慈祥，见到我们特别高兴，尤其是奶奶，好几年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十分焦虑，我们的到来使她倍感欣慰，对我说“你爸爸、妈妈和你们一起来该多好”。在老家还见到了二婶、四婶、强哥、强哥嫂、老康哥、老铁哥、小豆弟、小罗妹等亲戚，他们对我们都很热情。我去了旧城镇，参观父亲当年上学的学校；在中学教室里旁听了四叔的讲课，在二婶家门前的打麦场学会了骑自行车，和老铁哥逛高阳县城，到西瓜地、甜瓜地敞开大吃……。坐在老家的田埂上，看着河北大平原一望无际的庄稼郁郁葱葱，长得非常茁壮，愉悦心情随风飘逸，治愈了我们几年来的抑郁。 与老铁堂兄高阳县留影 迁居成都温江 暑假快要结束了，母亲发电报要我们不用返回重庆，直接回成都。恋恋不舍离开老家抵达成都后，母亲告诉我们单位已经被军事管制（各级领导都是军人），造反派控制的“革委会”已经解散，家搬迁到离温江县城5公里处的一个大院里（现为成都市温江区）。 因为父亲的原因，母亲仍没有恢复医生工作，每天烧锅炉为单位提供开水，常有一些工人师傅帮助烧锅炉，母亲劝他们不要来帮忙，以免受影响，工人师傅说：我们不怕，相信赵书记肯定没问题。母亲十分坚强，上班烧锅炉，下班照顾我们的生活，常常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为我们订阅了由知识分子创办《文汇报》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让我们宽大视野，积累知识，耐心等待父亲的归来，也希望将来我们能走进大学校门。 波及子女 我和姐姐从重庆天星桥中学转学到四川温江中学读初中，当时谁都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所以我们被归属为父亲有问题的子女。1972年7月虽然姐姐以优秀成绩初中毕业，但被剥夺了读高中的资格，为此母亲找到学校讲理也无济于事。上中学时，特别是初中阶段心情抑郁，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望着教室窗外，甚至有时产生了父亲回家的幻觉，因不专心听课常常被老师点名。 母子进京探监 由于抄家拿走了家中所有的照片，几年来日夜思念的父亲在我脑海里慢慢地变得模糊了……。母亲仍然坚持不断的写信探寻父亲的消息，终于打听到父亲是被中央专案一组带走，关押在北京。母亲立即给中央专案组写信，问询父亲情况，直到1973年初才收到了回信，并允许我们全家赴京探望父亲。我们都有些激动，看着手拿回信的母亲，头发已经斑白了，有些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1972年赴京前于成都人民公园留影 母亲带着我们1973年3月从成都乘火车到了北京。第二天赶到约定地点，两名军人接待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是外地人，对北京不熟，为了对父亲关押地点保密，开着一辆华沙牌轿车拉着我们在北京城内来回绕圈，转了几圈后朝着郊外西北方向开去，向窗外看去，一路都是农田，偶有村庄路过，一直开到一个三面险峰峻岭，连绵相接，朝南方向是平川的大院门前。大院围墙很高并带有铁丝网，大门由几名军人持枪守卫，与门卫交涉后，随车军人带我们进入院内一间探监室内等候，并告知我们注意事项，不能携带物品，只能谈论家常等。母亲从小在北京长大，对北京很熟悉，小声告诉我们，这是位于北京昌平的公安部秦城监狱（当时对外叫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 短暂团聚 两名看守押着父亲来到了探监室，并让我们相隔4、5米坐着，看守站立在旁边，明示我们不能有任何接触。父亲身穿囚服，步履缓慢，头发花白，十分瘦弱，但神情很坚毅。全家愣了好几秒，“你们来了，一路顺利吧？”父亲声音嘶哑地问到，母亲很激动，言语都有些打颤：“一路很顺利。你身体怎么样？……”。母亲轻轻推了推弟弟，示意他到爸爸那里去，看守没有阻止，弟弟飞奔过去投入到父亲的怀抱，父亲离开重庆时弟弟还不满四岁。父亲告诉我们，他可以看《人民日报》，根据时间推算，姐姐和我应该已经到农村插队当知青了，……。我们姐弟三人少年、童年时代失去的父爱瞬间回到了身边。30分钟的探监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与父亲再次分离……。京蜀三千里，生死两茫茫，悲喜无别语，盼父早还乡。 1973年3月于天安门留影 1973年3月于人民大会堂留影 返回四川 返回四川温江后不久，母亲恢复了医生工作，家中逐渐有了欢声笑语。父亲为何入狱？何时能释放？仍没有消息。 弟弟加入少先队后留影 释放出狱 1973年7月27日，公安部秦城监狱通知重庆市公安局：“现根据中央批准，予以释放，特此证明。”至此，父亲已被非法关压了整整六年之久。 公安部秦城监狱释放证明书 父亲终于回家1973年7月29日一架三叉戟客机缓缓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全家人热泪盈眶，父亲终于回家了。秦城冷月父亲回家后我们才知道：1968年6月父亲被软禁（隔离审查）9个月后转到公安部秦城监狱，从此不能使用自己的姓名，只有监服上印的一个数字：68＊＊，被关在10多平米的单间牢房里，房角有一个便池，屋内有不及一尺高的木板床，墙上还有一个位置很高的小窗户，光线很弱。白天不准睡觉，晚上不熄灯，坐着、睡觉必须脸朝外，睡觉只许向外一侧躺着，透过房门上的小窗户可以监视室内的一切活动，防止在押人员自杀。一年后，一天有三十分钟的轮流放风，关押人员互相不能见面。生活上每天定量饮水三杯，靠窝头充饥，基本没有菜。室内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马列”等的政治书籍和《人民日报》可以阅读，但随时要接受“提审”。父亲在狱中终年不见天日，与世隔绝，思念家人，身患重病，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信能等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天。父亲出狱后，对我们子女从不提及他入狱原因和所受的迫害，只告诉我们他当时特别希望能和一般的“劳改犯”一样能够外出参加劳动。 长达6年的摧残，父亲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家中先后两次昏厥过去，幸亏母亲抢救及时和悉心照顾，父亲身体慢慢地得到了恢复。 父亲出狱身体基本康复后全家成都留影 恢复工作 1974年单位撤销了军事管制，父亲恢复了工作，虽然冤案还没有平反，身体状况十分糟糕，但父亲毫无怨言投入到国家通信建设的工作中。 迁居保定1976年全家从四川成都搬迁至河北保定，回到了故乡。 彻底平反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我们才得知：“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蓄意诬陷刘仁同志，刘仁被加上“特务”的罪名制造冤案。城工部作为“反革命案件”，被无端诬蔑批判，北平地下电台也受株连而成为一个“专案”。众多在城工部工作过的同志及许多地下党员受到了迫害、冲击。刘仁、崔月梨、赵振民等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余谷似奶奶也受到了审讯，因年龄大没有入狱。 为了获取陷害刘仁同志的所谓“证据”，父亲受株连被逼迫交代所谓问题，1967年9月将父亲从重庆押至北京软禁。父亲因拒绝提供违背事实的所谓“证据”，被诬陷为“反革命特务”等罪名，1968年6月被逮捕关进监狱。在狱中，父亲不惧各种诬陷的罪名，受尽了各种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拒绝做违心事，拒绝提供诬陷他人的所谓“证据”。 1972年，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转呈给毛泽东信，反映秦城监狱虐待和迫害在押人员等问题。请求改变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允许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看病。毛泽东主席在信上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请总理办。毛主席的批示，以及周恩来总理的具体落实，此后，工作组进驻秦城监狱展开整顿，并逐个找在押人员谈话，一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秦城监狱管理开始放松，允许家属探望（这也是我们被获许探监的原因），一大批在押老干部陆陆续续被解救出来，包括原北平地下党崔月犁、赵振民等人，但刘仁同志长期镣铐加身，于1973年惨死在秦城监狱之中。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组织和推动下，全国开展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父亲的问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虽然父亲受到了政治迫害，但他始终坚信党会还给自己一个清白，“对党有信心”这是他入党时的誓言。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九七九年“中共邮电部党组”对父亲的冤假错案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和正确的“平反”决定。当父亲分别在中央专案组《关于赵振民同志的审查结论》、邮电部党组《关于为赵振民同志平反的决定》文件签上“同意”二字时，心情难以平静，十二年来的期盼终于实现了。 父亲彻底平反后全家留影 中央专案组审查结论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做出了《关于赵振民同志的审查结论》。《结论》节选：关于赵振民同志的审查结论赵振民，男，五十六岁，河北省高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一月入伍，同年六月入党。……。经查，赵振民本人没有问题。将赵拘留审查是错误的，业经中央政治局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批准，对赵振民同志解除拘留，赔礼道歉，回复工作，补发工资。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邮电部党组的平反决定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邮电部党组讨论决定为父亲平反，并将《关于为赵振民同志平反的决定》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 《决定》节选：关于为赵振民同志平反的决定赵振民，原名杨洪祥，男，五十六岁，河北省高阳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一月入伍，同年六月入党，一九四三年四月从冀中军区调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蓄意诬陷刘仁同志，制造冤案。为获取陷害刘仁同志的所谓证据，逼迫赵振民同志交待所谓问题，使赵振民同志受到株连，一九六七年九月，经康生直接批准，将赵振民同志从重庆押来北京软禁。一九六八年六月，又经康生批准，将赵振民同志逮捕关进监狱，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获释。过去强加给赵振民同志的“反革命特务”等罪名，纯属诬陷。……。经审查，赵振民同志在担任天津、北平地下电台报务员期间在城工部的正确领导下，较好地完成了通讯任务，本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现根据事实情况，决定为赵振民同志彻底平反，推翻一切强加给赵振民同志的诬陷不实之词，回复名誉。……，并为受株连的亲友和子女，做好消除影响工作。中共邮电部党组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受株连子女做好消除影响 父亲彻底平反后，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一天，机电系办公室通知我去学校党委办公室，当时我还是在读大学生，到了党办，两个邮电部党组派出的工作人员当着我的面，销毁了我档案中有关诬陷父亲材料，消除了父亲冤案对我们的影响。 短暂的幸福晚年父亲、母亲分别于1982年1984年离休，父亲有空就撰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回忆录，母亲经常义务给人看病，傍晚常常到附近的公园散步，有时也去外地旅游；我们姐弟三人先后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外孙女菁菁也给他们带来了天伦之乐，父母过着舒心的离休生活。 离休后外出旅游 离休后外出旅游 父母离休后外出旅游 与外孙女菁菁留影 永别 由于父亲在“文革”期间，长期受林彪、“四人帮”的关押，身体遭受严重摧残，晚年身患癌症。在北京治疗期间，当父亲得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在母亲的陪伴下，步行逐个重访了北平地下电台旧址。新街口南大街257号、西单商场九九照相馆、新街口草厂大坑古廟、旧鼓楼大街118号、帽儿胡同2号、……。父亲感慨万分，对母亲讲：虽然时过境迁，但北平地下电台是他最难忘的一段革命经历，那些红色电波仍在北平上空传播。父亲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六时四十五分与我们永别了，骨灰安放在保定市烈士陵园（国家级烈士陵园）。 赵振民1922.11.10-1988.05.24 与父亲的最后告别 敬爱的父亲：您生前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忠诚党的事业；在抗击日寇战场上，您是八路军千万将士中的英勇战士；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您是党第二条战线上临危不惧的地下尖兵；在新中国，您为国家通信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您是我们心中：永不消逝的电波！ 致谢：十分感谢姑父梅森林先生通过调研，收集并撰写了许多有关父亲革命历史的珍贵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