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佳山水，古都新轴线

肖敏飞

　　一条平安街，半部北京史。平安大街横贯北京内城，始于元朝，繁荣于明清两朝，见证民国历史，1999年8月28日竣工通车，由东四十条、张自忠路、地安门东大街、地安门西大街、平安里西大街打通连接而成。2021年完成改造，从“为车修路”转变为绿色北京，宜居城市的交通样板，古韵新生，灰墙坡顶，季色芬芳，鲜花满路的林荫大道。

　　先有永定河，后有北京城。永定河，古称㶟水，由发源山西的桑干河与发源内蒙古的洋河，交汇于河北省怀来县之后形成，隋称桑干河，金称卢沟河，由于河道迁徙无常，又称无定河。永定河塑造的北京小平原上，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小丘点缀其间，且地下水源充沛，便于凿井汲水。有了永定河的滋养，渐渐从简单的村落，发展成国际化都市北京。

学者们研究确定：北京的建城始于公元前1045年，其原始城址即位于今广安门内外一带。从奴隶社会的蓟城开始，建城历史在这里先后延续了2260年。1264年（元代至元元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称汗，并派刘秉忠到燕京相地。忽必烈放弃金中都城，并在其东北郊以原金代离宫（大宁宫）琼华岛为中心，兴建新都—元大都城。什刹海、积水潭、龙潭湖、莲花河、高梁河都曾是永定河的一部分，金中都旧城所处的位置是在永定河冲积扇脊部的西南侧，地势较低，卢沟金口所在地势高出中都城约46米，中都旧城时时受到卢沟洪水泛滥的威胁。大都新址则位于永定河洪冲积扇的脊部，处在“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位置，降低了洪水入城的危险。

“铸就铭词镌日月，天贻神兽守重阍。”

铁狮子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因两尊元代成宗年间铸造的铁狮得名。 豪宅官邸向来随政治势力荣辱兴亡而换姓易主。清乾隆十五年北京城全图上看，清代时铁狮子胡同路北有三座府邸，从东到西依次为和亲王府、贝勒裴苏府、和敬公主府。和亲王是爱新觉罗弘昼（乾隆的弟弟，老恭亲王），有名的荒唐王爷，史书记载其“好言丧礼”，曾经自己亲手为自己办丧礼。贝勒裴苏府原是顺治第五子常宁（康熙的弟弟）府第。和敬公主府是乾隆三女和敬固伦公主的府第（和敬公主是乾隆与富察皇后的女儿）。清代末期两座府邸被收归“国有”全部拆除，改建成土木结构的西式楼群，楼体布满精美的砖雕花饰华丽壮观。改造成陆军部、海军部；民国后成为总统府、总理府、临时执政府。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中国人民大学。1945年10月10日10时10分紫禁城太和殿广场，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根本博签署投降书，率众将官解下军刀呈缴中国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中只有侵略北京的日军献刀投降。

张自忠路，明代属仁寿坊。（有此一说：明崇祯时的田贵妃之父田畹居此，宅第门前有两尊铸铁狮子，胡同因此得名）。1946年11月16日，北平市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位将军为国成仁，忠勇可钦。拟将本市铁狮子胡同改称张自忠路，北沟沿改称佟麟阁路、南沟沿改称赵登禹路，以资纪念。”

　　清代入关后八旗精锐集中驻守北京称为“劲旅八旗”，全国各个战略要地驻防称为“驻防八旗”。旗人集中聚居内城的局面维持了二百余年，如今说“满汉之争”“满汉矛盾”。实际上清朝时有“旗、民之别”，不可能公开“满汉之争”，“首崇满洲”贯彻始终。八旗管理的人员是“旗人”，其他人都是“民人”，“民人”并不单单是汉人，因为汉人占据绝对多数，“汉人”基本替换了“民人”的概念。“民人”归县、州、省各级行政机构管理，“民人”、“旗人”适用法律不一样。

1644年改朝换代初期八旗人等和一般老百姓在北京城是混居的。1648年（顺治五年八月）清廷下令，原居住在北京内城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律迁往外城，搬迁补偿费是每间房四两银子。“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皆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 通过“圈地”和对内城汉人的驱赶，清廷控制北京内城和西北郊区的大片田宅。据顺治年间八旗“定甲八万”的说法，最低配额每人2间计，清初圈占内城房屋约为16万间。

西汉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向全国发布了《同安辑令》。规定：列侯一级官员，发给官印绶带，赐给宽大的住宅;俸禄两千石的武官，可以迁居首都长安也赐给住宅。开国功臣保障住房待遇，一般官员同样解决住房。

清代时官阶级别，沿袭明代官制分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两级，共18级。住房保障标准大致为：一品官给住房20间，三品官给住房12间，四品官给住房10间，五品官给住房7间，六品官给住房5间，七品官给住房4间，普通的旗兵，如护军、领催、甲兵等给房二间。（大约省部级三进四合院，厅局级和县处级大小有区别的两进四合院，其他旗人也有平房和小院）。

旗人住宅由“国家”通过左右翼统领衙门统一调拨，无偿分配给旗人兵民。旗人只有居住权，不能随意处置住宅，不能购买外城汉人的私宅。清廷以征收契税的方式，承认外城居民的住房私有权，允其自由交易。内城和外城，就形成了住宅“国有”、私有并存，旗人保障、汉人不保障的双重模式。除了分房之外，八旗军民还能按月领取禄米、俸银，并且得到一块田产，所谓“铁杆庄稼老米树”。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增的旗人越来越多，如何解决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多盖房子，扩大供给！旗人就是大清，享受免费“福利房”天经地义！朝廷只要有财力就到处找地盖房。1695年（康熙三十五年），朝廷“于城之外，按各旗方位，每旗各造屋二千间”，总共造房1.6万间。在郊区圆明园周边，还建了大量八旗营房。这些无偿分配的“福利房”统称旗人住宅，维修、物业自己负责。《八旗营房租户应守规则》规定：“每年如有修理之处，应归该租户自行办理，本部概不发款协济。”

八旗制“军政合一”，大清“国之根本”。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抬旗”，旗人祖祖辈辈一生一世都要住在出生的营房中。旗兵平时在家，战时集合出征，各个旗的长官如统领、佐领之类，不但有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司法权，而且对旗下的旗兵吃喝住行负责。1910年（宣统二年）民政部调查京师户口时，按照户口推算，“旗人”人口应该为90万人左右，直到1912年，北京的人口只有112.91万，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旗城”。

　　紫禁城皇帝居住，环绕紫禁城的皇城由皇亲居住，内城八旗居住，北京城就变为“八旗大院”。王公府邸就成为“首长院”、“壹号院”。按照建筑规制，王府中轴设计，左右对称，前朝后寝，奢华壮美。北京城内顶级四合院，其建筑格局、彩画装饰、内部设置、生活习俗等方面，既有类似于皇宫的地方，也与民间的四合院有相通之处，王府文化体现了皇家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交融。

清代规定，“佐命殊勋”和“倍受恩宠”的亲王“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之外其他爵位均需逐代递减。清代的宗室爵位共分12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是高级爵位，随后是4类“公爵”：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再往后是四类“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品至四品的武官级别，每类“将军”中又分三等，俸禄不同。大清王爷“內襄政本，外领师干”，敬谨亲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袭封亲王时年仅3岁，福康安是孝贤皇后（乾隆心中“白月光”）侄儿，与乾隆情同父子，18岁授四川总督（西部战区司令）。

清朝的王爷大多是皇子，定鼎燕京后的诸皇子在未成年之前都住在紫禁城内，待长大成年后移居王府。王府大都建在北京内城，产权属于朝廷，归口内务府管理，一旦撤掉爵位，就要相应地撤府，府邸收归内务府后再分给他人。 皇帝居住的紫禁城面积大约是72万平方米。现存的王府中，恭亲王奕忻的府邸恭王府的面积约6万平方米。恭亲王的七弟醇亲王奕譞的府邸面积略小一些约4万平方米。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八旗之镶黄旗主，枪林弹雨中立过无数战功。给后裔留下贵族的勋号以及一座王府，王府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房屋900余间。庄亲王府在平安大街太平仓路口，占地7.6万平方米。庄亲王府（硕塞，清太宗第五子，以战功封王的“铁帽子王”）与大清命运与共，爵位共传9代13人。后毛家湾的庄亲王小府有78间房屋，林彪于1951秋至1971秋寓居于此。 参观现存王府，结合《大清会典》中的王府规制。对比中央军委印发《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结合军委统一建设的军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标准。结论：大清王爷的住房待遇高于解放军指挥员。

“旗民分治”大清的基本国策。大清皇子五六岁开始读书练习骑射，宗室子弟必须上学，八旗大力办学。对“民人”不提倡接受教育，清廷实行“文字狱”钳制思想。清末时统计入学人数在学龄人数中占比很低（有的数据是1：100），大清成功地将全国人口中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改造为文盲。

大清皇帝深知：半饥半饱的人便于统治，“恐惧”和“饥饿”就是最好的手段，广大人民“熬大鹰”一般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有利于江山稳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记载中大清皇帝和部分大清“高官”极其聪明，对欧洲大陆发生的科技进步、法国大革命、宗教改革等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但是坚决不能让“人民”知道“有害的垃圾信息”。天天期盼着“赏窝头”，担心“被砍头”的奴才，没心思发展经济，不可能发明创造，天天只会想着“窝里斗”，造反自有八旗镇压。大清外交最大误判企图“联俄抗英”，老奸巨猾的英国“以日制华”。1889年4月日本间谍荒尾精向参谋本部递交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认为中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政府时期，1918年陈独秀曾为军阀下过定义，他认为：军阀是“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人物”。有人统计北洋军阀团以上军官中仅30%人受过教育，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日本扶植段祺瑞、张作霖再让他们火并，隔岸观火，火中取粟。国民党政府时期，美国时代周刊特约记者白修德评价到：“在亚洲，甚至全球，你再也找不到重庆国民政府这样被“研究美国的学者”渗透得如此彻底的政府。…这个政府中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不了解自己脚下的这座古城”。中华民国时代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党，就是为人民办事的。看到人民生活好起来了，富裕起来了，有钱花了，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了，老人们医疗有保障了，我们就高兴”—（习近平，2022年10月，陕西省延安市）

　　什刹海的山水佳韵、自然野趣，园林景色，田园风光，阡陌胡同、合院民居与巍峨皇城，锦绣御苑构成北京特有的城市意蕴。什刹海曾是永定河故道。随着河道逐渐向南摆动，东汉以后，水流迁于蓟城以南。原经蓟城北的所谓“三海大河”故道遂废，后积存高粱河水，形成天然湖泊。什刹海有据可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金迁都燕京后将其改名为中都后，在中都东北郊外的这片湖泊沼泽上兴建了太宁宫，作为皇帝的行宫。高粱河上的这段河身因为太宁宫的修建大为开拓，形成一串大湖泊，一度叫做白莲潭，其北部就是日后见于记载的积水潭。元世祖定都大都城后，为解决京城所需的大量物资供给，决定沿用内地的漕运方法。元王朝以旧金太宁宫的主体琼华岛为核心，把三组宫殿环列在湖泊的东西两岸，构筑了皇城。这片水域的南半段（即现在的北海和中海部分）被圈进皇城，改称太液池，成为皇家园林的水脉；而其北段（即现在的什刹海）则成为重要的漕运码头——“海子”（又称积水潭），也就是元朝大运河的终点。当时，沿大运河北上的船队可以通过通惠河直接进入大都城内，停泊在积水潭的宽阔水面上。原在河西务、通州所建粮仓，也随之迁到大都城郊。《元史·郭守敬传》记载，繁盛之时这里千帆云集，“舳舻蔽水”。由于漕运和交通的因素，北半部湖泊的沿岸渐渐成为商业中心，成为元大都“前朝后市”格局中的“市”。明代初将元大都城的北城墙南移，切断了积水潭的上游，只在德胜门下设一铁棂闸分了一部分水进入内城，积水潭的水量大为减少。漕粮水道无法再直通城内，漕运的船只只能在京城东南部的大通桥下停泊。积水潭码头被废弃后，湖泊便逐渐淤积缩小。大运河终点的东移，什刹海地区的经济向多元化发展。湖边修建王府、寺庙、亭园、别墅，私家庭院如明朝大将徐达的别墅太师圃、刘百川的镜园等，寺庙如火神庙、净业寺等。酒楼茶社逐渐兴盛，明清至民国间柳泉居饭庄、烤肉季等生意红火。晚清以后平民化的荷花市场兴起。

　　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成功申遗，成为北京第七处世界文化遗产。玉河遗址（澄清中闸和东不压桥）始建于元代，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元代时是大运河漕运起点，北京漕运重要的标志物。

　　深秋的京城，银杏金黄，槐花飘落，碧空如洗，白云悠悠。晚霞映红瓦灰色的长墙，深紫色的暮霭笼罩着旧日府邸，古老的大街以它特有的沧桑美，令漫步其中的人们流连忘返，并唤起他们无尽的感慨和遐想。平安大街既展现帝王之气，又蕴藏市井之声；既能体味政治风云变幻，又有自然野趣之灵性。这种多元魅力让人们能够欣赏古都的壮美景色，回味北京的历史记忆，深入体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民族精魂。